淺談古代經濟論文
淺談古代經濟論文
經濟發展為社會進步提供物質基礎,中華文明幾千年來歷久不衰,并在世界上獨具特色,這與古代經濟的高度繁榮密切相關。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整理的淺談古代經濟論文，供大家參考。
淺談古代經濟論文篇一
《 以比較的思維看中國古代農業經濟的基本特點 》
理解中國古代農業經濟的特點是個避無可避的問題，結合多版教材的論述，從耕作方式、經營方式、生產模式等多角度探討，通過比較的思維進行分析，幫助大家厘清思路。
1 研究思路
什么是基本特點。特點是指人或事物所具有的特別或特殊之處，這勢必要有參照物，即“與……相比，該事物的特征”;基本即主要。中國古代農業經濟的基本特點就是指它的主要特點。
確定比較角度。應該抓住影響農業經濟的基本要素進行探討，如耕作技術、經營方式、土地制度等。
確定參照物。從縱橫兩個方向同性質比較，橫向是跟世界其他地區對比，縱向是跟近現代中國比較。
2 中國古代農業經濟的基本特點
2.1 耕作方式、耕作技術、生產模式
耕作方式：鐵犁牛耕是傳統農業的主要耕作方式。耕作方式偏重于使用什么樣的生產工具，原始農業刀耕火種，傳統農業鐵犁牛耕，現代農業機械化生產。中國古代農業耕作方式經歷了三個階段：遠古社會的刀耕火種，夏商周的石器鋤耕，春秋戰國開始的鐵犁牛耕。耕作方式也可理解為以什么單位進行耕作，同于經營方式。
耕作技術：耕作技術不斷進步。廣義的耕作技術包括三個方面，一是農業生產工具，二是水利工程和灌溉工具，三是具體農業生產技術和方法，含土地使用(休耕、輪作、套作)、田間管理、節氣、選種、收獲、晾曬、儲藏等。狹義上是指在同一種耕作方式上進行的具體技術創新，如從西漢藕犁到東漢一牛挽犁，耕作方式還是鐵犁牛耕，但耕作技術卻在不斷進步。
生產模式：精耕細作。隨著農業耕作技術不斷進步，精耕細作的農業生產模式日益完善。它區別于原始農業粗放型的生產模式，特征有①擁有較高的農業生產技術和比較發達的水利設施 ②小農戶個體經營，農民采取集約的土地利用方式，在自己有限的土地上投入了較多時間和勞動力 ③農產品畝產量逐漸提高。當然，生產模式也可理解為男耕女織的經營方式或自然經濟形態。
2.2 土地制度：以封建土地私有制為主要形式
原始社會是氏族公社土地公有制，商周井田制是土地國有制，春秋戰國開始的土地私有制是中國古代土地制度的基本形態，有別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下的土地公有制。
2.3 經濟形式、經濟形態、經營方式
經濟形式：農業是古代中國最基本的經濟形式。農業是手工業、商業發展的基礎，高度發達的工商業只是農耕經濟的補充。農業被統治者看做立國之本，農業稅成為封建王朝的主要經濟來源。中國古代的重大文明成就，都是在農業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取得的。
經濟形態：自然經濟占主導地位。經濟形態包括三種：自然經濟(自給自足)、商品經濟(產品交換)、產品經濟(共產主義設想中的按需分配)。很顯然，中國古代農業經濟生產出來的產品絕大部分用于自己消費，是一種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
經營方式：以小農戶個體經營為主。經營方式是經濟單位經營的具體形式，商周時期是奴隸大規模集體耕作，封建社會時期是小農戶個體經營，近代資本主義則采取大規模農場經營。小農經濟伴隨著耕作技術進步和土地私有制確立而形成，它的特點是①分散性：以家庭為生產、生活的基本單位。②封閉性：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自給自足，交換少。③落后性：注重精耕細作，但容易催生滿足的社會心態和民族性格。④脆弱性：易受天災人禍的影響。
小農經濟、自然經濟、封建經濟既有區別又有聯系。小農經濟是指經營方式，自然經濟是指經濟形態，封建經濟是指封建專制統治的經濟基礎，三者其實都是指中國古代農業經濟，因此古代小農經濟也叫封建經濟。
2.4 產業結構：以種植業為主、家畜飼養業為輔
廣義農業包括種植業、林業、畜牧業、漁業等四種產業形式，狹義農業指種植業，包括糧食作物、經濟作物、飼料作物和綠肥等農作物的生產活動。在農業文明的古代中國，種植業在第一產業和整個國民經濟中均占主體地位。隨著工業化的發展，種植業在整個國民經濟比例中所占據的比重已經明顯下降，數據顯示早在2002年，第一產業占GDP比重是15.4%，第二產業占51.1%，第三產業占33.5%。
2.5 農業起源和生產水平：歷史悠久、獨立發展、技術領先
從世界范圍來看，存在三個農業起源中心，西亞、東南美洲和東亞，東亞的起源中心主要是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相比，中國古代農業歷史悠久、獨立發展、自成體系，耕作方式先進，對世界文明的進步做出了卓越貢獻。
2.6 地域分布：各地區發展不平衡、地域特征鮮明、經濟重心呈現南移過程
經過先民創造性的勞動，原始農業很早就在黃河、長江流域一帶出現，逐漸形成南稻北粟的地域特征。中國農耕文明首先在中原地區達到很高水平，而后伴隨著北方人口的南遷，從魏晉南北朝到南宋時期，逐漸完成了經濟重心南移的過程。
3 結束語
很多歷史概念和問題本身復雜甚至存在爭議，不同教材也是自成體系，教師自身理解上必須整合課程資源，從不同角度去分析。對于實際教學，與其百般糾結不如瀟灑放開，建議按照本省教學要求和教材，立足于學情，必要的時候采用模糊處理，甚至不講，使知識體系主干化清晰化，減輕學生的負擔。
淺談古代經濟論文篇二
《 中國古代經濟思想的缺陷 》
多少年來，無數從事 經濟 思想 研究 的學者一直在思考這樣的 問題 ： 中國 古代先秦諸子百家的經濟思想已經有了相當的 發展 ，完全可以與古希臘思想家色諾芬、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等人的經濟思想相媲美，但是中國古代經濟思想成果為什么始終未能從“前 科學 ”狀態發展成具有近代科學形態的古典 政治 經濟學等系統經濟學 理論 ? 本文試通過將中國古代經濟思想與同 時代 的西方經濟思想進行對比，發現中國古代經濟思想與古典經濟學等系統經濟理論的距離。
一、同時代中西經濟思想比較
與色諾芬、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等古希臘學者大約同時代的中國古代學者，提出了一系列在學術史上應該與上述古希臘學者形成的經濟思想相齊的經濟思想：
古希臘思想家色諾芬、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等在也公元前三世紀雖然發現了商業和手 工業 的存在和作用，并且初步論證了 社會 分工，但他們卻鄙視手工業和商業。然而，在他們之前的約公元前645年，管子就提出一個 職業劃分理論，將人們按職業劃分為士、農、工、商四民.這一劃分，比色諾芬、亞里士多德的職業劃分理論早300多年。管子充分肯定手工業和商業的作用，認為手工業可以提供生產工具、作戰武器和生活用品，商業則可以溝通有無，溝通生產者和消費者的 聯系，打破生產和消費的界限。
色諾芬在《經濟論》中認為從事 農業是一切職業中最重要、最高尚的職業。柏拉圖把農業看作他的“理想國”的經濟基礎，《理想國》一書中和很大篇幅是論述農業的。與色諾芬約同時代的中國古代學者李悝提出了一切財富根源于農業的重農主義思想。其鮮明程度卻接近于后來法國的重農學派。他還提出了勞動生產率的概念。
亞里士多德認為，生財之道有兩種：一種是屬于家務 管理的一部分，一種是“貨殖”，即無限制地追求貨幣增殖。前者是把大 自然 提供的生活資料安排好，積累對家庭具有使用價值的財富，取得這些財富是為滿足消費，這種財富是有限并合乎自然的。后者的目的是增加貨幣，因而這種財富是無限的，也是違反自然的。他還在《政治論》中把奴隸制下的社會分工當作自然分工，用天生的人的差別(性別、種族和生理等)來論證奴隸制度的自然與合理。然而大約與亞里士多德同時代的孟子提出恒產論，主張維護私有產財產制度。孟子還提出輕視體力勞動的觀點，與亞里士多德的觀點亦是不謀而合。
柏拉圖在他的《理想國》一書中從分工出發看到了分工、交換、貨幣和商人之間的關系，認為貨幣是為交換服務的，意識到了貨幣可以作為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然而，遠在柏拉圖之前的公元前524年，單旗就周景王“將鑄大錢”，針鋒相對提出子母相權論，意識到貨幣有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兩個職能。
以上通過對古典經濟學形成之前這一段時期中西經濟思想的比較，可以看出古典經濟學正式產生之前， 中國學者形成的經濟觀點與古希臘學者是大體類似，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具有超前性。
二、中西 “自由主義” 經濟思想比較
早在公元前時期，中國古代學者就提出了諸多與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近代經濟理論極為類似的觀點。這些觀點是構成近代經濟學極為重要的理論基石。
司馬遷的《史記》是這方面的代表作。他雖然恪守“述而不作”的原則，但在對先秦歷代帝王經濟 實踐的 總結 與批評中，明顯地表露了他的諸多經濟主張。這些主張在近代和 現代 西方經濟學中或成為重要理論基石，或成為重大學術流派的基本觀點。 《史記•貨殖列傳》僅5000字，但是通篇極力推崇和謳歌“貨殖”這一經濟活動，圍繞這一核心，司馬遷提出了諸多堪與亞當•斯密理論相齊的思想。
(1)肯定人的物質和經濟欲望，與“經濟人”假設有異曲同工之妙。
近代經濟學的前提條件之一是肯定人類的謀利動機，肯定人的“經濟人”特征。經濟學即研究人類經濟欲望與稀缺性的關系的學問。離開對人的經濟欲望和“經濟人”特征的肯定，經濟學難以確立。
司馬遷認為社會經濟發展是有內在的動力的，不需要誰去命令，召喚，自己就會不停地運轉。這種動力是人的求富的欲望。司馬遷對這個問題的論述是從批評老子的所謂“小國寡民論”開始的。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為務，挽近世涂民耳目，則幾無行矣”。老子的理想社會是人們安于現狀，沒有什么追求。而司馬遷認為如果以此作為治國的標準，那就是把百姓的耳目全部遮塞起來，是萬萬做不到的。
司馬遷認為，要把這作為現實政策付諸實施，就必須限制和壓抑人民的經濟欲望，到頭來只能是無法實現的空想。他肯定人的經濟欲望本能。他認為，現實社會是普通人的群集。要討論現實社會的經濟，就要勇于承認普通人所共有的欲望，應把人的物質欲望當作已知條件來討論經濟.他寫道：“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夸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淪，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這就是說，人的經濟欲望是自然的東西，它作為原動力，產生想要提高生活水平的欲求，從而經濟活動也就活躍起來了。經濟政策順應人的經濟欲求，使經濟活動自由擴張，是最上者;運用權力予以壓抑和限制，繼而與民爭利，則是最下者。
相對于先秦思想家而言，司馬遷的這一思想在思想 方法 上具有明顯的現實性。在先秦儒家看來，人的經濟欲望應被限制在不至于給精神生活帶來障礙的程度。道家則從貶斥人為而提倡無為的立場出發，把滿足欲望也看作是人為而加以否定，主張去欲、絕欲，宣揚“知足”。墨家則較為重視經濟，尊富，也認識到形成財富的財貨生產的重要性。墨子可以說是中國 歷史 上第一個提出以“利”作為 哲學 指導原則的學者。《墨子•經上》說：“義，利也”。在他看來，義以利為依歸。“利”被看作是社會倫理的基礎，而分辨義與不義的標準是以其行為之利人與否。利人為義，不利于人為不義。可見，墨子所謂的“利”是廣義的，包括物質利益，也包括非物質利益。法家也重視財富生產，但他們主要是從富國強兵角度提出這一主張的，而且強調的重點是農業生產。司馬遷的思想則明顯比儒家、道家的思想要務實和實際一些，繼承了墨家和法家重視增加社會財富的思想，同時將增加社會財富的動機最終追溯到人類基本的經濟欲望這一根源上。從這種意義上來說，其現實性與積極意義更為明顯一些.
(2)提出社會分工自然形成和自然調節學說，近似于亞當•斯密的分工理論。
司馬遷認為社會分工是自然形成的，社會分工是受到自然調節的。他認為整個社會經濟是自動地有秩序地發展和運行的。人們“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征貴，貴之征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史記•貨殖列卷》)這種社會經濟的自動運行是符合自然和人的本性的，用司馬遷的原話說，就是“道之所符”和“自然之驗”
司馬遷的社會分工理論也是繼承和發展了先秦思想家有關思想的。《管子》最早將人按職業進行劃分，即劃為士、農、工、商四民。士即奴隸主階層的下層，農主要是指從事農業的平民和奴隸，工即官府控制下的手工業奴隸。商包括商人和商人、官府控制下的奴隸。管仲第一次肯定了工、商的作用。司馬遷的農、虞、工、商之分與管仲的士、農、工、商之分有明顯的繼承關系。而且在社會分工的形成原因與協調機制以及社會分工的意義等方面有所發展。
翻閱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我們發現，亞當•斯密也是從這個角度闡述國民財富之源。他寫道：“一國國民每年的勞動。本來就是供給他們每年消費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構成這種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國勞動的直接產物，或是用這類產物從外國購進來的物品。”可見，亞當•斯密的國富源泉論與司馬遷如出一轍。
(3)主張經濟自由化，可以與亞當.斯密的經濟自由主義相媲美
司馬遷的經濟運行思想繼承了管仲輕重思想中強調經濟依其 規律 運行的一面，批判了孟子過分強調國家干預和 計劃經濟的思想。 理論上，他肯定人的謀利動機與行為是自然的，商品生產與流通也如“水之趨下”，是自然規律作用使然。因此，經濟的運作聽其自然為上策，憑借權力的干預和統制是下策。他的這種觀點還體現在他對漢初經濟自由化政策及結果的充分肯定上。漢朝興起，秦末四分五裂的局面一經統一，就廢除了秦朝各種統制政策，試圖實行經濟自由化，即開關梁、弛山澤之禁等，采取了刺激經濟活動的積極政策。其結果是，“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平準書》敘述了漢興以來70余年間的繁榮，其中寫道：“國家無事，非遇水早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余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
自由放任思想是貫穿亞當•斯密所有經濟觀點的主線。斯密主張不需要計劃，不需要國家元首的統治，因為市場會解決一切。與自由放任思想相適應，斯密認為政府應該僅僅充當“守夜人”的角色，而不應直接干預經濟生活。可以發現，斯密主張的“自行調節的自然秩序”與司馬遷所說的“若水之趨下”，“道之所符”是何等相似，斯密所設想的政府的“守夜人”角色與司馬遷所說的“善者固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之，最下與之爭”如出一轍。三、 中國 古代 經濟 思想的缺陷
以上通過兩個維度的比較不難看出，盡管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在當時已經是相當先進、發達，完全可以與同 時代 的西方相媲美。然而 歷史 的 發展 ，以前西方并不系統的經濟思想后來發展成為系統的經濟學 理論 —古典經濟學以及后來的 現代 西方經濟學等。而中國古代經濟思想為什么沒有最終產生系統的經濟學理論呢? 本人認為主要是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具有“先天不足”的缺陷：
首先，經濟學范式的缺乏。如中國古典經濟思想缺乏構建古典經濟學所必須的理論抽象和一系列基本范疇，如商品、價值、價格、貨幣等。司馬遷沒有達到構建類似于古典 政治 經濟學那樣的完整經濟理論體系的理論抽象高度。之所以如此，又是因為：一方面，當時中國的商品經濟并不發達，更談不上資本主義經濟的發生和發展，而古典政治經濟學首先是商品市場經濟的理論抽象。是資產階級要求在經濟思想上的反映;另一方面，先秦思想家和司馬遷都沒有在古典經濟學的基本范疇，即價值上作多的 研究 ，沒有形成系統的價值理論。而且，中國傳統經濟思想中的概念是模糊的。這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經濟理論范疇和經濟概念的非確定性，無論外延、內涵都因時因地因人而異.比如本末、奢儉、興利、除弊、富民、長技、商戰、輕重、子母等，都沒有明確的公認的定義，誰也說不準它究竟指什么，也不顧前人、旁人的用法，用意會的辦法去理解并運用各個經濟概念。
與之相反，西方早期經濟思想家所建立的經濟學范式是其后來以至現在西方經濟學理論不斷發展升華、推陳出新的堅實基礎。因為范式是一門學科內被人們共同接受、使用并作為交流思想的共同的一套概念體系和 分析 方法 。按照美國 科學 哲學 家湯姆斯•庫恩的說法，任何一門科學知識的歷史演變和發展過程都是一個演化與革命、積累與創新、連續與間斷交替發生的過程，典型的形態是受某個既定的哲學范式支配的積累性常規研究與突破舊范式的創新性非常規研究交替出現的歷史進程。西方古典經濟思想提供了一系列經過理論抽象的基本范疇，如商品、價值、價格、貨幣等。它們共同構成了經濟學理論的范式。在這個既定的范式的支配下，古典經濟思想研究最終形成了一個對經濟學 問題 進行系統解答的經濟學理論體系。有了這個共同的范式，一方面，同時代的經濟學家能夠有一個以自己的信念或基本觀念為背景的概念和文字表達系統，這樣相信這個范式的從業人員就有了共同的學術 語言，彼此用這種語言進行學術研究和交流;另一方面，不同時代的經濟學家就可以“交流”了，特別是后代的經濟學家就能夠繼承前人，不斷地修正或發展前人研究成果，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將經濟學理論愈來愈深化，愈來愈科學化。
這一點幾乎是導致中西經濟思想發展不同結局的根本原因之一。經濟學范式的缺乏應該是中國古代經濟思想的“致命傷”：那里不同的概念體系、學術語言成為學術交流的嚴重障礙，也是理論難以形成共識，進行代際交流從而不斷走向深入的“鴻溝”。
其次，中國經濟思想缺少形成系統的經濟理論體系所需的一切重要的理論品格。司馬遷以后，中國的經濟理論走向衰落，理性色彩褪化，逐漸形成了一系列窒息經濟思想理性的特性，中國經濟思想逐漸喪失了形成系統的經濟理論體系所需的一切重要的理論品格。這些特性包括：
(1)濃厚的道德倫理色彩。西歐中世紀經濟思想具有濃厚的宗教色彩，文藝復興運動及人文主義將經濟學從神的統治中解放出來，經濟學因此跨上了理性的軌道。
然而, 中國古代在“道德哲學家”孔于思想支配下的中國經濟意識形態領域里，具有的不是宗教色彩，而是道德倫理色彩。中國人的道德 心理特別強烈，2000多年都在克制那種“最激烈、最卑鄙、最惡劣的感情”。這種強烈的道德心理存在，不僅大大地妨礙了經濟思想的成就，成為中國傳統經濟思想貧乏的重要原因，而且迫使歷代思想家披上道德外衣，像中世紀西歐思想家披著宗教外衣一樣，研究經濟問題。在他們的思想中夾雜道德倫理意識。例如，安插流民，募民屯耕。薄賦斂。抑兼并，體恤民眾生計，愛民如子……是因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仁者愛人;抑末;困辱商人，禁止穿戴“奇裝怪服”，嚴禁奢侈品生產和流通，反對進口“奇巧淫技”……是因為擔心破壞純樸、敦厚的 社會 風氣，擾亂了愚鈍、麻木的民性，消費標準上的僭越、財富分配上的凌奪，商品交換上的欺詐。 農業生產領域中主佃關系的緊張……是因為世風不正，人心偏邪.解決經濟問題的辦法， 自然 也離不開道德方面的整頓。直到晚清，開近代風氣的社會激進批評家龔自珍還著書堅持“統之以至淡之心”，來調劑貧富懸殊、維持財富占有上“小不相齊”的局面，以達到王朝久安長治。這種道德倫理對經濟思想的制約力較之宗教要更為強大。道德倫理具有巨大的歷史張力，阻礙經濟思想肯定人的謀利動機和謀利行為，反對圍繞“利”思考社會經濟生活，反對基于此 組織社會經濟生活。
(2)疏于理性思維。司馬遷以降，先秦典籍如《管子》中許多優良傳統，例如，重視用數字、重量、尺度 統計方法研究經濟問題，重視理論探討和充分說理的學風等，都沒有被繼承下來。中國歷代經濟思想家從來沒有想到通過深入研究、仔細觀察建立真正“以不變應萬變”的理論體系。征賦納稅的辦法、修正方案倒是很多，就是沒有賦稅原理;鑄錢、行鈔議論紛然，就是沒有貨幣理論;土地問題時常出現，土地改革方案(名田制、井田制、占田制……)汗牛充棟，就是沒有國土經濟原理;抑商喊了2000多年，商人照舊衣錦食肉，就是沒有人對商業資本進行過認真研究.兩漢以后，經濟思想的實用更加明顯，他們在理論上很少突破先秦經濟思想基本框架。著名學者甘乃光說：“我國經濟思想除了先秦以外，漢以后的思想家實不能越先秦思想家的雷池一步;漢后的經濟思想不過是延先秦的余緒罷了……漢后什么王莽、李覯、王安石，以至最近譚嗣同等實在無特別研究價值。”這個說法雖然過激、絕對、片面，但從理論成就上說，決不是毫無道理的。經濟思想的實用性，大大妨礙了它本身的一般性指導意義。
(3)中國傳統經濟思想是封閉性的，是在這塊生養不息的“神州”大地獨立產生的。誰能找到它受過外來經濟思想的 影響 痕跡? 誰能說在佛教輸入、游牧民族入主中原、西域商人來華貿易以及明末清初西學東漸等幾次較大的來自外部 文化的沖擊運動中，經濟思想受過什么沖擊? 因此，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中國經濟思想大致分為兩個極端：一是純中國的，以整個古代和資產階級改良派經濟思想出現以前的經濟思想為代表;一是純西方的，以資產階級改良派經濟思想出現以后的經濟思想為代表。西方經濟思想，即便是在早期、中世紀，也是開放型的。亞里士多德、柏拉圖等古希臘、羅馬思想家幾乎成了西方所有國家的人類的精神童年偶像;托馬斯.阿奎那一個人幾乎代表了西歐中世紀的思想，亞當。斯密的理論影響遍及歐美各國。西方各國的、歷代的思想家幾乎是超時空的。
由于上述原因，中國古代輝煌的經濟思想并沒有像西方古代經濟思想那樣，自然演化產生了影響深遠的古典經濟學和后來的現代西方經濟學等系統經濟學理論。通過以上中西對比，分析出的中國古代經濟思想的天生缺陷，不難得出中國經濟學發展的落后仍然是社會經濟演進的合理結果。這也正好印證了經濟學本身的歷史屬性：經濟學理論自身的發展過程，沒有任何超越歷史性質的要素產生，因為任何經濟學理論都只能產生于歷史發生過的經濟問題與經濟現象之中。
參考 文獻 ：
陳岱孫，《從古典 經濟 學派到馬克思》，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6年版。
郭庠林，《 中國 封建 社會 經濟 研究 》，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蔣自強、史晉川等，《當代西方經濟學流派》(第二版)，復旦大學出版2001年版。
劉澤華，《中國古代史》，(上、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馬濤，《經濟思想史教程》，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談敏，《法國重農學說的中國淵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趙靖、石世奇，《中國經濟思想通史》(第1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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