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執行難的最好方法有什么
解決執行難的最好方法有什么
執行向來是司法實踐中的一個難題，近年來，法院都在努力解決執行難這個問題。下面由學習啦小編為大家介紹解決執行難的最好方法，希望能幫到你。
解決執行難的方法
解決執行難問題是司法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是人民群眾的切實期盼，但是解決執行難，不僅僅在于有堅定的信念，更需要行動上的兌現，因此，徹底解決執行難還需要在四個方面苦練內功。
第一，要使執行信息化兌現為執行便捷化。執行信息化在我國很多經濟發達地區已經完成，但是，應當看到執行信息化不能滿足于一城、一地的信息化，而應立足全國，實現執行信息化在全國范圍內的聯通。同時，執行信息化不能滿足于宣傳口號，而應轉化為工作優勢。雖然很多地方實現執行信息化，但如果不能在全國法院之間實現協同配合，法院跨地區、跨省執行得不到當地金融機構、房產部門等的支持配合，法院在執行時查詢、凍結都要親自上門，這樣的執行信息化有何效果?因此，在強化法院之間及配合法院執行部門之間信息資源共享的同時，要強化相互信任和電子化協同辦公，以免全國的執行法官疲于奔命，將執行信息化的優勢轉化為執行效能的提高，這是全國各級法院應當認真加以解決的問題。
第二，要強化執行機制改革。在司法改革的今天，對執行人員的重新定位和機構設置將對執行工作帶來影響。在強化執行工作的同時，要強化執行機構建設，切實解決進一步提高執行效率的問題。在調動執行人員工作積極性的同時，還應嚴格執行異議及執行異議之訴的適用條件，防止當事人通過訴訟、執行異議之訴將審判與執行來回循環，達到破壞執行效果的目的。由于立案登記制后訴訟案件增加，執行案件增加更多，在強化執行案件分權集約執行的同時，還應強化執行案件的繁簡分流機制，使執行案件能夠進入快速通道，實現簡案快執、繁案細執、難案巧執、疑案群執，切實按照執行規律辦事。
第三，要按照供給側改革的要求，嚴格實施破產法，為執行工作“去庫存”掃除障礙。多年來，我國很多案件難以執行或執行不能結案，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破產法沒有嚴格得到落實和執行。破產法是企業和個人退出市場主體的重要法規，只有讓喪失市場主體資格的“僵尸企業”依法破產，才能去庫存，消化產能，化解金融風險的同時也化解了執行風險。只有讓“僵尸企業”及資不抵債的個人依法進入破產程序，才能使案件執行真正依法辦事。因此，嚴格按照破產法實施，強化破產程序與執行程序的銜接成為破解執行難、理順執行秩序的關鍵。
第四，要強化社會誠信體系建設，以誠信法治來促進依法執行。我國很多地方將拒不執行行為納入公民誠信檔案，如對進入執行黑名單人員限制消費、限制出行，但這還遠遠不夠。今后應當依法對逃避執行的人員從求學、入職、交通出行、生活就醫、購物、旅游等方面進行系統性限制，從而使逃避執行的人員徹底失去在社會上的生存空間和立足之地，而必須執行法院裁判的結果，只有這樣，才能使被執行人放棄幻想，認清現實，選擇走與法院合作解決問題的道路。當然在強化社會誠信體系建設的同時，還要強化對弱勢群體及確有困難的被執行人的執行救助功能，發揮執行救助專項基金的作用，嚴格甄別，確保專款專用，實現依法執行與依法救助的有機結合。
執行難的介紹
為破解“執行難”，最高法院擬出臺一項司法解釋，對拒不執行法院生效法律文書的“老賴”，將采取“限制高消費”的嚴厲措施。此前，一些地方法院曾采取過類似措施。這次上升到出臺司法解釋的層面，可見最高法院破解“執行難”的決心和力度。為破解“執行難”，最高法院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比如和公安部聯合發文全面限制被執行人出境，和銀行聯合限制其貸款，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聯合限制融資增容等等。限制被執行人高消費是為了進一步壓縮被執行人的生活空間，使其為“老賴”行為付出代價。對最高法院限制高消費的舉措，法學專家大都表示認同。認為此舉在當前有很強的針對性以及現實意義，有助于解決“執行難”問題。
執行難不高消費怎么辦
為破解“執行難”，最高法院擬出臺一項司法解釋，對拒不執行法院生效法律文書的“老賴”，將采取“限制高消費”的嚴厲措施。此前，一些地方法院曾采取過類似措施。這次上升到出臺司法解釋的層面，可見最高法院破解“執行難”的決心和力度。但是，哪些屬于“高消費”?怎樣監督“高消費”?“高消費”又會面臨什么處罰?……考慮到此舉面臨的種種問題，以及社會影響力，最高法院慎之又慎。
按照常識，法院裁決了，敗訴的一方應該主動履行法律義務。但現實是，生效的法律文書往往形同一紙空文，敗訴的一方往往賴賬不還，根本不把法院判決當回事。法院執行起來那是相當的難，敗訴了的一旦成了“老賴”，那就成了爺，勝訴的奈何不得，法院也無可作為。可以說，“老賴”不除，不僅無法構建和諧的信用社會，也使法律的嚴肅性受到了挑戰。治“老賴”，以往有過曝光、監控、限制等一系列舉措，可惜收效甚微。
此番最高法擬對“老賴”實施“限制高消費”的嚴厲措施，法治決心和善意都可圈可點。不過，正如諸多法學專家所擔心的那樣，現在連“高消費”的定位都還是一團混沌，又怎么去限制?而且，即使明確了什么是“高消費”，又如何去監督“老賴”的“高消費”?反過來假設，要是這些“老賴”都不“高消費”了，欠的債又該怎么辦?這些“問號”不能釋疑解惑，限制“高消費”就變成了一句空話。就連最高法院執行局局長俞靈雨也認為：“由于財產登記等一些制度還沒有建立健全，因此限制高消費一定意義上是宣示性的。”
對法院而言，治理“老賴”的根本目的在于通過執行來確保法律的嚴肅和威嚴。如果“老賴”們無法做到自覺履行法律義務，法院可以采取強制執行的方式予以解決。其實公眾心知肚明，如果法院真有執行的決心，將執行進行到底，“老賴”們一個都賴不掉。但一些法院往往重的是審判的程序和結果，并不重后續的執行。宣判后的事情，并不太熱心去管去問。須知，對我們這樣一個行進中的法治國家而言，由于缺乏成熟的社會信用機制的支持，法院執行比法院判決還要重要。而恰恰是在執行環節，法院的力道相對孱弱，這才是“老賴”盛行的主因。
正本方能清源。在我看來，治“老賴”的宏觀舉措在于涵養全社會的法治素養和信用意識，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治理“老賴”的現實之策，就是各級法院改變重審判輕執行的機制弊端，強化執行力度。否則，如果機制不更新，用一些華而不實的措施去治“老賴”，終究是隔靴搔癢。
猜你喜歡：
5.馬明哲的成功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