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于公共政策論文的特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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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政策對股市的影響
一、利率對股市的影響
中央銀行調整基準利率的高低，對股票價格產生影響。一般來說，利率下降時，股票價格就上升;而利率上升時，股票價格就下降。原因有：第一，利率是計算股票內在投資價值的重要依據之一。當利率上升時，同一股票的內在投資價值下降，從而導致股票價格下跌;反之，則股價上升。第二，利率水平的變動直接影響到公司的融資成本，從而影響股票價格。利率低，可以降低公司的利息負擔，增加公司盈利，股票價格也將隨之上升;反之，利率上升，股票價格下跌。第三，利率降低，部分投資者將把儲蓄投資轉成股票投資，需求增加，促成股價上升;反之，若利率上升，一部分資金將會從股票市場轉向銀行存款，致使股價下降。
利率對股票價格的影響一般比較明顯，反應也比較迅速。要把握住股票價格的走勢，首先要對利率的變化趨勢進行全面掌握。有必要指出的是，利率政策本身是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一個組成內容，但利率的變動同時也受到其他貨幣政策因素的影響。如果貨幣供應量增加、中央銀行貼現率降低、中央銀行所要求的銀行存款準備金比率下降，就表明中央銀行在放松銀根，利率將呈下降趨勢;反之，則表示利率總的趨勢在上升。上述利率與股價運動呈反向變化是一般情況，不能將此絕對化，股價和利率并不是呈現絕對的負相關關系。
自1996年至2002年，為擴大內需，刺激消費和投資，中國人民銀行連續八次下調人民幣存貸款利率。1996年5月1日，央行首次降息，股市對這一利好作出了積極反應，步入持續上升的態勢;1996年8月23日，央行實施第二次降息，存款利率平均降低1.5個百分點，貸款利率平均下調1.2個百分點。受此消息影響，股指在當年年底沖上歷史高點。1997年10月23日，央行第三次大幅降息，存、貸款利率平均下調幅度分別為1.1和1.5個百分點。1998年3月25日和7月1日，央行再次降息。雖然幅度減小，但對準備金利率進行大幅下調。1998年12月7日，央行第六次宣布降息。但這三次宣布降息的消息后，股指均出現下跌。1999年6月10日，央行宣布第七次降息。金融機構存款利率平均下降1個百分點，貸款利率平均下降0.75個百分點。從2002年2月21日起，中國人民銀行第八次宣布降低人民幣存貸款利率，滬、深兩市股指也于消息宣布后開市首日應聲而漲。
當形勢看好時，股票行情暴漲的時候，利率的調整對股價的控制作用就不會很大。同樣，當股市處于暴跌的時候，即使出現利率下降的調整政策，也可能會使股價回升乏力。美國在1978年就曾出現過利率和股票價格同時上升的情形。當時出現這種異常現象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許多金融機構對美國政府當時維持美元在世界上的地位和控制通貨膨脹的能力沒有信心;二是當時股票價格已經下降到極低點，遠遠偏離了股票的實際價格，從而使大量的外國資金流向了美國股市，引起了股票價格上漲。在香港地區，1981年也曾出現過同樣的情形。
利率變動狀況。利率作為資金的價格對投資者選擇投資工具時有很大的影響。利率是在不斷變化的，利率調整會影響投資者投資股票市場的意愿。具體而言，提高利率會抑制投資者投資股票的意愿，減少投資者進入股票市場的資金量;降低利率會提升投資者投資股票的意愿，增加投資者進入股票市場的資金量。
二、加息對中國股市的影響
第一次加息：1993年5月15日
中國人民銀行決定提高人民幣存、貸款利率，各檔次定期存款年利率平均提高2.18個百分點，各項貸款利率平均提高0.82個百分點。這次加息，使得首個交易日滬指下跌27.43點。
第二次加息：1993年7月11日
央行再次調高利率，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由93年5月15日9.18%上調到10.98%，利率升幅為19.61%。首個交易日下跌23.05點。
1993年的兩次加息，使滬綜指在隨后3個月時間里從1392點迅速下跌到777點，跌幅達到44.2%。
第三次加息：2004年10月29日
一年期存、貸款利率均上調0.27%。正處于下跌途中的滬綜指大跌1.58%，當天報收于1320點，其后經過幾個交易日的盤整后雖有一波小幅反彈，但最終仍未能擺脫下跌趨勢，滬綜指于2005年6月6日跌破千點創出了998點的多年新低。
第四次加息：2005年3月17日
央行決定住房貸款加息。這對絕大多數購房自住的市民來說，意味著支付房貸的負擔將增加5%至10%。滬綜指當日下跌了0.96%，次日再跌1.29%。稍作反彈后，滬綜指一路下跌，最低至998.23點。
第五次加息：2006年4月28日
2006年4月27日晚，央行決定從4月28日起上調金融機構貸款基準利率。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上調0.27個百分點。4月28日，上證指數開盤1403點(低開14點)，收盤1440點，漲23點，漲幅1.66%。隨后一周內(4月28日至5月11日)，累計漲幅為5.52%，。在5月份展開了一波歷史上少見的逼空行情，到2006年7月5日最高摸至1757點。
第六次加息：2006年8月18日
2006年8月17日，央行決定從8月18日起上調金融機構存、貸款基準利率。一年期存、貸款基準利率上調0.27個百分點。8月21日，上證指數開盤1565.46點(低開33點)，收盤1601.15點，漲3.13點，漲幅0.20%。8月21日，滬指開盤1565.46，最低點1558.10，收盤1601.15，收盤上漲0.20%。隨后一周內(8月21日至8月25日)，累計漲幅為 1.57%。
第七次加息：2007年3月18日
2007年3月17日，央行決定從3月18日起上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一年期存貸款基準利率分別上調0.27個百分點。3月19 日，上證指數開盤2864.26點(低開66.22點)，收盤3014.44點，漲84點，漲幅為2.87%。隨后一周內(3月19日至3月23日)，累計漲幅為4.91%。
第八次加息：2007年5月19日
2007年5月18日，央行決定從2007年5月19日起，上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一年期存貸款基準利率分別上調0.27、0.18個百分點，從2007年6月5日起，上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5月21日，上證指數開盤3902.35點(低開127.91 點)，收盤3892.98點，漲41.97點，漲幅為1.04%。
三、中央銀行的公開市場業務對股市的影響
當政府傾向于實施較為寬松的貨幣政策時，中央銀行就會大量購進有價股票，從而使市場上貨幣供給量增加。這會推動利率下調，資金成本降低，從而企業和個人的投資和消費熱情高漲，生產擴張，利潤增加，這又會推動股票價格上漲;反之，股票價格將下跌。
調節貨幣供應量對股票市場的影響。中央銀行可以通過存款準備金率和再貼現政策調節貨幣供應量，從而影響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的資金供求，進而影響股票市場。如果中央銀行提高存款準備金率，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商業銀行體系創造派生存款的能力，就等于凍結了一部分商業銀行的超額準備。由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對應數額龐大的存款總量，并通過貨幣乘數的作用，使貨幣供應量更大幅度地減少，股票市場價格趨于下跌。同樣，如果中央銀行提高再貼現率，對再貼現資格加以嚴格審查，商業銀行資金成本增加，市場貼現利率上升，社會信用收縮，股票市場的資金供應減少，使股票市場行情走勢趨軟。反之，如果中央銀行降低存款準備金率或降低再貼現率，通常都會導致股票市場行情上揚。
四、匯率對股市的影響
匯率對股票市場的影響是多方面的。一般來講，一國的經濟越開放，股票市場的國際化程度越高，股票市場受匯率的影響越大。這里匯率用單位外幣的本幣標值來表示。
一般而言，匯率上升，本幣貶值，本國產品競爭力強，出口型企業將增加收益，因而企業的股票和債券價格將上漲;相反，依賴于進口的企業成本增加，利潤受損，股票和債券價格將下跌。同時，匯率上升，本幣貶值，將導致資本流出本國，資本的流失將使得本國股票市場需求減少，從而市場價格下跌。
另外，匯率上升時，本幣表示的進口商品價格提高，進而帶動國內物價水平上漲，引起通貨膨脹。通貨膨脹對股票市場的影響需根據當時的經濟形勢和具體企業以及政策行為進行分析。為維持匯率穩定，政府可能動用外匯儲備，拋售外匯，從而將減少本幣的供應量，使得股票市場價格下跌，直到匯率回落恢復均衡，反面效應可能使股票價格回升。如果政府利用債市與匯市聯動操作達到既控制匯率的升勢又不減少貨幣供應量，即拋售外匯的同時回購國債，則將使國債市場價格上揚。
由于我國人民幣實行貿易項下的自由兌換和資本項目的嚴格控制，因此，官方的人民幣匯率不容易受到國際金融市場的沖擊。但由于貿易項下的自由兌換、心理恐慌形成匯率預期、人民幣“黑市”交易的活躍，造成實際匯率(考慮“黑市”交易因素)的波動，從而影響股票市場。
同時，盡管人民幣匯率保持穩定，但由于國際金融市場的動蕩以及不同經濟共同體經濟發展和貨幣政策等方面的差異，使人民幣匯率相對這些貨幣的匯率出現升值傾向，也會影響我國股票市場。
五、國際金融市場動蕩通過宏觀面和政策面間接影響我國股票市場
國際金融市場動蕩加大了我國宏觀經濟增長目標的執行難度，從而在宏觀面和政策面間接影響我國股票市場的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國民經濟的對外依存度大大提高，國際金融市場動蕩會導致出口增幅下降、外商直接投資下降，從而影響經濟增長率，失業率隨之上升，宏觀經濟環境的惡化導致上市公司業績下降和投資者信心下降，最終使股票市場行情下跌。其中，國際金融市場的動蕩對外向型上市公司和外貿行業上市公司的業績影響最大，對其股價的沖擊也最大。
同時有關政府部門將吸取國際金融市場動蕩的教訓，采取降低股票市場的風險、加強監管、提高上市公司的素質等積極的措施，促使股票市場的穩健發展。
從我國目前的市場結構來看，國際金融動蕩對于A股市場的影響比較小，或者說在分析A股市場的運行趨勢時，可以忽略不計;但對于以境外投資者為投資主體的B股市場來說，影響比較大。因此，在對B股市場進行分析時，這是一個必須予以十分重視的基本因素。因為B股市場的投資者包含境外投資者，所以國際金融市場的動蕩，必然通過影響境外投資者的投資行為而對我國B股市場產生影響。如境外投資者調整原有投資組合、改變投資方向、套現資金等投資行為的改變，都將影響B股市場。
經濟轉型與發展方式轉變:主要特征與政策取向
一般認為，與增長方式相比較，經濟發展方式具有更為廣泛和深刻的內涵，它不僅包括 增長方式的變化，也內含著發展目標、發展理念、發展動力和發展途徑的轉變。因此，處于 不同發展水平和發展階段的經濟體，對發展方式的要求和選擇具有顯著的差異性。對于浙江 來說，經過30年改革開放，經濟發展階段歷經農業經濟階段、工業化初期和工業化中期，發 生了歷史性變化，發展水平也得到了顯著的提升，經濟發展方式也在不斷地轉變和優化。本 文將著眼于當前浙江經濟發展所面臨的狀態和趨勢，從經濟轉型的角度討論發展方式轉變的 過程、主線及政策取向。
一、經濟轉型與發展方式轉變
關于轉型，學術界有許多不同的解釋，有人把它歸結為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體制轉 變，如厲以寧在《轉型發展理論》中，認為中國是一個轉型的發展中國家，而轉型是指中國 正在從計劃經濟體制轉變到市場經濟體制，而發展是指中國正在從不發達狀態邁向現代化 [1]。但更多的人則從相對廣義的角度來理解轉型，科爾奈認為，轉型是一個大概 念，它包括 了許多方面，“不僅僅只包括經濟的轉型，還包括了生活方式、文化的轉型，政治、法律制 度的轉型等多個方面[2]2。”“從集中管理的命令經濟到市場經濟是轉型的一個 維度。從較 低發展水平到較高的發展水平，從一個農業社會到一個更為城鎮化的社會是其他幾個維度 [2]4。”他強調，在經濟轉型中，既要看到顯在的經濟績效，也應看到潛在的經濟 制度變革。 秦曉指出，“中國正在經歷著以工業化為目標的經濟結構轉型和以市場機制為導向的經濟體 制轉型，這一雙重轉型是當前中國經濟發展與改革的主題[3]。”周振華在體制轉 軌約束條 件下，專門研究過“增長轉型”問題，但這里的轉型主要是指增長方式或發展方式的轉換。 他認為，“在現實經濟生活中，實際增長方式的差異構成了不同總體特征反映的類型。但從 理論上講，增長方式可以從不同的角度進行劃分，沒有統一的格式。…而選擇哪種角度來劃 分增長方式的類型，完全取決于其研究的內容及其需要[4]。”
筆者認為，經濟轉型是指經濟結構轉變與經濟體制轉軌互動作用，促進經濟發展從一個 階段向另一個階段變化。從這個意義上說，經濟轉型包括經濟結構轉變和經濟體制轉變兩個 方面，其中經濟結構轉變主要體現在發展中經濟體在工業化進程中經濟發展階段的轉換上， 而經濟體制轉變則是指經濟制度向以市場機制為導向的經濟體制的轉變。盡管相比于與發展 水平或階段相對應的經濟結構轉變而言，經濟體制轉變是經濟轉型更為本質的方面，但在體 制相對穩定的背景下，經濟發展的實質就是結構變遷或結構轉型，這也是發展經濟學中結構 主義學派的重要觀點[5]。這是因為結構構成表現為“一個經濟和社會系統中相對 穩定的關 系[6]109。”而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表明，經濟發展是“一個相對固定的結構向另 一個結構 的多維過渡”。這種結構轉型涉及到“由于國民生產總值連續的增長所必然引致的經濟和機 制結構的一系列變化”，亦即“一個傳統的經濟體制向一個現代經濟體制的轉型[6]”。 M•賽爾奎因則進一步把“結構變遷”定義為“從生產和要素使用角度來考慮的各部門在經 濟 中的相對重要性。工業化便成了結構變遷的中心過程。[7]206”而且認為，“結構變遷居于 現代經濟增長的中心。在不存在持續的跨部門要素收益均等化的前提下，把資源再配置到那 些具有更高生產率的部門可促進增長。在這類非均衡的環境中，如果結構變遷可以導致更充 分和更好地利用資源的話，那么，結構變遷將成為增長的潛在源泉。同發達國家相比，潛在 收益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似乎更顯得重要，這是因為發展中國家表現出更為明顯的非均衡癥 狀，而且發展中國家可以實現更快的結構變遷速率”[7]209。
而基于當代中國現實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即“要堅持走中國特色新興工業化道路，堅 持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的方針，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 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 帶動轉變，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 轉變”[8]，從本質上說就是通過結構變遷或結構轉型，建立一個資源合理配置且 能促進經 濟持續增長的經濟結構。從這個意義上理解，當前經濟轉型的關鍵在于發展方式的轉變;而 通過轉變發展方式，促進經濟發展向更高的發展水平和發展階段提升則是經濟轉型的根本要 求。
二、轉變發展方式是促進經濟轉型的核心
改革開放30年來，浙江從一個相對封閉的、傳統農業經濟發展成為開放的、以現代工業 為主體的經濟體，無論是經濟結構還是體制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綜合經濟結構、經濟體制 和發展階段等諸方面因素，經濟發展已經實現了兩次轉型。
第一次轉型以農村工業化和建立有計劃商品經濟為主要特征，具體時間是從1978年十一 屆三中全會開始到1991年。這次轉型的主要特點有：一是政府直接推動或主導，十一屆三 中全會以后，省委省政府連續三年(1979-1981年)頒布允許和鼓勵個體私營經濟發展的政 策文件，并從稅收、土地、資金等方面大力支持個體私營經濟發展;二是大力推進農村工業 化，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浙江重視發揮區域比較優勢，大力發展包括個體私營企業在內的 鄉鎮工業，逐步形成了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體、輕小集加為基本特征的區域產業體系，促 進區域經濟從以農業經濟為主向工業經濟為主轉變;三是開放建設以小商品市場和其它各類 專業批發市場為核心的市場網絡，并通過“兩頭在外”、貿易興省戰略，促進產品經濟向商 品經濟轉變，初步實現了從內向型經濟向外向型經濟的轉變。
第二次轉型以城鄉結構優化和市場化改革為主要特征，具體時間從1992年開始，從黨的 十四大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十四屆三中全會做出《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開始，到2001年底我國加入WTO前。第二次轉型的主要特點有：一是 以市場化改革為核心，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總體目標后，在“整體 推進、重點突破”的新改革戰略指引下，市場化改革開始覆蓋經濟體制的各個方面，如推進 以產權制度改革為主要特征的企業改革改制，完善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所 有制格局，深化社會保障制度、金融體制、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等等;二是與市場化改革相 適應，加快政府職能轉變，一方面，政府作為市場化改革發動、組織和實施的主體，積極推 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另一方面，作為傳統經濟體制和經濟活動的主導者 ，在市場化改革中，政府也適時調整自身的職能，在積極扶持企業做大做強的同時，不斷減 少對微觀經濟主體的控制和干預;三是為適應工業化快速推進，以促進資源和生產要素集聚 、培育區域增長點為內容的城鄉結構調整步伐加快，產業和人口向中心鎮和大中城市的集聚 明顯加快，以大中城市為中心、中心鎮密集的都市帶或城市群成為區域經濟的核心增長極; 四是對內對外開放并舉、全方位開放的格局初步形成，商品、資本以及勞動力等各類生產要 素跨區域流動趨勢加劇，本土企業開始走向跨區域發展。
經過兩次轉型，浙江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培育了一大批富有 活力的市場主體，市場機制日趨完善且在資源配置中的地位得到廣泛尊重，作用不斷強化， 這也標志著經濟體制轉變取得了重大進展。從發展階段看，伴隨著工業化進程的快速推進， 依托具有浙江特色的區域產業體系和豐厚的民間資本積累，可持續的區域經濟內生發展機制 正在不斷完善，城鄉和區域發展的協調性得到加強。成功轉型為區域發展提供了新動力與保 障，應該說，與改革開放初期相比較，浙江已經從一個相對封閉的、以傳統產業為主體的經 濟體系發展成為全方位開放的、以工業為主體的快速經濟發展體。
2001年12月中國加入WTO、2002年黨的十六大召開，以及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關于 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 ，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的科學發展觀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對 浙江經濟發展的內外環境發生了重大影響。從國際角度看，為適應WTO的多邊貿易體制規則 ，市場化改革進一步加快并促進宏觀體制改革向縱深拓展，改革內容從經濟體制改革擴展到 政治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和文化體制改革等領域，即進入到全面改革階段。與此同時， 伴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不斷加快以及以信息技術為先導的現代科技的迅猛發展，對浙江微觀 經濟主體和區域綜合競爭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從國內看，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不斷 提高和國內需求結構的快速升級，中央提出了科學發展觀及新時期的發展戰略，要求更新發 展理念，創新發展模式，加快發展方式轉變;從區域層面看，隨著浙江人均GDP從5000美元 向8000-10000美元跨越，為適應區域經濟發展協調快速持續發展的需要，對區域產業結構 、發展動力以及發展協調性等等方面都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這些新的要求和趨勢預兆著 浙江經濟發展正面臨著一次新的轉型，另一方面，傳統發展方式所面臨的各種困惑與挑戰也 強化經濟轉型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1.原有增長動力不斷弱化。投資拉動是改革開放以來區域經濟增 長的主要動力，也是 傳統發展方式的核心動力。然而近年來，浙江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幅持續下降，浙江與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增幅比較見表1。2007年全 省固定資產投資比上年增長11.1%，投資增幅比全省生產總值的增幅低3.4個百分點，相比 全 社會消費零售總額和出口總額的增幅分別低5.6和16.1百分點，投資增幅處于最低的位置 。
隨著投資增幅的明顯下降，投資對區域經濟增長的貢獻也呈現出下降趨勢。從投資和消 費需求對GDP增長的拉動率來看(按2000年價格計算)，2003-2006年，資本形成總額對GDP 增長的拉動率為44.7%，拉動6.2個百分點，最終消費對GDP增長的拉動率為54.6%，拉動7 .6 個百分點。特別是2005和2006年，消費對我省經濟的拉動作用開始增強并超過投資的拉動作 用。2006年，消費需求的拉動率為48.7%，投資需求的拉動率為40.9%，凈出口的拉動率為 10 .4%[9]。盡管目前我省的投資增幅下降是在前些年高位基礎上的回落，且從投資 率來看也不 算低，但需要正視的事實是，隨著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支撐作用的弱化，區域經濟持續快速增 長的動力需要重建。
2.增長結構不合理。經過近30年的快速發展，重化工業不僅成為當 前我國工業結構的 主體，而且是近年來宏觀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與增長相對緩慢的消費品銷售相比較，全國 背景下的投資快速增長推動投資品較快增長，而投資品較快增長導致相應行業增長較快，進 而成為宏觀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撐，從而在產業層面上明顯呈現出增長結構的二元性。即，一 方面是需求旺盛、快速發展的以投資品為核心的重化工業部門，近年來呈現出高速增長勢頭 ，另一方面，則是在國際競爭日趨激烈和人民幣升值背景下，因生產成本顯著上升、市場趨 于 飽和的以勞動密集產品為代表的輕紡產業，增長乏力，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不斷減弱，這在浙 江表現得十分明顯。以2006年為例，浙江制造業中的十大支柱產業，輕紡產業或勞動密集型 產業的比重超過四分之一，其中第一大產業為紡織業，占全部制造業的12.91%，勞動生產 率 只有61591萬元/人•年，而全國制造業中的十大支柱產業呈現出明顯的重化工業和高技術傾 向，其中的第一大產業為電子及電信設備制造業，占全部制造業比重為12.05%，略低于浙 江 的紡織業，但勞動生產率高達140264萬元/人•年[10]7。供給結構與增長結構的錯 位，使得現有支柱產業對浙江區域經濟增長的貢獻不斷弱化。
區域產業結構的不合理還體現在與國家產業政策的錯位上。從2006年的數據來看，浙江 區域產業體系中，低附加值、高能耗、高排放產業比重相對較大，占全部制造業比重為21. 6%，比全國高出6.6個百分點;而高附加值、低能耗、低排放產業的比重相對較小，僅為32 %，比全國低4個百分點。在全省81個產業集群中，紡織、皮革、竹木制品、工藝品等附加值 比較低、能耗比較高、污染排放比較大的產業，產值比重占41%，高于全省制造業有關產業 比重近20個百分點[10]10-11。與此相對應，浙江的服務業和高新技術產業比重過 低。
3.發展成本遞增。浙江經濟運行總體上具有“大進大出”的特征 ，近幾年省內企業生 產的最終產品輸往省外國外的比重高于70%[11]。而資源型產品的對外依存度則不 斷提高， 特別是能源、金屬礦產、許多工業原材料和大型成套設備，絕大部分從省外國外輸入，其中 一次能源自產率僅占能源消費總量的10.6%，即90%左右要依靠外省調入和進口(若按當量 值 計算，一次能源自給率僅為4%， 96%要依靠外省調入和進口)[12]，主要進口商品 中包含了 鋼材、廢銅、原油、鐵礦砂及其精礦、原木、成品油等多種資源型產品。一進一出、一高一 低，侵蝕了省內企業的大塊利潤。此外，人民幣升值、出口退稅、勞動力成本上升，以及土 地環境的制約，等等，都極大提高了發展成本，制約了區域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浙江省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與能源原材料購進價格指數比較見圖1。
發展成本居高不下，嚴重制約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勞動生產率是經濟長期健康和繁榮 的最重要的決定因素[13]，不僅標志著作為最重要經濟資源的勞動力的產出效率， 更是衡量 經濟發展水平的主要指標。因此，從根本上說，勞動生產率是反映一個經濟體追趕動態過程 的基本指標，如果把經濟追趕看成是人均收入和產業結構向發達經濟體逼近的收斂過程，那 么勞動生產率在國際比較意義上的相對和持續增長，則是這一追趕過程展開和實現的必要條 件和充分條件[14]。2006年浙江勞動生產率為49610元/人•年，雖高于全國平均水 平，但與 廣東、江蘇相比，約低5000元/人，其中第二產業差距更為顯著，2005年浙江第二產業的勞 動生產率比廣東、江蘇和山東分別低25097元/人、15856元/人和14710元/人。與其他經濟體 相比，差距就更大，1990年，韓國人均GDP為5770美元，全員勞動生產率14800美元/人，馬 來西亞人均GDP2400美元，全員勞動生產率為6734美元。如果按韓國的發展水平，在人均GDP 達到4000美元左右時，全員勞動生產率約為9000-10000美元/人，浙江至少要低3000多美元 。
值得注意的是，自90年代中期以來，我省全員勞動生產率下降趨勢十分明顯，特別是自 1999年以后，全員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幅度低于人均GDP的增長幅度，其差距在不斷擴大。199 5年，全省人均GDP增長16.0 %，全員勞動生產率增長17.63%，到2000年，人均GDP增長8. 1 %，全員勞動生產率僅增長6.93%，2005年，人均GDP增長上升到11.2%，而全員勞動生產率 增 長只有8.83%。全員勞動生產率與GDP增長率之間的差距不斷加大，其中工業勞動生產率增 幅低于全國近6個百分點[15]。
4.開放經濟面臨轉折。“大進大出”決定了浙江經濟全方位開放的格 局和態勢，但隨 著經濟發展環境和發展階段的變化，目前浙江的開放型經濟正面臨著重要的轉折：一是在人 民幣升值、成本上升、出口退稅政策和國際貿易環境惡化的背景下，對外出口壓力不斷加大 。2006年，全省共遭遇國外兩反兩保、337調查和打火機CR案共53起，直接涉案4.6億美元 。 目前，我省涉及國際貿易摩擦的商品出口高達80億美元左右，約占全省出口總額的8%，涵蓋 我省機電、農產品、紡織品、服裝、鞋、家具等多種傳統優勢出口產品;二是由于創新能力 薄弱，沒有品牌和知識產權優勢，傳統支柱產業和民營企業難以擺脫“被全球化”困境，在 國際競爭中還主要處于全球價值鏈的低端;三是隨著區域發展成本提升，大量傳統產業領域 的 中小企業外遷，傳統的生產制造優勢面臨挑戰;四是區域性資本輸出趨勢日益明顯。近年來 ，我省每年對外投資約在600-700萬左右，對外投資累計7000億元余。據有關部門統計，截 至2006年底，浙江共有440多萬人在外務工經商，其中經商辦企業的約有230多萬人，在外創 辦企業10萬多家，注冊資金約2800億元，對外累計投資6400億元[16]。另據浙江金 融機構存 貸比高于全國和廣東、江蘇、山東等省的數據，以及貸款與地區生產總值相關數據測算，浙 江多占用貸款4200-4300億元，相當大部分用于民營企業資本輸出(省內金融機構專家測算 )[11]9，這意味著，浙江開放型經濟正從商品輸出階段向資本輸出轉變，面對大 量資本外流，如何保持本土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是一個迫切需要研究的課題。
5.區域要素資源稟賦結構層次低。要素稟賦結構是決定區域產業結構和競爭力的 關鍵 因素，其中人力資本在區域要素稟賦結構居于核心位置，且是現代經濟發展的決定性要素， 也是區域比較優勢的核心。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經濟的高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浙江的 人力資本優勢，即對市場經濟的敏感性和高漲的創業積極性。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人 力資本數量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會弱化，而人力資本質量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會日益突出。然 而，目前浙江從業人員中，大專及以上只有14.9%，初中及以下卻有58.1%;具有專業技術 職 稱的僅為13.6%，且59.2%為初級職稱;具有中級工及以上職業技術等級證書的人數更為稀 少 ，僅有4.6%，其中技師和高級技師全省只有9.32萬人，僅為0.5%。與全國平均水平比較 則進 一步顯示了浙江從業人員素質偏低。其中大專及以上學歷人員比重低于全國平均水平9.6個 百分點，專業技術職稱人員比重低6.0個百分點，具有中級工及以上職業技術等級證書人員 只有全國平均水平的一半。國家統計局將各省每百人擁有大專及以上學歷的人數分為三檔， 浙江與廣東、福建、江蘇省一起同為第三檔，并且排在最后一名。而“初中及以下”的比重 超過50%的全國僅有兩個地區，一是浙江(58.1%)，二是西藏(51.3%)。在浙江912.67 萬 “初中及以下”的就業人員中畢竟本省人口占主體，這與浙江經濟總量居全國第四位的經濟 大省身份實在不相符合[17]。
人力資本總體素質不高成為制約產業升級和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一大瓶頸。特別是隨著 企業規模的不斷擴大，民營企業對資金的需求減少，但對人才需求明顯增加。近年來，浙江 高技術產業R&D人員人數投入居全國11位，2003年后有了較大的提高，上升到了第8位， 但是 仍無法滿足企業對人才的需求，許多企業認為人才缺乏是影響企業自主創新主要因素。高技術產業R&D人員折合全時情況見表2。據全 省500家制造業企業抽樣問卷調查，大、中、小型企業認為人才缺乏是企業自主創新主要困 難的分別占47.2%、46.5%和26.7%，認為資金缺乏是企業自主創新主要困難的分別占27. 8%、37.5%和55.7%[11]。
低素質的人力資本也從其收入中得到體現。盡管浙江經濟發展水平在全國居前列，但制 造業的平均工資水平卻不高，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浙江制造業人力資本的水平。浙江與有關省市制造業平均工資比較見表3。
三、加快轉變發展方式促進經濟
轉型的政策取向
經濟轉型與發展方式轉變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只是經濟轉型比發展方式轉變具有更加廣 泛和深刻的內涵，它不僅包括了發展方式轉變，而且也內含著市場經濟體制的深化與完善。 從浙江實際看，現有發展方式所面臨的問題，從根本上說也是經濟轉型過程中經濟結構上 所面臨各種問題與挑戰。因此，加快發展方式轉變是浙江經濟轉型的核心。
事實上，與以往兩次經濟轉型相比較，這次經濟轉型有兩個重大背景需要我們關注和把 握，一是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新趨勢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特別是 這“五化”之間的互動對當代經濟社會發展趨勢以及區域發展方式和產業結構的影響，二是 當前我省人均GDP正從5000美元向8000-10000美元跨越，區域經濟增長動力、經濟結構以及 發展協調性都將呈現出一系列新的趨勢和特征。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經濟發展轉型特征比較見表4。
根據上述分析，當前浙江經濟轉型的主要特征是，一是根據現代市場經濟要求，積極推 進市場經濟法治建設，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體制。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它要求法律和 制度成為規范和調整社會關系和經濟關系的常規手段：市場主體的資格需要法律的確認和保 障;市場主體的行為要用法治來確認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要用法治來保障;宏觀經濟調控 需要法治來完善。二是在國際化信息化背景下，發揮動態比較優勢，建立具有浙江特色的現 代產業體系。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是推進浙江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核心，它要求在充分發揮 區域動態比較優勢的基礎上，積極利用信息化和高新技術產業，構筑新的競爭優勢，提升區 域產業體系在全球生產網絡中的地位和層次。三是在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趨勢下，推進空間 結構優化，統籌協調城鄉和區域發展。要在綜合考慮根據經濟增長、人口集聚和資源環境承 載能力相互關系的基礎上，加快都市經濟圈規劃和建設，進一步統籌城鄉和區域協調發展。
根據經濟轉型的主要特征，結合當前經濟發展中面臨的各種問題和挑戰，要加快經濟發 展方式轉變，要著重抓好以下方面：
1.進一步實施創新強省戰略，促進經濟增長從投資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隨著原有 增長動力的不斷弱化，從投資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既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必然途徑，也 是經濟轉型的重要標志。現代創新體系的內涵包括創新、信息化和培訓三大支撐。因此，創 新強省，不僅要強化創新投入，而且要把信息化、培訓放在戰略地位。創新驅動的核心在于 突出企業創新主體的地位，積極提升區域自主創新能力，聯動推進知識產權戰略、標準化戰 略和品牌戰略，使創新成為企業和區域產業競爭力的核心。
2.實施人力資本強省戰略，提高區域要素稟賦結構素質。區域要素 稟賦結構是比較 優勢的核心。隨著經濟發展階段的提升，以低成本低價格為核心的比較優勢已難以維持。無 論是構筑新的競爭優勢，還是促進新一輪創業創新，都必須依托高素質的人力資本。知識經 濟和高新技術產業創業創新需要的是“知識精英”而不再是“草莽英雄”。因此，要實施人 力資本強省戰略，通過全面提升我省高等教育質量，吸引全國優秀生源到浙江高校就學，鼓 勵高素質的人力資本在浙江創業創新，進而為提升浙江產業競爭力促進區域經濟持續增長提 供不竭的要素資源。
3.加快區域產業升級，構筑具有浙江特色的現代產業體系。浙江特 色的現代產業體 系必須是以信息技術等高新技術為基礎、以浙江創造為核心。要積極把握全球產業發展新趨 勢新特點，積極引導和扶持一批以信息技術為基礎的現代物流、電子商務等新型業態和商業 模式，加快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知識密集型服務業，要順應區域產業轉移趨勢，主動淘汰一 批低附加值高能耗高排放的傳統產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優化區域產業結構，促進浙江區域 產業結構向更“輕”更“新”方向發展。所謂“更輕”是以促進“浙江制造”向“浙江創造 ”作為產 業升級的目標，大力發展以研發、設計、營銷等知識密集型服務業或生產性服務業;“更新 ”是通過大力發展包括電子商務、現代物流等新型業態，促使傳統產業、勞動密集型產業向 以電子信息、生物醫藥為先導的高新技術產業轉變。
4.以都市經濟圈為支撐，促進城鄉和區域協調發展。區域經濟一體 化既是空間結構 優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促進城鄉和區域協調發展的基本要求。本著經濟增長、人口集聚和資 源環境生態承載能力相協調的原則，以三大產業帶為依托，進一步優化要素資源的空間布局 ，促使地區間從競爭走向合作，促進人口和產業在更大范圍內的集聚發展，使都市經濟圈成 為區域經濟發展的新增長極。要促進生產要素和資源的跨區域優化配置，進一步提升產業集 群競爭力。
5.深化體制改革，加快建設服務型政府。完善法律法規、健全執法 機制、轉變政府 職能是深化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主要特征。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不是創造財富的主 體而是服務的主體，要努力為城鄉居民和各類市場主體提供產權保護、激勵競爭、規范市場 秩序、創業創新等相關的基本公共服務;要加快推進資源要素配置的市場化改革，盡力減少 或約束各級政府的資源配置權，完善資源要素價格的市場化形成機制;建立和完善促進經濟 發展方式轉變的政策、體制和機制，積極發展風險投資、創業投資等專業性要素市場體系， 積極推進公用事業的市場化改革，為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提供體制機制保障。
6.增強民營經濟整體素質，提高開放型經濟層次。作為一個相對獨 立的經濟體，浙 江的開放度相當高，但開放型經濟的層次和水平卻不高，這主要體現在，出口輸出主要以低 價格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民營企業位于全球價值鏈的低端，在國際競爭中處于“被全球 化”困境，缺乏擁有核心技術或自主知識產權或國際名牌的本土民營企業，等等。要積極引 導和支持廣大民營企業依托自主創新提升國際競爭力，培育和扶持本土跨國公司，鼓勵民營 企業與跨國公司建立各種聯系，鼓勵民營企業“走出去”，到國外去投資設廠、建立營銷網 絡和研發中心，吸納國際優質生產要素和資源支持浙江發展。
四、結 語
在體制約束條件下，經濟轉型與發展方式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其核心在于結構轉變。然 而，對一個經濟體而言，經濟結構轉變是要素稟賦結構提升的必然結果，而且是一個長期的 過程。至于結構轉變的方向與路徑則取決于市場選擇。從這個意義上說，要促進浙江經濟轉 型與發展方式轉變，關鍵還在于提升區域要素稟賦結構。但無論如何，探討浙江經濟轉型與 發展方式轉變，對于進一步認識發展和把握區域經濟發展規律和模式選擇具有重要的現實意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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