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證據有瑕疵會否影響最終定罪量刑

　　證據是證明(案件)事實的依據，證據問題是訴訟的核心問題，全部訴訟活動實際上都是圍繞證據的搜集和運用進行。只有證據真實、充分才能讓案件審查得以繼續，那么證據對定罪量刑有影響嗎?下面由學習啦小編為你詳細介紹相關法律知識。

　　關鍵證據有瑕疵會否影響最終定罪量刑?

　　【案情】

　　公訴機關指控：2012年12月10日中午12時許，被告人王某某在市人民公園公廁旁小路上，持刀將被害人楊女士攔住并威脅其將錢交出，后因有路人經過，楊女士呼救并跑離現場。被告人未劫得財物，也未造成被害人人身傷害后果。

　　2013年1月1日晚9時許，被告人在市人民公園距離出口20米處，持刀威脅被害人周女士，劫得人民幣300元。

　　公訴機關據此指控上述犯罪事實的證據有：被害人的陳述及辯認筆錄。被告人零口供，對公訴機關指控的事實完全予以否認，并辯解其在2013年1月1日晚是在麻將館內打麻將，根本沒有作案時間。辯護人認為公訴機關提供的證據中被害人的陳述部分與事實不符，辯認筆錄不具真實性，案件證據不足，應認定被告無罪。法院在對案件證據的審查過程中發現：被害人楊女士陳述中提到搶劫的人嘴唇右邊有個痣，這與被告人的特征不符。偵查機關提供的辯認照片系被告人5、6年前的照片，照片與被告人現在樣貌差距甚大。周女士的辯認筆錄中的辯認結果被手工更改。

　　【分歧】

　　該案有兩種不同意見：

　　一種意見認為：公訴機關提供的兩類證據能相互印證，證實被告人實施了搶劫行為，應確認被告人有罪，處以刑罰。

　　另一種意見認為：公訴機關雖然提供了兩類證據即被害人的陳述及辯認筆錄，沒有其他證據相印證，而這兩類證據均有瑕疵，偵查機關不能作出合理解釋，被告人提出第二次案發時其不在現場，而偵查機關也未進行相關取證，不能排除被告人不在現場的可能性，根據證據定案原則，現有證據不能得出排他性、唯一性的結論，故應按疑罪從無的原則，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罪名不能成立的判決。

　　【評析】

　　本案涉及的是罪與非罪，非法證據的審查排除等問題。根據證據定案的原則，對被告人犯罪事實的認定，必須達到證據確實、充分，定罪量刑的事實都有證據證明，并且證據與案件事實之間不存在矛盾或者矛盾得以合理排除。目前，本案的附案證據不足以認定被告人實施了搶劫的犯罪行為。理由如下：

　　1、被害人楊女士的陳述筆錄中關于被告人特征的描述與事實不符。被害人楊女士的陳述筆錄中提到搶劫的人嘴唇右邊有個痣，而事實上被告人的嘴唇邊并沒有痣。楊女士被劫案是發生在中午12時，當時光照應該非常充足，楊女士與搶劫犯面對面，搶劫犯的嘴唇邊的痣一定給楊女士留下深刻的印象，楊女士對犯罪嫌疑人這一特征的描述很可能是真實的，而事實上被告人嘴唇邊并沒有痣。根據五部門關于《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對證人證言、被害人的陳述的審查，必須排除證人證言、被害人的陳述與事實之間的矛盾。而本案中，這一矛盾并未得到合理排除。

　　2、關于兩份辯認筆錄，偵查機關在制作過程中程序上存在瑕疵，辯認結果的真實性存疑。根據五部門關于《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30條的規定，對辯認筆錄的審查判斷主要在兩個方面：一是程序上的合法性即是否存在嚴重違反辯認規則和程序的情形;二是內容的真實性，即辯認結果是否存在因程序違法而失真的情形、辯認結果證明能力的大小。本案中，首先，偵查機關在進行辯認時程序上有瑕疵，其選擇的辯認照片不符合《公安機關執法細則》的規定，影響辯認結果的可信度?！豆矙C關執法細則》中關于辯認照片的選擇規定：對犯罪嫌疑人照片進行辨認的，應當選擇性別相同，年齡、發式相近似的照片作為辨認陪襯照片。

　　陪襯照片都要求年齡、發式相近，對辯認對象照片的選擇就更應該反映被告人現在的樣貌。而本案在辯認過程中，偵查機關使用的是被告人5、6年前辦理身份證時所使用的舊照片，而被告人在發型上、容貌方面與5、6年前均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即使是與被告人較熟悉的人，從舊照片上進行辯別可能都會有一定難度，而被害人與被告人僅見過一面，且受到驚嚇，又驚又怕過程中，個人的認識、判斷能力必然受到影響，且起訴書指控的第二次搶劫是發生在冬天晚上9點的公園，公園內光線昏暗，僅依靠路燈的照明，在能見度并不好的情況下，被害人要清晰的看清楚被告人的長相都有一定難度，再要從與被告人現在模樣差異較大的照片中準確辯認出被告人，難度應該是更大，故辯認筆錄的可信度并不高。其次，偵查機關提供的被害人周女士的辯認筆錄有被手工修改的痕跡，在被修改處沒有辯認人的簽名捺印，該辯認筆錄依法不能采信。在周女士的辯論筆錄中，辯論結果：周女士辯認出第5號為犯罪嫌疑人(第5號為被告人王某某)，中的“5”被手工改為“3”，對這一手工改動，偵查機關既未加蓋印章，也沒有被害人的簽名捺印，偵查機關僅口頭辯稱是打印錯誤，偵查機關的辯解并不能排除被害人辯認過程中認定第5號辯認對象為犯罪嫌疑人的可能，即被害人辯認錯誤的可能，故該份辯認筆錄不能被采信。

　　3、被告人辯稱第二次案發時他在麻將館打麻將，沒有作案時間，偵查機關對被告人這一辯解并未核實。根據《刑訴法》規定，偵查機關在進行偵查過程中，不僅要調取被告人有罪、罪重的證據，同時還要調取被告人無罪、罪輕的證據。本案中，偵查機關并未核實被告人在第二次案發時的行蹤，未排除被告人沒有時間作案這一可能性。

　　綜上所述，本案中，雖然公訴機關提供了二份被害人陳述及二份被害人的辯認筆錄來證實被告人實施了二次搶劫行為，但在公訴機關指控的第一次搶劫犯罪中，被害人楊女士的陳述筆錄對被告人的主要特征描述與事實不符，且辯認筆錄在制作過程中程序上存在一定瑕疵，在公訴機關指控的第二次搶劫犯罪中，不僅辯認筆錄在制作過程中程序上存在一定瑕疵且辯認結果直接被更改，不排除第二被害人辯認錯誤的可能性，辯認結果不具真實性，另外，偵查機關未排除被告人沒有時間進行第二次作案的可能性，故上述據以對被告人定罪量刑的證據尚不能形成完整的證據體系，尚不能得出唯一、排他性結論，不足以認定被告人實施了公訴機關指控的二次搶劫行為，根據疑罪從無之原則，應依法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罪名不成立的無罪判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