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危機方面論文發表參考

公共危機方面論文發表參考

　　公共危機是指由于內部或外部高度不確定性的變化因素，對社會共同利益和安全生產嚴重威脅的一種危險境況和緊張狀態。 下文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整理的關于公共危機方面論文發表參考的范文，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公共危機方面論文發表參考篇1

　　淺論實施公共危機預案

　　近年來,隨著國內外各種危機的不斷爆發,危機管理越來越受到全社會的廣泛重視,很多學者從各個角度對其進行了分析研究,有的是研究危機前的管理,有的研究危機中的應對,還有的研究危機后的恢復管理?！秶彝话l公共事件總體應急預案》是目前指導危機應對的綱領性文件,如何實施此類預案,應對各類公共危機是危機管理的一個重要議題。本文著重論述的就是如何來實施危機預案,闡述了危機預案的具體實施過程以及危機預案

　　實施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問題。

　　一、公共危機與公共危機預案

　　公共危機的定義目前還沒有統一的界定,最通俗的理解就是涉及公眾安全的危機就是公共危機,或稱突發公共事件。2006年1月國務院頒布的《國家突發公共事件總體應急預案》(以下簡稱《總體預案》)中對突發公共事件的定義是:指突然發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員傷亡、財產損失、生態環境破壞和嚴重社會災害,危及公共安全的緊急事件。在這里,我們不對突發公共事件和公共危機加以細分區別,把公共危機就定義公共突發事件。以下所涉及的危機一詞也都指公共危機。

　　所謂危機預案就是指針對各種可能發生的事故所需的應急行動而制定的指導性文件。危機預案是危機預警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危機預案的制定關系到整個危機事件的處理能否順利和有效地進行。危機預案可分為總體預案(如前面提到的《國家突發公共事件總體應急預案》)和單項預案(如1997年頒發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防震減災法》、2003年頒發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等)。

　　危機預案的制定可以通過長時期的搜索信息、醞釀等。但是危機預案的實施相對來說是個短暫過程,要比危機預案的制定復雜得多,正如行政學的創始人美國著名的行政學家威爾遜所言:與制定一部憲法相比較,執行一部憲法變得越來越困難了。

　　二、危機預案的實施

　　危機預案的實施是一個連續性的過程,包括危機判斷、預案實施準備、預案執行、預案反饋等諸多環節。

　　(一)危機判斷

　　危機判斷就是對危機爆發的一種描述性或判斷性的過程,是對危機的信息進行收集、判斷、報道并做出價值選擇的過程。危機判斷是實施危機預案的第一步,是危機管理的首要和關鍵環節。對危機進行正確的判斷,了解危機發展態勢,可以使決策者有針對性地啟動預案,根據預案要求,做好相關方面的準備,為預案順利、有序的實施提供保證。

　　(二)預案實施前準備

　　在對危機進行準確的判斷之后,就是選擇和實施危機預案。預案實施是危機管理的一個重要環節,為了使整個危機管理順利進行,在預案實施前一定要做好相關方面的準備工作。危機的發展態勢,可控性程度和影響范圍的不同,啟動預案的等級就不同,相應地的準備也不盡相同。但是,物資、財力、技術、信息、人員等都是應對危機的一般戰略準備。政府部門要按照危機預案的要求,儲備預案實施所需的必備物資。通過政府預算、專項撥款、政府采購、社會資助等手段籌集應急所需的物資設備,并由相關部門負責管理。一旦危機爆發,就可以按照預案的要求,及時調動物資進行危機處理。

　　(三)危機預案的執行

　　在相應的準備工作都就緒時,政府就應該及時地實施預案,這是應對危機的關鍵環節。預案實施的進展怎樣、成功與否直接關系到危機處理的成敗。危機預案的實施除了需要做好相應的準備工作外,在實施過程中還需要建立相應的實施保障機制,以確保預案實施的順利、有序、穩定的進行。

　　1、預案執行過程中的保障機制

　?、兕I導機制:

　　危機爆發的突然性往往會帶來混亂的局面,人心渙散,這時往往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指揮者(集團)來控制時局,確保預案的實施。政府中的領導指揮系統是保證統一指揮、迅速行動的有效機制。通常,一般是設立一個臨時機構或指派某一機構作為危機管理的一個領導核心,領導人員的組成是各種對危機情況十分了解或相關部門的領導者,其成員一般是兼職的,也包括一些專職的危機管理方面的專家。《總體預案》明確規定:國務院是突發公共事件應急管理工作的最高行政領導機構,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是本行政區域突發公共事件應急管理工作的行政領導機構。

　　領導機構一般負責對事態進行分析,調配資源以及決策控制等。如在SARS危機中,國務院成立了SARS指揮部,統一指揮,協調全國的SARS防治工作,國務院副吳儀任總指揮。領導機制的建立是確保預案實施有序順利進行的重要一步,領導成員的決策往往事關整個預案實施和危機管理的成敗。

　?、谪熑螜C制:

　　責任一直是和各類危機事件相伴隨的,在危機預案的實施過程中,誰來承擔實施的責任一直是危機管理的一大難題。尤其是在重大事故的處理過程中,決策者的責任更是甚大。在我國,不少突發事件之所以蔓延成危機,是由于某些官員的“報喜不報憂”,“對上負責有余,對下負責不足”以及責任意識淡薄造成的。

　　建立責任機制,把危機管理過程中的責任落實到個人或組織,有利于危機預案的有效實施。明確了責任,也容易避免實施過程中的混亂與消極狀態。決策者的高度責任感是預案實施的重要條件,也是危機管理得以有效進行的前提。責任機制的建立應該做到責權相符、責任落實到個人以及對失責行為進行必要的處分。

　　③監控機制:

　　預案實施中的監控是指對預案的實施過程進行跟蹤督察,以確保預案的實施按照既定的要求進行,目的是為了使預案有效實施,從而減少危機帶來的損害。預案實施中的監控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對預案實施的監控,二是對預案實施者的監控。對預案實施的監控主要是根據危機的發展態勢,調整預案實施的具體步驟和方法,以保證方案的順利實施和危機的有效治理。危機發展經常是不可預測的,“計劃趕不上變化”。

　　在復雜的危機管理過程中,一定要密切關注危機態勢的發展情況,通過對人員、物資的調配和技術的更新,把危機控制在最小的范圍內,在預案的實施過程中,要采取相應的監控措施和手段對實施者加以監督、控制和激勵。《總體預案》規定:對突發公共事件應急管理工作中做出突出貢獻的先進集體和個人要給予表彰和獎勵;對遲報、虛報、謊報、瞞報和漏報突發公共事件重要情況或者應急管理工作中有其他失職、瀆職行為的,依法對有關責任人給予行政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2、預案執行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問題

　　預案執行是整個預案實施過程的關鍵環節,預案執行的好壞關系到整個危機管理過程的成敗。但是在現實的危機管理過程中,由于危機態勢的嚴峻、預案實施的準備不足以及執行者自身的主觀因素的限制,導致危機預案執行不力。

　?、賵绦羞^程中的消極應對:危機管理是政府的非常態化管理,決策時間的緊迫性,信息資源的有限性、環境的多變復雜性使得政府在危機管理過程中經常束手無策。

　　危機預案為政府的這種非常態化管理提供了指南,但是預案的執行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加之,預案的執行需要政府對危機的事態做出正確的判斷,這點對于政府來說是一種挑戰。所以,很多政府部門出于部門或地方利益的考慮,往往對于預案的執行采取消極態度。這種消極應對的狀況在跨國、跨地區的危機事件中常見,因為在這類危機事件中危機事態的加劇對各國或各地區的破壞程度不一樣,而且隨著危機的蔓延,危機責任很難落實。2003年爆發的SARS危機中,許多地方政府的消極應對就釀成了一場巨大的社會危機。

　?、趫绦羞^程中的決策怠慢:西蒙提出:“管理就是決策”,決策貫穿于管理的各個環節當中。

　　在預案執行的過程中常常也伴隨著決策的過程。很多地方政府都設立了危機應急管理小組作為危機管理中的決策指揮中心。但是,在危機預案的實施過程中,應急管理小組并沒有發揮其決策的作用,更多的只是發揮綜合協調的作用。在緊急關頭,為了逃避責任或者規避危險,執行部門往往請示上級有關部門做出決策,期間需要經歷一個匯報、請示、下達的過程,這往往導致決策時機的延誤甚至預案執行的中斷,使得危機迅速擴大,造成更大的損失。

　　3、增強政府的危機預案執行力

　　危機預案的執行力是政府執政能力的一個方面,危機管理能力的強弱關系到政府和社會的穩定與發展,增強政府的危機預案執行力,提高政府危機管理水平,是現代社會發展進步對政府執政能力的要求。

　　(四)預案實施后的反饋與調整

　　預案實施中的反饋是指對預案實施過程中的一些阻滯因素和例外情況向領導中心反饋,以使領導中心能夠及時采取措施糾正。反饋一方面能夠使實施者及時掌握預案實施的進展情況;另一方面能夠根據反饋信息及時糾正實施過程中的不當之處。

　　根據反饋信息的不同,可以對預案采取三種對應的措施:一是預案的繼續實施;二是預案的部分調整,即針對實施過程中的不當之處加以調整;三是既定預案的終止,即采取新的預案應對危機。

　　危機預案是針對各種可能爆發的危機而制定的綱領性文件。危機類型的多樣性、實施環境的不穩定性、實施條件的不充分等一系列因素可能導致預案實施的中斷或者需要對預案進行調整,以便更好的應對當前發生的危機。這也是對預案實施者應變能力的考驗,在預案的實施過程中,要把預案的要求與危機的發展態勢結合起來,及時地調整對策或者調整預案要求,以確保預案的繼續實施和危機管理的順利進行。

　　參考文獻:

　　[1]黃順康.公共危機管理與危機法制研究[M].中國檢察出版社,2006.

　　[2]威爾遜.行政學研究(中譯文)[M].國外政治學,1987.

　　[3]龔維賓.公共危機管理[M].新華出版社,2004.

　　[4]薛瀾,張強.危機管理:轉型期中國面臨的挑戰[M].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

　　[5]胡平,張磊.未雨綢繆――可預見的危機及其防范[M].商務印書館.

　　[6]何海燕,張曉蘇.危機管理概論[M].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6.

　　[7]吳江.公共危機管理能力[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8]勞倫斯・巴頓.組織危機管理[M].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

　　[9]羅伯特.希斯.危機管理[M].中信出版社,2004.

　　[10]陳秀梅.公共危機中的政府決策困境與化解思路[J].云南行政學院學報,2007(1).

　　[11]唐鈞.公共危機管理:構建趨勢與前言動態[J].理論與改革,2003(06).

　　[12]高恩新,余朝陽.論危機管理的常態化趨勢[J].云南行政學院學報,2008(1).

　　公共危機方面論文發表參考篇2

　　淺析鄉村債務的社會公共危機

　　摘 要：債務形成機制的根源是農村的行政體制出現了重大問題，造成債務的雪球越滾越大。合法性危機沖擊整個鄉村組織的政治權威，從而使鄉村組織走向崩潰。債務利益捆綁為農村群體事件的引發提供了一個十分危險的動力機制和社會基礎。債主已經索債無望，鄉村已經拖債無招，基層干部積壓的怨氣已經由來已久。鄉村干部產生與債權人一樣的絕望，就猶如火上加油，為農村群體事件的大規模引發提供了天然的組織基礎和領導力量。

　　關鍵詞：鄉村債務 公共危機 社會

　　引言

　　鄉村債務問題的嚴重性早已為政界和學界所共知，從1999年開始，國務院和省、市、縣在數年內多次下發了各種文件，而債務危機卻日益深重。2005年的法國巴黎騷亂震驚世界，導火索看起來微不足道，而存在的問題早已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只是執政者熟視無睹才造成了后來的悲劇。不但是對法國的一個警告，也是對我們的一個啟示。特別是農村在鄉村債務的危機還沒有爆發以前，更要引以為鑒，防患于未然。

　　一、鄉村債務越滾越大

　　目前湖南農村幾乎是鄉鄉有債、村村欠錢。據省農辦、財政廳1999年對鄉鎮負債的普查表明，全省2000多鄉鎮，負債面88.2%(注1)。筆者進行的涉及全省129個鄉鎮的問卷調查，負債面為89%(注2)。如衡陽縣、衡南縣、常寧市、桃源縣、澧縣、漢壽縣等地方的鄉鎮負債面達100%，衡陽縣和澧縣、桃源縣等地方的村級負債面達99%以上。

　　到2005年底全省的鄉村兩級債務的狀況如何，很難準確把握。如果推斷全省鄉村債務總額采取中間值法則的話，根據筆者調查的六縣31個鄉鎮的鄉村債務平均值1498萬元計算(同注2)，按2000個鄉鎮，全省鄉村債務總額估計不會低于299.6億元。根據國家統計局核算審定，2004年湖南省GDP為5641.9億元(注3)，那么鄉村兩級債務就占2004年湖南GDP的比重的5.3%;2004年湖南省財政總收入608億元(注4)，那么鄉村兩級債務就占省財政總收入的49.3%。所到之處，絕大多數的鄉村債務都是本級財政收入的數倍甚至數十倍，很多都成了“五十年債務”、“百年債務”，比例之高，觸目驚心。

　　在桃源縣，所調查的泥窩潭鄉有1.8萬多人，18個村，鄉級負債是925萬元。在桃源縣調查時，另一個鄉一個不愿公開地名和姓名的副鄉長對筆者說：在桃源縣，負債1億元的鄉鎮有5個，最高的一個鄉負債達1.7億元。衡陽縣26個鄉鎮負債2.9億元， 893個村負債的總額是1.33億元(注5)，對于一個在2004年國稅只有4268萬元、地稅只有2727萬元收入的衡陽縣財政而言(注6)，4個多億元的鄉村債務是幾年的財政收入。

　　二、鄉村債務形成機制

　　債務形成機制的根源是農村的行政體制出現了重大問題，趙樹凱指出，這個體制的問題主要表現在，鄉鎮完全是圍繞上邊各種指令轉，為完成超出正常的資源范圍的指令，鄉鎮領導人要么造假，搞形式主義，要么只有“硬來”，“借錢”辦事，拆東墻補西墻，造成債務的雪球越滾越大。

　　一是完成上級下達的財稅任務而形成的債務。

　　財稅任務是實行各級政府負責制，到鄉鎮以后就必須由鄉村兩級最后確保任務完成,因此而債臺高筑。從全省的情況來看，鄉鎮基本上年年保證完成了縣政府下達的財稅任務，而實際征收的缺口只能由鄉村兩級墊付。如衡陽縣尾欠稅費總額為16781.4萬元;全縣村級債務總額1.33億元中有9631.8萬元是因墊付稅費而形成的，村級墊付稅費占村級債務總額的72%(同注5)。

　　二是完成上級下達的發展任務而形成的債務。

　　主要是鄉村舉辦公益事業如水、電、路等基礎設施建設，包干義務教育及發展教育的建校和危房改造，以及當時發展鄉鎮企業和調整產業結構等所遺留債務。前些年從上到下都大張旗鼓地倡導“人民事業人民辦，辦好事業為人民”，有個縣委書記就有一句這樣的名言：有錢能夠辦成事是好干部，沒有錢能夠辦成事是更好的干部!他補充說，有錢會辦事不是真本事，只有沒有錢能夠辦事才是真正有本事!由于是基于“三提五統”的收入預期而借債或墊資大上項目，沒有到考慮農民的承受能力，而所攤派的款項又收不起來，新的政策又使還債計劃全面落空，造成大量的舉債無法償還。

　　衡陽縣三湖鎮(注7)，教育一項鎮財政就下欠了292.51萬元：僅建校和危房改造就投入了500多萬元，向農民集資實際收上來的只有78.89萬元，加上向上面爭取的資金和向社會募捐共計不到200萬元。國家公路“鄉鄉通”工程卻要沒有任何收入來源的鄉鎮支出配套資金，三湖鎮境內公路需要配套資金120多萬元，在不能向農民攤錢的情況下通過向社會募捐還是負債30多萬元。

　　三是鄉村財務管理普遍混亂而形成的債務。

　　鄉村級財務管理不規范，監督制約機制不健全，不能有效控制鄉村級財務的收支，致使合理開支逐年增加，吃喝招待費、超標準租車、公款旅游屢禁不止，開支隨意性很大，黑洞很多，直接導致了債務的形成。有些鄉鎮的干部工資一年只能發足半年，而主要負責人的公款吃喝和公款旅游卻放任自流，毫無節制。一些鄉鎮還違規修建宿舍樓，不顧財力地購買小車，超額報銷差旅費等。有不少的鄉鎮因公款吃喝欠下債務而造成辦公大樓被法院拍賣還債，特別是有的鄉鎮吃喝招待居然形成了十年、甚至百年才能還清的“百年債務”。最典型的莫過于閆集鎮，三屆鎮政府打下130張共計17萬余元的欠條，105歲老人在討債數年后竟得到了暫定每年還1000元需要170年才能還清的還款計劃(注8)。

　　四是鄉村組織維持自身生存而形成的債務。

　　由于鄉村的事權大于財權，造成收不抵支。首先是拖欠鄉村干部的工資，如果上級不出臺有效的政策，很多鄉村干部的工資只能無限期地拖欠下去;其次是拖欠辦公經費和電費等。湘南的一個鎮，歷年欠發工資總額200多萬元，歷年下欠電費9.3萬元，村干部欠發工資191萬元。該鎮每年僅鎮政府的租車費和一臺小車的維修費用、油料費用就在10萬元以上。上面來人需要招待費，爭取項目需要經費，再加上政府辦公樓的取暖費、打印費、電話費、水電費等各種行政管理費用;如果和人員工資支出兩項支出相加，每年沒有80多萬元是維持不了鎮政府的正常運轉。無奈之下只得左手“拆東墻”，右手打欠條。

　　鄉村的債務問題本來已經岌岌可危了，現在不僅不去減輕鄉村負擔，以讓鄉村從沉重的稅費壓力下解脫出來之后，有一個休養生息的機會，卻反而在不斷地增加負擔。根據筆者對129個鄉鎮負責人的問卷調查，有75%的人認為目前的工作是上級及其部門用權力轉移了屬于他們自己的責任(同注2)。非常危險的是，我們地方領導人對此熟視無睹，坐視問題的嚴重性而無動于衷。如果產生新債務的根源沒有消除，不僅使化解舊的債務越來越艱難，而且每增加一筆債務，就為我們在新農村建設的前進道路上埋下一個地雷。

　　三、鄉村組織岌岌可危

　　由于巨額債務長期懸而不還，使鄉村組織信用和權威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對于目前絕大多數鄉村的主要負責人，一年中最發愁的時候是農歷年關，躲債賴債非常普遍，普遍感到困惑無助：“欠賬那么多，上級不管，集體沒有，又不敢向群眾伸手，就是神仙也沒辦法。”有的債主在毫無辦法的情況下，只得將鄉政府和村委會告上法庭，不少的鄉鎮每年要接到法院10多份甚至幾十份的強制執行通知書。一些鄉鎮的政府辦公大樓就法院被強行拍賣了，一些鄉鎮的財政帳戶被法院凍結，造成退伍軍人的優撫款甚至五保戶的供養款都被法院抵押還債。

　　且不說絕大多數的鄉政府即使把辦公樓賣了，相對于天文數字的債務也是杯水車薪;問題還在于，鄉政府無法和企業一樣破產，除了辦公樓就一無所有，可一旦把鄉政府辦公樓查封了，作為政權的基層代表淪落到這種地步，是不是對政權信譽的一種威脅呢?對于村委會而言，絕大多數都沒有辦公樓，沒有任何集體資產，而土地是農民的，除了債務就一無所有，是名副其實的“無產階級”基層組織，如果法院作出判決又如何執行?鄉村債務沖擊著農村政治和法律制度，現存的秩序體系已經全面動搖。

　　法律是在黨的領導下制訂的，政府和基層組織不僅沒有超越于法律的權力，而恰恰應該是遵守和履行法律的榜樣，否則法律就會失去它的神圣尊嚴而成為一紙空文。借貸行為是一種契約行為，鄉村組織作為合同的一方，必須無條件信守承諾履行合同。一個無力承擔法律責任的鄉村組織怎么會得到民眾的信任?一個言而無信，不履行諾言的鄉村組織自然沒有權威可言。更嚴重的是，鄉村組織無力還債，失信于民，也直接影響到黨和政府在人民群眾中的形象。

　　從長遠來看，鄉村債務造成的鄉村組織公信力和權威的降低，將使得農村的政治生態更加惡化，造成農民對任何干部和任何組織都不相信。李昌平的“政府組織群眾怕，群眾組織政府怕”就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危機所在：我們究竟還能夠相信誰?我們究竟還能夠依靠誰?誰還會相信我們?誰還敢相信我們?

　　對于絕大多數的鄉村而言，不僅背負著沉重的債務，甚至自身生存都難以維系，有誰會相信他們能夠對農民提供最基本的服務?很多鄉村為了緩解沉重的債務壓力，盡可能減少正常的公務活動，盡可能壓縮經費開支，少數地處偏遠的村干部為了減少車費開支盡可能不到鄉政府開會。在這樣的情況下，鄉鎮面對農民的需要已經無法滿足了，其所承擔的社會公共管理與服務職能根本無法實現，部分鄉村組織基本上處于癱瘓半癱瘓狀態。按照現在這樣運轉下去，他不需要被人去取消就會自我取消了!所以有些人提出取消鄉政府，包括設立辦事處，就順理成章了。

　　根據筆者對全省129個鄉鎮的問卷調查，有74%的鄉鎮對生活困難的群眾很少進行過救助，有15%的鄉鎮因鄉鎮財政無力沒有進行任何救助。對鄉村公路、水利等公共設施建設，有68%的鄉鎮財政很少有投入，有9%的鄉鎮財政沒有任何投入(同注2)。桃源縣泥窩潭鄉的五馬寨村支部書記和花轎坪村支部書記認為：鄉村兩級特別是鄉政府，現在要權沒權，要錢沒錢，盡管有很多公益事業建設已經迫在眉睫，但群眾想都沒有想過要去找鄉政府。

　　如果目前的狀況不得到改變，只要不發生洪澇災害，不發生非典和禽流感，鄉村兩級就基本上沒有存在的必要了。這樣一來，曾幾何時在沉重的稅費壓力下的鄉村組織，還未來得及品味取消農業稅后的喜悅，轉眼就面臨著合法性挑戰：日益增長的鄉村公共品和服務的需求與不斷萎縮的鄉村財政供給能力之間的矛盾，決定著如果不能滿足農民基本的公共需求，鄉村組織的存在就失去價值。這種合法性危機將會沖擊整個鄉村組織的政治權威，從而使鄉村組織走向崩潰。

　　四、債務危及社會安全

　　對于包括鄉村債務在內的這樣一些嚴重的社會問題，主流的觀點認為，只要加快發展一切問題就會迎刃而解，解決只是時間的問題。然而，面對巨額的鄉村債務，誰能夠對鄉村組織的償還“時間”作出預期或估計呢?債權人有不少就是處境艱難的農民，對于鄉村組織的償還能力已經徹底絕望的他們，會不會手攥著“白條”有這個耐心繼續等待下去?而問題更嚴重的是，很多債權人已經感到，即使把鄉村干部殺光也不能解決問題;如果讓目前的形勢繼續發展下去，他們會不會把矛盾直指高層?這是目前農村危機的關鍵所在!

　　而雪上加霜的是，除了鄉鎮的主要負責人以外，絕大多數的鄉村干部本身就是債主，在債權中占有很大的比例，而且不少的鄉村干部又是從親朋好友這樣一些農民的手中轉借來的。在衡陽縣三湖鎮的村級債務中，民間債務占村級債務總額的53.2%,而下欠村干部的債務占村級債務總額的26.8%(同注7)。因此，鄉村債務已經把鄉村干部和很多的農民的利益捆綁在一起，這種利益捆綁為農村群體事件的引發提供了一個十分危險的動力機制和社會基礎。

　　鄉村干部一旦產生了與債權人一樣的絕望，就猶如火上加油，為農村群體事件的大規模引發提供了天然的組織基礎和領導力量。因為這是鄉村干部的雙重身份所決定的。作為鄉村干部，對于群眾而言，代表組織或政府，他們是干部身份;而對于縣以上的各級而言，他們又是群眾身份，他們的利益實質上也是群眾的利益。村干部本身就是農民，而且鄉鎮干部的80%以上也來自農民，沒有誰能夠比他們更了解農民，也就比任何人更善于組織農民和領導農民。如果他們能夠在中國改革開放的社會穩定中起到“防火墻”的作用，那么，他們就更知道該在絕望的時候怎么“放火”。鄉村干部的影響力和組織能力，遠非那些“減負代表”、“維權代表”所能比擬的。

　　目前農村很多債主已經索債無望，很多鄉村已經拖債無招，很多基層干部積壓的怨氣已經由來已久。尤其是錢是集體借的或前一任領導借的，而集體的債務卻由個人承擔責任，一旦討債的壓力超過承受能力，轉移矛盾就成了唯一的選擇。根據筆者在129個鄉鎮負責人中的問卷調查，有42%的人認為化解鄉、村債務最好的辦法應是由中央轉移支付解決;有21%的人認為由上級財政接管債務;包括要中央轉移支付解決和上級接管債務的就有高達63%的人(同注1)。何況鄉村干部在鄉村債務中本身就有重大的債權利益，在絕望的情況下就可能鋌而走險。

　　同時，我們的社會處于改革的社會轉型時期，社會的淘汰機已經成為了社會公共安全危機的根源。例如衡陽市的一個分管城管的副區長被殘疾人點燃汽油同歸于盡，1998年情人節武漢長江大橋的爆炸事件，2001年的“石家莊爆炸案”，2003年北大、清華爆炸案，以及2004年的長沙公交車爆炸等。

　　悲劇提醒我們，如果沒有處理好社會轉型期的利益公平問題，無疑會形成一個利益的挫折人群，這些人的情緒將會演變成巴黎騷亂那樣的社會性暴力事件，給我們這個社會的公共安全帶來巨大威脅。歷史告訴我們：社會各個階層利益矛盾的激化，總會通過處于底層的群體用最為極端、最有破壞力的形式來表現對社會的絕望和憤怒。在鄉村債務中，如果他們的利益在正常情況下無法無法實現，很可能就會通過不正常的方式來表達。

　　特別是在基層的干部隊伍中，人心思“亂”而不是思“安”，因為在現在的秩序下看不到希望和前途，所以，對改變現行秩序的愿望非常強烈。無論從上到下，從公務員到老百姓，不平衡的心態是我們這個社會埋藏在地下的炸藥，只需導火索就會爆炸!農村不少群體事件，恰恰正是我們的干部和黨員在起點火作用。如果不迅速采取對策化解危機，繼續等待觀望而猶豫不決，“革命和改革在賽跑”，也許時間就不在“改革”這一邊，從而坐失良機。希望全社會能夠對此引起高度警惕，使我們艱難前行的民族盡可能少一點波折和苦難!

　　結束語

　　2006年是新農村建設的開局之年，而鄉村債務無疑是繞不過去的坎。鄉村債務的問題不解決，鄉村組織就難以在新農村建設中發揮應有的作用;沒有鄉村組織的組織領導，新農村建設就無從談起。更為嚴重和可怕的是：一方面，如果鄉村債務得不到化解，一旦推進鄉鎮體制改革，債務難題就會成為一道難以跨越的坎，不僅會使所有的矛盾集中爆發，而且還會影響鄉村組織自身的變革和新生。而另一方面，我們社會進入了矛盾多發期，特別是下崗分流、學生就業、農民工這三個問題解決路徑的不確定性，這些問題與鄉村社會問題交積在一起，隨時可能引發社會動蕩，危及整個社會的公共安全。

　　后注及引用文獻:

　　(1)《半月談內部版》2000年第9期

　　(2)根據筆者對全省129個鄉鎮的百題問卷調查。

　　(3)湖南統計信息網：《經濟普查新聞發布會發布稿》

　　(4)中國地方概覽網：湖南

　　(5)根據衡陽縣財政部門統計表

　　(6)根據衡陽縣財政局2005年3月3日在縣十四屆人大第四次會議上的預決算報告

　　(7)根據在筆者任衡陽縣三湖鎮黨委書記期間鎮財務內部報表及相關調查資料

　　(8)11月29日安徽市場報《鎮政府還“吃喝賬”需要170年?》

　　(9)《債務不除，縣鄉不寧——川鄂湘農村債務問題及出路調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