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茶道不同的原因
不同的歷史、文化背景造成中日兩國茶文化向不同的方向發展，中國文人們將飲茶發展為一門生活藝術，日本的僧侶由將飲茶變成為佛門清規。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你整理的中日茶道不同的原因，希望對您有用。
中日茶道不同的原因
所謂茶藝，就是泡茶的技藝和品嘗的藝術。其中又以泡茶的技藝為主體，因為只有泡好茶之后才談得上品茶。但是，品茶是茶藝的最后環節，如果沒有品嘗，泡茶就成了無的放矢，泡的目的本來就是為了要品。而且，只有通過品嘗過程中的各種感受和遐想，產生審美的愉悅，才有可能進入詩化的境界，達到哲理的高度，才可能升華為茶道。
茶道就是在茶藝操作過程中所追求和體現的精神境界和道德風尚。它經常和人生處世哲學結合起來，成為茶人們的行為準則和道德要求。故中國古代也將茶道精神稱作茶德，如唐代的劉貞亮就提出“茶十德”：“以茶散悶氣，以茶驅腥氣，以茶養生氣，以茶除癘氣，以茶利禮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嘗滋味，以茶養身體，以茶可雅志，以茶可行道。”其中“利禮仁”、“表敬意”、“可雅志”、“可行道”等就是屬于茶道精神范疇。劉貞亮所說的“可行”之“道”，是指道德教化的意思。即飲茶可以有助于社會道德風尚的培育，明確地以理性語言將茶道的功能提升到最高層次，可視為中國古代茶道精神的最高概括。
中國的茶道精神至少可以追溯到西晉杜育的《荈賦》，但是直到唐代中期才出現“茶道”概念，最早見于詩僧皎然的《飲茶歌·誚崔石使君》。詩中描寫了飲茶的三個層次：“一飲滌昏寐，情思朗爽滿天地。二飲清我神，忽如飛雨灑輕塵。三飲便得道，何須苦心破煩惱。”其第三層次就是飲茶的最高層次，即品茶悟道，達此境界一切煩惱苦愁自然煙消云散，心中毫無芥蒂。該詩的最后兩句是“孰知茶道全爾真，唯有丹丘得如此。”意思是世上有誰能真正全面地了解茶道的真諦呢?看來只有仙人丹丘才能做到這一點。這是茶文化史上首次出現的“茶道”概念，其內涵與詩中的“三飲便得道”相呼應，也與現代對“茶道”的界定較為接近，在中國乃至世界茶道發展史上都具有重大意義。
但令人難以理解的是，自此之后，在中國古代茶書中卻不見“茶道”一詞，直至明代張源的《茶錄》才提到“茶道：造時精，藏時燥，泡時潔，茶道盡矣。”但這里的“茶道”僅是一些技術要求，并無品茗悟道等精神層面的東西，既與皎然的“茶道”也與現代的“茶道”精神相去甚遠。在張源之后數百年間的明清茶書中，又不見“茶道”一詞。個中原因實在耐人尋味。在我看來，恐怕與茶圣陸羽的影響有關。
皎然是唐代著名的茶人和詩僧，也是陸羽的摯友。他大陸羽13歲，是忘年之交。他對茶道的理念陸羽定然了解。但是盡管陸羽的《茶經》中涉及(或者說流露)了一點茶道精神的內容，但卻沒有出現“茶道”一詞，也沒有正面敘述茶道精神的段落或詞句。顯然，陸羽沒有接受皎然“茶道”的觀念，他在《茶經》中重點闡述的是煮茶技藝(茶藝)和對茶湯的觀賞，對茶具的實用性和藝術美非常重視，但沒有從“形而上”角度來考慮茶道問題。
茶圣的《茶經》不談茶道，后來的茶書也不談茶道問題。如與陸羽同時的裴汶在《茶述》中就已經提到茶的功能“其性精清，其味浩潔，其用滌煩，其功致和。”這已涉及到茶道的基本精神，但是就是沒有歸納為“茶道”一詞。又如宋徽宗趙佶的《大觀茶論》中也涉及到茶道精神：“祛襟滌滯，致清導和，則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中淡閑潔，韻高致靜，則非遑遽之時可得而好尚矣。”可以說，“致清導和”、“韻高致靜”是對中國茶道基本精神的高度概括。顯然，趙佶繼承、發展了裴汶的觀點，然而書中也沒有出現“茶道”一詞，可見，他也沒有接受皎然的理念。既然號稱茶圣陸羽的《茶經》和作為皇帝趙佶的《大觀茶論》都不提“茶道”，往后的茶書作者大多是官僚地主出身，都是一些保守成性的儒生，只會蕭規曹隨，更不會獨辟蹊徑去探討什么茶道問題。
中國文人真正接近于揭示茶道實質的是明末清初的杜浚，他在《茶喜》一詩的序言中曾經指出：“夫予論茶四妙：曰湛、曰幽、曰靈、曰遠。用以澡吾根器，美吾智意，改吾聞見，導吾杳冥。”
所謂茶之四妙，是說茶藝具有四個美妙的特性。“湛”是指深湛、清湛;“幽”是指幽靜、幽深;“靈”是指靈性、靈透;“遠”是指深遠、悠遠。都是與飲茶時生理上的需求無關，而是品茶意境上的不同層面，是對茶道精神的一種概括。所謂“澡吾根器”是說品茶可以使自己的道德修養更高尚。“美吾智意”是說可以使自己的學識智慧更完美。“改吾聞見”是說可以開闊和提高自己的視野。“導吾杳冥”則是使自己徹悟人生真諦進入一個空靈的仙境。這正是現代茶人們所要追求的茶道精神和最高境界。可以說杜浚已經碰撞到了茶道的大門，可惜的是他也未能跨過這道門檻，因為他也沒有接受“茶道”的概念，他所概括的“論茶四妙”也未得到后人的重視和弘揚，真是一件非常遺憾的事情。
縱觀中國古代茶學史，出現了眾多的茶書，其書名有《茶經》、《茶述》、《茶譜》、《茶錄》、《茶論》、《茶說》、《茶考》、《茶話》、《茶疏》、《茶解》、《茶董》、《茶集》、《茶乘》、《茶譚》、《茶箋》等等，就是沒有一本叫《茶道》，也沒有一本茶書中有專門談論“茶道”的章節。反觀此時的日本，茶道已經發展到很成熟的地步。至少到了16世紀后期，日本茶道高僧千利休就已集茶道之大成，制定出茶道的基本精神茶道四規：和、敬、清、寂，一直沿襲至今，奉為圭桌。兩相對照，確實反差很大。茶道的源頭的確在中國，“茶道”一詞也是最早誕生于中國，然而自唐代以后，中國歷史上的茶道觀念并不發達，至少在近代以前是如此。這是不爭的事實，我們應該有勇氣承認這一點。
那么，中日兩國在茶道方面為何會有如此之大的反差呢?依我之見，是由于兩國的歷史文化背景不同、茶道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不同等諸多原因造成的。至少有三個方面值得注意：
一是將中國的飲茶方式引入日本的是一批來中國留學的日本僧人(遣唐僧)，他們是在中國的佛教寺廟中將佛門茶事學回去的，并且將它們作為佛門清規的組成部分一直在佛門嚴格的傳承下來。日本歷史上的茶道大師都是聲名卓著的大德高僧，不但賦于日本茶道以濃郁的佛教色彩，也增強了日本茶道的權威性，特別是自千利休之后，形成了嫡子繼承的“家元制”，使其權威性更為穩固持久。
二是日僧來中國留學之時，中國的飲茶方式已經相當成熟，引入日本之后是作為一種高級文化形態首先在皇室貴族之間流傳，長期為統治階級所專享，后來才逐漸傳播到民間，上行下效，原已成熟定型的飲茶方式和清規戒律也為民間所全盤接受，形成社會共識。
三是日本統治階級對茶道的重視利用，加強了茶道與權力的關系。如15世紀的幕府第八大將軍足利義正，讓高僧村田珠光撰寫茶湯法則《心之文》和其他茶故事，在寺廟中推行村田珠光所提倡的禪院式茶禮，竭力以飲茶方式來改善人際關系，并且祈禱天下太平。后來的統治者織田信長及豐臣秀吉更將茶道作為一種新型文化來擴大自己的影響，企圖在群雄爭霸的戰國時代一統天下。因此他任命千利休為專職茶頭，要他繼續制定和完善茶道的儀式和規則。豐臣秀吉還常在重大政治活動前后舉行規模盛大的茶會，進一步擴大了茶道的社會影響。因此，在一定意義上，茶道成為日本統治者駕馭民眾的一種思想武器。茶道在日本社會中能產生巨大影響就不足為奇了。
但是，這種現象在中國不存在.中國的茶文化是在民間土壤上發育起來，逐步成熟。在中國是先有庶民茶文化，后來才被統治階級所接受，形成宮廷貴族茶文化。民間的飲茶風習之盛已達到“茶為食物，無異米鹽”、“遠近同俗”、“難舍斯須”、“田閭之間，嗜好尤甚”(《舊唐書·李玨傳》)的程度，這是任何統治者都不可能剝奪的。茶葉已成為百姓們日常生活“開門七件事之一”的必需品，以茶提神解乏，以茶養生，以茶自娛，以茶敬客，以茶贈友，以茶定親，以茶祭祀等等，均早已形成風俗習慣，無需教導，無需勸說，人們自然而然會遵守。整日里為生活忙碌奔波的勞苦大眾，不可能有更高層次的文化追求，不會自覺地去追求什么茶道精神。
有很高文化修養的文人雅士們則醉心于品茗技藝的探研，他們都具有詩人的浪漫氣質，品茶時追求詩意的審美境界，很少人會從社會學和哲學的角度去考慮茶道精神問題。古代的官吏們都是典型的儒家子弟，歷來遵循儒家的處世原則，“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仕途得意時忙于政務，自然無暇來過問茗飲瑣事，倒霉失意時則隱退山林不問政事，只以茶來排憂解悶，尋求解脫，不會過問社會道德教化問題。而中國的佛門僧侶向來不干預寺外塵俗世界的事務，他們出來參加茶事活動，也都是以文人的身份出現，除了個別像皎然那樣的大德高僧之外，很少有人會去考慮茶道問題。
至于歷代最高統治者的皇帝們，似乎從來沒有考慮過要賦于茶事活動以崇高使命，雖然他們也經常以茶宴、賜茶的方式來招待群臣，但僅是作為宣揚皇威籠絡臣下的宮廷禮儀而已，并未具有太多的道德教化色彩。在他們看來，有博大精深的儒家學說足以成為統一全國民眾思想的強大武器，區區茶道，實在是無足掛齒。這是豐臣秀吉們統治的日本所不可能具備的。儒道大于茶道，這可能就是中國茶道觀念不發達的最重要原因。
中日茶道區別
1.中國茶文化以儒家思想為核心，融儒、道、佛為一體，三者之間是互相補充的多、相互抵觸的少，從而使中國的茶文化內容非常豐富，從哪個層次、哪個方面講都可以做出宏篇大論來。日本茶道則主要反映中國禪宗思想，當然也融進了日本國民的精神和思想意識。中國人“以茶利禮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這四條都是通過飲茶貫徹儒家的禮、義、仁、德等道德觀念以及中庸和諧的精神。日本茶道的“和、敬、清、寂”，公開申明的“茶禪一位”吸收了中國茶文化思想的部分內容，它規勸人們要和平共處，互敬互愛，廉潔樸實，修身養性。
2.日本茶道程式嚴謹，強調古樸、清寂之美;中國茶文化更崇尚自然美、隨和美。日本茶道主要源于佛教禪宗，提倡空寂之中求得心物如一的清靜之美是順理成章的。但它的“四規”、“七則”似乎過于拘重形式，打躬靜坐，世人是很少能感受到暢快自然的。中國茶文化最初由飲茶上升為精神活動，與道教的追求靜清無為神仙世界很有淵源關系，作為藝術層面的中國茶文化強調自然美學精神便成了一種傳統。但是中國的茶道沒有儀式可循，往往也就道而無道了，影響了茶文化精髓的作用發揮和規范傳播。所以一說茶道，往往首推日本。
3.中國茶文化包含社會各個層次的文化;日本茶文化尚未具備全民文化的內容。中國茶文化自宋代深入市民階層，其最突出的代表便是大小城鎮廣泛興起的茶樓、茶館、茶亭、茶室。在這種場合，士農工商都把飲茶作為友人歡會、人際交往的手段，成為生活本身的內容，民間不同地區更有極為豐富的“茶民俗”。日本人崇尚茶道，有許多著名的世家，茶道在民眾中亦很有影響，但其社會性、民眾性尚未達到廣泛深入的層面。也就是說，中國的茶道更具有民眾性，日本的茶道更具有典型性。“四規”：待客親善，互相尊敬，環境幽靜，陳設高雅。七則”：點茶的濃度，茶水的質地，水溫的高低，火候的大小，煮茶的炭料，爐子的方位，插花的藝術。
中日茶文化之異同
(一)中日茶文化相同之處中日茶文化雖然在發展中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是茶文化中重視“精神內涵”的特點卻是相同的。中國的茶文化中注重“天人合一”“、禪茶一味”等思想，是中國人對真、善、美境界的追求。因而中國人品茶十分注重“品”字，他們把茶看到一種形而上的存在物，甚至把茶水當作人與自然、人與天地的媒介，而飲茶的過程則是人與天地、人與自然進行交流與感悟的過程，其精神內涵的追求是品茶最終目的。在這一點上，日本茶文化與中國相似“，和、敬、清、寂”是日本茶文化的精神理念，日本人在品茶時，茶水制作的每一道工序都十分講究，及時茶具的使用也是極具禪宗意味的。從茶室的布置與安裝，到茶具的選用，茶葉制作的程序等等，日本的茶文化無一不體現著禪宗文化中“本來無一物，勿使染塵埃”的精神追求。
此外，中日兩國的茶文化的相似之處還在于，都追求品茶活動舒緩身心的作用，簡而言之，飲茶成為人們放松心靈的一種方式。中國人在幾千年的儒家思想影響之下，人們背負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的重擔，每一個中國人都把家庭、民族的偉大與振興當作自己的責任，從而背負著重重重擔的中國人，把飲茶當作緩解壓力的一種方式，希望在這種放松心靈的品茶活動中，能夠收獲更多的動力與領悟。由于日本民俗所特有的民族特征，品茶理所應當的成為他們放松身心的方式，正是基于品茶這樣的特點，飲茶才成為社會中最為普遍的放松方式，無論是王化貴族，還是平民百姓，都對茶文化有著不同程度的喜愛。
(二)中日茶文化相異之處中日兩國茶文化的相異之處，首先表現在形式方面。中國人品茶最喜歡的地方就是茶館，在一些古裝電視里經常會有茶館出現，茶館成為中國茶文化的重要載體之一。因為中國的茶館面向于社會各個階層，因而具有平民性、開放性的特點，茶館是人們休息、娛樂的場所，是古代人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娛樂休閑方式。到了現在的中國，茶館雖然已經不見身影響，但是一些極具古典特色的茶樓、茶間卻開始出現，它與古代的茶館一樣，有著隨意性、開放的特點。而日本的品茶形式則與中國有所不同，日本茶文化的場所主要是茶室，日本的茶室與中國的茶館不同，以其嚴謹、繁瑣與等級為特色。
在氣氛與環境上，中日茶文化也有所不同。在中國的一些古老的茶館里，我們會發現，其環境十分幽靜，里面所收錄的家具、茶具等都是極具古典氣息的，有的茶館里面甚至有花花草草、魚蟲等等，有的還會有大熒幕上的皮影戲表演，因而整體的氛圍是“悠閑”與“自在”的。相比之下，日本的茶文化氛圍則相對要嚴肅很多，日本的茶室總是靜悄悄的，茶室里的任何物品都極為講究，給人一種嚴肅、嚴謹之感，并沒有中國茶館里的隨意的感覺。
此外，中日兩國茶文化在文化社會中的地位也不同。中國的茶文化成熟于唐朝時期，此時的中國文化與思想已經處于成熟階，中國的社會、文化以及思想都已經定型，因而茶文化是處于主流文化的支流地位，它處于輔助性的地位。但是日本則與中國不同，茶文化傳處入日本時正是七、八世紀，此時的日本文化還沒有形成，茶文化對日本文化的形成與發展，有著不可小視的作用，因而茶文化對于日本文化來說是一種主流性文化，對茶文化的改造與豐富，才使得日本文化具有本土性的特點，與中國茶文化的輔助性地位不同，日本茶文化則處于日本文化的主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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