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事業管理論文例文發表(2)

　　公共事業管理論文例文發表篇2

　　淺談公共事業管理的有效邊界

　　摘要:公共事業管理有效邊界的實質,是對政府、市場、社會權力選擇與實施邊界的確定。在三維權力架構下,簡單地組合這些權力,不會形成公共事業管理的有效邊界。因此,必須在審視權力性質和作用的基礎上,分化、調整這些權力并進行合理的制度安排。公共事業管理有效邊界的生成,并不是獨尊或否定哪一種權力,而是這三維權力保持一種動態的平衡。

　　關鍵詞:公共事業管理;有效邊界;三維權力;分化

　　一、權力制度安排中的有效邊界

　　政府權力是政府憑借其特殊身份所擁有的公共權力,它具有權威性和強制性。對公共事務而言,政府權力無疑發揮著積極的作用;而對準公共事務的治理,完全由政府權力主導則會產生諸多弊端。政府權力的運作往往傾向于公眾的平均需求和偏好,既無法滿足部分公眾的特殊需求,也不能對新的需求作出及時反應。政府在提供產品時缺乏成本效益機制,往往因其“內部性”過度追求準公共產品的數量而忽視公眾的真實需求,這樣不僅造成產品資源的嚴重浪費,也使政府規模不斷擴大,其間接表現為國家財政預算總額的增加,提高了準公共產品的供給成本。

　　市場權力即企業擁有的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權力,它具有追逐利益的特性。準公共產品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的特性,致使企業缺乏提供這種產品的動力和積極性。非排他性會使人們選擇這樣的消費方式,即等其他人購買后自己無償消費,若所有人都采用此消費方式,其結果造成無人主動付費購買這種產品;非競爭性使得增加消費者的邊際成本為零,增加邊際成本為零的產品其價格也應為零。作為理性“經紀人”的企業絕不會生產沒有消費者或價格為零的產品。

　　由此可見,依賴政府或市場權力來治理準公共事務,都無法提升公共事業管理的效能。二維權力的“失靈”,使得人們積極尋求政府、市場之外的“第三種力量”,即公共事業組織所擁有的社會權力。社會權力是社會公眾賦予公共事業組織的一種非強制性的支配力量,它利用信用資源來溝通準公共產品的供需雙方,來滿足社會部分共同需要。這種權力的權威來自供需雙方的信任,它的實施主要靠說服機制。作為社會權力有效載體――公共事業組織的創新和發展,使得社會權力擁有良好的生存和增長的“土壤”,從而突破了公共事業管理中二維權力的安排,呈現出政府、市場和社會三維權力結構。

　　有效邊界分析是建立在權力擁有者――組織提供產品和滿足需求的作用之上的。根據產權的理論,公共事業管理有效邊界的確定是社會選擇的結果,其選擇標準就是交易成本。究竟是利用政府權力,還是利用市場權力,抑或是社會權力,要看哪種權力在實施過程中的運行成本更經濟、更有效率。

　　二、有效邊界生成的制約因素

　　國家民主進程。實踐表明,社會的民主化程度越高,公共事業組織的發展就越活躍,其所擁有的社會權力就越強。相反,在高度集權的社會里,國家總是通過控制主要的社會資源,建立縱向等級制度體系和組織體系,試圖將任何社會的、民間的力量納入到自身統一的支配之中。這種情況下,很難產生獨立于政府的社會權力:一方面,政府權力不斷向社會擴散和滲透,使民間的社會力量被梳理進縱向的行政關系之中;另一方面,國家往往視民間力量為改造的對象和實現自身目標的障礙,導致社會權力處于消極被動、被排擠的地位。

　　市場發達程度。市場的發達程度影響著政府、市場和社會權力在公共事業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一般來說,市場健全國家的市場、社會權力在公共事業管理中的作用大于市場欠健全國家,市場健全國家的政府權力的作用小于市場欠健全國家。就中國目前狀況而言,雖然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制,但由于缺乏歷史基礎,市場的健全完善程度仍比較低下,傳統的計劃色彩仍十分嚴重。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權力在分配社會資源方面的作用比那些市場發達的國家大得多,在準公共產品領域,政府往往是唯一、直接的供給者。而在市場發達的國家中,準公共產品的提供主要由公共事業組織承擔,政府只扮演“裁判員”、“掌舵”的角色。

　　歷史資源稟賦。歷史形成的資源稟賦集中在政府手里的國家,政府權力的作用自然大于資源分散的國家。例如,實行福利國家政策的瑞典,依靠市場權力解決不了的問題,都是通過政府權力,即社會福利制度來解決的,社會權力的作用極小;而在美國則相反,社會權力的作用很大。盡管中國正在完成由依賴政府、市場權力的體制向依賴社會權力的體制轉化的任務,但政府權力仍在過渡過程中起很大作用。在目前公共事業組織尚不成熟、社會權力還比較弱小的狀況下,政府權力在公共事業管理中的作用,仍將比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大得多。隨著以事業單位改革為切入點的現代事業制度的完善,政府權力將日益減弱,社會權力會不斷加強。

　　社會文化背景。崇尚集體主義的國家,認為社會進步是國家引導的結果,而非個人力量所致;崇尚個人主義的國家,認為社會是由一個個有獨立意識的個人組成的,社會進步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個人不斷進取的合力推動的。前一種文化相信組織的力量,后一種文化相信契約的效力。在有前一種文化背景的國家里,政府權力的作用大于有后一種文化背景的國家,市場權力特別是社會權力的作用則小于有后一種文化背景的國家。中國的文化傳統是崇尚集體主義的,是相信國家在社會進步中的引導作用的;同時又相對地缺乏契約傳統,人們不甚相信契約的效力。

　　三、有效邊界的生成:權力分化與調整

　　在計劃經濟時期,中國形成了“大政府、小社會”的管理模式。政府高度集權化,事無巨細均由政府一手操辦,從時間的跨度上包括了“搖籃到墓地”的全過程,政府作為社會、個體的保姆或監護人,全面承擔起廣泛的社會事務。其極端形式就是政府包攬一切社會事務,社會為政府所吞沒。事實經驗表明,“政府辦社會”模式是低效率的。隨著政府職能的轉變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在治理準公共事務中,首先出現了政府權力和市場權力的分離。按照“政企分開”的原則,政府收縮公共產品提供的范圍,改變傳統的大包大攬的做法,將原來由政府承擔準公共事務逐步讓渡給營利部門。這一分離階段,政府權力逐漸下降,市場權力不斷提升。

　　在這一治理變革中,市場化是一種國際性潮流。市場化是通過一系列化公為私、公私合作方式,借以引入競爭機制,提高管理效率和服務質量,從而達到更好的社會治理效果。市場化價值取向推動了“企業辦社會”模式的形成。市場化改革在某種程度上降低了準公共產品供給成本,提高了準公共服務的質量,減少了國家的財政開支,同時也帶來了一些負面影響。從公共性的角度,政府市場化改革存在著經濟性損失、公平性損失、腐敗、公共責任缺失、社會穩定、引發政府管理危機等六個方面的問題。為了克服市場化的弊端,于是出現了第二次權力的分離,即市場權力與社會權力的分離。按照“企事分開”的原則,由政府交給企業的準公共事務又逐步轉移給公共事業組織來承擔。

　　隨著“大政府”向服務、有效政府的轉變以及民主化的縱深發展,推動了準公共服務的社會化進程。社會化意味著政府向社會轉移了一部分職能,同時也把與職能相對應的權力轉移給公共事業組織。社會化不僅是政府“放權”的過程,更是政府“還權”的過程,權力向社會分散是社會化的實質所在。社會化推動了權力的第三次分離,即政府權力和社會權力相分離,其變化趨勢是進一步弱化政府權力的作用,增強社會權力的作用。按照“政事分開”原則,徹底改變公共事業組織作為政府附屬物的狀態和以政代事的局面,將政府承擔的具體技術性、服務性的社會職能剝離出來,同時將公共事業組織承擔的行政職能回歸政府部門。簡而言之,就是政府作為提供準公共產品的“政治決定”者與公共事業組織作為準公共產品的承擔者分開。

　　公共事業管理有效邊界形成之前,總體來說,政府權力、市場權力和社會權力之間的各種組合所產生的效率都是低下的。經過三次權力的分化與調整,逐漸生成了公共事業管理的有效邊界。有效邊界的形成,既不意味著獨尊唯一的社會權力,也不意味著政府權力和市場權力的退卻、消失,而是三維權力一種動態的平衡。它們在公共事業管理中的作用比重應是:社會權力>市場權力>政府權力。在公共事業管理中,政府權力的作用是對公共事業組織進行引導和規則。

　　政府通過一定的政策、規則制度、法律、法規等,運用法制化的手段對公共事業組織的活動進行審時度勢的調節,根據其活動是否符合法律和政策的要求,進行積極的鼓勵、促進或消極的限制、禁止。換言之,政府通過法規政策引導社會權力的正確行使,規制公共事業組織的有效運作。對于市場權力,其作用并不是對社會權力的替代,而是將需求、價格、競爭和激勵機制引入公共事業組織中。公共事業組織通過需求機制,進入事業型市場充分調研公眾對準公共產品的需求狀況,制定合理戰略規劃;利用價格機制,制定產品的合理價格;通過競爭機制,逐步打破壟斷的局面;利用激勵機制,不斷激發其成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更好地提升公共事業管理效能。社會權力在公共事業管理過程中則發揮著主導作用,通過公共事業組織采取計劃、組織、協調、控制等方式對準公共事務進行具體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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