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雙一流”怎么建?如何加快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

新時代“雙一流”怎么建?如何加快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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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時代“雙一流”怎么建

　　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是繼“985”“211”工程之后，黨中央、國務院在教育領域作出的又一重大戰略決策，“雙一流”建設正在影響著今天我國的高等教育發展，也必將對未來我國高等教育的格局產生深遠的影響。

　　在新時代怎么建設好“雙一流”?3月4日，《中國高等教育》記者與全國人大代表、南京大學校長、中國科學院院士呂建進行了深入交流。

　　●全國人大代表、南京大學校長呂建：

　　一流的人才培養是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的重要基礎和基本特征。只有培養出一流人才的高校，才能夠成為世界一流大學。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樹人，立德樹人既是建設“中國特色、世界水平”現代教育體系的內在要求，更是事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前進與發展的重大政治任務和戰略工程。

　　為什么要推進“雙一流”建設

　　記者：國務院印發的《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總體方案》于2015年10月頒布實施。三年多來，“雙一流”建設正穩步加快推進。您如何看待“雙一流”建設在提升我國高等教育整體水平方面的作用和意義?

　　呂建：當前，中國的高等教育正處在一個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國務院與三部委“雙一流”文件出臺以來，預示著中國的世界一流大學建設又迎來了一個千載難逢的“黃金時代”。

　　“雙一流”建設對提升我國高等教育整體水平具有重大支撐性作用和歷史性變革意義，可從新方位、新理念、新轉變、新成效、新績效等視角來加以理解。

　　從新方位的視角，“雙一流”建設緊緊圍繞培養什么人、怎樣培養人、為誰培養人這一根本問題，攻堅克難，改革創新，為中國教育事業總體發展水平進入世界中上行列提供了有力支撐，開啟了我國從教育大國走向教育強國的新征程。

　　從新理念的視角，通過“雙一流”建設進一步明確了我國高等教育的根本遵循、行動指南、時間表、路線圖和任務書。其基本內涵，我認為大致可從一條主線、兩個追求、兩個立足、兩個支撐、三線交匯、四個自信、一個平臺、一條路徑、三個抓手等方面來加以解讀。

　　所謂“一條主線”，就是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按照黨的十九大精神和全國教育大會精神所明確的旗幟、方向、道路和目標前行。所謂“兩個追求”，就是指辦人民滿意的大學，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提供強有力的支撐。所謂“兩個立足”，就是扎根中國大地，遵循教育規律。所謂“兩個支撐”，就是要充分利用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認真吸收世界上先進的辦學治學經驗。所謂“三線交匯”，就是要探索“創新是第一動力、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人才是第一資源”融合發展的新途徑。所謂“四個自信”，就是要以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為支撐，創建“第一個北大、清華、浙大、復旦、南大等中國著名學府”。所謂“一個平臺”，就是以家國天下為己任，在國際舞臺上以國際坐標和世界標準參與國際合作與競爭，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中國方案”和“中國智慧”，力爭形成引領國際高等教育發展的新范式。所謂“一條路徑”，就是回歸高等教育的立德樹人本原，著力內涵發展，彰顯優勢特色，通過改革和自主創新，建成獨具風格的“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集群。所謂“三個抓手”，就是立德樹人、服務國家和提升質量。

　　從新轉變的視角，通過“雙一流”建設，可以從高等教育綜合改革、擴大高校辦學自主權、考試招生制度改革、提高高校教學水平與創新能力、加強教師隊伍建設、高等教育的“四個回歸”、高等教育結構優化等方面，對制約高等教育發展的重點和難點問題加以剖析與破解、改革與創新、探索與實踐，不斷推動高等教育同黨和國家事業發展要求相適應、同人民群眾期待相契合、同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

　　從新成效的視角，“雙一流”建設推動我國高等教育綜合改革不斷爬坡過坎，向縱深推進，從而使高等教育的體系不斷完備、結構不斷優化，立德樹人根本任務不斷落實，人才培養質量不斷提高，科技水平和科技貢獻率不斷提升，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不斷增強，最終使我國高等教育實現從跟跑走向并跑與領跑。

　　從新績效的視角，“雙一流”建設可以使高等教育事業的中國特色更加鮮明，高等教育現代化加速推進，高等教育方面的人民群眾獲得感不斷增強，近14億人口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全面提升，中國的高水平大學集群在通行的權威世界大學排名中取得明顯進步，我國高等教育的國際地位與影響力顯著提升。

　　建設“雙一流”的難點在哪兒

　　記者：近年來，通過實施“211工程”“985工程”，我國高等教育整體水平得到了顯著提升。您認為目前我們的大學與世界一流的差距主要在哪些方面?建設“雙一流”難點在哪兒?

　　呂建：從供給側和需求側的視角，我們的大學還不能很好滿足世界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強有力支撐以及辦人民滿意的高等教育等三大需求。從宏觀的發展視角，我們的大學與世界一流大學相比，在觀念定位、范式定位、內涵特征等方面還需要有更進一步的探索與追求，在外延特征、評價方式、推動方式等方面還需要進一步轉型發展。一句話，我們的大學需要在不斷滿足三大需求的過程中下大力氣，逐步推動從“指標一流”到“公認一流”的轉變。

　　從實施的角度，主要難點在于如何從整個高等教育系統來選擇合適的抓手。這樣的抓手既要符合中國現代大學百年來發展所積累的大學精神與大學文化的堅守要求，又要符合新時代新作為的創新發展要求，更要有利于實現“觀念定位、范式定位、內涵特征、外延特征、評價方式、推動方式”的內在協調與轉型發展，力求避免可能出現的“上熱、中溫、下冷”等困境。

　　在此意義上，我們需要從更高層面、更大范圍、更深程度考慮“雙一流”建設。下一步的主要追求，應該是要轉型、要范式、要特色、要內涵、要模式、要機制、要績效，應該是以新時代背景下“雙一流”建設加快發展推動高等教育“慢變量”的內涵式發展。其中，核心的要點是如何摒棄浮躁和功利!這就需要整個高等教育系統在保持戰略定力的基礎上，用區間調控、相機調控、定向調控、精準調控的方式，建立科學合理的大學評價機制，力爭做到“統一與分類的平衡、現在與未來的平衡、傳承與創新的平衡、主觀與客觀的平衡、能力與結構的平衡、過程與結果的平衡、內涵與指標的平衡、引領與支撐的平衡、規模與產出的平衡”，給大學發展以足夠的空間與時間，通過高等教育的結構優化、速度變化、動力轉換等來實現高等教育轉型發展，引領高等教育從高速度向高質量轉變、從教育大國向高等教育強國轉變。

　　怎樣加快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

　　記者：學科是“雙一流”建設的重要基礎，您認為如何優化學科結構和凝練學科發展方向，才能使學校辦學優勢更加突出?

　　呂建：學科是大學發展的重要基礎，一流學科是一流大學的主要抓手與切入點，多元融合的學科生態體系是一流學科得以不斷涌現與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學科生態體系的發展，體現了一所大學在進一步明確觀念定位、范式定位、內涵特征的基礎上，在外延特征、評價方式、推動方式等方面的自我演化及其與外部環境的協同互動，從而不斷促進高峰學科涌現。

　　南京大學“雙一流”建設的目標，是要建設特色鮮明、布局合理，文理工醫協調共生、支撐發展的學科生態體系。我們按照三個層次構建、優化學科生態布局：第一層次，通過文理交融、理工融合，探索優勢基礎學科向現代應用學科、高新技術學科和新興工程學科的拓展與延伸機制。第二層次，通過“十百千工程”，解決重大科學問題，實現重大學術創新，形成在國內外有影響力的優勢學科群。第三層次，聚焦國際學術前沿和國家重大需求，聚焦重大理論與現實問題，承擔國家重大項目，形成具有重要國際影響的學術團隊，力爭在事關全局的重大基礎和應用研究、顛覆性技術創新和關鍵應用領域瓶頸問題解決方案，以及服務國家與區域經濟發展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打造世界一流的學科高峰。

　　記者：人才培養是大學的基本職能，學校在“雙一流”建設中如何堅持立德樹人，突出人才培養的核心地位，培養拔尖創新人才?

　　呂建：一流的人才培養是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的重要基礎與基本特征。只有培養出一流人才的高校，才能夠成為世界一流大學。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樹人，立德樹人既是建設“中國特色、世界水平”現代教育體系的內在要求，更是事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前進與發展的重大政治任務和戰略工程。

　　總結南京大學多年的實踐經驗，我們對立德樹人根本任務與根本標準的認識深度和廣度不斷拓展，實踐維度不斷擴大。在下一步的“雙一流”建設中，我們將按照立德樹人是綱、綱舉目張的思路來統領一流大學建設。具體而言，就是按照“立黨的領導統總體發展，立方向自信創一流范式，立初心使命推內涵發展，立理想信念促凝心鑄魂，立交叉融合攀學科高峰，立科研轉型凸支撐作用，立師德師風建一流隊伍，立以德為先植成長基因，立育人體系促全面發展，立服務需求展家國情懷，立開放合作聚八方資源，立改革開放建內生動力，立統籌協調促標桿形成”總體思路鑄造一流大學建設的立德樹人大格局。

　　記者：“雙一流”建設中，大學如何才能營造良好創新環境，更好激發創新活力?

　　呂建：隨著我國經濟與社會的轉型升級，大學等各類科研機構的科研方式也必將加以轉型升級以與之相適應。在此意義上，需要發展一種開放、公正、長效的，能夠反映科學研究創造性工作特征的，以創新質量和貢獻程度為導向的評價機制。與之對照，現行的科技評價體系需要關注以下幾方面問題：一是短期、形式、數量等外在性、管理型的評價體系與科學技術研究發展的內涵不相符合，難以全面有效反映科學技術發展的本源;二是片面、簡單、封閉等程序性、泛客觀的評價方式不能全面反映科研人員的實際貢獻與創造性，其評價結果難以被廣大科研人員所接受;三是頻繁、多樣、功利等資源化、績效式的評價使用方式與科學技術研究發展的過程性特點不相符合，難以支持廣大科研人員全身心投入持續性的研究。

　　隨著中國經濟與社會的快速發展，研究機構的科學研究方式的轉型勢在必行。需要在正確定位科技創新與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關系并建立良性互動方式基礎上，完成從強競爭性經費為主的資助方式、“GDP式”導向為主的評價方式、求生存競爭式的發展方式為特征的“大規模發展階段”逐步向寬松式經費為主的資助方式、內涵式導向為主的評價方式、長期可持續的發展方式為特征的“高質量提升階段”過渡。建設寬容失敗、摒棄浮燥、潛心學問、持之以恒的環境，促使做重大問題、求長遠發展、塑學術特色、展自身價值成為科研人員發展的主旋律和自覺行動。

　　當然，要完成上述轉變絕非易事，要充分認識科技評價體系轉變的系統性、復雜性、長期性，以價值導向與評價體系協同轉變為主線，動態平衡好供給側與需求側的關系，從評價體系與執行環境兩個層面抓落實，以對機構評價的轉變帶動對個體評價的轉變。

　　高質量發展呼喚高質量職教

　　針對政府工作報告有關職業教育的戰略部署，代表委員展開熱議——

　　高質量發展呼喚高質量職教

　　“衛星已經上天，馬桶卻還在漏水，開關雖不常用，但一碰就壞!”談及我國社會各領域高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這種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極端表現，全國人大代表、甘肅省人大常委會教科文衛工作委員會主任范鵬有些憂慮。

　　“很多產業發展不平衡的程度，有點兒像我們的城鄉差距。其背后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我們的職業教育沒有充分發力。”范鵬說，“慶幸的是，在當前我國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后，我們已經認識到職業教育對于拉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戰略作用。”

　　在日本搶購馬桶、電飯煲，在法國搶購蘭蔻、愛馬仕、香奈兒，在瑞士搶購手表……談到中國制造曾經的這些酸辛過往，全國兩會的不少代表委員感慨萬千，大家期待新時代的職業教育能支撐未來中國的高質量發展。

　　真金白銀的投入背后是國家對職業教育的厚望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傳遞了職業教育最強音，篇幅很長、力度很大，為歷次報告少見。”全國政協委員、民建中央常委馬國湘認為，高職擴招100萬，加快現代職業教育大改革大發展，符合當前我國產業結構升級改造、擴大就業、改善民生的國情。

　　全國人大代表、三峽旅游職業技術學院科研與督導處主任楊德芹認為，高質量發展離不開高素質勞動者和技術技能人才。而發展高質量的職業教育，就是要破解產業轉型升級和新舊動能轉換關鍵期高素質勞動者與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荒”問題。

　　目前，我國農民工接受技能培訓的比例較低，大約只有33%接受過農業或非農職業技能培訓。因為沒有一技之長，他們的收入水平很難提高。全國人大代表、河北省邯鄲武安市裕華鋼鐵有限公司黨委書記王樹華說，他們公司有1.1萬名員工。企業要實現綠色發展，實現產品高端化，技術工人就得由原來占比30%提高到60%—70%，甚至更高，這就迫切需要加強職業技能培訓。

　　“過去我們也在講重視職業教育，但從未像今年這么重視：職業教育不僅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還前所未有地將職業教育放在經濟部分進行部署，計劃擴招100萬人，大幅增加財政投入。”范鵬邊說邊屈指盤算著。在去年22萬億元的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中，教育占比14.6%;今年，在幾乎所有公共事業支出縮減的情況下，教育不減反增，占比將達到14.8%。

　　更讓范鵬印象深刻的是，由財政部編制的2019年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報告，對于“可貴的0.2個百分點”，規劃了清晰的投向——中央財政現代職業教育質量提升計劃專項資金安排237.21億元，增長26.6%。

　　范鵬認為，這些落在真金白銀上的重視，折射出的是在經濟下行壓力進一步增大、實體經濟增長乏力的背景下，國家對于職業教育助推經濟高質量發展寄予了厚望。

　　高質量發展急需“大國工匠”

　　不久前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作為今年首項重點工作任務。這其實也給職教界提前透了題，發去了人才培養的“邀請函”。

　　全國人大代表、江蘇泰州市市長史立軍說，縱觀世界工業發展歷程，所有工業強國都是技師技工大國。借鑒德國、日本等制造業強國經驗，我國要想實現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的跨越，就必須大力發展職業教育，打造一支高素質的產業工人隊伍。

　　“但是，同樣是生產開關，德國和瑞士的開關往往更經久耐用。工匠精神缺失和工匠能力之不足，恐怕是其中的重要原因。”范鵬說。

　　問題的癥結何在?史立軍認為，從推進職業教育產教融合的實踐來看，還存在企業參與積極性不高、校企協同不力等方面短板，具體表現為：在國家沒有具體可操作的稅收減免等優惠政策的前提下，聯合培養學生并未成為企業必須履行的一項社會責任;在企業經營主要以營利為導向的情況下，雖然有些企業投入資金或設備，與學校合作共建實訓基地，聯合培養學生，但因學生平時實訓不足，導致其技能水平與企業要求存在差距，學生的企業實習實際上變成了消耗性實習，造成企業投入難以“產出”。久而久之，產教融合實際上變成了“掛在墻上的計劃書”。

　　一些代表委員也認為，人才“入口”難、“出口”不暢，是制約職業教育人才培養的最大外部性因素。史立軍分析說，受“學歷至上論”的傳統觀念影響，職業院校長期以來面臨生源質量難以改善、學生畢業發展前景不明朗和工作待遇地位不高等現實困擾。這導致多個行業領域亮起了高技能人才后繼無人的“紅燈”。

　　以“卡脖子”的芯片為例，過去5年，我國芯片的自給率從5%上升到25%以上，我國制造了全世界75%以上的手機和平板電腦，產業鏈已經融入全球。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閆傲霜不無憂慮地說，盡管我國集成電路技術取得較大進展，但與國際最先進主流生產工藝相比仍相差兩代。我國高端通用芯片市場的六成多，被摩根、波士頓、高通、英特爾等美國六大集成電路供應商壟斷，集成電路高端專用設備生產線所用裝備95%都從國外進口。如何解題，閆傲霜建議，在加強集成電路人才培養和人才隊伍建設時，有條件的職業教育機構要著手培養微電子產業的實用型技能人才，使他們成為未來的“大國工匠”。

　　打響人才培養質量“攻堅戰”

　　閆傲霜的擔心不無道理。面對第四次工業革命，越來越多的傳統產業面臨升級轉型后后繼無人的尷尬，越來越多的新興產業正遭遇著高素質技能人才千金難求的困境。

　　一些代表委員認為，在這場產業革命面前，中國的職業教育能否成為高質量發展的“主力隊員”，關鍵在職業教育能否痛定思痛，來一場壯士斷腕般的革命。

　　針對校企合作不順等問題，馬國湘建議，國家有必要建立政府、學校、行業、企業、科研院所等多元參與的協調機制，條件成熟時甚至可考慮組建國家職業教育管理局，同時給予參與職業教育的企業稅收減免的優惠政策，讓職業教育培養出的人才更加符合時代發展要求、符合產業發展要求，更加實用。

　　就促進包括高職教育在內的高等教育資源統籌發展問題，全國人大代表、江蘇省教育廳廳長葛道凱建議，國家對成人高考、自學考試、遠程教育等統一實行注冊入學、統一畢業標準，寬進嚴出;通過制定注冊入學政策法規、構建質量監控與保障體系，健全配套的投入與激勵機制，推進多種類型學歷繼續教育融合發展。同時，還要建立統一的高等教育最低質量標準，通過頒布統一的國家標準，使包括高職在內的各類教育文憑能真正做到“同質等效”。

　　校企合作育人，究竟怎么做才有效?全國人大代表、湖南省教育廳廳長蔣昌忠舉了一個案例：他在湖南一所職校調研時發現，有知名企業把其最新式的設備都放到學校建的車間里，甚至有些企業把自己的生產線也放到學校。這樣，學生的實習實訓、企業自身的員工培訓，都可以在里面完成，一舉多得。

　　這幾年，經濟發達的江蘇在發展職業教育上多有嘗試。葛道凱介紹，這幾年，聚焦職業教育吸引力不強、社會參與度不高等問題，江蘇打了一套“組合拳”：推動普高與中職學生雙向交流，試點舉辦綜合高中班，為學生提供多樣多次選擇機會;在提升職業教育質量方面，重點建設50所左右扎根江蘇的一流中等職業學校，并實施高職教育創新發展卓越計劃，立項建設22所省高水平高職院校;同時，深化產教融合，促進教育鏈、人才鏈與產業鏈、創新鏈有機銜接。

　　成熟而高質量的職業教育，既能回應和滿足時代需求，也能主動“下海”，在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中不斷錘煉自己。全國人大代表、四川省教育廳廳長朱世宏說，四川的職業教育將圍繞當地的產業發展戰略，優化職業院校和專業布局，完善專業動態調整機制，提高專業與經濟社會需求的匹配度，同時聚焦國家戰略，加強職業教育助力脫貧攻堅的能力，以服務來檢驗人才培養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