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類論文電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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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政策是政府有選擇的管理行為,體現了有明確方向的活動過程，是政府對社會生活,按照統治階級的意愿所作出的行為準則,是政府依據特定時期的目標,在對社會公共利益進行選擇,綜合,分配和落實的過程中所制定的行為準則。下文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搜集整理的關于公共政策類論文電子版的內容，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公共政策類論文電子版篇1

　　淺議公共政策制定與社會公眾利益沖突

　　摘要：房地產行業逐漸成為中國最強大的游說團體，影響著公共政策的制定。從房地產開發商與政府的關系及其行為模式出發，分析了這一問題，并提出了公共政策制定者加強對房地產業宏觀調控的建議。

　　關鍵詞：利益集團;公共政策;行為模式;房地產

　　1房地產利益集團政府的雙方關系

　　在西方,利益集團又稱利益團體、壓力團體、院外活動集團等,關于利益集團的研究滲透于西方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多門學科,是一個綜合性的范疇。在我國，最近幾年對于利益集團的研究發展迅速。戴維•杜魯門在《政府過程》中指出,利益集團是任何建立在享有一個或更多共同看法基礎上,并且向社會其他集團或組織提出某種要求的組織。利益集團是自愿性的組織,由具有共同利益的人，為了尋求某種目標而結合在一起。大多數利益集團只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甚至僅代表一小部分人的利益。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形成了一些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將國家的政策推向更有利于個人，而不是國家利益的方向。利益集團參與政治的結果就有可能導致強勢群體控制公共政策,進而損害公共利益。其中，房地產行業逐漸成為中國最強大的游說團體，影響著公共政策的制定。

　　目前,我國房地產市場存在著一系列問題:房地產市場總體上處于供給的結構性過剩和高房價收入比以及消費預期導致的居民有效需求不足的狀態;商品房的高空置率和居民住房不足的矛盾;土地資源的低效率使用等等。

　　隨著房價逐步由一個經濟問題演變成一個政治問題，政府開始了針對房地產市場的強有力的宏觀調控。然而,實際效果卻不如人意,甚至出現“愈調愈高”的現象。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的針對性和可操作性不強是主要原因。在房地產市場上政府、開發商和消費者三個行為主體中,對房地產價格產生最大影響的兩個主體是政府和房地產開發商,政府和房地產開發商雙方利益集團都會為了自身的利益在政策制定過程中不斷博弈，這也是在我國經濟轉型階段房地產市場的一個重要特點。

　　2房地產利益集團與政府之間的博弈行為模式

　　假設待開發的土地是閑置的空地。在博弈的第一個階段,政府判斷是否拍賣土地的開發權,若不拍賣,則其收益為零。影響政府選擇的因素很多,比如土地的面積、地理位置、周圍環境,城區規劃等。如果決定拍賣土地使用權,政府要作前期規劃,設計拍賣規則,并對參加競拍的開發商進行審查,包括公司的財務狀況、資信水平、工程質量等。拍賣過程中,各開發商憑借對該土地帶來的預期經濟收益的判斷和成本的比較,分輪叫出能接受的價格,直至能接受的最高價格,最終由出價最高的開發商得到使用權。

　　在博弈的第二個階段,房地產開發商在取得規劃行政管理部門核發的《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以后,向相關行政管理部門辦理商品房屋建設預備項目計劃備案手續。之后,房地產開發商方可向建設行政管理部門辦理施工許可手續。在開發建設中,房地產開發商應當在規劃、土地、建設行政管理部門規定的期限內，辦理房地產開發項目的各項審批手續,并按照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約定的土地用途、動工開發期限，進行房地產項目開發建設。在這一階段,政府則監督開發商是否有違規違法建設。公務員之家

　　博弈的第三個階段,由建設行政主管部門綜合驗收。對綜合驗收合格的項目核發綜合驗收合格證,同意交付使用;綜合驗收不合格的,建設行政主管部門應當提出整改意見。

　　在這種行為模式中，土地交易可能存在暗箱操作，導致腐敗現象的產生。在標價最高者中標的拍賣方式下,隱含著一些對賣方不利的危險因素,若競標人之間形成某種形式上的串通,會使土地的價格大大降低,從而導致最終國有資產的流失。解決這個問題,可以預先設置一個底價,若最高競價達不到這個價格,則不能成交,同時要求投標人支付一定的投標費用,促使投標人積極爭取中標。當然也不能迷信公開招標或拍賣形式下所形成的土地價格就是市場價格,因為開發商對未來市場的樂觀預測、開發商之間的博弈和非理性行為以及伴隨著開發商的道德風險等,都有可能使其可接受的交易價格偏離市場的軌道。因此，還需要公共政策制定者加強對房地產業的宏觀調控。

　　3公共政策制定者加強對房地產業宏觀調控的建議

　　(1)地方政府不斷規范自身行為，加強宏觀調控力度。由于拍賣土地的收入由地方政府支配，導致一些地方政府熱衷于“以地生財”,只想通過地價的開高,從而獲得更多的收入。面對上漲過快的房價,一些地方政府并沒有從國家調控政策中找辦法、想對策,相反卻“空置”政策,大搞招商引資工程、新城市建設工程和拆遷改造工程,繼續通過大拆大建來刺激房地產,增加經營城市的籌碼,調控似乎不在他們考慮之列。因此,要想使調控不放空,地方政府就應該擺正自己的位置。作為人民政府,首先要完成肩負的解決“居者有其屋”的問題、維護市場秩序的基本任務。國家進行房地產市場宏觀調控,除加大監督檢查外,問責措施也要跟上;同時，對宏觀調控取得實際成效的地方，政府要給予通報表揚,納入政績考核。宏觀調控措施能不能從文件變為現實,關鍵就看各級政府落實的決心和力度。

　　(2)加強政府監督。雖然市場經濟中開發商可以自主定價,但根據有關法律法規規定,企業自主定價需要以成本為基礎,低于成本的低價傾銷和大大高于成本的暴利,都是法律法規不允許的。房地產不同于普通商品，它總價高,意味著開發商能夠輕易獲取巨額利潤。在實際操作中,一些開發商善用“虛擬成本”、“虛假需求”、“預期價值”、“設計概念”等來為其高房價自圓其說,如黃金地段、國外理念、綠色家園、環保裝修、教育地產等等,通過炒作概念不斷放大價格信號,最終的銷售價格大大偏離真實成本,而這正是開發商獲取暴利的玄機。面對這塊虛增的高額利潤,目前缺乏有效的約束與監控,而這恰恰應是下一步房市宏觀調控的著力點之一。

　　(3)完善公共政策，加大對開發商違背政策的懲罰。在國內的很多城市,開發商未取得預售證而擅自售房、一房多售、不按期開盤等違規操作之所以屢禁不止,一方面是由于規則有待進一步明晰,執法力度有待加強;另一方面則在于規則本身的“疲軟“,如對于開發商的違規行為,有關部門的處理結果僅僅是罰款,但少數的罰款和高額的利潤比起來是那么的微不足道。如果違規者需要付出的成本很低而收益卻很大,則由于存在巨大的潛在利潤而使得規則本身的威嚴無以維系;反之,若違反規則的代價大到足以威懾意圖違規者,則不需過分強調,也可起到規范與震懾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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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政策類論文電子版篇2

　　談提高弱勢群體對公共政策影響力

　　摘要:利益均衡的實現有利于公共政策更具有合理性和民主性以及社會的穩定。因此,重視利益集團在中國的發展,尤其是由弱勢群體組成的利益集團,鼓勵和引導利益集團的良性發展,拓展中國利益集團表達自身利益的渠道和途徑,這有利于公共政策的制定更具公共性和民主性。因此,從磁懸浮叫停案例分析中,通過對兩種利益集團的組織性、表達利益的途徑、所掌握的知識、信息與資源等方面的比較,來探索中國目前弱勢群體利益集團存在的缺陷以及發展的有效途徑。

　　關鍵詞:利益集團;公共政策;利益博弈;弱勢群體

　　一、發展中國弱勢群體利益集團的重要性與必要性

　　西方團體理論認為,所謂公共政策,是指某一特定時間里,團體間的爭奪達到的平衡,它體現了那些一直試圖獲取優勢并相互競爭的派系或團體之間出現的均勢。那么,從一定意義上來講,公共政策的制定過程實際上是各種利益集團爭取影響公共政策的過程,公共政策是各種利益集團競爭所造成的均衡,而該均衡取決于各個利益集團的相互影響力,集團壓力成為政策系統均衡態的唯一決定因素,公共政策隨著影響力格局的變化而變化。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各種利益集團圍繞具體利益安排和利益得失進行博弈,以期達到利益均衡的理想狀態,促進公共政策的公共性的體現。而在中國各種利益集團中,代表弱勢群體的利益集團由于其經濟地位低,社會資源少,知識水平不高,所以他們不僅缺乏傳達利益訴求的途徑而且也缺乏表達利益訴求的意識與能力。因此,在發展中國隊員利益集團均衡狀態的道路上,扶持和發展弱勢群體利益集團是必經之路。

　　二、強勢群體利益集團與政府間的博弈

　　2006年2月22日,中國國務院批準了上海—杭州磁懸浮延長線項目的申請。這條全長約175公里的滬—杭磁懸浮是上海龍陽路至浦東國際機場一段磁懸浮的延長線,計劃投產建成后是作為一條商業性的交通工具進行運營。滬杭磁懸浮列車項目曾經讓社會為之轟動一時,但是目前該項目被迫暫停。該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從本質上講,可以歸結為公共政策制定過程中多方利益集團進行博弈的結果。

　　我們可以把各方利益集團博弈的焦點進行分類,為避免政府這一特殊身份,我們可以按照政策制定主客體角度進行分類,逐一探討各利益全體群體之間的利益博弈行為。總共可以分為政策制定主體與政策制定客體之間的博弈,政策制定主體之間的博弈和政策客體之間的博弈。

　　1.政策制定主體之間博弈。在滬杭磁懸浮項目上,政府內部以及政府與政府之間的利益是有分歧的。

　　政府內部分為贊成與反對兩派,贊成派認為滬杭磁懸浮單程大概是45分鐘,可以形成所謂的一小時經濟圈,以后可以上海上班、住在杭州、嘉興,世博會接待需要交通工具,將人分流到杭州等地去。而反對派認為磁懸浮是個注定虧損的項目,以中國目前的消費,現實客流量遠遠少于理論上的,龍陽—浦東機場的示范性磁懸浮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很顯然兩方的博弈焦點在經濟利益上。

　　而上海市政府與浙江省政府在經濟利益方面也存在著分歧,由于滬與浙境內的磁懸浮長度不同,上海方面提出的投資原則是在誰境內由誰出資金。即浙江方面要出資高達210億元,而上海方面僅需投資140億元,并且滬杭磁懸浮將有一部分采用國產化設備,而這些設備全部在上海制造,也就是說浙江還需要向上海購買設備,上海的實際投資比例不但少,而且還可以從浙江方面獲得一定的經濟利益。

　　2.政策客體之間的利益博弈。政策客體中有持三種態度和行動的客體。第一種客體持強烈反對的態度的,并采取了積極博弈的行為(),該類人群主要由滬杭磁懸浮線路沿線居民組成,并且具有較好的經濟基礎、一定的社會地位、較高的知識水平和良好的素質修養。比如閔行區的錦鴻公寓的居民們。第二種客體持反對態度,但采取消極的博弈行為,認為磁懸浮的建造勢在必行,但又忍受不了磁懸浮給生活帶來的困擾只能搬遷或繼續忍受。第三種客體是屬于隔岸觀火型的,受經濟利益的變化而行動,比如沿線的房地產商等。

　　這是一個不完全信息的動態博弈,三種客體,也可以稱為三方博弈參與者,后者的行為很有可能因前者的行動而進行調整。比如2008年1月10日晚,定浦河延安(即磁懸浮路線經過地之一)的十幾個小區居民們沿著定浦河喊著整齊的口號進行游行示威,并且對沿路周邊其他小區的居民們進行宣傳,于是一撥撥的居民走出家門,加入到了游行的隊伍當中,隊伍不斷壯大著。到了2008年1月12日至13日周末,逾萬居民俱在人民廣場和南京路長時間“散步”,高呼反對磁懸浮污染口號。在這次游行中,當地的房產商也加入了抗議的人潮中,因為當地房產大跌,一貫做順民的房地產開發商也罕有地利用網絡方式進行宣傳,呼吁更多人加入抗議隊伍中。博弈的結果是壯大了利益集團的規模,人數增多,力量增強。

　　3.政策制定主體與客體之間的博弈。第三種博弈是政策制定主體與政策制定客體之間的利益博弈。這個博弈的結果是造成磁懸浮被迫暫停最重要的原因。這是一個非正式組織的、臨時性的利益集團。可以將該利益集團表達利益訴求的方式與途徑歸納為以下幾種:

　　首先是說服。利益集團采用拜訪、書信、遞交研究報告等方式,對有關的決策者進行勸說,明確表達利益訴求與愿望。例如,平陽綠家園的居民代表閔行區區長進行了對話,居民代表的發言從環境問題、投資收益、技術創新、社會效益以及世博會等五個方面進行詳細有條理并且有充分的量化數據支持,論述了居民們反對磁懸浮建造的理由,并提出了磁懸浮公示的合法性以及磁懸浮建造的必要性。而閔行區區長就在當天晚上給出了答復,答復包括邀請有關專業機構與居民們進行交流,擴大公示的散播范圍,保證信息在最大范圍內讓所有利益相關者掌握。其次是委托利益代言人。在今年的上海市徐匯區人大第十四屆第三次會議中,徐匯區各街道的人大代表們與政協委員們對于磁懸浮問題非常關注,向人大提案,發表利益集團的意見。相信同樣是利益相關地區的閔行區與浦東區更是異常關注,這是利益集團有效表達了他們利益的表現,迫使暫停磁懸浮的提案被提上議程,這是利益均衡的前提,即各方利益主體的利益都被充分的重視。公務員之家

　　三、案例中對于提高弱勢群體利益集團有效表達利益訴求的啟示

　　同樣是作為利益相關者的浦東的農村百姓們在磁懸浮的事件中,他們的利益訴求就不是那么明顯而有力了。從同樣生活與磁懸浮密切相關著兩個分別由強勢群體與弱勢群體組成的利益集團的表現中,我們可以很明顯地感覺到,無論是從兩者的利益訴求的意識、能力、手段、途徑、規模上來比較,都存在著巨大差異。

　　我們清楚地認識到,任何一項公共政策的制定,不可能完美,必然會使一部分人受益,而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損,或者一部分人的受益大于另一部分人。而由于中國的特殊歷史背景,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過程中,產生了許多失業者、下崗職工、農民工等社會群體,他們社會地位低、經濟薄弱、知識水平低、擁有的社會資源極少、話語表達能力弱,因此,他們容易被社會忽視,利益受損卻不易找到表達途徑。他們屬于弱勢群體。在整個利益分配中,弱勢群體組成的利益集團表達利益訴求的能力是所有階層的利益集團中最弱的。

　　從實踐上來講,要使弱勢群體利益集團具備同等力量的話語權,最重要的是有效的利益表達機制。從政府角度來看,要充分聽取和理解弱勢群體利益集團的利益表達,主動照顧到他們,由于弱勢群體自身的限制,不可能如閔行小區居民們擁有豐富的經濟上、社會上、人際關系上的資源,更不可能擁有淵博的專業理論知識。因此,許多途徑他們容易錯過,比如與委托代言人進行溝通,利用網絡進行宣傳等。而政府的責任是必須保證弱勢群體利益集團的利益表達途徑暢通并有效。途徑并不在于多而在于有效。例如,聽證會,公民代表中必須保留部分位置給弱勢群眾,而為防止其因聽證會流于形式或在眾多強勢利益集團的利益爭奪中被犧牲利益,應特別關注弱勢群體利益集團的需求。

　　從社會的角度來看,要充分發揮第三部門的作用,在相關政策的公眾利益訴求的收集機制的同時,廣泛地征求弱勢群體的意愿。第三部門與利益集團最大的區別在于它不是一種政治力量,因此我們也應該鼓勵弱勢群體組成合法的利益集團,利用社會上的其他可利用的資源參與到公共政策利益均衡過程中。

　　四、結束語

　　從中國目前的利益集團的發展中,我們可以發現利益集團在公共政策制定的利益博弈中正在不斷成長和發展。比如全國婦聯在大量調查與溝通的基礎上,通過將建議稿送達全國人大會法工委、意見稿提交至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向中共中央宣傳部提出建議,召開由人大女、政協女委員參加的會議以及間接或直接參()與全國人大內部的立法活動等路徑,動用廣泛的關系網絡,對公共政策的制定過程施加影響力,最終使自己表達的意志體現在了《婚姻法》的修改中。又比如這次的滬杭磁懸浮被迫暫停事件再次證明了中國利益集團的成長。同時,從該案例中對兩種利益集團的比較中可以發現,中國的利益集團的發展存在不均衡現象。因此,如何保證各種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利益均衡是我們目前必須要重視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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