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當代中國的新工業化思潮
關鍵詞：新工業化思潮，新工業化道路，重化工業化，市場化
進入新世紀初，在國家政策觸動下，學術界與地方政府興起了一股探索新工業化道路的熱潮，由此形成蔚為大觀的新工業化思潮。其中流派紛呈，理論形態各異，甚至形成了幾次論戰高峰，有重大分歧，也有基本的共識。由于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加快實現工業化，被確定為本世紀頭二十年經濟建設的一項重大戰略任務。因此，新工業化思潮方興未艾。本文試著就已有的理論形態和演化軌跡對這股仍在高漲的思潮進行一定的考察，以分辨其中的是非得失，觀察思潮演進的方向。
一、新工業化思潮緣起
新世紀新工業化思潮的勃興，有深刻的實踐背景，但也有政策方面的觸動因素。“九五”規劃時期，國家提出要實現經濟體制和增長方式的“兩個根本轉變”：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轉到市場經濟；增長方式從外延的、粗放的轉變為內涵的、集約的。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做出了《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決定》，對改變經濟增長方式有很大的促進作用。“十五”規劃繼續強調要優化并提升產業結構。中共十五屆五中全會提出要走一條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來支持信息化的新型工業化道路。指出，繼續完成工業化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艱巨的歷史性任務，要求加快工業改組改造和結構優化升級，努力提高我國工業的整體素質和國際競爭力。大力發展服務業，明顯提高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大力推進國民經濟和社會信息化，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發揮后發優勢，實現社會生產力的跨越式發展。黨的十六大報告明確指出，在新世紀頭20年經濟建設的主要任務之一，是基本實現工業化，并提倡“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要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5個統籌重要思想。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一?五”規劃綱要更是對如何走新工業化道路的作出了基本安排。這些具有連續性的國家政策與規劃安排，推動著新工業化思潮的不斷高漲。
新工業化思潮的勃興更重要，也更深刻的是，在已經變動的新國際國內環境下我國工業化要探索新的路向。即我國工業化在“知識經濟”和“信息革命” 的巨大歷史機遇面前，在資源環境人口壓力種種限制條件下，如何在日趨劇烈的全球性競爭市場中定位自己。上世紀后期，知識經濟迅速崛起，信息產業飛速發展，掀起一場“新工業革命”，知識和技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己從100年前的5-20%，提高到70-80%。如何充分利用已有的知識與技術，如何在現有知識和技術的基礎上進行自主創新，成為我國繼續推進工業化的新機遇，也是新挑戰。特別是經濟市場化、區域化和全球化的步伐加快，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如何在這種日趨激烈的全球性市場競爭環境下，發揮比較優勢，開辟出一條新的工業化道路，培養我國經濟的核心競爭力，成為亟需解決的課題。再則，經過先行工業化國家對全球資源的大規模、甚至掠奪性的開發和利用，地球資源越來越少，四大生態系統——海洋、草場、森林和耕地，都在經受日益沉重的壓力。我國傳統的以大量消耗自然資源、嚴重污染生態環境為特征的工業化在政府力挺了50多年以后也難以為繼。
二、新工業化思潮的特點
新工業化思潮直接受國家新工業化政策觸動并在連續性政策的推動下不斷深入，在強烈的實踐指向基礎上，論題極其廣泛，探討活躍，期間就新工業化能否繞過重化工業化展開了激烈爭論，在整個思潮演進過程中，工業化理論得到不斷深化，出現可諸多的理論形態，以前有關工業化問題的一些誤解得到消除，達成了基本的共識。但也有不少議論屬于為政策做注腳，缺乏理論深度和實踐力度。另外，在“重化工業化是否為新工業化之必然與必須”這個最尖銳的問題上，仍然存在相當的分歧。
新工業化思潮議及的論題廣泛，涉及到新工業化的概念、必要性、緊迫性、時代背景與體制環境、內容、特點、國際國內比較、地方實踐、政府角色、市場化與工業化關系、成敗預期等等。期間，就重化工業化系列問題展開了激烈交鋒，包括：新工業化是否為“新的重化工業化”、重化工業化是否為工業化之必然、中國事實上是否進入新的重化工業化階段、新的重化工業化階段是國家推動的還是市場推動的、重化工業化是否會大量消耗資源與嚴重污染環境、目前改革的重點是政府推動產業升級還是政府進行制度創新等問題。
上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重化工業出現了高增長，2002年以來又出現了新一輪高增長，一些學者連續發表研究報告和文章，提出“新的重化工業階段論” 。爭論從2004年下半年進入高潮。歲末，吳敬璉長篇撰文，呼吁警惕片面發展重化工業，然后是厲以寧認為中國不可能避開重化工業的發展。其后，《經濟日報》的《理論周刊》開辟了“我國工業重型化之路怎么走”的專欄，不同見解展開討論和爭鳴。2005年初，在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召開的“新世紀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研討會上，吳敬璉以中國“新型工業化”發展為主題發言，提倡多搞研發和品牌，反對過分依賴制造業，尤其是重化工制造業。隨后，龍永圖提出制造業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其他學者也紛紛發言，形成贊成重化工業發展、不完全贊成重化工業發展以及反對重化工業發展等幾派。2005年《中國發展觀察》第2期發表趙曉對“新世紀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研討會的觀察評論文章《中國能越過重化工業發展階段嗎——“十一五”的一個重要問題及其爭論》，認為中國事實上已經進入了重化工業發展階段；比較優勢決定了中國要經歷一段重化工發展的歷程；而且惟有制造業的大發展，服務業才有最好的發展基礎。2005年8月 20日《商務周刊》開辟了《工業化道路大論爭——專訪吳敬璉、林毅夫、李佐軍》專欄，吳敬璉發表《新型工業化道路的誤解與扭曲》，反對將“新型工業化道路 ”等同于重化工業化。認為目前的重化工業大發展并非市場自主配置資源的結果；否認重化工業化是工業化的必經階段，認為工業化中后期不是重化工業居主導地位，而是服務業占主導地位；強調現代經濟增長靠的不是投入資本，不是重工業的發展，而是依靠效率的提高；主張新工業化主要應該是服務業——工業化。李佐軍發表《中國進入重化工業階段》，力挺重化工業化。認為根據歷史分析，重化工業化是先行工業化國家工業化中后期之必然；根據國情分析，重化工業在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大國的特定歷史階段是必要的；根據實踐分析，中國的工業化已經進入中后期階段，即進入重化工業(或資本品工業)比重不斷上升的階段。林毅夫發表《謹慎對待“重化工業熱”》，提出比較優勢論，認為目前加速重工業化并非產業升級的自然結果，而是走進了岔路，不符合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需要。目前中國的資源稟賦結構決定了中國應該主要選擇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而非資本密集型產業。在資源稟賦升級之后，產業結構方能夠隨之升級。2005年8月28日《21世紀經濟報道》發表該刊記者對樊綱的的專訪文章《中國要大力發展重化工業》，樊綱提出大力發展重化工業是解決中國發展問題的根本出路。2005年底，劉世錦發表《正確理解“新型工業化”》的回應文章，對重工業化與新型工業化的關系作出澄清。認為，到目前為止，還找不到一個大的經濟體沒有經過重工業加快增長階段而進入了后工業化社會的先例；我國大量需求的重化產品，不可能主要通過進口解決；重工業也可能是低消耗、高效率；新一輪重工業快速增長中，投資主體是非國有經濟的投資者，屬于市場選擇；增長方式問題本質上是體制和機制問題，并不與特定行業相關。因此，所謂“新”“舊”工業化的區別，不在于是否生產和使用重工業產品，是否要經歷重工業增長加快、比重提高的階段，而在于生產和使用重工業產品的方式和效率有了較大程度的變化。
這場爭論之所以關系重大，牽涉到國家的長期發展戰略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基本走向，而要害則在于如何評估實際上的“重化工業化”以及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根本的目標指向是新工業化與傳統工業化的區別究竟應該體現在哪里。這場爭論也的確成為新工業化道路方針確定以來最大規模和最為重要的理論與實踐結合之爭。工業化,思潮-[飛諾網FENO.CN]
三、新工業化思潮的主要理論形態及其得失
新工業化思潮在爭論和演化中形成了各種理論形態，主要有五種：科學發展觀、新重化工業論、服務化——工業化論、工業文明論、新工業文明論、比較優勢論等。其中科學發展觀為理論總綱，其他理論形態都在此主題下展開。這些理論形態各有其基本主張，相互之間也展開批評。特別是新重化工業論與服務化—— 工業化論之間展開了激烈交鋒。
科學發展觀為國家發展最新最高理念，是引領新工業化發展道路之靈魂。科學發展觀提倡“以人為本”為主旨的“新四化”即經濟、政治、文化和人的全面發展，注重發展的人本性、可持續性、質量與效率，特別關注建設現代農業、現代農村和培育現代農民。十六大提出的“2個全面發展”(經濟、政治、文化全面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5個統籌”(統籌城鄉發展、區域發展、經濟社會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以及“十一?五”規劃綱要提出的“4個發展”(堅持節約發展、清潔發展、安全發展，實現可持續發展) 是科學發展觀的主要理論表達。新工業化道路是科學發展觀的內在要求和具體體現。在十六大報告以及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一?五”規劃綱要對新工業化道路作了理論闡述和具體安排。
十六大報告規定“新型工業化道路”的主要內容是“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主要特征有：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如何開拓和走出一條新型工業化道路?十六大報告指出：“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必須發揮科學技術作為第一生產力的重要作用，注重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改善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必須把可持續發展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堅持計劃生育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一?五”規劃綱要對新工業化道路進行了總體設計和全面安排。總體設計是：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增加資源投入帶動向主要依靠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帶動轉變；推進國民經濟和社會信息化；促使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工業帶動和數量擴張帶動向三次產業協同帶動和結構優化升級帶動轉變；實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促進城鎮化健康發展；落實區域發展總體戰略，形成東中西優勢互補、良性互動的區域協調發展機制。具體安排是：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源消耗降低20%左右，單位工業增加值用水量降低30%，農業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數提高到0.5，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率提高到60%。全國總人口控制在136000萬人。耕地保有量保持1.2億公頃，淡水、能源和重要礦產資源保障水平提高。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減少 10%，森林覆蓋率達到20%，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取得成效。服務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和就業人員占全社會就業人員比重分別提高3個和4個百分點。自主創新能力增強，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增加到2%，形成一批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和知名品牌、國際競爭力較強的優勢企業。科學發展觀引領下的新工業化理論與安排落實的關鍵有二：一是通過學習與宣傳轉換企業和政府領導人的發展理念；二是通過政府現代化指標體系的設計與監控去強制推進。但由于科學發展觀只是一個理論總綱，具體的新工業化道路究竟新在哪里，仍然有重大分歧。新重化工業化與服務業——工業化之間的理論與實踐之爭，就顯示了這種論爭的尖銳性與復雜性。
在科學發展觀和新工業化政策的觸動下，各種具體形態的新工業化道路理論浮出水面，展開了爭鳴。其中新重化工業化理論認為新工業化就是新的重化工業化。該理論從現實、歷史經驗和經濟理論出發，論證重化工業化是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大國在工業化中后期不可繞過、必須大力發展的階段。所謂“新”主要新在：推動重化工業化的主體主要不是政府，而是市場需求和民間投資；實現效率效益的最大化和資源能源耗用的最小化。基本理由有七：
其一，所謂“舊式”工業化與“新型”工業化的區別，不在于是否生產和使用重工業產品，是否要經歷重工業增長加快、比重提高的階段，而在于生產和使用重工業產品的方式和效率有了較大程度的變化。重工業既可能是高消耗、低效率，也可能是低消耗、高效率。
其二，進入工業化中期后，重工業增長加快是國際范圍的規律性的現象。在大國類型中，這一增長階段特征更為明顯。工業化先行國家都是在重工業特別是其中的技術密集型產業加快發展后，迎來了服務業的大發展時期。至少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找不到這樣的先例：一個大的經濟體沒有經過重工業加快增長階段而進入了后工業化社會。
其三，中國事實上已經進入了重化工業發展階段。在“十一五”期間，不僅不可能越過重化工業的發展，而且應該充分利用重化工業發展的良機。唯有如此，才能抓住“關鍵發展期”，實現新的經濟騰飛。
其四，中國加入WTO后相當一段時間，中國的比較優勢決定了中國在國際上的產業分工是不可能總做低端如造鞋制帽，但也不可能一下子跑到高端，如研發和品牌，而是要經歷一段重化工發展的歷程。高消費階段必然要求重化工業的快速增長，以便提供足夠多的金屬材料和重化工產品來滿足市場對住宅和耐用消費品等日益增長需求。從我國的特定國情看，大量需求的重化產品，不可能主要通過進口解決。從技術進步發展的角度，中國只有先做好世界工廠，才可能做好世界實驗室，服務業才有可能有更好的發展，中國經濟發展的基礎才可能穩固。
其五，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發展什么產業本質上是一個市場選擇過程。中國當前重化工業的發展固然有政府拔苗助長的成分，但主要力量是來自于市場的消費需求，并建立在良好效益的基礎上。投資主體較以前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大多數投資者已經不是政府，其中較大比例是非國有經濟的投資者，其中中國的民營企業尤其看好重工業的發展。政府不應介入重化工業的發展，尤其是不能陷入到重化工業發展重復建設的競爭中去。
其六，中國發展重化工業最大的問題是在當前引起了國內煤電油運的緊張，并引發全球原材料和能源價格上升。長期看這個矛盾，則是中國14億人口要加入到目前總量才7億人口的世界發達工業化國家當中去，必然引起全球能源和原材料的緊張。但這一發展中的矛盾不太可能通過中國人“自廢武功”來解決，并且不能用現在的靜態眼光來看，而是要靠技術革命來解決。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一定要靠效率提高而不能只靠投入增加。
其七，重化工業本身也許隨著自動化程度提高需要的人越來越少，但是為重化工業前前后后服務的這些產業創造大量的就業崗位。而按照中國經濟發展和現代化的要求，中國將來還需要轉移出兩億到兩億五的農業勞動力人口，才可能解決現在的收入差距問題。
新重化工業化理論看到了中國作為一個大國保持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培育核心競爭力的重要性，作為具有較強的獨立自主性的趕超型戰略理論，雖然新重化工業化理論強調重化工業化的市場性、技術與效率性、資源能源的節約性、環境的保護性、充分的就業性，但在目前的人口規模、技術力量和體制弊病制約下，重化工業化的加速無疑會造成各方面的緊張。
服務業——工業化理論在與新重化工業化理論長期論戰的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的基本看法。該理論不同意重化工業化之必然與必須論，認為服務業一直是 20世紀工業化的主體力量，重化工業化既不符合歷史實際，也不不符合中國國情，應該按照我國資源稟賦特點，充分利用國際市場和分工，大力發展服務業，這就特別要求我國進行制度改革與制度創新，弱化政府權力，加強法律法治，建設有限政府，突出市場功能。基本理由如下：
其一，“服務業一工業化”是后期工業化的基本特征。從先進工業化國家的實際情況看，工業化后期發展最快的產業部門并不是工業，更不是重工業，而是服務業。認為經濟發展的順序應該是輕工業、重工業、服務業、信息產業這個說法沒有歷史根據，服務業比重的提高不是一個工業化實現以后的事情，而是很早就發生了的事情。服務業在19和20世紀之交異軍突起，很快超越工業成為主導產業，尤其是其中的生產性服務業，其他后起工業化國家的情況也大體如此。20世紀早期的英國、美國，服務業比重都占了GDP50%以上。
其二，重點發展重化工業不符合中國國情。我國國情的特點是“人力資源豐富、自然資源緊缺、資本資源緊俏、生態環境脆弱”。按照比較優勢原理，在這種資源稟賦的條件下，中國應當盡量發展低耗能、低資本和資源投入，又能發揮我國人力資源豐富和中國人心靈手巧的優勢的產業為主要方向。
其三，歷史已經證明重工業化優先增長的趕超型戰略的失敗。改革開放以前，中國搬用了蘇聯的工業化理論和增長模式，把人力、物力、財力重點投入重工業建設，希望靠重工業超常增長促成國家工業化的迅速實現。結果事與愿違，造成了極為嚴重的經濟和政治后果。中國經濟結構的重型化一直以來不是市場調節的結果，而是各地政府調節的結果。
其四，產業結構“重型化”，將造成一系列消極后果。不能按照比較優勢原則配置資源，造成國民經濟整體效率下降；放松了在技術創新、產品升級換代上的努力；抑制了對提高國民經濟整體經濟效率關系重大的服務業的發展；造成水、土、煤、電、油、運等基本資源的高度緊張；加速生態環境的惡化；增加了解決就業問題的困難；過度投資孕育金融風險。
其五，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除了關系國家安全的戰略性產品外，幾乎所有的產品都可以通過貿易取得。應該充分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用盡量少的資源消耗生產最大的價值，然后通過國際貿易換回自己不具備優勢、自行生產不符合經濟性原則的產品。
其六，根據其它國家和我們自己的經驗，解決就業問題主要要靠服務業和小企業的發展。重工業部門每億元投資提供0.5萬個就業的機會，只有輕工業的1/3；在輕工業為主的階段，GDP每增長一個百分點能安置300萬人就業，而在“重化工業階段”則降為70萬人。
其七，我國現在的惰況是，服務業實際水平不但低于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還低于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服務業發展的制度障礙，關鍵就在于物質生產對于制度的依賴性不那么強，而服務業對制度的依賴性就非常強，正是制度安排有問題，所以服務業發展不起來。
其八，現代制造業是與服務業相融合、具有許多服務含量的制造業。服務業務己經成為制造業企業的重要業務，甚至是主要業務。20世紀制造業的一項革命性變化是它與服務業相互融合(一體化)，所以后期工業化又稱為“服務業—工業化”(Service—Industrialization)。
其九，信息化最主要的部分是服務業，信息產業不等于硬件制造，不是重工業。從價值構成也可以看出來。在美國等發達國家，信息產業中，軟件和服務一般占70%以上，硬件占20%多，我們是倒過來了，基本上是硬件，然后才是軟件，服務就更差了。
服務業——工業化理論與新重化工業化理論盡管在后期工業化道路方向上發生了激烈沖突，但二者也有認同之處，主要有二：一是認為選擇發展什么產業主要應該由市場選擇，而不能由政府圈定，政府只能起鼓勵作用；二是均看重生產性服務業的大發展，認為就業問題的根本解決有賴于此。基于我國服務業，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嚴重滯后的實際，服務業——工業化理論提倡發展現代服務業具有極強的現實意義，但我們也的確不應忽視支柱型工業的核心競爭力的培育，國家經濟安全應納入新工業化內涵之考量。
工業文明論認為新工業化即建設工業文明，而過去的所謂工業化只是工業發展，而無“化”。新工業化的重點在“化”，其含義是：現代大工業的發展，使一切非工業生產方式轉化為工業生產方式；將國民經濟中原來獨立于工業之外的經濟活動，納人工業發展的軌道；使一切不適應現代工業發展的外部條件和經濟運行機制適應工業發展；將傳統自給自足的農業“化”為現代市場農業，將大部分農村居民“化”為市民，將傳統農業文明“化”為現代工業文明。工業化只存在于市場經濟階段。工業化和市場化高度融合、互為依托。工業化成敗的關鍵，不在于工業部門的先后發展順序，而在于工業化借以運行的機制，即政府機制和市場機制的關系問題。推動工業化順利展開的最佳機制是市場機制。要將政府職能的中心由促進工業發展轉向調節各產業各部門的結構變化上。工業文明論把我國傳統工業化視為工業發展而非真正的工業化，認為真正工業化立足于市場經濟基礎上，與市場化高度融合，最終形成新的工業——市場文明，而非傳統的農業——土地文明，單純的工業發展則將仍然陷于農業——土地文明的結構之中。工業文明論在中國仍然有積極意義，因為我們過去的確是以發展農業部門的方法去發展工業部門，而置市場化于不顧。工業化在我國顯然沒有完成，工業化與市場化的真正結合還剛開始，建設工業文明的任務還是很有挑戰性的。但作為新工業化道路理論，工業文明理論顯然不完全成熟，缺乏對我國工業發展業已產生的負面效應的清醒認識，也沒有對當代新工業革命予以積極回應。
新工業文明論把“工業文明”稱為“天然化學文明”，認為“新工業化”或“新工業文明”乃是“人工化學文明”。該理論認定，人類文明的演進在本質上是由淺入深地不斷推進對自然物質層次的認識與改造，人類文明的演進大體要經歷三個大的歷史階段：對生命物質的認識與改造的“生物文明”階段；對化學物質的認識與改造的“化學文明”階段；對物理物質的認識與改造的“物理文明”階段。每個階段又分為初級的“天然利用”與高級的“人工生產”兩個小階段。對照歷史，該理論認為，“采獵時代” 實際上就是“天然生物時代”，“農業時代”實際上就是“人工生物時代”，工業文明實際上是“天然化學時代”，工業文明之后的新文明，理所當然就是“人工化學時代”。“新工業化”作為一種“人工創造和利用化學物質的文明”，是一種比工業化更高級更深層次的生產力和生產方式。具有七個基本特征：勞動對象的元素化；主導能源的物理化；生產手段的智能化；生產和消費方式的循環化；生產和生活環境的生態化；生產和活動空間的太空化；新工業化對工業化的替代化。新工業文明論認為，目前全球范圍內正在興起的新科技革命和新產業革命，是一場突破工業化的新文明革命。中國的現代化事業必須在建設“適度工業化”的同時積極開拓和建設新工業化。中國建設新工業化的目標是，建設一個以智能化微制造科技為關鍵科技支撐體系、以深層次循環式生產為主導生產方式、以有限消耗自然資源的循環經濟為根本經濟體制、以崇尚創造和以類為本為核心價值觀的新工業化社會。新工業化建設主要包括七大發展戰略。(1)科技發展戰略，主要包括信息、生物、納米、新能源、新材料、生態、太空等新科技的發展。(2)產業發展戰略，主要包括信息產業、生物產業、納米產業、新能源產業、新材料產業、生態產業、太空產業等新工業產業的開拓和發展，這些新工業產業的興起和發展最終將取代傳統的工業部門。(3)循環經濟發展戰略，新工業化經濟是一種深層循環生產和循環經濟。(4)水資源發展戰略，從單純利用天然淡水向“人工制造淡水”轉變。(5)能源發展戰略，主要是物理能源的開發和利用，包括太陽能、風能、熱核聚變能等，最終是月球能源基地的建立。(6)材料發展戰略，其核心是實現材料元素化。(7)太空開發戰略，主要是對月球和太陽系的行星進行廣泛深入的研究和開發，包括資源開發利用以及生態化改造。新工業文明理論具有高度的理論性與戰略性，屬于高科技密集型工業化思路，就其作為趕超型戰略理論形態而言，沒有根本立足于市場經濟和資源稟賦的基礎之上，屬于一種政府戰略考量。新工業文明論與工業文明論都屬于一種社會文明形態轉型理論。
比較優勢理論要求根據我國資源稟賦結構特點，利用國際市場與國際分工，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在提升資源稟賦結構的基礎上，再不適時機地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該理論強調：經濟發展的真實涵義，不是少數幾個資本密集型產業“鶴立雞群”式的發展，而是所有產業的資本密集程度的提高。而只有要素稟賦結構的提高，才可以達到這個目標。因此，處于落后地位的經濟要求的發展，應是要素稟賦結構的提升。當要素稟賦結構水平提高了，資本變為相對豐富而便宜，勞動力變為相對稀缺而昂貴，以資本來替代勞動就是經濟的自然要求，整體產業結構和技術水平的升級就成為水到渠成之事。發展中經濟體如果能按比較優勢來發展經濟，要素稟賦結構的升級會相當迅速，從而要求產業結構和技術結構必須相應做出迅速的調整。中國資源稟賦結構的突出特點是勞動力過剩，應更關注勞動密集型而不是資本密集型產業的發展。比較優勢理論強調，現在中國的情況恰恰相反，沒有比較優勢的重化工業得到政府銀行支持，許多有競爭力的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卻無法取得銀行貸款。而且重工業需要的是專業技術產業工人，無法吸納中國數以億計教育水平較低的農村勞動力。資金密集型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是一種典型的趕超戰略，但幾乎所有實行趕超戰略的國家或地區都沒有達到趕超的目標；相反，一些沒有采取趕超戰略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卻取得了快速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或趕上發達國家的成績。推行比較優勢戰略還能通過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使勞動者得到充分就業，工資水平隨著勞動力由相當豐富變為相對稀缺而不斷提高，廣大的勞動者因而可以從經濟的增長中不斷受益。因此，與發展重化工業的趕超戰略相比，比較優勢戰略更能實現公平與效率的統一。推行比較優勢戰略，政府的首要任務是維持市場的充分競爭，因為價格信號能夠準確反映要素的相對稀缺性。比較優勢理論與新重化工業化理論的異同之處在于，比較優勢理論認為資本密集型工業要發展，但要在資源稟賦升級之后；與服務業——工業化理論的異同之處在于，比較優勢理論認為勞動密集型工業化是當前工業化的特征，但資源稟賦變化之后，則工業化類型應該隨之變化。因此，比較優勢理論實際上是認為，新工業化是非趕超型工業化，而傳統工業化是趕超型工業化，趕超型工業化實際上導致落后，而非趕超型工業化則能夠實現真正趕超。比較優勢戰略完全以市場經濟為依托，在真正的市場化圖景下，比較優勢戰略是可行的。問題是我國的市場化還存在嚴重的扭曲和干擾，不但反對之聲不絕于耳，而且地方政府熱中于插手微觀經濟運行。
四、新工業化思潮的主要成果、基本共識以及不足之處
新工業化思潮推動著我國工業化理論的發展與深化，主要表現在：
其一，普遍反對再走西方發達國家以往走過的先污染后治理、先工業化再信息化、重機械化輕就業、經濟危機相伴隨的傳統工業化道路，也不同意繼續走計劃經濟時代曾經走過的單一公有制、重工業優先、犧牲農業和消費品工業的發展、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城鄉隔離、過份追求高速度、片面強調自力更生、資金投入高、資源消耗高、經濟效益差的傳統工業化道路。
其二，認識到新型工業化是與城市化、市場化“三化”合一的過程。要通過深化體制改革，矯正人為割裂城鄉經濟關系、破壞城市化和工業化內在聯系的政策，促進城鄉經濟一體化。必須跳出農業抓農業。用工業化的生產組織方式來拉伸農業產業鏈條，提升農業產業結構。必須注意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協調互動，否則，工業化的發展就失去了基礎和潛力；如果第二產業孤立發展，沒有農業發展的支持，必然失去市場基礎；如果沒有第三產業的大力發展，則我國第二產業的發展不但失去了相應的市場基礎，而且失去了分工更為細密，專業化水平更高從而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機會。
其三，認識到推進信息化必須與推進工業化和改造傳統產業密切結合起來，相互補充，互為動力，共同發展。先工業化、后信息化的道路是行不通的，而忽視發展工業，片面發展信息化的道路也是不現實的。只有以工業化培育和推動信息化，以信息化帶動和促進工業化，才是正確的選擇。特別是在當今時代，工業化已具有全新的內涵，信息化已成為產業競爭的基礎。
其四，認識到要走出一條新型工業化道路，一定要繼續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全球化正在由生產全球化向科技全球化、產權市場全球化的層面深化，大量的資金、技術、管理經驗、人力資源等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流動。利用好這個機遇，就能把我國所具有的市場優勢、低成本制造優勢和產業基礎優勢與發達國家所具有的資金優勢、技術優勢和管理優勢充分結合起來。產業結構的不斷優化升級就有國際國內兩種資源和兩個市場作保證。
其五，認識到既要堅持工業化的社會主義方向，又要高度重視非公有制經濟在推進工業化過程中的作用，要求吸取億萬農民被置于工業化進程之外的深刻歷史教訓。認為非公有部門將是新增勞動力就業的主渠道。
其六，強調人力資本和以人為本。認為新工業化要把我國龐大的人口就業壓力變成人力資源和人力資本，注意在新興產業中吸收勞動者就業，又要廣泛開辟新產業和新領域，積極消化和解決就業問題。
其七，強調走新型工業化道路需要制度創新。認為新型工業化的主要推動力量是市場而是政府，要求盡可能發揮市場的作用，充分發揮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在工業化中的作用。主張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切實推動政府體制改革，加快轉變政府職能，切實解決政企不分，政府對經濟事務直接干預過多、過深，而公共服務又嚴重不足的狀況，把政府經濟工作的著力點轉到創造鼓勵公平競爭，促進投資、創業、發展的體制和政策環境上來。矯正行政干預造成的價格扭曲，弱化政府配置資源的權力，建設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打破我國目前市場仍然存在的行政壟斷、地區封鎖，促使人才、資金、技術、商品等在全社會范圍無障礙地自由流動；防止市場主體壟斷，促使其自由競爭，充分競爭，公平競爭；借助于健全的法律、嚴格而公正的執法、優良的商業信作、較強的職業操守、規范的政企關系、強有力的宏觀調控等促使市場體系有序運轉；大力發展金融、技術、產權、土地、勞動力等要素市場；進一步改革戶籍制度、農地流轉制度、產權保護制度、社會保障制度、政府審批制度等。建立能激勵科學研究和技術在生產中運用的制度和機制，建設獨立自治的科學共同體，建設良好的市場競爭環境和知識產權保護體系。
新工業化思潮在大規模論爭之中達成了基本的共識，那就是：傳統工業化不僅存在效率低和國際競爭能力不足的現實問題，而且面臨資源短缺、環境惡化、生態破壞等長遠問題。那種重速度輕效益、重數量輕質量、重結果輕代價、重生產輕環保的工業發展模式已經難以為繼了，必須走一條新型工業化道路。其基本特點是：以信息化帶動，跨越式發展；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可持續發展；以人為本，大力發展服務業，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滿足充分就業；結合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強調民間投資對新型工業化的推動作用；以市場機制為實現機制，要求政府切實轉變職能；集約型增長；實現農業的工業化、產業化與現代化；堅持對外開放，充分利用國際市場，培育核心競爭力。
新工業化思潮的主要不足之處表現在：其一，實踐與理論的嚴重脫節。盡管國家政策再三強調科學發展與新工業化，而很多地方仍然延續傳統的發展思維，唯GDP與粗放增長，從實際上轉換政府的發展思維遠比理論上困難得多，而這種實際上的傳統發展思維又影響對國家工業化戰略和道路的理解和接受；其次，重化工業化與服務業——工業化之間的高層理論分歧不易消除，結果地方各行其是；其三，在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理念下，市場機制與政府主導機制的界線仍然不清，如何弱化政府直接介入工業經營活動的權力，而相應加強政府對工業發展的引導和監控權力，仍然是一個亟需解決的難題。
結論
新世紀初出現的新工業化思潮，因應中國目前的工業困境與國家新工業化政策而興起，至今方興未艾。出現的主要理論形態有：科學發展觀、重化工業論、服務業——工業化論、工業文明論、新工業文明論、比較優勢論等。科學發展觀為理論總綱，其他理論形態都在此主題下展開。其中，重化工業化與服務業—— 工業化兩種理論之間轉開了激烈論戰，其共識是：新工業化必須以市場化為基礎；政府配置資源的權力要規范并弱化，尤其不應陷入到重化工業發展重復建設的競爭中去。但在“重化工業化是否為工業化之必然與必須”這個最尖銳的問題上，仍然存在相當的分歧。而悖論則在于，如果論戰雙方所持道路皆可由市場選定，則此爭論意義何在。新工業化主體理論在思潮中基本定型，但新工業化思潮并未終結，其中的深層次問題將隨著新工業化實踐的深化而獲得更高層次的理解、討論與認同，由此，新工業化思潮必將隨著新工業化實踐的發展而不斷豐富。新工業化思潮的本質是，在已經變動的新國際國內環境下探索新的工業化路向，即在“知識經濟”和 “信息革命”的巨大歷史機遇面前，在資源環境人口壓力種種限制條件下，如何在日趨劇烈的全球性競爭市場中找準定位，從而為國家對工業化的引導和監控政策提供科學依據。在中國，新工業化內涵有特殊含義，應該包含三個層次：最低層次為產業結構層次，新型工業化道路在這個層次上體現為產業高加工度化(含所謂重化工業、服務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等)以及以后的技術集約化；中間層次為制度變遷層次，體現為建設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及與之配套的政治體制、社會體制和文化體制；最高層次為文明層次，體現為工業化與市場化結合以后對社會所有領域實現刷新，人們逐漸地得到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最終人的精神得到新的升華。目前我國的新工業化建設重點應該落實在前兩個層次上，但最高層次也不能忽視，要注意借鑒先行工業化國家的優秀人文經驗。就前兩個層次而言，新工業化應該是以市場化來提高效率，并以信息化、知識化、服務化來提升品位，有效維系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發展，三大產業協調互動、城鄉聯動、區域聯動發展的新型工業化。新工業化的前提是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只有在明晰的政府權力和全效的市場法則之間形成合理的分工和持續的張力，新工業化才能落到實處。新工業化還剛開始，任重而道遠。新工業化的成功，將使中國由農業——土地文明社會進入真正的工業——市場文明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