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變的論文(4)

七七事變的論文

　　蔣介石是信教之人，祈禱上帝自是情理中事。但祈禱歸祈禱，當蔣發現日軍增援部隊大批抵達，而中方防線相繼發生動搖之際，到底還是不能不干脆直截了當地向各國政府發出呼吁了。8月30日，中國與蘇聯正式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因為顧慮此一條約可能在英美政府面前造成負面影響，蔣主動約見了英國記者，解釋此一條約不含任何政治意味。而且，蔣介石再度強調了中國政府對英美作用的高度重視。他為此指出：“國際間對于現時中日兩國不宣而戰之戰爭，有干涉之必要”。再不干涉，不僅對中國不利，而且對國際都有損害。故“此種國際干涉，非完全為中國，實為謀國際整個之安全” 。

　　三、性格使然：“與其坐待而亡，何如死中逃生”

　　進入1937年8月下旬，日本增援部隊陸續抵滬，并于23、24日大舉在瀏河、川沙口、張華浜等處登陸，上海戰場的形勢迅速開始發生逆轉。檢閱戰報時，蔣介石常常怒火中燒，對負責第三戰區的陳誠和第九集團軍的張治中，頗多斥責和痛罵。其忽而痛斥“張治中指揮無能”，忽而指責何應欽用人不當，忽而大罵空軍主將“愚劣怯懦”，且常常發起脾氣來“責罵(下屬)不留余地”。

　　隨著淞滬抗戰漸入危局，國民黨內主和的聲音再度高漲起來，但蔣倔犟依然，絲毫不為所動。向以軍人為自傲的蔣介石，絕不愿做城下之盟，任人宰割，故再三強調：時至今日，“除犧牲到底外，再無其他出路”，中國“只有抗戰到底之一法”。他尖銳批評“主和之見乃書生誤國之見”，并聲稱對此種言論“應竭力制止之”。

　　妥協既不可能，軍事上又無勝算，蔣介石這時自然更加看重外交干預的可能性了。雖然各國無意介入中日戰爭，蔣還是在暗中設想派宋美齡赴蘇，派胡適赴美，派蔣百里赴德、意，采取主動，或可促進各國政府出面干預。只是，人尚未如期派出，中國軍隊在上海的陣地已數處被日軍突破，弄得蔣一日數驚，遑遑不能終日。其雖一再為自己打氣稱：“上海之得失，不關最后之成敗”，但他已經不能不開始考慮張發奎等將領的提議了。此前，張發奎主張，滬戰應采取持久消耗的戰略，而蔣則力主：“國軍如能在上海多保衛一二個月，將可引起國際方面的干涉和支援，因而應不惜犧牲，盡力固守上海。” 余子道前引文。這時，蔣介石也開始在暗自思忖：“我今集中兵力在上海決戰乎?抑縱深配備以為長期抵抗乎?”

　　9月23日，上海羅店守軍在日軍反復進攻下發生潰退，蔣介石終于決心部署撤退了。雖然他注意到部隊仍有一定戰斗力，相信“滬戰尚可相持”，但他已經意識到繼續堅持上海抗戰并不能造成國際干預和日本讓步的局面了。27日，蔣介石開始研究如何轉換戰略方向的問題：是“引其在南方戰場為主戰場”呢，還是集中主力“擊其一點”好呢?或是利用平型關戰役的勝利，督促山西方面主動出擊，使敵被迫分兵好呢?抑或現在就采取“持久”戰略好呢?思來想去，蔣并未能提出十分明確的軍事戰略。當然，蔣始終不能忘懷他發動淞滬抗戰的初衷，即以夷制夷。他因此反復考慮是否應將大戰的戰場從華北轉向黃河以南地區，即我“外交重點在英俄，如何運用之?引敵深入黃河以南，使英俄著急，不得不參加遠東戰爭，可乎?”

　　10月1日，眼看自七七事變以來種種戰略策略均告失敗的蔣介石，暗自反省了對日關系及政略問題。其檢討確信，對日戰略策略之無效，根本上不在自己一方之失策，而在日本侵華野心之不可遏制。蔣介石寫道：“甲、如我與倭妥協，無論至何程度，彼少壯派侵略之宗旨必得寸進尺，漫無止境，一有機會，彼必不顧信義，繼續侵略而不止矣。乙、即使與倭解決東北問題，甚至承認彼所要求者，彼亦必繼續侵華，毫無保障，一時之妥協，不惟不會奏效，徒自壞人格、自破國格而已。丙、倭之望我與彼妥協者，其惟一目的，乃在破壞余之人格，使中國無領導中心也。丁、此次抗戰，無論結果如何，如不抗戰而與倭妥協，則國亂形勢決非想像所能及也。戊、倭寇因志在與俄作戰，但非先擊敗我革命軍，確實掌握中國后，則不敢對俄開戰，故我雖欲與倭謀妥協以待機，決不可能。己、總之，倭寇一得國際動搖機會，必先向我進攻，此為無可挽回之事，亦不能用任何策略可轉移者也。庚、此次抗戰乃實逼處此，無可幸免者也!與其坐而待亡，何如死中逃生，保全我國格，以留待后人會繼起而復興!況國際形勢非由我自身犧牲不能喚醒其同情而來干涉耶!”

　　10月26日，戰略要點大場鎮被日軍攻占，中國軍隊中央作戰部隊的側背暴露于日軍攻擊之下，導致中方全線動搖。蔣介石此時已心灰意冷，僅自勉道：“大場失陷矣，盡人事，聽天命，勿慌急!”“滬戰本未列入整個抗戰計劃之內，且一時與局地之得失，無關全局之勝敗”。且自定此后之和戰原則道：“國際調解則可，單獨交涉則不可”;“抵抗到底，決無妥協余地”。既然全面戰爭已不可避免，蔣不能不暗自鼓勵自己稱：“有我在世，中國必能挽救，此非特自我之自信，實已成中外人士普遍之心理矣。余何自懼乎?”

　　時至于此，整個上海抗戰已告失利。蔣介石再無辦法推動各國干涉和阻止日本進攻了。面對本不欲發生卻已無法回避的長期抗戰前景，蔣亦不能不憂心忡忡。他顯然能夠看到，對日戰爭一旦持久并全局化，勢必會造成一系列嚴重局面：“甲、各省軍閥割據，國內分崩離析;乙、共黨乘機搗亂，奪取民眾與政權;丙、散兵游勇到處搶劫，民不聊生;丁、人民厭戰，民心背棄;戊、政客反動，偽政權紛起;己、各國與倭妥協，瓜分中國;庚、倭俄以中華為戰場，陷于西班牙水深火熱地位;辛、財政竭蹶，經濟枯槁，社會紛亂。”顯然，上述情形一旦數種并現，都勢必會根本動搖蔣介石國民黨的統治地位。正是這些危險的存在，使得蔣介石在隨后的抗戰時代，始終不能完全放棄對國際調停乃至對日人“覺悟”的種種幻想。

　　但是，這并不意味著蔣介石就有心對日妥協屈服。上海撤兵，南京動搖，11月20日國民政府宣布遷都重慶之后，一時間國民黨內求和之聲蜂起，蔣卻態度依舊，毫不動搖。除軍事上全力部署持久作戰外，他同時憤然怒斥求和者曰：“文人老朽以軍事失利皆倡和議，而高級將領亦有喪膽落魄而望和者，嗚呼!若輩竟無革命精神若此!究不知其昔日倡言抗戰之為何也?”且“彼不知此時求和乃為降服，而非和議也。”

　　隨后緊接著發生的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出面調停一事，最能表現此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