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語文課堂作者的想法問答

關于語文課堂作者的想法問答

　　答青年語文教師十問(5)

　　不要證明“作者的想法”

　　問：

　　梁老師，我在聽課時常常遇到這樣一個情形。教者拋出“作者為什么要這樣寫”，“作者是怎么想的”，“作者想表達什么主題”之類的問題，然后好像教學就是在證明“作者的想法”。可是我總覺得有些不對勁。請問您遇到過嗎，又是怎樣處理的?

　　答：

　　理解揣摩作者的寫作目的，大概就是傳統上我們所熟悉的知人論世的解讀文本方法。毋庸置疑，這是解讀文本的方法之一。

　　可是，每當我想到類似的問題時，跟你的感覺一樣，心里總是不踏實。別人怎么想，我怎么知道?哪怕是背景資料的呈現，抑或是輔之以同一作者其他作品的互證，抑或是其他評論者的言論。即使這樣，也不能認為，我所證明的就是作者自己的想法。更何況，有些作家當初創作作品時，壓根就沒有我們現在所牽強附會的那么高大上的理由。有的作家坦言，自己的創作無非就是為了賺取稿費養家糊口而已。據說巴爾扎克之前跟人做生意失敗欠了很多債，只好不停的寫小說賺稿費還債，那些債務到他去世了還沒還清。這對我們總想給作者創作緣由一個令人景仰理由的人而言，可能是一個冷笑話。

　　優秀作品創作的動機，未必都是偉大而崇高的;偉大作品也不能完全折射出創作者本身的偉大而崇高。

　　作者的真實想法，只有他自己知道，別人無從得知。這是常識。我們所能知道的，無非是借助語言文字來從旁了解一些而已，但這些從旁了解的未必就符合作者的本意。

　　有的作品，作者直抒胸臆，讀者理解與作者的意圖大致可以疊合。像茅盾的《白楊禮贊》，郭沫若的《石榴》等直抒胸臆的文字。這些似乎問題不大。

　　有的作品，作者的確給讀者留下了“寫作意圖”，但這也不妨礙讀者有自己的見解。如，莫懷戚先生的《散步》，就有“尊老愛幼”說、“責任擔當”說、“珍愛生命”說等等，盡管莫懷戚先生自己曾陳述寫作的緣由，但實際教學中，我們發現，很多老師和學生都會有與作者不相同的解讀結果，至今爭訟不斷。又如，魯迅先生的《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盡管作者在談及這篇文章時說是關于兒時記憶的，“我有一時，曾經屢次憶起兒時在故鄉所吃的蔬果：菱角、羅漢豆、茭白、香瓜。凡這些，都是極其鮮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鄉的蠱惑。后來，我在久別之后嘗到了，也不過如此;惟獨在記憶上，還有舊來的意味留存。他們也許要哄騙我一生，使我時時反顧。”(《朝花夕拾》小引)但后來讀者從壽鏡吾先生私塾空氣里讀到“對舊式教育”的抨擊，這就恐怕是作者始料未及的吧，我猜想。

　　不排除一種情形，作者自己說的話，寫出的文章也未必就是真實“完美”的表達。有的是故意為之。古代的一些善用春秋筆法的作者所著述的文字，如《曹劌論戰》中有“齊師伐我”之句，并有“公將鼓之”“一鼓作氣”“齊人三鼓”的敘述，可謂微言大義。沒有一定的積淀，估計連皮毛都算不上，甚至會誤讀。有的則是言在此意在彼，如高爾基的《海燕》等，需要結合創作背景，才能理解，此所謂“知人論世”的解讀方法。這些比較含蓄隱晦的內容，還受制于讀者的閱歷、歷史的原因等，是否能準確讀懂也未可知。還有一種情形，不是所有作者都能把自己最想表達的意思表達出來，最準確真實的想法也未必就在文中能清晰的表達出來。這就是文學理論上所說的“作者未必然，讀者未必不然”。即使作者沒有想到寫到，但是讀者有可能在讀的時候卻能主動建構出新的意義。這就像每年高考題中，出現一些作者“自己不會解答”的題目一樣，很多人都覺得不可思議，其實，在文學領域，乃是司空見慣的事情而已。作品一旦離開了作者，就不再由作者自己決定，而是由作品與讀者一起建構了。

　　有的作品主題本身就多元，可以見仁見智。李商隱的《錦瑟》的主題，歷來眾說紛紜，影響比較大的有悼亡說，自傷說，音樂說，詩序說等。即使同持一說的，對具體詩句的理解也不盡相同。一千多年來《錦瑟》始終像迷一樣吸引著無數的讀者去研究，其中不乏蘇軾、朱彝尊、何焯、錢鐘書、周汝昌等這些大學者。有人說一千個觀眾眼中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這句話拿來形容李商隱的《錦瑟》《再別康橋》等詩歌也可以說是毫不夸張。很多詩句，在歷史的變遷中，早已不再是當初的意思，如“風馬牛不相及”、“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早就轉移到其他義項，至于原本的意思，只能算其中的一種了。魯迅先生說《紅樓夢》：“單是命意，就因讀者的眼光而有種種：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請問，你能說哪一種說法是曹雪芹自己的“想法”?

　　因而，語文課上，不要自作多情地去證明作者的想法。你無法知道的答案，卻要自以為是地去論證，不是很滑稽嗎?在這樣的課堂上得出的所謂“作者意圖”，恐怕也是教者強加在作者的頭上。

　　總而言之，文學作品一旦形成，便于作者分離而成為一種客觀存在。作家不是父親，不是權威，作品的意義存在于文本特殊的語言組織形式，即文本的結構中。對作家提供的這個可解釋的客體，只有通過文本與讀者的交流，才能重現最終的意義。正如伊瑟爾所說：“文學文本只有當其被閱讀時才能起反應。”(伊瑟爾：《閱讀行為》，金惠敏等譯，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1.第142頁)

　　在我看來，閱讀教學讓學生依據作品語言文字讀到一些什么，并且有理有據，自圓其說，這就是作品存在的價值。至于是不是作者原初的想法，其實已經不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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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作者：梁增紅

　　公眾號：梁增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