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年高考滿分議論文
議論文貴在新。不僅論據材料要新，而且立意構思也要新。那么如何才能富有新意呢?首先要求思想新，有時代感，對間題的著法新穎獨特，給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其次要求構思新，不同凡響，不落案臼。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整理的一些關于歷年高考滿分議論文，僅供參考。
歷年高考滿分議論文篇一：一杯春醪寄余心
唐有劉白墮脫俗隱于市，善釀酒，飲之香美，經月不醒。游俠語曰：“不畏張弓拔刀，但懼白墮春醪。”一杯春醪，寄著他一生的志趣，一生之作，亦攜著你品性高低。
馮驥才曾道：“植物死了，將生命留在種子里;作家死了，將生命留在作品里。”“言為心聲”，作品的格調趣味與作者的人品常有著高度的一致性，或無意的性格流露，或刻意的志節寄托，作品以其穿越時空的永恒與廣遠，承載著作者的追求與修養。
百家爭鳴，各有其芳華。若你的歌聲不現出你最獨特的嗓音，蓋只能湮沒于喧囂的人世。莊子汪洋恣肆，老子凝練沉穩，墨子嚴密周全，韓非子肅穆苛刻，則《莊子》抑或《道德經》，《墨子》抑或法家大集，無不承載著其獨特見解、個性思考。臺灣云門舞集享譽全球，其舞姿脫俗超凡攝人心魄，而其門下弟子亦無一不是高雅養性之性情中人。作者與作品如人與影，映照著彼此最真實的內心，而它只有你將最真實的生命投射，作品才能溫潤如玉，毫無雜質地現其熠熠光華。
人在成長，作品亦在成長，如影隨形中，兩者的生命都登上更高山巔。龍應臺年輕時生活在唐朝，熱情奔放，文字或“橫眉冷對千夫指”，抑或“俯首甘為孺子牛”，都是其性情之真，與作品攜手脅肩，向更深闊的遠方邁進。俄國詩人安娜·阿赫瑪托娃的人生起伏，其詩作亦從少女的幼稚轉為熟女的沉穩。作者與作品如一對孿生胞弟，在時光的磨蝕下恣意成長，從一個方面，我們得以窺見另一方的性格。
而元好問曾道：“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寧復見為人。”作品格調與其品性的背離，有時并不是性情相伴，或是作者在作狂野掙扎，或是反其道愈見其力。顧城的詩天真純樸，他卻親手殺死妻子;凡·高的畫絢麗奔放，他卻癲狂割下左耳。我們能說他們的品性惡劣、思想卑劣嗎?當世界以痛吻我，我在報之以歌后，內心的苦苦掙扎或蒙蔽我純潔的心，而內心會在我手遺留中卓然于世。盧梭在《懺悔錄》中極盡猥瑣之能事，而誰又能否認他卓然脫俗的品性、高雅勇敢的追求呢?作品與人當面的背離，實則乃內心更堅定的追索啊!
當今社會人們熱捧的“雅作”，卻不知“雅作”之作者粗鄙無知，而恥于那些外表粗鄙之人，渾不知其作品華美天成、淳樸自然。悲哉!悲哉!而我堅信，那些枯燈夜雨下的荒江野老，劍指連營而無畏，筆削春秋而令亂臣賊子畏懼，定會與作品一同矗立于民族之巔。
一語天然萬古新，繁華落盡見真淳，在這急景流年的時光里，哪一杯才是真正寄余心的春醪呢?
歷年高考滿分議論文篇二：公則生明
____將"公則生明，廉則生威"這句話作為他的人生信條，于是，我們看見了一個公正無私、威嚴廉潔的高大形象。
"公則生明"，單單四字，意韻深遠。公正，不偏私地想問題、辦事情，則處理問題明智正確;反之，帶有主觀色彩，便不能公正無私地認識和處理問題。而人往往受主觀影響，難以對事物做出正確深刻的認識，所以要做到"公則生明"并非易事。
人們首先得克服感情上的親疏遠近才能客觀地認識事物。《韓非子》中一則寓言日:宋國一富人，一日大雨把他家墻淋壞了，他兒子認為不修好，一定會有人來偷竊，鄰家老人也如此認為，是夜，果然富人被竊。富人于是覺得他兒子很聰明，而懷疑鄰家老人為竊賊。可見，富人對被竊一事，完全受感情親疏所左右，自己的兒子、偏私地認為聰明，鄰翁卻是懷疑對象，這樣不客觀，很難認識到真相，或許，事情的真相恰恰相反也未可知。所以，感情上的親疏遠近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人們的判斷，要想獲得正確的認識，必須理智客觀地分析研究事物，不帶一絲感情色彩。
歷覽古來圣賢人，無不在對事物做出客觀公正的評價，在處理事情上力求做到公正不偏私。
我們要向包拯學習，他公正廉潔，不包庇一切罪行。他的鍘刀上斬昏君，下斬黎民，只要是真相，就能在他面前閃光，只要有罪惡貪婪，一律逃不過他公正無私的眼睛，于是，才在青史上永遠攜刻著他的名字。
我們要向岳飛學習，他訓練的岳家軍，行軍迅猛，殺敵勇武，這與他的公正無私是分不開的，兒子岳云，犯軍規違紀按軍法處置，不因他是自己的兒子而有所偏頗，于是全軍上下，無人不服，元人不贊，因此，岳家軍才使金軍聞風喪膽，才使得北宋得以保全，岳飛的精神一樣在歷史的長河中熠熠生輝。
不論是故去的古人，還是現存的今人，只有做到公正無私，才能在對事物的認識上得到真理，才能在對事物的處理上得到贊美。感情上的偏私只能陷人于不分青紅皂白，不辨是非之中，我們要堅決拒絕讓感情主宰理智。
"公則生明"這句話猶在耳邊回蕩，讓我們掘除感情的干擾，理智公正地在世為人吧!
歷年高考滿分議論文篇三：且以作品論英雄
自孔孟以來，我們的閱讀方式、欣賞模式大致便是“知人論世”。我們大多認定“文如其人”，這是有道理的，但并不全面。如是我言，逢文先勿論人品，且以作品論英雄。
我們很容易理解“言為心聲”，也即作品反映其人品。所謂“郁結乎心而發乎聲”，作品本身定然有著作者個人人品的滲透。引美學家蔣勛之言：“杜甫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所以成為千古絕句，我認為不是詩歌上的技巧，而是詩人心靈上動人的東西。同樣是一堆白骨，很多人走過去了，卻沒有看見”。試想，若是杜甫沒有憂國憂民之心，又何來發自肺腑之言?偉大的心靈，投影在文學上，依然是偉大的作品，是高尚的品性。
然而這并不是說高尚作品背后一定是脫俗之人。我們從小讀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讀猶太人斤斤計較、視財如命的險惡心腸，末了明白人不能為金錢奴役，要追求人性上、人品上的美與良善——但事實上呢?莎士比亞成名后的歲月一直為錢財奔波。他斂錢如命，甚至發放高利貸斂資，更因一家人無法如期還清財物而氣急敗壞、對簿公堂。這時候我們再看元好問的“文章寧復見為人”，便顯得格外諷刺而引人深思了：高雅的作品并不能看出寫就它的筆桿人品如何。如此，你又怎能像孔夫子一樣操琴無數、推演其人為文王;又怎能像孟夫子一樣“知其人、論其世”呢?
既然作品的格調趣味與作者人品未必掛鉤，那又何必糾結其人品如何?人類的文明本身就是寬容的，它看重作品本身。所謂“文以載道”，作品之“道”，為其根本。我們不妨說，如果一部作品傳遞了人品的真、善、美，讀之令人動容、發人深省，那它就已經達到了“作品”所應達到的目的，至于作者本人如何——你無法從作品中推知的情況是可能發生的——并不在對作品的考慮范圍之內。作者或許依靠作品而不朽，但文學史最終告訴我們，它保存的，是“不朽的作品”，不是“不朽的文人”。
所以我認為，面對作品時，要且以作品論英雄。我們固然尊敬杜工部的情懷并愿意將其內化為修養，但我們也能從《威尼斯商人》中汲取正義忠誠的不竭力量。作者終將逝去，其人品也會銷蝕不見;但一旦其作品高雅，便足以光照千古、惠澤古今。作為重，道為重，人品須臾如蒼狗，應以作品論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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