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圈子文化對照演講稿(2)

關于圈子文化對照演講稿

　　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原則，公道正派地選人用人

　　用什么樣的人，關系到黨的生死存亡，這也是透過一些“小圈子”暴露出的一個值得警惕的問題。黨的干部政策歷來是德才兼備，以德為先，公道正派，選賢任能。“縱觀千古存亡局，盡在朝中用佞賢”，這是《東周列國志》結尾詩中的詩句，講得非常深刻，值得我們借鑒。同志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提出了培養選拔干部的五條要求：信念堅定、為民服務、勤政務實、敢于擔當、清正廉潔。這五個方面是統一的整體，是相互聯系、密不可分的。按照五項要求培養、選拔、使用干部就是在新時期堅持“德才兼備，任人唯賢”的路線。五項要求中，信念堅定是第一位的，是根本性問題，應予以特別注意。近幾年，培養選拔管理干部工作有很大的成績，但問題也不容回避，其中之一就是一些地方部門對講政治重視不夠，致使某些貪腐分子“帶病提拔”，走上了領導崗位。要改進干部考察工作，防止那些信念動搖、心術不正的干部混入領導崗位。

　　要堅決反對和抵制用人上的不正之風。用干部只能以德才兼備為標準，而不能降格以求，特別是主持工作的領導干部不能搞親親疏疏，不能個人說了算，更不能搞“小圈子”。對違反組織人事工作紀律的應當依紀從嚴懲處。同時，還要大膽選拔優秀年輕干部，這是事業上的需要，不能“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

　　要選好、管好、用好組織人事部門的同志，“打鐵先得自身硬”，選干部的干部首先要過硬，要切實加強他們黨性鍛煉，不斷提高政策水平和業務水平。自身的素質提高了，就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提高到一個新水平。

　　嚴格黨的紀律，保持黨的先進性

　　現在我們黨是一個有8600多萬黨員的大黨。黨員隊伍壯大了是一件好事，但也給黨員教育管理帶來困難。有的黨員入黨動機不純，不是為了人民的利益而工作、而斗爭，不是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奮斗，而是企圖利用執政黨的地位、聲望謀取個人私利，追求的是個人名位、權利、財富，這也為一些“小圈子”的出現提供了土壤。“小圈子”和不正之風是黨的腐蝕劑，必須拿起黨紀這把利劍，堅決徹底地清除。紀律是鞏固黨的組織、加強黨的團結、保持行動一致、貫徹黨的路線、完成各項任務的保證。黨的紀律是統一的鐵的紀律，所謂統一的紀律就是紀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一個黨員，不論職務高低、資歷深淺、黨齡長短一視同仁，都必須服從統一的政治紀律、組織紀律以及道德品質、生活作風等各方面的紀律，沒有不受約束的特殊黨員，誰違反了就處理誰，不能遷就照顧;所謂鐵的紀律就是執紀要嚴，我們的紀律是鋼性的，不是彈性的，不是“橡皮筋”，更不是“豆腐渣”，要克服一些地方部門執紀中失之于寬、散、軟等問題。執行紀律不能怕得罪人，不能只栽花不栽刺，不能見了矛盾繞道走，要知難而上，鐵面無私;不能怕別人說三道四，說得對的要聽，說得不對的可以保留意見。只要紀律加強起來，黨內消極腐敗現象、不正之風一定會逐步得到完全的糾正。

　　關于圈子文化對照演講稿篇2

　　“圈子文化”，是這次反腐敗斗爭中提出的一個重大問題。在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分析黨內的腐敗現象時指出：“有的干部信奉拉幫結派的‘圈子文化’，整天琢磨拉關系、找門路，分析某某是誰的人，某某是誰提拔的，該同誰搞搞關系、套套近乎，看看能抱上誰的大腿。”聯系這次反腐敗斗爭揭露的大量事實，同時聯系我們身邊發生的一系列問題，提出的問題盡管觸目驚心，但都是不容否認的事實。他揭示了“圈子文化”是黨內政治生活不正常情況下滋生的一種極壞的風氣。我們必須明確地指出，“圈子文化”不是共產黨人的文化，必須痛加鞭韃，堅決抵制。

　　(一)

　　黨內拉幫結派的“圈子文化”，具有依附性、投機性、幫派性、貪婪性的特點，是一種具有濃厚封建主義色彩的腐朽文化。

　　依附性，是“圈子文化”最基本的特點。在對“圈子文化”進行剖析的時候，明確指出：“需要注意的是，不能把黨組織等同于領導干部個人，對黨盡忠不是對領導干部個人盡忠，黨內不能搞人身依附關系。干部都是黨的干部，不是哪個人的家臣。”家長制，人身依附，惟命是從，沒有人格的獨立，是封建主義以及與此相聯系的小生產意識在人際關系上的典型特征。在這次反腐敗斗爭揭露出來的那些觸目驚心的案件中，有的身居高位的領導干部，他們選人用人，一切以能否給自己盡忠為標準，竭力豢養自己的家丁，網羅自己的權力圈子。這種“圈子文化”，不僅是共產黨人堅決反對的，也是和民主主義根本對立的。但是，這種極其落后、反動、腐朽的東西，竟然沉渣泛起，在我們黨的干部隊伍中滋生蔓延，不能不引起我們警惕。

　　投機性，是“圈子文化”的生成性特點。在今天，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和歷史車輪、時代大潮格格不入的壞風氣?這和官本位下的投機性，謀人不謀事，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正如尖銳地指出的，我們有些干部“整天琢磨拉關系、找門路，分析某某是誰的人，某某是誰提拔的，該同誰搞搞關系、套套近乎，看看能抱上誰的大腿”。而且有的人，今天看這個領導有權勢，有上升的勢頭，就抱這個領導的大腿，明天看那個領導有希望，有奔頭，又抱那個領導的大腿，甚至不惜背棄前一個曾經拉過關系的領導。這種投機性，不僅推動了“圈子”的生成，而且玷污了共產黨人應有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嚴重敗壞了黨的形象和風氣。

　　幫派性，是“圈子文化”的總體特點。這里講的“圈子”，不是我們工作中正常的工作圈子或生活中正常的朋友圈子，而是具有上述人身依附性和政治投機性的幫派圈子。同時，這種幫派圈子也和我們黨的歷史上出現過的宗派主義、山頭主義不完全一樣。我們黨的歷史上，由于武裝斗爭是在各個山頭發動起來的，加上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狹隘思想的影響，出現過和共產黨人的黨性對立的宗派主義、山頭主義。因此，我們黨對它們的政策是，承認山頭，照顧山頭，但決不能搞山頭主義。在延安整風中，對這種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黨八股一起進行了整頓。現在這種幫派圈子，甚至和歷史上的“朋黨”也有區別。宋代歐陽修曾經作過《朋黨論》，說：“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他以“同道”和“同利”為界限，把“朋黨”分為“君子之朋”和“小人之朋”。盡管歐陽修這樣說是為自己做辯解，但也有一定道理。我們現在的腐敗案件中暴露出來的那些幫派圈子，純粹是以黨和人民賦予的公權力為自己謀私利，充其量只能是“小人之朋”的“朋黨”。對于這樣的幫派“圈子文化”，我們只能采取零忍耐的態度，而不能姑息養奸。

　　貪婪性，是“圈子文化”的劣根性特點。如前所說在這次反腐斗爭中揭露出來的幫派圈子，無論搞人身依附，還是搞政治投機、結黨營私，都貫穿個“貪”字。人們常用“巨貪”“貪得無厭”“貪贓枉法”來形容他們。這種貪婪性，決定了他們不管有多高的地位、多大的權力，最終必將自絕于黨和人民，受到黨的紀律和國家法律的嚴懲。

　　(二)

　　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已經65年多，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也近60年，為什么這種具有濃厚封建主義色彩的幫派圈子，還會在我國滋生和蔓延?“圈子文化”的根源在何處?這是需要深入思考的。

　　多年來，我們黨對于自己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面臨的考驗和風險，是十分清醒的。比如，報告就指出：“新形勢下，黨面臨的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是長期的、復雜的、嚴峻的，精神懈怠危險、能力不足危險、脫離群眾危險、消極腐敗危險更加尖銳地擺在全黨面前。”對于這樣的警告，盡管一些人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但它是躲不開、避不了的。其中，執政的考驗，腐敗的危險，尤為嚴峻。這是因為，權力具有兩面性，既可以用來為人民服務，又會誘使掌握權力的人利欲熏心、以權謀私。對此，恩格斯早在1891年就說過：權力“再好也不過是在爭取階級統治的斗爭中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所繼承下來的一個禍害”。我們黨要長期執政，就要長期應對這種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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