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面向新高考，創新人才培養如何發力，貫通培養有哪些實施路徑?

2019面向新高考，創新人才培養如何發力，貫通培養有哪些實施路徑?

2019面向新高考有哪些教育內容？下面給大家分享一些相關的高考資訊，供大家參考。
　　面向新高考，創新人才培養如何發力

　　◆學校應將提升教師的教育教學素養作為教師培訓的核心，讓教師意識到新高考對自己的影響，在提高學生能力和素養上下功夫。

　　◆教育是一個系統工程，人的全面發展一定是根據自己興趣愛好的多樣化選擇，大中銜接為學生提供了高選擇性的培養方案，讓學生可以按照自己適合的路徑去發展。

　　◆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最難的在于從“應試教育”到“自主創新”思維的轉變。

　　日前，由北京市教委制定的《北京市深化高等學校考試招生制度綜合改革實施方案》發布，北京成為繼浙江、上海后，第二批開展試點的地區。在不少人看來，北京方案是上海、浙江等省份綜合改革試點的延續，承繼了試點的思路，總結和汲取了試點的經驗。比如，合理引導學生選擇分科，避免考生策略性選科目;等級性考試每學年組織1次，安排在每年的6月，避免使學生提前面對高考壓力;2020年起，市屬高校探索開展綜合素質評價招生等。

　　自恢復高考以來，高考始終是社會關注度最高的考試，而“讓學生考到適合自己的學校，讓高校招到想招的學生”一直是高考改革的目標。

　　2014年9月，國務院《關于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拉開了新一輪高考改革的序幕。“分類考試、綜合評價、多元錄取”的新模式，意在推動教育從“選分”到“選人”“育人”的轉變。

　　新高考背景下，怎樣給學生更多的自主權和選擇權?大中銜接、貫通培養的實施路徑有哪些?綜合素質評價逐漸推開，如何推動學生知識向能力轉化?

　　走班制面臨的短板該如何解決?

　　盤活存量、提升教師素養是關鍵

　　新考高改革啟動后，聚焦培養自主選擇能力，以“3+3”為核心的新高考模式，要求學校課程設置和教學運作模式要適應學生個人興趣、特長和擬報考學校及專業要求，走班制成為必然選擇。然而，新變化、新情況也對普通高中師資、管理等方面提出挑戰。

　　2017年山東加入新高考改革試點省份，但早在2004年山東新課改時，已在非高考科目進行了選課走班的探索。

　　“與過去相比，范圍擴大了，難度也增加了。”山東省實驗中學教務處副主任于永水介紹，目前山東是“3+3”共20種組合，為了充分摸清學生的偏好，從2017年底至今共進行了3次模擬選擇，結果很有參考性：東校區739個學生，20種選擇都有，最多的組合是“物理+化學+地理”，有130人;而最少的是“政治+歷史+地理”，只有11人。

　　“過去硬性捆綁的文科反而選的人最少，而從選擇最多的組合來看，現在的孩子明顯傾向于理科。”于永水說，這也反映出新高考“以生為本”，對孩子個性、興趣的尊重。

　　浙江省2014年實施新高考后，“7選3”和英語每年兩考，變一考定終身為多項選擇。“過去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現在給學生設置了更多路徑，有了更多的機會。”浙江省杭州高級中學校長蔡小雄說，選課走班之后學生也“有幾分欣喜”，同桌多了，交際范圍廣了，受約束少了，班級里沒有了排名，壓力小了……

　　“從因材施教的角度來說，選課走班是趨勢。”蘇州第十中學副校長張金說，我們不能以同樣的方式、進度要求所有的孩子，而是應該把具備相同學習能力的學生集中在一起，從這個角度上說，不僅要分，而且要分層分類分項，真正實現“一生一課表”“一生一師”。

　　目前，走班制一般分為大走班、中走班和小走班。“大走班是分層分類分項，語數外分層，‘7選3’分類，非高考科目分項。但在當前的師資配備、空間資源和課程設置下，大走班實施難度大，大多數學校是中走班，即語數外不走班，其他科目走班;而小走班則是指捆綁式教學。”蔡小雄說。

　　在他看來，走班制對學校挑戰最大的是師資數量和結構性短缺不足，教師潮汐現象突出。以浙江為例，每年4月“7選3”考完之后，7科教師就可以休息，而語數外教師的工作量陡然加大。再者學生選課偏好差距大，教師的忙閑程度差距大。

　　“理想的狀態應該是兵馬未動糧草先行，而現實是學校先行，在過程中解決問題。”蔡小雄說，師資從哪里補充，教師培訓如何開展，如何平衡教師工作量之間的差距、開展教師評價等，都需要學校自己摸索。

　　作為國培計劃專家，北京市特級教師陳維賢認為，相較于擴大增量，盤活現有教師資源更重要，而大多數學校做得并不好。

　　“新高考的變化不僅是招錄方式的變化，更是教育教學內涵的變化，但很多教師還是只關注知識沒有關注能力，學校還是以迎接考試為主，沒有看到新高考帶來的課程、教學、學習方式的變革。”陳維賢認為，學校應將提升教師的教育教學素養作為教師培訓的核心，讓教師意識到新高考對自己的影響，在提高學生能力和素養上下功夫。

　　“走班制最難實現的是讓學生選老師。”蔡小雄說，一個年級總有老師極受學生歡迎，但也總有一兩個老師不受學生待見，這場改革最難的就是沒辦法讓學生選老師，如果實現了學生可選老師，教育將是另一片藍天。

　　事實上，選課走班不僅涉及了空間問題、師資問題，還關系學生怎么分類、選什么課的問題。興趣與考試成績，優勢特長與大學需求，專業與職業之間并不完全對接。

　　“學生選什么課直接關涉未來的職業生涯，而學生怎么選，則與我們的職業生涯教育密切相關。一是要指導學生選專業，二是告訴學生大學對專業的要求。”張金認為，只有學生“知道職業—體驗職業—了解大學需求—結合自身優勢”才是選課的基礎，否則每一次轉專業，甚至就業與專業無關，都是對大學培養的浪費。

　　“現在的選課走班，學生從高一到高三很不穩定，特別容易改變主意，更換科目。”復旦大學附屬中學科研室副主任曾德琨說，學生沒有體會到學科魅力時，往往是按分數高低選，對學生長遠發展不利，因而要把職業規劃往前提。

　　對此，復旦附中采取“家長引領+大學老師講授專業基礎課”的方式，把職業規劃引進課堂。從高一開始，每學期會邀請幾十位各行各業的家長走進課堂，讓學生了解職業;此外，從2017年起，與復旦大學合開30門微課，邀請大學教授對核物理、生物醫學等開展通識教育，讓學生了解專業發展趨勢。

　　“從今年來看，效果不錯。2017年學校300多名畢業生，有十分之一報考了復旦大學和上海交大的醫學院。”在曾德琨看來，家長的親身經歷和醫學院教授的講座，點燃了學生學醫、從醫的熱情。

　　在浙江省衢州二中生涯指導中心主任周旭榮看來，職業生涯規劃不僅關涉學生選什么專業、去哪所高校，更關涉學生長遠發展。

　　“生涯規劃要關注每一個學生，而不是一群學生。”周旭榮介紹，衢州二中將生涯規劃做細，充分利用大數據，“點對點”地為學生提供指導。

　　衢州二中通過收集發布“衢州二中畢業生錄取去向”“衢州二中畢業生的高校畢業去向”等數據，讓學生了解自己未來的發展方向;收集、分析畢業生流入較多的50所高校，建立資料庫;對每個年級進行“最關心的十個問題”和“家長最關心的十個問題”問卷調查，了解學生需求;根據學生申請情況，2017年送出3批290多人到浙江大學實地考察，18人到武漢大學，12人到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等;面對農業類院校“乏人問津”的情況，邀請中國農業大學、華中農業大學等4所高校舉辦專場推介，500多人次參與。

　　“生涯規劃是新高考改革后高中面臨的新情況，面臨著專職教師不足，課業負擔重，課程開發、植入難等問題，目前高中主要是盤活現有資源，要進一步做到實處、看到效果，還在摸索中。”周旭榮說。

　　推動大中銜接、貫通培養有哪些實施路徑?

　　從教到學到招考，實現大學與中學全方位、深層次融合

　　領域加強銜接，建立機制，搭建平臺，促進大學和中學牽手。

　　“在高考綜合改革的大背景下，高等教育與基礎教育的銜接主要表現在教學和招考兩個方面。”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倪閩景說，在教學方面，大學的人才培養理念和方法在基礎教育中逐漸體現;而在招考方面，招錄方式改革，擴大高校和考生的雙向選擇權，也促進高校特色辦學。

　　具體來說，在教育教學方面，綜合素質評價導向使得中學逐漸實現了素質教育的制度化;分層走班、“每人一張課表”使個性化學習成為普遍現象，促進了文理交叉;教學方式逐漸多樣化，自主探究、合作學習等成為趨勢;生涯指導提前，個性化現象突出。

　　而在招生考試方面，以選科要求和“院校專業組”設置為杠桿，驅動高校招生由“被動收檔”走向“前置引導”;以合并一二本為抓手，激勵高校招錄由“三六九等”走向“特色為王”;以“綜合評價、多元錄取”試點為抓手，鼓勵高水平大學圍繞“兩依據一參考”進行招錄。

　　“新高考改革后，大中銜接成為趨勢，高等教育和基礎教育融合是多維度、深層次的。”倪閩景說。

　　“從高中的角度來說，大中銜接，也使我們要更加明確大學教育有什么特點和要求，需要什么樣的人才和素質。”尚可說，他仍記得2017年參加清華大學全國重點中學校長會時，清華大學副校長楊斌談到，希望中學在關注成績的同時，更要關注到學生的責任感和使命感的培養，避免優秀學生進入大學后成為“精致的利己主義者”。

　　當前，隨著新高考改革的推進，大中銜接在生涯規劃、專業教育、學科競賽等領域開展得較為普遍，也越來越深入。然而，高考選拔性壓力、缺乏制度設計等問題依然存在。

　　“如今知名高校在浙江‘三位一體’招生的名額越來越多，對中學的導向十分明顯，學生的學習壓力減少，受惠面擴大。”尚可說，然而學生仍然面臨著課業負擔重、時間有限的難題，需要進一步松綁，尤其是對一部分拔尖創新人才，更需要體制機制上的突破。

　　盡管對學生來說，把大學教授請進中學好處多多，但講座蜻蜓點水、上課沒有教材、學生聽不懂等問題，也一度讓曾德琨苦惱。

　　“大學老師講課沒有教材、沒有標準答案，教授專業性太強、學生知識儲備不夠，課堂呼應不上。”曾德琨說，后來學校通過將通識教育細化、打造微課等方式，與復旦大學建立了長效合作。

　　“高校和中小學校之間的課程設計缺乏銜接機制較為普遍，只有通過流程再造，形成一體化設計的機制，才能有效破解這個難題。”倪閩景說。

　　此外，方芳提醒到，還要看到當前大中銜接在發達地區做得好、大學與附屬中學合作更順暢、重點中學更受青睞等不均衡現象。

　　“對于先天條件不利地區，教育行政部門應該成為學校發展的堅實后盾，發揮主導作用，推動政策傳導、資源共享，積極搭建平臺，為大中銜接創造條件，讓改革惠及更多學生。”方芳說。

　　新高考改革為拓寬高中與大學的銜接面提供了絕佳機遇。隨著三位一體招生、綜合素質評價、“雙一流”等改革措施的逐步推開，高中不能再只埋頭“分數”，而大學也有了更多的自主權決定選拔哪些學生進校。大中銜接、貫通培養，逐漸成為大學、高中的共同選擇。

　　2017年是天津大學精密儀器與光電子工程學院值得記住的一年。這一年，首屆“工科班”29名畢業生中，14人赴哥倫比亞大學、杜克大學等世界名校深造，14人進入清華大學、天津大學等國內名校深造。

　　“這些學生并不是高考入學時成績最突出的學生，但在4年的培養中，學習成績、科技活動、學生社團等方面表現極為突出，更難能可貴的是體現出了蓬勃向上、追求卓越的精神面貌。”天津大學黨委書記李家俊說，這得益于學校試著將人才培養向前延伸了一步。

　　作為17所國家試點學院之一，2012年天津大學精儀學院探索在全國中學范圍內舉辦工程科學夏令營和冬令營活動，通過開展名師科技前沿報告、顛覆未來科技實踐活動、自我職業生涯啟蒙計劃、大學校園文化生活體驗等特色活動，探索基于統一高考、引入多元化評價、著眼于潛力的學生錄取選拔機制，旨在選拔具有學科特長(物理)和專業志趣的學生，為新工科人才培養奠定堅實基礎。

　　“選拔學生時我們不只看分數，還看對專業是否有興趣、是否有潛質，在輸入層面避免成為面向拔尖學生的‘培優班’。”李家俊說。

　　在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副教授方芳看來，大中銜接符合人才發展規律和教育系統性、連貫性的要求。

　　“教育是一個系統工程，人的全面發展一定是根據自己興趣愛好的多樣化選擇，大中銜接為學生提供了高選擇性的培養方案，讓學生可以按照自己適合的路徑去發展。”方芳說。

　　高中教育階段一方面對接基礎教育，為學生持續發展打基礎;一方面對接高等教育，為大學輸送合格人才。“新高考背景下，尤其是創新人才培養不是只看分數就能選拔出來的，更多的是看一個人的思維能力、核心素養、求新求異的能力，這些都需要將培養過程向前延伸，需要加強大學與中學的協同培養。”杭州第二中學校長尚可認為。

　　在2014年上海和浙江省出臺的高考綜合改革試點方案中，一大特點就是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

　　如何推動學生知識向能力轉化?

　　課堂是改革主陣地，自主探索、付諸實踐是重要途徑

　　新高考改革后，在錄取方式上“兩依據，一參考”將逐漸推開，除了高考成績、學業水平考試之外，綜合素質評價的重要性逐漸凸顯。

　　然而，我國傳統的教育方式重說教輕實踐、重知識輕能力、重學校輕社會、重應試輕素質，新高考改革錄取中綜合評價的納入，在某種程度上對學校教育教學形成了倒逼壓力。

　　“當前很多地方一直在提讓學生自主學習，但學習如果總是發生在學校內部，學生學的是課本，一天天圍繞著課本、教室、文本資料，怎么將知識轉化為能力?”在寧波二中校長黃興力看來，能力養成必須走出課堂，走向自然和社會。

　　為此，寧波二中探索變革學習方式，基于“問題解決”的“月湖尋寶”項目成為一個重要抓手，通過“問題學習、合作學習、主題學習以及無限制自主學習”四種方式，讓學生在解決實際問題中獲得知識和能力。

　　黃興力舉例說，“跨學科融合”的主題學習，可帶領學生以月湖調查為主題進行探究學習，涉及語文、歷史、地理、藝術等多門學科的融合，通過學生的調查，可以看到學生學習方式已經從單一的學科學習走向跨學科的融合，真正使學生綜合素養得到提升。

　　無獨有偶，南開中學“義工制管理模式”與傳統學生課外活動最大的不同，就是真正地“服務社會”。

　　“高中生已經具備了較強的工作能力和一定的專業知識，他們在課程活動中真正地體驗社會，擺脫了以往預設類活動的‘游戲感’和‘模擬感’，使其工作更具有實際價值，使其能夠直接看到、體會到自身工作的實際成果。”南開中學教務處主任助理姚衛盛說。

　　推動學生知行合一的關鍵點在哪里?“能不能促進知行合一，推動學生知識向能力轉化，關鍵在教師。”張金毫不諱言，教師要有這種意識、知識儲備，要培養學生綜合學習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但是現在看來，效果并不好。

　　張金是江蘇省生物特級教師。從踏上講臺開始，就注重實踐教學。在他看來，生物課不能在課堂上了解生物，一定要在日常生活中學習生物。為此，教植物學時，張金首先會自己到田間地頭考察路線，了解植物分類、特性，然后帶著學生走一路、講一路;講食用菌就帶著學生親自種食用菌;在學氣象觀察時，帶著學生做航模、船模……

　　“要在日常生活中觀察哪些是有缺陷、不方便的，用我們的知識加以改造，這才是學習。而教師是要教會學生學習，而不僅僅是教給學生知識。”在張金看來，促進學生從知識向能力轉化，教師首先要會學習、會研究，而不僅僅是機械地教學。

　　在陳維賢看來，在培養學生能力方面，關鍵是如何做，在于教師能不能把新課標的理念落實到行動上。

　　“比如2017年語文新課標提出的任務，教師能不能理解透?如何設置專題，開展項目式學習?怎樣在實踐中完成教學?這些都需要教師具備相應的能力。”陳維賢說。

　　此外，在他看來，促進學生知識向能力的轉化是一個系統工程，不僅教師要有這個能力和意識，教學評價也要改革，評價方式單一、狹隘、不多元，也是導致轉化不足的重要原因。

　　面對“錢學森之問”，蔡小雄描述了他記憶深刻的一幅漫畫場景：老師在講臺上對所有學生發出了一個指令：爬樹。下面坐著的學生有猴子、大象、鱷魚等。

　　“要求猴子爬樹是自然的，但大象怎么爬?鱷魚怎么爬?”蔡小雄說，真正好的教育是用50種方法教一個學生，現在我們是用一種方法教50個學生，流水線上培養的人才，怎么可能有想象力和創造力?

　　“因材施教講了千年，但真正實施的機制并不完善，千里馬應該有不一樣的培養方式。”蔡小雄建議，在高中階段，對特別突出的孩子可建立免修免考機制，壓縮基礎課程時間;在競賽方面，專設機構引進人才擔任教練;與初中和小學對接，實現人才培養一體化。

　　事實上，自2008年教育部啟動珠峰計劃已過去10年，經過多年實踐，清華大學物理系朱邦芬院士發現，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最難的在于從“應試教育”到“自主創新”思維的轉變。

　　“基礎教育階段老師手把手教的多，學生自主探索的比較少。而拔尖創新人才培養需要學生有自主探索、創新的能力。”朱邦芬說，因而在人才培養過程中要堅持興趣驅動、興趣第一，只有學生真正想做、想學的，才能自我驅動，主動鉆研，這個過程要向前延伸，而不能等到大學再開始。

　　教育背景影響求職 非名校生怎么辦

　　58.5%受訪者認為企業招聘最應看重專業能力

　　當下，用人單位招聘“唯學校”“唯學歷”的現象有所改善。但在求職時，畢業院校、學歷等教育背景有時依然是一道“玻璃門”。更有一些應聘者因為第一學歷不符合企業要求，被拒之門外。

　　近日，中國青年報社社會調查中心聯合問卷網，對2006名受訪者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76.0%的受訪者認為當下教育背景對求職影響大。對于這種現象，61.2%的受訪者認為招聘中存在信息不對稱的困境，企業也是無奈之舉，52.8%的受訪者認為這屬于就業歧視，加劇了大學生就業難。受訪者認為企業招聘人才應該看重專業能力(58.5%)、與企業發展的匹配度(52.6%)、進取精神和學習能力(48.8%)。

　　參與本次調查的受訪者中，57.5%的受訪者是名校在讀或畢業的大學生，42.5%的受訪者不是。來自一線城市的受訪者占34.3%，二線城市的占49.9%，三四線城市的占15.3%。

　　76.0%受訪者認為教育背景對求職影響大

　　中國人民大學碩士應屆畢業生李奈(化名)對記者說，很多有戶口指標的、要求比較高的事業單位，都要求應聘者學歷在碩士及以上，關于畢業學校，有企業會要求是“雙一流”高校，有的單位還看重第一學歷。

　　王堅(化名)是杭州電子科技大學卓越學院理工類實驗班、電子信息工程專業應屆本科畢業生，他告訴記者，杭州電子科技大學不是名牌大學，學生求職時遇到最多的門檻就是這方面。

　　調查中，76.0%的受訪者認為教育背景對求職影響大，其中21.8%的受訪者認為影響很大。5.0%的受訪者認為影響比較小，18.9%的受訪者表示不好說。

　　在王堅看來，就業歧視不是指簡單地區別對待名牌與非名牌大學學生。而是當非名牌大學的學生能力更強的時候，企業還是只要名牌大學學生。他說：“我們學校有很多優秀的人才，但是很多企業為了節約篩選時間，直接設立一道教育背景的關卡，對我們普通院校的學生不太公平”。

　　對于用人單位設置教育背景方面的招聘門檻，61.2%的受訪者認為招聘中存在信息不對稱的困境，企業也是無奈之舉，52.8%的受訪者認為這屬于就業歧視，加劇了大學生就業難，52.0%的受訪者認為看重學歷是因為企業需要提高招聘效率，36.0%的受訪者認為企業有可能會因此錯過更適合的人才。

　　“現在碩士生比較多，企業能用同樣的薪酬招到一個優秀的碩士不是更好嗎?”李奈覺得，大企業更看重教育背景，一些互聯網公司會更注意應聘者的綜合素質。

　　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教授、中國政法大學人力資源開發與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王霆指出，用人單位設置教育背景方面的招聘門檻在北京、上海這些大城市尤其明顯。他還指出，目前存在同樣的專業、同樣的學歷，名校和非名校之間就業的差異。他說：“研究數據表明，重點學校學生的就業質量明顯高于一般學校的學生。在目前大學生供給量比較大的情況下，用人單位更愿意挑一些名校的學生”。

　　受訪者認為企業招聘時最應看重應聘者的專業能力

　　企業招聘人才應該看重什么?調查中，受訪者認為最應該看重的兩項是應聘者的專業能力(58.5%)和與企業發展的匹配度(52.6%)，其他還有：進取精神和學習能力(48.8%)、性格和品行(42.6%)、實習與兼職經歷(42.2%)、是否對企業有認同感(31.9%)、在校時的表現和經歷(20.1%)、學歷和畢業院校(17.6%)以及能證明學生能力的各類證書(14.6%)等。

　　王堅認為企業首先應看重員工能不能勝任工作、為企業創造價值，以這個標準來招聘才是最公平的。但是一些崗位對技能要求高，只招研究生不招本科生也可以理解。

　　北京某高校學生王鵬(化名)認為，除了能力，企業還要看應聘者的性格是不是與企業文化相匹配，這樣員工在企業里才能更好地實現自己的價值，“比如一些企業喜歡招愿意加班、想多掙錢的人，不喜歡加班的人可能就不太適合去”。

　　王霆認為企業招聘時應該更加看重應聘者的綜合素質，“大學里學的知識技能固然很重要，但現在技術、管理方式更新換代越來越快，大學學到的知識和技能可能到了工作以后，難以滿足企業的實際需要。現在很多企業對于應聘者的責任心、團隊意識也十分看重”。

　　王霆認為應聘者的理解能力和持續學習能力也很重要，“比如這件事情你不會做，但我跟你說你應該要達到什么樣的要求，你應該怎么做，能否很快領悟。另外，在現代社會，你進入職場，你的終身學習、在職學習才剛剛開始。可能你是名校生，學習成績很好，但如果在大學期間、進入職場以后不注重培養自己的就業能力，以后可能也不會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大企業招的學生一般都是非常頂尖的，而且主要靠內推。”王堅認為，如果一個學校能向一個公司每年都輸送幾個比較不錯的人才，那么這個公司肯定會意識到這個大學是可以納入招聘范圍的，就會形成一個良性循環。

　　王堅認為，大學生一方面要提升自己，另一方面要找到合適的途徑或渠道來投遞簡歷，“有的企業會舉辦大學生競賽，這些比賽不看學校背景，只看比賽成績，是非常公平、以實力說話的平臺”。

　　“我們之前的研究表明，實習次數更多、參加社會活動更多的學生，越了解企業需要什么樣的人才，這有利于他們在上學期間培養出企業需要的就業能力，參加招聘時減少學校和學歷方面的限制。”王霆認為，一般的大學里也有非常優秀、能找到好工作的學生。雖然就業歧視依然存在，但最重要的還是看個人素質，“你可能是一般學校畢業的學生，但是你面試時表現出與眾不同的就業能力、綜合素質，你就會脫穎而出。最后的結果還是取決于你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