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呂著中國通史》筆記
中國《呂著中國通史》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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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
國家要運行，必須要有維持國家機構的人。而獲得主持國家機關的人的途徑，概言之，有二：一，世襲;二，選舉。選舉更近于民主。但此一“民主”并不僅僅是“投票”之謂也，此一“民主”確切含義在于有其人得其位。但一旦選舉中的漏洞被舞弊者抓住，則選舉也不免淪為世襲的工具(錢、勢、權的世襲)。
掌握治權的人需具備德、才、學識。但只有學識可以通過考試的方法測試。
賦稅
(由于金融財政方面的知識幾乎一竅不通，此一章看得云里霧里，大略言之是)初時稅收多為人頭稅(徭役且不論)，而人頭稅征收的基礎在于按勞動力分配土地。到后世國家對于土地控制漸弱而土地兼并的現象愈發嚴重。以致大量無地的農民仍需繳稅。于是至唐德宗而改革稅制，實行兩稅法，人頭稅土地稅并征。再至明神宗時推行一條鞭法，按丁糧征稅(按人口所占有的糧食產量征稅，也就約略等于按人口所占有的土地面積征稅。故而呂誠之先生認為此后康熙的新生人丁永不加賦到雍正的攤丁入畝都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呂先生認為最合理的稅收制度應該是按財產收稅。在現代制度中才能夠比較現實地實施起來(如所得稅)。這應該是因為人進入到社會性的經濟組織(如公司)中，個人的財產狀況才比較好掌握。
兵制
(又是一個我一竅不通的領域，但令我感興趣的是)兵制之于漢民族的氣性的關系。呂先生發現漢人之軍自漢朝之后就幾不能抵御異族的侵略。漢朝尚能以漢人之兵采取攻勢。五胡亂華之后就衰落下來。唐初國勢雖盛，仍多以夷制夷，以異族制約異族。安史亂后更是頻頻借少數民族兵力自存。兩宋明皆亡于異族。元清則本是少數民族入據。
刑法
古代行政權與司法權不分，故而在習慣上可逐級上訴直達皇帝，謂之叩閽。
自明孝宗弘治十三年，律例并行。以先前成案為案例，可供以后判案援引。略似當今英美法系的作法。
實業
當勞動產品的價值無法完全在其生產者手中實現時，便產生了交換的需要。然而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難以做到完全地同步，尤其是(在私有制度下)僅僅依靠生產者和消費者個人(或小范圍的群體)，根本難以協調。甚至以世界上已有的社會主義國家經驗來看，即便動用強大的國家力量(行政的、經濟的、法律的……)仍然難以靈活、妥善地解決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銜接問題。然而商人，正是連接二者的最活躍、最高效因素。呂先生表達出臺認為的最理想的商人形象(只存在于上古社會，也可以理解為氏族公社社會)，“商人竭其智力，為公眾服務是很可敬佩的。”(P188)然而在私有制社會里，商人卻與生產者、消費者鼎足而立，各各相互算計。
貨幣
中國是最早使用紙幣的國家，在北宋時已經由中央政府發行紙幣。但根據呂先生的考證來看。中央政府苦于沒有明確的貨幣理論做指導，沒有有效手段調控貨幣流通。最顯著的后果即是無力穩定幣值，常常是一個新幣種剛剛發行即告貶值。紙幣的不穩定勢必無法贏得必需的信用。老百姓不完全信任紙幣，就會求助于金屬貨幣甚至實物貨幣，從而造成幣制的混亂。迫于形勢，在明朝時，政府就取消了紙幣，仍舊使用金屬貨幣。
衣食
P216：據現在社會學家的研究，(按：衣服的發明)則非由于以裸露為恥，而轉系藉裝飾以相挑誘。因為裸露是人人所同，裝飾則非人人所有，加以裝飾，較諸任其自然，刺戟性要重些。
住行
一般講歷史的都說，自宋以來，市民文化逐漸興起。然而從呂先生轉引顧炎武《日知錄》的議論來看，自唐以后，公共建設的事業反倒漸漸敗壞下去。首先城市規劃方面，唐朝的城市商業區被明確標識出來(同時也被嚴格限定)，到宋時則沒有(此一點我們尚可以商品經濟的發展為解釋)。其二在唐代，建筑大多非常寬敞，城市街道也寬闊筆直;后世的城市的城市則多不如(可以北平為后世城市的例子)。其三唐時驛站大多環境優美，配以竹木池園;后世則只是個簡陋的落腳的地方。其四唐代城市之外驛路上的主要橋梁和路旁的綠化都由國家負責，后來都廢弛了。
教育
P264：陸深《河汾燕閑錄》說，隋文帝開皇十三年，敕廢像遺經，悉令雕版。其時為民國紀元前一千三百十九年，西歷593年。《敦煌石室書錄》有《大隋永陀羅尼本經》，足見陸說之確。唐代雕本，宋人已沒有著錄的，惟江陵楊氏，藏有《開元雜報》(七葉。)日本亦有永徽六年(唐高宗年號。民國紀元前一千二百五十七年，西歷655年。)《阿毗達磨大毗婆娑論》。后唐明宗長興三年(民國紀元前九百八十年，西歷932年。)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板印賣，是為官刻書之始。歷27年始成。周太祖廣順三年。宋代又續刻義疏及諸史。書賈因牟利，私人愛好文藝而刻的亦日多。仁宗慶歷中，(民國紀元前八百七十一至八百六十四年，西歷1041年至1048年。)畢升又造活字。系用泥制。元王禎始刻木為之。(明無錫華氏始用銅。清武英殿活字亦用銅制。……據孫毓修《中國雕板源流考》。商務印書館本。)
學術
先秦諸子有兩大源頭：一、上古宗教哲學;二、諸子出于王官。因其出于王官，則一、有王官的思想傳統;二、從職守的角度出發救時之弊。
秦朝想回復到上古政教合一的狀態(以吏為師)，旋即失敗。
漢朝先取黃老之學，后獨尊儒術，儒分今古兩家。略言之，則今守師說，古騁新見，兩家相排，其學漸瑣屑，而儒家內部要求得意忘言的趨向于道家相融合，遂成就魏晉玄學。而玄學興盛又為佛學傳播準備了條件。
佛學最核心的問題在爭迷悟，即在于對世界做凈觀還是不凈觀。凈觀即是觀空觀苦(由此可說是佛學的認識論)。
宋學排佛首先便要在佛家的認識論外開辟出儒家的宇宙論(周敦頤、張載、邵雍三家)。到后來爭論則落到心物關系上，朱熹主張由物及心，陸九淵主張由心及物，王守仁則主張心物一時俱在。
宋明儒只求義理，被清人目為粗疏。于是興起考據之學。考據只是方法問題，沒有義理支撐，最終只好流于混亂淺薄。到后來又有今文經學的復興(如康有為、廖平)，再往后就是西學的闖入。
P271：儒家之遺害于后世的，在于大同之義不傳，所得的多是小康之義。小康之世的社會組織，較后世為專制。后人不知此為一時的組織，而認為天經地義，無可改變，欲強已進步的社會以就之，這就等于以杞柳為杯棬，等于削足適履，所以引起糾紛，而儒學盛行遂成為功罪不相掩之局。
宗教
佛教入中國，或在西漢哀帝元壽元年(西元前2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屠經。
回教(伊斯蘭教)未詳考。
火教(襖教)于南北朝時入中國。摩尼教于唐時隨回紇人入中國，后改稱明教。(陳垣《火襖入中國考》)
__于唐貞觀十二年，西歷638年由波斯人阿羅本(Olopen)帶入長安，太宗許其建寺，稱景教(陳垣考)。
猶太教，古稱一賜樂業教(以色列的異譯)，于五代漢時(西歷947年至950年)離其本土，宋孝宗隆興元年(西歷1163年)在中國建寺。(陳垣《一賜樂業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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