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國家宏觀政策
2017國家宏觀政策
宏觀經濟，指總量經濟活動，即國民經濟的總體活動。以下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整理的關于2017國家宏觀政策，給大家作為參考，歡迎閱讀!
2017年中國宏觀政策走勢
一、現代宏觀經濟理論所建議的宏觀政策目標
宏觀經濟理論所建議的政策目標并非是一成不變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前，政策目標主要是實現經濟穩定，平抑經濟的短期波動，從而盡可能使社會福利水平最大化。具體而言，經濟穩定主要包括增長穩定與物價穩定兩方面。短期內，增長穩定與物價穩定之間存在權衡取舍的關系，比如在特定時期政策制定者需要適度提高對通脹的容忍度，以避免經濟增速的大幅下滑。長期中，增長穩定與物價穩定則不存在取舍關系，而且保持較低且穩定的通脹環境對于促進經濟增長尤為重要。由此，多數國家的宏觀政策采取階梯目標策略，即將物價穩定作為宏觀政策的長期目標，而在短期內依據經濟形勢變化在增長與通脹之間進行有約束的相機抉擇。
然而，政策實踐表明，宏觀政策只關注經濟穩定是不夠的，還應關注金融穩定。尤其是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前的大緩和時期，美國經濟雖然在宏觀政策的有效調控下長期保持穩定，但是金融體系的不穩定性不斷加劇，最終引發了全球金融危機。最近的一些理論研究也發現，良好穩定的經濟環境往往會增加市場參與者的風險承擔激勵，從而會加劇金融體系的脆弱程度。同時，在金融加速器的放大機制作用下，一旦金融市場出現較大幅度波動或金融體系運轉不暢，很容易導致經濟陷入長期且深度的衰退之中。正因如此，現代宏觀經濟理論打破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前保證經濟穩定就能保證金融穩定這一傳統觀點，認識到金融穩定也是宏觀政策必須關注的重要目標。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實現經濟與金融的雙重穩定成為了宏觀政策的核心目標。美聯儲、英格蘭銀行以及歐洲央行在制定貨幣政策保證經濟穩定的同時，在維護金融穩定方面均被賦予了更重要的職責。以美聯儲為例，2010年簽署實施的《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與消費者保護法案》賦予了美聯儲對系統重要性非銀行金融機構以及儲蓄類控股公司的監管權力，從而強化了美聯儲在維護金融穩定中的作用。不僅如此，一些發達經濟體還增設了專門負責監控與防范金融風險的職能部門，比如美國成立了金融穩定監管協會(FSOC)、歐洲成立系統性風險委員會(ESRB)，以進一步保證金融體系的穩定運行。宏觀政策工具也根據政策目標的調整發生了變化，宏觀審慎政策與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一同被視為重要工具。其中，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是實現經濟穩定的主要工具，且貨幣政策扮演著更為重要的角色;宏觀審慎政策則是實現金融穩定的主要工具。
二、我國宏觀政策目標的演進路徑及其考量
進入新常態以來，我國經濟面臨著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與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的復雜局面，因此宏觀政策目標一直在不斷調整與變化之中：2012年宏觀政策目標定位于“穩增長、調結構、管理通脹預期”;2013年調整為“穩增長、轉方式、調結構”;2014年是“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2015年是“穩增長、調結構、轉方式”;2016年進一步擴充為“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總體上看，新常態以來，宏觀政策目標的制定體現出以下三方面特點
(一)高度重視經濟穩定，始終將“穩增長”列為首要目標
2012年以來，“穩增長”一直列為宏觀政策目標的首要位置。其原因如下。
1. 我國經濟步入新常態的同時全球經濟也進入新平庸階段，國內外需求雙雙萎靡導致我國經濟始終存在負產出缺口，需要宏觀政策進行逆向調節。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美、日、歐等主要經濟體一直沒有實現原先所預期的“V”型復蘇，而是陷入了經濟增長乏力的困境，經濟增速始終顯著低于危機前的水平。IMF總裁拉加德將這一狀態稱之為全球經濟的新平庸。受全球經濟低迷的影響，我國經濟的外部需求顯著萎縮，出口增速由2011年的20%左右大幅下滑至2016年的-8%左右，同時新常態下消費與投資兩大需求的增長速度也在持續下降(見圖1)。由于三大需求均較為疲軟，根據筆者測算，新常態以來我國經濟的實際增速始終低于潛在增速，產出缺口處于-0.3%到-1%之間(見圖2)。宏觀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對短期經濟波動進行逆周期調節，使經濟體的實際增速向潛在增速靠攏，因此新常態下宏觀政策需要把“穩增長”擺在最重要的位置。
2. 為了實現“兩個百年”奮斗目標與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國經濟仍然需要保持一定的增長速度。“兩個百年”奮斗目標是指，“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新中國建立一百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黨的報告明確指出，要實現“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第一個百年目標，需要“到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可見保持我國經濟的較快增長是實現第一個百年目標的重要前提。同樣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標志是我國人均GDP水平達到高收入國家標準，截止2015年底我國人均GDP為8000美元左右，離世界銀行劃定的高收入國家標準(人均GDP在12746美元以上)仍有一定的差距，由此也需要經濟增速繼續維持在較高水平。
3. 新常態下就業壓力持續增加、社會保障體系發展仍相對滯后，難以承受經濟增速的過快下滑。就業方面，雖然伴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劇，我國勞動年齡人口的絕對數量自2012年起開始下降，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國的就業壓力開始減輕。一方面，城鎮化的快速推進使每年都有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鎮轉移。另一方面，高校的不斷擴招使每年的高校畢業生人數屢屢創下新高。人社部的數據顯示，“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間，我國城鎮每年需要安排的勞動力均保持在2500萬左右，高于新常態之前的“十一五”時期。可見，新常態下就業壓力在進一步加劇。
社會保障方面，由于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不夠完善，城鄉與地區之間的社會保障水平差異較大，養老、醫療等保障制度甚至呈現“嫌貧愛富”的特征，由此很難在經濟快速下滑時期給予困難群體充分保障。而且，政府對民生領域的財政支出占比仍偏低，一旦經濟增速大幅下滑導致財政收入增速下降，政府的民生支出很可能難以滿足民生領域的剛性需求。因此，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也著重強調“穩增長主要是為了保就業、惠民生”。
(二)對金融穩定的重視程度不斷提升
過去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制定下一年宏觀政策任務時均強調要加強對金融領域風險的防范，重視程度不斷提高。2011年底的會議指出要把“有效防范經濟運行中的潛在風險放在宏觀調控的重要位置”;2012年底的會議強調“要高度重視財政金融領域存在的風險隱患”;2013年底的會議提出要“著力防控債務風險”，并將其列為經濟工作的主要任務之一;2014年底的會議指出要“強化風險防控”，并將其與“狠抓改革攻堅”，“突出創新驅動”等重要任務并列;2015年底的會議則正式將“防風險”列入宏觀政策目標之中，指出2016年宏觀政策要“堅持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
對“防風險”重視程度的不斷提高，既與宏觀政策應關注金融穩定這一宏觀經濟理論的新共識相吻合，也是因為新常態下我國的金融風險持續上升，尤其是債務率的快速攀升導致債務風險不斷加重。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我國債務率已由2008年的147.0%大幅上升至2015年底的249.4%，增幅顯著高于日本、美國等其他主要經濟體，非金融企業部門的債務率更是高達165.4%，位居全球之首(見表1)。而且值得警惕的是，各個金融風險之間還存在著聯動機制，比如債務風險與資產泡沫風險交織在一起，易使經濟陷入更為嚴重的“債務-通縮”危機，從而進一步加劇我國的整體金融風險。因此，在宏觀政策層面上有必要高度重視防范金融風險。
(三)根據經濟的實際運行情況，兼顧“調結構”等其他目標
從過去5年的宏觀政策目標來看，我國宏觀政策不僅關注“穩增長”與“防風險”，而且也關注“調結構”、“轉方式”、“促改革”等其他目標。這雖然與現代宏觀經濟理論所建議的經濟穩定與金融穩定目標有所偏離，但主要是基于我國經濟現實情況的考慮，有必要性與合理性。
尤其對于“調結構”而言，過去幾年一直作為宏觀政策關注的重要目標。究其原因，現代宏觀經濟理論多是基于發達國家的成熟經驗，但是與發達國家經濟結構較為穩定不同，我國經濟結構一直處于調整之中。新常態以來我國的產能過剩等問題更為嚴重，結構調整任務更為迫切。如果宏觀政策不考慮這些結構性問題，繼續實施“大水漫灌”的刺激政策以維持經濟較快增長，很可能將進一步加劇經濟結構的失衡，不利于可持續發展。因此，宏觀政策需要實現經濟結構內部的“有保有壓、有扶有控”，協調好“穩增長”與“調結構”之間的關系。
宏觀政策對其他目標的關注也是針對當時經濟形勢的需要。2012年宏觀政策注重“管理通脹預期”是因為2011年的通脹勢頭較猛，CPI和PPI漲幅分別高達5.4%和6%，由此要求宏觀政策必須要遏制物價水平的過快上漲。2013年宏觀政策目標對“轉方式”的側重，與黨的報告提出的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要求相契合。由于以往高投資發展模式難以為繼，宏觀政策需要“在不斷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中實現增長”，“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基礎作用”。2014年宏觀政策更加關注“促改革”，則是與十八屆三中全會確立的全面深化改革大方向相一致，當時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了“寓改革于調控之中”的新思路。2015年宏觀政策雖然又再次把“轉方式”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但也提出了要繼續“狠抓改革攻堅”。2016年宏觀政策對“惠民生”的強調更多是考慮到“到2020年所有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一道邁入全面小康社會”的扶貧目標。要實現這一目標，平均每月要減少貧困人口100萬，“時間非常緊迫、任務非常繁重艱巨”，需要宏觀政策兼顧“惠民生”。
三、2017年宏觀政策目標解讀
根據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部署，2017年宏觀政策目標定位為“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雖然與2016年的“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目標相比，2017年宏觀政策目標有所調整，但是整體上仍然延續了過去5年宏觀政策目標制定的基本思路。
(一)“穩增長”和“防風險”與現代宏觀經濟理論所建議的經濟穩定和金融穩定的雙重穩定目標相契合，也是2017年宏觀政策的核心任務
2016年我國經濟增速放緩至6.7%左右，為近20多年來的最低點。而國內外研究機構普遍預測，2017年我國經濟增速還將進一步放緩，很可能降至6.5%左右。面對增速的下行趨勢，宏觀政策需要積極應對。一方面，根據筆者測算，2017年我國經濟潛在增速為6.7%左右，實際增速降至6.5%左右意味著2017年將存在0.2個百分點左右的負產出缺口。這就要求宏觀政策發揮對短期經濟波動的逆周期調節作用，熨平產出缺口。另一方面，當前我國面臨實現第一個“百年目標”的重要任務，即“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由此需要“到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2016—2020年平均經濟增速至少要達到6.5%。鑒于上述兩方面原因，2017年宏觀政策需要繼續高度重視“穩增長”。
與此同時，我國經濟面臨的金融風險日益嚴峻，不僅高企的債務風險沒有得到有效緩解，而且其他領域的金融風險也出現了加劇態勢。 一是銀行不良貸款率持續走高，截至2016年三季度末已達到1.76%，為7年來最高水平。而根據中金公司測算，銀行表外業務的風險敞口規模更是達到40萬億元左右，可能會進一步帶來3.2—4萬億元的不良貸款，顯著高于表內的不良貸款規模，由此反映出銀行不良貸款風險實際上更為嚴重。 二是由于實體經濟持續低迷，資金“脫實向虛”傾向較為嚴重，從而導致“衰退式泡沫”風險仍然較高。2015年的股市泡沫和2016年的房價泡沫都是典型的“衰退式泡沫”案例，而在2017年“衰退式泡沫”有可能會以新的形式出現。 三是人民幣大幅貶值與資本外流風險也在進一步加大。自“811匯改”以來，截至2016年底人民幣兌美元的貶值幅度已超過了10%，外匯儲備消耗了約6000億美元，降度達1/6。考慮到美國在2017年將加快加息的步伐，這將使我國承受更大的匯率貶值與資本外流壓力。可見，2017年宏觀政策的“防風險”任務十分艱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因而明確指出要“要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
(二)“促改革”、“調結構”和“惠民生”主要是基于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保證社會大局穩定的現實考慮
2017年宏觀政策高度重視“促改革”和“調結構”，尤其是將“促改革”將列在僅次于“穩增長”的位置上。這主要是考慮到2017年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年”，經濟工作要“堅持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要針對我國經濟運行中存在的低端供給過剩、高端供給不足等結構性問題，“從提高供給質量出發，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從而“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2016年以“三去一降一補”為主要抓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初步成效，部分行業供求關系、政府和企業理念行為發生積極變化”，2017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一步包含了“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振興實體經濟”以及“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等重要內容。因此，宏觀政策需要注重“促改革”與“調結構”，配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入推進。
宏觀政策關注“惠民生”，則重在保證社會大局的穩定。2016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指出，“穩是主基調，穩是大局，在穩的前提下要在關鍵領域有所進取，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奮發有為”，可見保持社會穩定是推進各項經濟工作的關鍵前提。目前我國在社會民生方面確實面臨著較大壓力。一是居民收入增速下滑較快，2016年前三季度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僅增長6.3%，近六年來首次出現低于GDP增速的情況，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更是下滑至5.7%。二是貧富差距持續高企，全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顯著高于0.4的國際警戒線，而更能反映貧富差距情況的財產基尼系數更是在0.7以上。三是勞動力供給與需求之間的矛盾將進一步加劇，尤其是2017年高校畢業生數量預計將達到795萬人的歷史最高點，“去產能”進程的深入推進或將帶來局部地區的失業潮。有鑒于此，2017年宏觀政策有必要兼顧“惠民生”，深入細致地做好社會托底工作，維護社會和諧穩定。
2017年我國宏觀經濟政策重點
一、優化財政稅收體系
應對經濟下行，當前積極財政政策的一個核心內容是減輕企業稅費負擔。減輕企業稅費負擔一方面要從稅收角度入手，著力推進“營改增”進程，另一方面也要進一步大力清理對企業的不合理收費。降低企業稅費負擔有利于增強企業活力，從而為經濟發展注入動力。同時，推進個人所得稅改革勢在必行，個人所得稅改革應按結構性減稅的方向進行，即應以降低中低收入群體的個人所得稅水平、提高高收入群體所得稅水平為基本方向。
也要著實推進財稅體制改革，盡快實施房地產稅和遺產稅。房價的過快上漲對經濟、社會產生了巨大的負面影響，使得整個社會的消費缺乏長期支撐，且導致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進一步拉大，從而容易激化社會矛盾。同時，房地產行業的過度繁榮，對實體經濟產生了顯著的擠出效應。
二、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目前，中國經濟面臨供給和需求兩方面的問題，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迫在眉睫，必須認真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通過強化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把“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落到實處。
到目前為止，“去產能”取得較為明顯的進展，2016年的鋼鐵煤炭行業去產能任務目標都已超額完成。但是2017年去產能仍然面臨著十分艱巨繁重的任務，特別是一些地區仍然對去產能工作的重要性、緊迫性認識不足，擔心去產能會影響經濟發展。我們要增強群眾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信心與決心，落實去產能任務。
“去庫存”雖取得一些成績，例如，房地產的銷售面積大于竣工面積，房地產投資增速趨穩，但是去庫存總體形勢依然十分嚴峻，并且中國房地產市場分化現象較為嚴重，一、二線城市商品房價格一路高漲，需要注意防范泡沫;三四線城市去庫存進展較為緩慢，仍存在許多困難，需逐步推進。
“去杠桿”工作難度很大，目前尚未取得實質性進展，中國企業的杠桿率偏高，居民杠桿率增長速度很快。要實現“去杠桿”，不僅要調整產業經營政策，還需要貨幣政策的積極配合。
“降成本”方面取得明顯進展，除了企業自身努力提高生產效率、創新促發展、競爭求提高之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各級政府要積極推進簡政放權，努力減輕企業負擔，特別是由營業稅向增值稅轉變的稅制改革，為實體經濟降成本注入重要動力。
“補短板”的最大問題在于如何引導社會資金流向短板部門、短板項目。目前正在積極推進和落實的PPP項目仍在起步階段，其以有效引導社會資金流向關系居民生活的城市基礎設施和關系國家經濟長期發展的大中型工程建設等短板項目中為主要目標，未來要想真正做出成效，還需要認真推進配套改革，更要轉變觀念，補好制度短板和思想認識短板。
三、適度擴大總需求
我們在重點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同時，不可忽視需求側問題。擴大需求空間可以為推動供給側改革創造更大空間。應對當前持續的經濟下行壓力，需要適度擴大總需求，特別是國內需求。在內需中重點是擴大消費需求，同時不能忽視投資的作用。投資的增加對國民收入的增加具有乘數效應，某一部門的一筆投資，不僅會增加有關部門的收入，也會增加其消費。這些消費又形成其他部門的收入和消費，最終使得國民收入成倍增長。
當前需要高度重視投資對于克服經濟下行壓力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解決好投資的“投多少”“投到哪”“誰來投”的問題。“投多少”的關鍵是保證投資的效益水平，而投資重點應該是基礎設施和新興產業、高科技產業。關于“誰來投”，當前這個問題的焦點是民間投資增長速度過低，民間投資信心不足。2016年前三季度，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速度為8.2%，其中，民間投資只增長了2.5%。而主要集中在農業領域，第二三產業民間投資的增長仍顯乏力。國務院和各級地方政府已經采取了大量政策措施促進民間投資增長企穩回升。通過減稅和降低社保繳費等減負政策的實施，特別是大力推進PPP項目，進一步促進民間投資改善的工作初見成效。其中創業創新、產業轉型升級成為其重要內容，大批優質的創業創新項目受到民間投資的青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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