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襄公五年原文及譯文
《左傳》的矚目成就，首先在于它是我國第一部規(guī)模宏大而內(nèi)容詳實的史學鉅編，在古代史學發(fā)展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關(guān)于《左傳》襄公五年原文及譯文，如果喜歡可以分享給身邊的朋友喔!
《左傳》襄公五年原文
【經(jīng)】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fā)來聘。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仲孫蔑、衛(wèi)孫林父子會吳于善道。秋，大雩。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wèi)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公至自會。冬，戍陳。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wèi)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辛未，季孫行父卒。
【傳】五年春，公至自晉。
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晉人執(zhí)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于戎也。
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
穆叔覿鄫大子于晉，以成屬鄫。書曰：「叔孫豹、鄫大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
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wèi)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
秋，大雩，旱也。
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于是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己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
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穆叔以屬鄫為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
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后可。」
冬，諸侯戍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
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左傳》襄公五年譯文
五年春季，魯襄公從晉國到達魯國。
周靈王派遣王叔陳生向晉國控告戎人，晉國人把他抓了起來。士魴去到京師，報告說王叔傾向戎人。
夏季，鄭國的子國來魯國聘問，這是由于為新立的國君來通好。
穆叔帶領(lǐng)鄫國的太子去到晉國和君臣作私人會晤，以完成鄫國歸屬魯國的手續(xù)。《春秋》記載說：“叔孫豹、鄫太子巫如晉”，這就是把鄫國的太子巫比作魯國的大夫。
吳子派遣壽越去到晉國，解釋沒有參加雞澤會見的緣故，同時請求聽從命令和諸侯友好。晉人將為吳國會合諸侯，于是讓魯國、衛(wèi)國先會見吳國，同時告訴吳國會見的日期。所以孟獻子、孫文子在善道會見了吳人。
秋季，舉行盛大的雩祭，這是由于天旱的緣故。
楚國人質(zhì)問陳國背叛的原因，陳人說：“由于令尹子辛侵害小國以滿足他個人欲望。”楚國就殺死了子辛。《春秋》記載說：“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是由于他貪婪的緣故。君子認為：“楚共王在這件事情上用刑律不當。《詩》說：‘大道筆直，我的心里明白。計劃不善靈，應(yīng)招集賢人決定。’自己就沒有信用，反而殺人以快意，不也是很難了嗎?《夏書》說：‘完成信用然后才能成功。’”
九月二十三日，魯襄公和晉悼公、宋平公、陳哀公、衛(wèi)獻公、鄭僖公、曹成公、莒子、邾子、滕成公、薛伯、齊國世子光、吳國人、鄫國人在戚地結(jié)盟，這是為了會見吳人，同時由晉悼公命令諸侯出兵戍守陳國。穆叔認為鄫國的歸屬對魯國不利，就讓鄫國的大夫以獨立國家的身份參加會見聽取命令。
楚國的子囊做令尹，范宣子說：“我們失去陳國了。楚國人討伐三心二意的國家而又立了子囊，一定會改變子辛的所作所為而很快討伐陳國。陳國接近楚國，百姓時時駭怕兵患，能夠不歸向楚國嗎?保有陳國，不是我們的事情;放棄陳國，以后反倒好辦。”
冬季，諸侯派兵戍守陳國。子囊進攻陳國。十一月十二日，魯襄公和晉悼公、宋平公、衛(wèi)獻公、鄭僖公、曹成公、齊國世子光在城棣會合以救援陳國。
冬季，諸侯派兵戍守陳國。子囊進攻陳國。十一月十二日，魯襄公和晉悼公、宋平公、衛(wèi)獻公、鄭僖公、曹成公、齊國世子光在城棣會合以救援陳國。季文子死。根據(jù)大夫人斂的禮儀，魯襄公親自看視。家臣收集家里的器物作為葬具。家里沒有穿絲綢的妾，沒有吃糧食的馬，沒有收藏銅器玉器，一切用具沒有重復(fù)。君子從這里知道季文子對公室的忠心：輔助過三位國君而沒有私人積蓄，可以說不是忠心嗎?
《左傳》史學地位
《左傳》的出現(xiàn)，標志著我國古代史書的編纂步入了新的發(fā)展階段。《左傳》為后世所提供的春秋及其以前階段之大量的思想史、經(jīng)濟史、社會史以及其它學術(shù)史的重要資料，是此前或相同時期的任何其它一部史所難以企及和不能比擬的。它對于公元前八世紀至公元前五世紀一個重要歷史階段大事的可靠記載，填補了空白，有助于后人對中國古代文明進程的全面了解，彌足珍貴。
作為一部編纂于兩千多年前的史著，《左傳》另一引人注目之點，是它在記事中還體現(xiàn)了有積極意義的指導(dǎo)思想和撰寫原則，從而開創(chuàng)了我國古代史書編纂的優(yōu)良傳統(tǒng)。首先，《左傳》面對紛紜史實敢于秉筆直書，不虛美、不隱惡，所記事件與人物具有很高的歷史真實性。
全書對于周王與諸侯、諸侯之間以及諸侯國內(nèi)部的明爭暗斗的具體載述，對于此一時期眾多人物崇高與卑下、光明與丑惡之不同表現(xiàn)的真切敘寫，都體現(xiàn)出一種真正史家的目光與膽識。班固稱司馬遷為“良史”，其實早自《左傳》，可以說這種“良史”精神已經(jīng)始發(fā)其端了。
其次，《左傳》在真實記事的基礎(chǔ)上又表現(xiàn)出一定的傾向性，不僅在史料取舍或事件的敘述中往往表現(xiàn)出愛憎與臧否的不同態(tài)度，而且，還常以“君子曰”形式直接評人論事，或給予譴責，或表示痛惜，或加以贊揚等等。這些評論，有的是作者的“自為之辭”，有的也許是“出自時人”而“為左氏認同”之語，都顯示著鮮明的是非評價，展現(xiàn)了《左傳》作者的史識和史德。
再次，《左傳》對歷史人物的褒貶，集中體現(xiàn)了對仁、義、禮、德等道德規(guī)范的肯定。由于這類道德觀念大體屬于儒學的范疇，而兩漢以后，儒學被定于一尊，此道德觀念逐漸融入正統(tǒng)思想，成為傳統(tǒng)文化之相當重要的評價體系，由是決定了后世史家對于《左傳》的上述道德觀也總是持認同和承襲的態(tài)度。另外，《左傳》雖未完全否認天命鬼神，卻極力強調(diào)人事作為，重視民心向背的重大政治作用，反對“困民之主”，都突出地體現(xiàn)了“以民為本”的思想。發(fā)軔于春秋戰(zhàn)國(或稍前)的民本思想，經(jīng)《尚書》、《左傳》以及《國語》、《孟子》等典籍的推重，不斷得到后世史家的繼承、發(fā)揚，形成了貫穿于我國古代史學精神傳統(tǒng)的一條引人注目的紅線，其積極意義已不限于史學此一領(lǐng)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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