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讀后感：文明的多樣性與沖突的必然性

　　有這樣一個假設——力量的平衡有利于穩定。無論是中國的中庸思想，還是亞里士多德的“適度”原則，或多或少地都反映了這樣的一種假定。那么與之相應的力量的不平衡，是否會導致沖突呢?塞繆爾·亨廷頓在其《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描述了一個多文明沖突的世界，這種沖突是否也因為其力量的不平衡呢?

　　如果文明不具有多樣性，如果真如福山所言“歷史已經終結”，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在冷戰結束后就以絕對的優勢戰勝了其他的思想，一統世界，在這樣的事實之下，沖突還會發生么?而我們知道，現在的自由民主思想，一部分是建立在亞當·斯密的“經濟人假設”之上的，這就意味著這套理論本身就是鼓勵人追求利益的，而且在某種程度上是鼓勵追求個體的利益，但是我們無法保證每個個個體的利益完全一致，如此一來因利益的沖突在所難免。我們可以把這樣的沖突稱之為文明內的沖突，按照亨廷頓的理論，這樣的沖突是不會無限擴大的，也就是很容易控制的，但是利益的沖突在所難免也成為一種事實，其根源在于自由民主思想下鼓勵個性的解放，在這種個性的解放浪潮之后，每個個體的思維變得多樣了，而這種多樣就是造就利益沖突的原動力——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多樣性與沖突之間有一種潛在的聯系。同時也不能證明，文明的單一不利于維持穩定，只能說自由民主的思想體系本質，與其一統天下的野心，具有內在的張力，如果讓其一統天下就不再是其自身，而是變成了另外一種思想，因此可以說自由民主這套理論注定無法完成“終結歷史”的任務。

　　另一種沒有文明多樣的狀態就是在世界聯系成一個整體之前，各種文明各自為陣，之間幾乎沒有聯系，沒有聯系就不可能有多樣的前提。而在那個時代，相對而言也是相對和平的時代，雖然在中國朝代更替頻繁，歐洲大陸也時有戰事，但是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相比，完全是小巫見大巫，不值一提。為什么會是這樣呢?我們可以把文明比作一種光源，所有的人都在不同的光芒之下生存，而人投下的影子就是文明作用于人的結果，在一種單一的光源之下，人的影子也是，無論如何，影子也是單一的，所有的人可以說是一致的，這個光照向那里，所有的人都指向那里，世界不會顯得雜亂無章。

　　然而當這個光源不再是單一的時候，情況就復雜多了，如果是兩個光源(力量相當)，人只有站在兩個光源的中心點上，兩者的力量在此保持平衡(合力為零)，可以獲得穩定，也可以擴充一下就是居于兩個力量連線的垂直平分線上，甚至是過垂直平分線的垂直面，雖然影子會指向兩個不同的方向，但是其合力卻都是一致的;在美蘇兩極爭霸的時代，很多國家都是居于這樣的一種夾縫中求得了生存與發展。如果光源達到了三個，我們可以依靠建立的幾何模型的經驗，找到其平衡點——三角形的外心，在這個點上就可以相對穩定(合力為零);當然，我們也可以進行擴展，就是把平面的幾何模型變成三維立體的，力量的“平衡點”就在過這三個光源點構成的三角形的外心，并垂直于該平面的直線之上，其中所有的點的合力都是一致的。如果我們把毛澤東關于三個世界的劃分，看作是三個光源，在美蘇爭霸結束后不久，能夠得到穩定發展的國家也就是找到了這條直線，從而獲得了相對穩定的發展。當這個光源達到四個或四個以上的時候，這樣的平衡點就很難找到了，這個平衡點隨著力量的變化和構成圖形的變化而流離，甚至可能不是在一個平面中構成，而是在一個空間中構成立體模型。我們可以把這個模型簡化為以下的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