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危機畢業論文代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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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危機作為一種客觀存在的社會現象,具有較強的危害性和廣泛的影響。下文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搜集整理的關于公共危機畢業論文代發的內容,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公共危機畢業論文代發篇1
淺議中國政府公共危機管理
[摘要]公共危機事件對于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以及社會穩定發展的大好局面都有巨大的破壞,深刻認識公共危機并挖掘出其成因進而提升政府公共危機管理能力有效地應對公共危機對于我國政府來說目前是一個緊迫的問題。
[關鍵詞]公共危機;危機管理
改革開放后,經濟體制的深刻變革帶動社會轉型,社會問題和社會危機多發,公共危機的速度、規模、頻率、影響程度急劇升級和擴大。這種情勢下,政府要減少公共危機的發生,必須將政府的公共危機管理納入有序、規范的軌道中。
一、文獻綜述
1、概念界定
公共危機:“公共危機是一種緊急狀態,這種危機的出現嚴重的干擾社會運轉秩序,對人民的人身財產安全以及環境都有強大的破壞力,并且這種危機超出了政府的管理能力和社會的自治能力,從而要求政府組織相關社會力量采取一系列強制的、特殊的緊急措施以更好地應對的一種緊急事件或者狀態。”
公共危機管理:公共危機管理是指政府在處理一系列嚴重的干擾社會運轉秩序,對人民的人身財產安全以及環境都有強大的破壞力的事件時組織相關社會力量采取一系列強制的、特殊的緊急措施從而恢復社會正常秩序的一種過程。國內外危機管理研究綜述
2、國外研究現狀:
危機管理興起于20世紀60年代的西方,隨著研究的深入目前得到了很好的發展,主要體現在國際關系、決策模式、沖突、災難、公共管理以及其他的宏觀領域:
國際關系研究:研究主題主要關注國際政治、國際關系領域的危機狀態、危機決策和應對,主要代表有歐文,楊的《實力政治:超級大國危機期間的討價還價》、赫爾曼的《國際危機》、齊默爾曼《政治暴力、危機與革命》。
危機災難研究:這項研究的重點是危機災難帶來的緊張局面的管理,核心是國家對災難的應對保障社會穩定方面的能力,其代表人物有達倫多夫、格爾、蒂莉、齊默爾曼、科塞、亨廷頓等。
綜合研究:在這一階段主要加入了實證分析,運用多學科的知識,在細致分析公共危機的性質、產生原因、類型、發展過程的基礎上探索危機管理系統的構建及良好運作。代表人物有羅伯特,希斯,他用下述四個英文單詞來代表公共危機管理的四個目的,稱為4r模式:縮減、預備、反應、恢復。
國內研究現狀:我國國內的公共危機管理的研究起步相對較晚,自sars危機以后,其研究范圍才逐漸擴展到公共危機管理領域,相關研究機構的相繼成立,大批立足于危機的基本界定和分類展開危機管理相關各個方面的研究的學術專著和學術論文得以出版和發表。
發展早期有中國公共危機管理領域的開山之作,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危機狀態下的政府管理》一書,填補了中國政府危機管理研究空白。研究中期開始強調政府在公共危機管理中的角色分析和職責所在,《論公共危機管理中的政府責任》一文就指出政府是危機管理的主角。
《轉型時期危機管理中的政府責任研究》提出了轉變政府職能、健全政府公共管理的協作機制、完善政府危機管理的制度建設等對策。目前部分學者開始研究公共危機中的公共關系處理過程中強調媒體輿論的正向引導作用,以及強調公眾參與對公共危機處理的速度影響,也開始研究非政府組織對公共危機的處理參與的影響等。
二、中國政府危機管理發展現狀
近年在處理危機事件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各種困難,雖然基本上問題都妥善解決,但總體來說,我國政府在處理危機事件的過程中還是存在不少的弊端與缺陷:
1、信息不夠透明公開。
由于傳統歷史原因和官僚作風的影響,我國政府在信息公開方面存在很大的缺失。公共危機事件發展變化迅速,不僅有時無先例參考,而且由于信息不暢,其發展后果往往帶有不確定性。公共危機事件發生后,一些政府官員出于各種考慮,采取封鎖消息等手段,增大了政府公共危機處理的難度。
2、缺乏危機管理專業人員,危機管理協調機制缺失。
當面對危機事件時,一定要有一個專門的危機處理機構,以應對出現的緊急情況,但是我們國家在這一方面尚非常缺乏,導致各部門之間,各自為政。表面上看好像這些部門都各司其職,但是危機一旦發生難以迅速形成一個強有力的統一指揮,使得資源和信息的整合在短時間內無法實現,從而貽誤了救援和恢復的良機。
3、危機管理主體過于單一,公眾參與程度低。
我國政府由于是一個全能政府,過分依賴于政府力量,忽視或不重視政府以外主體如非政府組織、企事業單位、公民個人在危機管理過程中的作用。但是因為社會發展政府行政機關能力的有限性已成為現代公共管理的基本常識,在突發事件情景下政府能力更有限。
三、關于加強政府公共危機管理的對策與思路
1、提高信息的透明度。
加強宣傳教育向社會提供真實可靠的公共信息是政府和媒體的社會責任。要發揮新聞媒體的宣傳引導作用,在發生突發事件時,及時把黨和政府的聲音傳達到千家萬戶。現在政府應該把關于危機的所有信息都絲毫沒有遺漏地通過官方的生命告知民眾降低大眾不必要的恐慌,保證正常的社會生活秩序。
2、建立政府與社會各個部門合作的新機制。
在構建政府公共危機管理機制中,必須定位政府職能的界限,劃清政府、社會和公眾個人所承擔的危機風險邊界,建立政府與社會合作互助,共擔風險,共度難關的新機制。從狹義上理解就是讓政府學習去接納第三種力量的參與管理,也就是第三部門的參與。當前在公共領域,政府、市場和社會合作共治的制度選擇,也已成為公共管理發展的新趨勢。
3、加強媒體輿論的引導、溝通和監督機制。
媒體的輿論導向是一把雙刃劍,媒體不僅可以及時監視可能導致危機發生的各種潛在因素,而且在危機過程中作為政府和公眾的代言人,完全可以溝通信息、疏導情緒,起到積極的作用。
總之,福兮禍之所伏,禍兮福之所倚,只有提升政府危機管理能力,政府才能更好的履行職責,化解矛盾,轉危機為契機,才能維護社會的穩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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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危機畢業論文代發篇2
淺析高校公共危機網絡輿情的應對與引導
摘 要:高校公共危機事件是社會大眾關注的焦點和新聞媒體爭相報道的熱點。目前,由于高校輿論話語權的有限性、事實承擔責任的無限性和輿情中身份被網民定義為“強者”的主觀性,再加上網絡超時空、超地域的無限、即時傳播便捷,往往使高校在公共危機事件處理過程中陷入輿論被動之中。網絡輿情應對和引導不當,便會集聚形成具有更大破壞性的負面網絡輿情,繼而很可能會使網民(主要是本校大學生)從網上走向網下,形成群體性事件。對此,應高度重視并結合實際采取多種舉措,積極妥善地加以處置和引導。
關鍵詞:高校;公共危機;網絡輿情;引導策略;工作機制
公共危機是指對一個社會系統的基本價值和行為準則架構產生威脅,并且在時間壓力和不確定性極高的情況下必須對其做出關鍵決策的事件。[1]國外高度重視公共性危機管理的研究,提出了著名的4R模式,認為管理公共危機由縮減(Reduction)、預備(Readiness)、反應(Response)、恢復(Recovery)四個環節構成,取其英語的第一個字母,稱為4R模式。高校公共危機是指在高校正常辦學過程中,突發的各類疫情流行病、師生群體事件、敵對勢力滲透或社會群體惡意侵入、投毒或暴力傷害事件、教學生產事故、師生非正常死亡等有可能對高校正常教育教學秩序造成重大影響和損失的事件。長期以來,高校在應對和處置這些事件過程中,耗費了大量的心血,也積累了許多的經驗,為高等教育的持續穩步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是,伴隨著互聯網的飛速發展,網絡時代的到來給轉型期的中國社會帶來深刻影響,人們的情感理念、價值取向、道德標準、思維方式、行為習慣等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統計,截至2013年12月,中國網民規模達618億,中國手機網民規模達5億,中國互聯網的發展主題已經從“普及率提升”轉換到“使用程度加深”。[2]5-6網民數量的增長和網絡使用程度的加深,使網絡在公民輿情表達和傳播方面占據了主渠道地位,網絡公眾輿論已成為社會關系與社會建制變革的重要推動力。每次公共危機事件處理,都會在網絡上引起網民的強烈關注、猜測質疑、激烈辯論,甚至是攻訐謾罵。具體到高校公共危機事件處理,網民給予了更多關注,并且經常引起新的網絡輿情熱點和焦點。如何應對和引導網絡輿情已成為高校不得不面對和解決的課題。
一、高校公共危機事件引發網絡輿情熱點的原因分析
高等教育事關千家萬戶,緊密聯系國家各行各業。高校作為高等教育組織開展的主體,歷來是黨和政府的一個形象窗口,是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高校公共危機事件由于其巨大的危害性,更是輿論關注的熱點。網絡的普及,也帶動了網絡輿情的發展。深入分析網絡輿情形成原因,對于高校妥善應對與引導輿情有著重要現實意義。
1.數量龐大的大學生網民群體容易引發網絡輿情“漣漪效應”。
《2012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指出,2012全國各類高等教育總規模達到3325萬人。教育部部長袁貴仁同志也談到:高等教育進入大眾化,2013年高考錄取率762%,總規模330多萬,比世界排名第二的美國多一千多萬。[3]同時,據統計“學生依然是中國網民中最大的群體,占比255%”。[2]23如此龐大的網民群體,較為集中地生活在高校這一民主、開放的獨特環境下,再加上大學生社會經驗相對不足,群體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尚處于形成時期,思考問題不周全,易于接受新鮮事物,具有高度同質性,從眾心理明顯,樂于獲取“異類”信息,均易致使網絡輿情迅速擴散,形成高校公共危機網絡輿情傳播的“漣漪效應”。
2.公民新聞和網絡傳播,促成了網絡輿情傳播機制的形成。
“公民新聞”(Citizen Journalism)產生于上個世紀90年代的美國,是指公民通過各種傳播媒介(包括個人通信工具),向全社會發布其所搜集或掌握的新聞和信息的非專業新聞報道方式,[4]伴隨著Web20時代的到來而興盛。網絡技術迅速發展并高度普及以來,廣大人民群眾已經習慣于以“快餐”方式通過網絡平臺了解最新資訊,瀏覽最新的新聞動態。但是出于“剖根問底”、“表達自己情感歸屬”或者“純粹彰顯自己存在感”等各種初衷,他們已不僅僅滿足于當個“看客”,而是更愿意以“一線目擊者”、“道德評判者”的身份開始對高校公共危機的發生、應急處置和引導的整個過程進行評頭論足。基于此,網民作為傳統媒體讀者的身份發生了根本改變,變成了網絡時代不需注冊的隨時“記者”。只要愿意,網民都可以借助網絡并根據自己喜好來分享各種信息,個個都是“權威”,人人都是“正義的使者”。
3.網絡輿情與傳統主流輿情的對抗,凸顯了網絡輿情中的負面信息。
和傳統媒體調控輿情不同,網絡輿情更易出現與主流輿情對抗的傾向,而這種對抗性往往會贏得網絡民眾的觀望、關注甚至是追隨。這種對抗性輿情特點大多是基于網民在現實生活中的不滿情緒和壓抑,同時還有對傳統媒體生硬灌輸的反彈與不屑。[5]很多時候,他們往往忽視公共危機事件本身的相關信息,而是不斷聚焦和放大高校其它工作的缺陷和不足,一定程度使負面信息被不斷擴散、演化、豐富、發展和集聚,負面信息累積到一定程度,很有可能演變成次生公共危機事件。另一方面,社會大眾普遍把高校認同為“精神坐標”層次,對高校價值引導具有強烈的殷切希望,但是當前社會存在的一些讓廣大人民群眾“出離憤怒”的社會現實,以及高校目前也不是完全凈土一方,這種理想期盼和實際現實的差距一定程度上加劇了他們的對抗。
4.“眼球經濟”的價值追求方式,誘發了網絡輿情的極端化。 “眼球經濟”是依靠吸引公眾注意力獲取經濟收益、社會效益的一種經濟運作方式。電視需要眼球,只有收視率才能保證電視臺的經濟利益;雜志需要眼球,只有發行量才是雜志社的經濟命根;網站更需要眼球,只有點擊率才是網站價值的集中體現。這種唯“收視率”、“發行量”和“點擊率”的價值追求方式,必然一定程度導致媒體在宣傳報道上更多聚焦在消費者的注意力上。為了更多地吸引眼球,一些新聞工作者往往會把自我教育、自我約束的行為準則選擇性忘記,置新聞道德于一旁,而是把心思放在如何讓“噱頭”更吸引人上,這種輿論引導的偏差給高校帶來巨大的聲譽風險,高校公共危機事件也極易成為某段時間內的一個極端輿論“熱點”。
二、當前高校公共危機網絡輿情處置與引導工作存在的主要困難
近年來,許多高校普遍感覺到網絡輿情給學校公共危機應急處置工作帶來了很多困擾,致使其在處理過程中往往畏首畏尾、戰戰兢兢。對于如何妥善處置和引導網絡輿情許多,許多高校更是經驗匱乏,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工作的順利開展。拋卻工作中自身問題,高校在公共危機網絡輿情處置與引導方面還面臨以下困境:
1.高校輿論話語權的有限性。
話語權就是人對社會發生現象的“說話權”、“解釋權”和“發表權”,即控制輿論的權力。有沒有“話語權”很重要,一個社會中誰掌握了“話語權”,誰就能將“自己的利益”反映出來,誰就能將“自己的意志”表達出來,誰就能影響整個社會的輿論走向。[6]除了校園報紙、校園門戶網站和校內BBS論壇等有限校內陣地外,高校基本不掌握任何新聞話語權。但是,當前針對高校公共危機的網絡輿情卻又大多都起源、發展和壯大在校外網絡上。話語權的有限性,很大程度上制約了高校新聞宣傳快速反應機制的建立,也極大地削弱了高校防范新聞輿論風險的能力。目前,高校大多采取向地方黨委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門請求支持和幫助的方法,來解決輿情處置中一些難以處理的問題。但是在尋求幫助和支持的過程中,往往會錯失輿情處置的最佳時機。下一步,如何建立地方黨委、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門統一領導,高校具體負責的校園公共危機網絡輿情應對與引導聯動機制,應該是需要重點考慮的問題。
2.高校事實承擔責任的無限性。
高校公共危機網絡輿情關注的焦點問題,一般都是公共危機引發過程中高校管理存在的不足,以及由于管理責任履行不到位所相應承擔責任賠償問題。但是,仔細觀察,所有輿論指責的立足點,往往都是把高校的管理責任等同于對大學生的監護責任。通俗地講,就是社會把受害者作為同情對象而忽視學校權益的保護,普遍認為“大學生在校發生的一切問題,高校都理應承擔無限監護責任”。而事實上,大學生大多都是年滿18周歲以上的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成年人,高校對他們的管理主要是依靠在《高等教育法》等法律框架內制定校內規章制度來推進,并輔助于大學生的自我管理,高校不承擔監護責任。另外,對于未滿18周歲的大學生,其監護責任隨著到校學習而從父母那“轉移”到高校身上的說法,也缺乏法律依據。在被強加承擔“無限監護責任”外,高校還承擔了許多“無限社會責任”。社會上,公共危機應急處置大多采取屬地管理的方式予以解決。發生在高校內部的公共危機,很多時候也被要求高校獨立把自己的事情處理好,“管好自己的門,看好自己的人,做好自己的事”。當然,高校對于妥善處置和引導公共危機網絡輿情具有不可推卸責任,但絕不應該是孤軍奮戰,而應是在上級和地方黨委政府的統一領導下,具體負責做好各項工作。
3.網絡輿情中高校身份往往被網民定義為“強者”的主觀性。
同情弱者,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人們總是習慣站在弱者的立場上,或者說是站在人類對弱勢人群、對自身脆弱一面的感悟基礎上來確定價值評判標準。在高校內發生的公共危機事件,主體往往都是學生。在社會大眾的眼里,相對于“強大”的高校而言,學生就是弱勢群體,理應是被同情的一方,是他們情感支持的一方。這種對強者和弱者的身份界定,純粹是社會大眾的主觀認同,而沒有從尊重制度、尊重道德規范的實際去考慮問題。社會大眾主觀上的情感支持映射到網絡輿情中,往往就是無限放大高校的責任,輿情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是一面倒地對高校的質疑和指責,給高校帶來了很大的壓力。
三、高校公共危機網絡輿情處置與引導策略探討
網絡輿情增添了高校應對公共危機的難度,這已是不爭的事實。如何在法律的框架內,結合學校工作實際,運用科學的手段,切實應對和引導公共危機網絡輿情,將是高校在處置公共危機事件中不可回避的重大問題。這里,結合工作實踐和體會,按照網絡輿情應對和引導的先后工作程序,建議高校著重在以下方面做好工作:
1.建立統一長效的領導和決策機制。
高效合理的領導機制是高校網絡輿情工作的重中之重,其科學化、民主化水平直接決定了網絡輿情工作的質量和效果。同時,領導系統的決策程序是網絡輿情領導工作的基礎和前提。[7]各高校要根據各自工作實際,成立網絡輿情應對與引導工作領導小組,不斷建立和完善學校黨委統一領導,黨委辦公室統一調度,黨委宣傳部扎口負責,信息網絡技術部門技術支持,保衛處、外事處、學生處等職能部門密切配合的長效工作聯動機制。在高校公共危機網絡輿情應對與引導過程中,領導小組要廣泛調研,充分聽取意見,必要時還要征詢法律顧問的意見和建議。
2.建立網絡輿情的監測預警和研判機制。
近兩年,教育部啟動了教育輿情周報制度,組織力量每周對有關教育系統的報道及轉載進行匯總整理,動態分析教育系統網絡輿情態勢,提醒各高校注意關注教育熱點和負面話題。此項工作開展以來,有利地推動了各高校加強網絡輿情監測預警和研判工作。下一步,各高校還要繼續加大內部網絡輿情信息系統的建設工作,強化情報收集和信息研判,科學確立輿情危機等級,建立網絡輿情應對與引導工作預案,以不斷增強工作的針對性和科學性。
3.建立公共危機處置信息公開與發布機制。 事實上,網民關注的不僅是公共危機事件的基本情況,還包括危機發生的原因背景、處置的進程,以及與危機相關的任何人和事。一定程度上,也許他們更為關注的是在危機處置過程中學校的態度和方式,甚或其它一些微小的細節。他們制造或壯大網絡輿情的過程,實際上就是尋找答案或期盼解釋的一種方式。一旦尋找的時間過長,就會讓他們對學校的應急處置工作產生懷疑,繼而造成大量負面情緒的集聚,甚或引發對抗。而且,當前互聯網普及,任何信息的傳播幾乎都是無法阻擋的。因而,高校絕不能再像以往那樣,遮遮掩掩,而是一定要本著第一時間原則,切實加強信息公開和發布工作。高校應通過校園官方微博、校園門戶網站等網絡平臺,第一時間向網民發布學校權威公告,及時公布事實真相,通報學校公共危機事件應急處置的態度和措施,防止謠言傳播肆虐,在網上迅速建立學校威信,為網絡輿情應對和引導贏得主動。在及時關注網絡輿情發展態勢的同時,高校也應通過新聞發布會、接受媒體專訪等方式,由新聞發言人代表校方發布官方信息,及時回應公眾的疑惑及質詢,作好相關解釋工作,主動接受社會大眾的監督,有效控制負面信息的進一步擴散。
4.建立網絡輿論平衡與引導機制。
在做好校方公開信息發布工作的同時,高校還應注重網絡輿論的平衡與引導。一方面要切實要加大“網上輿論平衡員”的隊伍建設,充分發揮高校知名學者的身份引領作用,發揮大學生班主任和輔導員的專業知識指導作用,發揮大學生黨員、學生骨干的示范表率作用,繼續加大對非主流和負面輿論的監控和引導,防止這些輿論的抬頭和矛盾的轉化。另一方面要做好校內“輿論領袖”的管控工作。大學生網民獲取信息或發表言論都有相應固定的網上渠道,而且以校內BBS論壇或者與自己學校有關的貼吧為主。在這樣的情況下,一些學有余力、發言比較積極或者有較強思考能力的學生容易成長為這些網上場所的“輿論領袖”,他們以“領袖”身份所發表或關注的話題,更易獲得大學生網民群體的關注和認可。高校應高度重視對這些同學的教育與引導,使他們成長為在網上傳播正能量的智者,通過他們來抑制或扭轉非主流和負面的網絡輿論。
5.建立危機事件大學生心理干預機制。
一般地講,許多大學生在經歷高校公共危機事件后,都會面臨震驚逃避、心理恐慌、懊惱氣憤、心慌氣短、心智下降或情緒低迷等多種生理和心理不良反應。心理干預不到位,很有可能給大學生帶來持久的心理恐慌及高度的心理壓力,繼而引起次生危機事件。高校要充分運用各類資源,切實發揮心理咨詢和干預等專業機構,通過座談聊天、講座輔導等多種方式,讓學生盡快走出危機心理,回歸正常學習生活軌道。
6.建立網絡輿情處置評估機制。
加強事后評估工作,不僅能有效提高學校網絡輿情處置能力,也會提高學校在社會公眾眼中的公信力。每次網絡輿情平息后,高校都應召集相關部門就網絡輿情的發生原因、傳播特點以及應對和引導情況進行認真分析總結、深入反思,真實客觀地對輿情發展情況進行調查,對處理方式的效果進行評估,繼而從中吸取經驗和教訓,以切實提高學校應對公共危機網絡輿情水平。如有必要,還應將有關問題形成書面報告,委托第三方機構對輿情處置進行滿意度調查、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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