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投資主要行業有哪些

民間投資主要行業有批發和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房地產業，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制造業等。另外，電力、水利設施、鐵路、港口、衛生、醫療，城市及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本應是民間投資大有作為的領域，但由于受體制的限制，民間資本卻無法進入。

民間投資主要行業有哪些

從投資分布的行業看，民間投資主要集中在批發和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房地產業，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制造業等一般競爭性行業，而國有經濟在自然壟斷行業和公共服務業的控股投資占比超過70%。

鐵路 抓緊研究制定鐵路體制改革方案。引入市場競爭,推進投資主體多元化,鼓勵民間資本參與鐵路干線、鐵路支線、鐵路輪渡以及站場設施的建設,允許民間資本參股建設煤運通道、客運專線、城際軌道交通等項目。

探索建立鐵路產業投資基金。

積極支持鐵路企業加快股改上市,拓寬民間資本進入鐵路建設領域的渠道和途徑。

水利工程 鼓勵民間資本參與水利工程建設。建立收費補償機制,實行政府補貼,通過業主招標、承包租賃等方式,吸引民間資本投資建設農田水利、跨流域調水、水資源綜合利用、水土保持等水利項目。

電力 鼓勵民間資本參與電力建設。鼓勵民間資本參與風能、太陽能、地熱能、生物質能等新能源產業建設。支持民間資本以獨資、控股或參股形式參與水電站、火電站建設,參股建設核電站。進一步放開電力市場,積極推進電價改革,加快推行競價上網,推行項目業主招標,完善電力監管制度。

石油、天然氣 鼓勵民間資本參與石油天然氣建設。支持民間資本進入油氣勘探開發領域,與國有石油企業合作開展油氣勘探開發。支持民間資本參股建設原油、天然氣、成品油的儲運和管道輸送設施及網絡。

電信 鼓勵民間資本參與電信建設。鼓勵民間資本以參股方式進入基礎電信運營市場。支持民間資本開展增值電信業務。加強對電信領域壟斷和不正當競爭行為的監管。

土地、礦產 鼓勵民間資本參與土地整治和礦產資源勘探開發。積極引導民間資本通過招標投標形式參與土地整理、復墾等工程建設,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投資礦山地質環境恢復治理,堅持礦業權市場全面向民間資本開放。

民間投資存在的問題

(一)民間投資受著行業準入的限制

許多已對外資開放的領域比如銀行、保險、電信等行業，對國內民間資本的介入仍有嚴格的限制。據有關資料統計，國有經濟投資領域約80個，允許外商進行投資的領域約60個，而允許國內民間資本投資的領域卻只有30多個。另外，電力、水利設施、鐵路、港口、衛生、醫療，城市及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本應是民間投資大有作為的領域，但由于受體制的限制，民間資本卻無法進入。對于具有一定發展空間的銀行、證券、電信等第三產業，民間資本的持有者雖具有強烈的投資愿望，但由于政府壟斷尚未完全打破，在相當一段時間內，民間資本還是很難順利進入。東部經濟發達省份，大量的民間資本只能擁擠在允許投資的少數行業內，造成過度競爭、重復建設，使資源不能通過投資在不同產業之間進行調整，無法實現更大范圍內的資源優化。

(二)民間投資的融資渠道不暢通

我國的融資環境一直是扭曲的，不合理的，以國有銀行為主導的信貸投放長期向國有企業傾斜，而民間投資在融資方式選擇，融資建立等方面受到歧視，民營企業在投資過程中，得不到平等的融資機會，由于民營企業缺乏有效的信用擔保，很難通過正規的金融渠道融通資金，同時，由于各大銀行強化了貸款的風險約束機制，使其獲取民營中小企業信息的成本較高，審批程序復雜，耗時較長，不敢輕易批準對其貸款。在直接融資方面，民營中小企業更是被拒之門外。民營經濟基本上處于自生自滅的狀態。由于銀行支持力度不夠，資本市場難以進入，民間投資面臨資金困難。當企業自我積累無法滿足其需要時，有些企業就依靠非正規的民間借貸，甚至是地下錢莊來籌集資金。但民間借貸規模小、時間短、成本高、風險大，一旦運用不當，企業可能背上沉重的負擔。融資困難已成為當前民間投資進一步發展的瓶頸。

(三)政府審批程序繁雜，服務不到位

民間投資要受到政府一層層的行政審批、手續繁雜、準入條件過高、效率低下、耗時耗力，這令民間投資者望而卻步。另外，政府對民間投資在技術、信息、法律等方面的服務存在嚴重的缺陷，民間投資者的合法權益不能得到充分保障，嚴重制約了民間資本的積累和民間投資的增長。民間投資的信息渠道不暢，投資政策透明度不高，市場信息不靈，投資者無法正確選擇投資項目。

(四)民間投資規模小，重復建設嚴重

總的來講，我國民間投資發展的歷史還不長，企業本身的規模小，規模效應難以形成。民間投資大多投向初級產品加工，對新興高科技投入少。大多數民間投資者對投資方向，投資項目，缺乏預見性，隨波逐流，致使民間投資項目出現區域內的低水平重復建設。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

我國居民儲蓄存款已達10萬億元，存在著巨大的民間投資潛力。但由于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這部分儲蓄很難轉化成民間投資。住房、養老、醫療、就業和教育等領域的改革全面展開，措施出臺相對集中。改革后，由于配套的社會保障體系及制度不能及時確定，居民對未來收入預期不明而加重了后顧之憂。雖然老百姓有儲蓄，有一定投資能力，但絕不敢貿然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