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演變
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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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單一 商周時期的政治制度
1.宗法制
(1)特點：以血緣為紐帶，“嫡長子繼承制”為核心，等級森嚴。
(2)目的：鞏固分封制形成的統治秩序，保證王權的穩定。
(3)內容：按照血緣親疏、遠近確立起嚴格的大小宗體系及土地、財產分配制度。
(4)作用：強化了王權，保障了貴族特權;強調血緣關系，有利于統治集團內部的團結和穩定，形成“家國一體”的政治結構。
2.分封制
(1)目的：鞏固奴隸主貴族的統治。
(2)對象：王族、功臣及先代帝王的后代。
(3)內容：主要是分封土地和人口。
(4)作用：確立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邊遠地區得到開發，疆域得到擴大。
(5)瓦解：春秋時期，分封制逐步走向瓦解;戰國時各國推行郡縣制;秦統一后，廢除了分封制。
清單二 君主專制的逐步強化
1.皇帝制度：
秦始皇創立，具有皇帝獨尊、皇位世襲、皇權至上的突出特征。
2.中央官制的演變
(1)秦：實行三公九卿制。丞相、御史大夫、太尉分掌行政、監察、軍事，集權于皇帝。
(2)西漢：實行內外朝制度，改變了丞相位高權重的局面。
(3)唐：完善三省六部制。中書省、門下省和尚書省分別負責政令的起草、審議和執行，三省長官皆是宰相，分割相權。
(4)宋：中書門下是最高行政機構;增設參知政事、樞密院、三司使，分割宰相的行政權、軍權和財權。
(5)明：明太祖廢除丞相，權分六部;明成祖設立內閣，皇權專制加強。
(6)清：雍正年間，設軍機處，君主專制制度發展到頂峰。
清單三 中央集權的演進
1.秦朝：實行郡縣制，郡守、縣令由皇帝直接任命，地方行政制度的劃時代變革。
2.西漢：漢初實行郡國制;漢武帝設刺史，頒布“推恩令”解決王國問題。
3.宋朝：軍事上，剝奪節度使權力，軍權收歸中央;行政上，派文臣做地方官，設通判監督;財政上，派轉運使管理財政。
4.元朝：設立行省，實行行省制度，鞏固了國家統一。
清單四 古代中國的選官制度與監察制度
1.選官制度的演變
2.古代監察制度的變化
(1)秦朝：中央設御史大夫，監察百官，歷朝沿用，但地方監察制有一些變化。
(2)西漢：漢武帝設刺史，監察諸侯王以及地方高官。
(3)北宋：設通判，負責監督知州。
(4)明朝：地方設提刑按察使司，管理地方監察、司法。
歷史百科閱讀：中國古代政治地理思想
中國從夏代起，迄今有4000多年歷史，政治經濟高度發展，科學文化燦爛輝煌。春秋戰國時代諸多的政治家、思想家、地理家，對人類社會的政治軍事活動與地理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有所認識和見解。春秋初期政治家管仲(?—前645年)一書中提出：“地者，政之本也”。說明地理環境是政治活動的基本因素。公元前5世紀前后大軍事家孫武所編撰的《孫子兵法》，是一部研究戰爭問題的名著。“戰爭本身就是政治性質的行動”。孫子指出戰爭是國家的大事。如何研究政治性質的行動之戰爭勝負，要通過政治、天時、地理、將領和法制等五個基本要素。這里強調了戰爭與政治、戰爭與地理之關系。因此，《孫子兵法》略有政治(含軍事)地理學之端倪。戰國時思想家孟子(約前372—前289年)認為“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的論斷，強調了諸侯治國必須重視地理環境，同時這是世界上最早提出國家組成的三要素。
戰國時代(前475—前221年)，是中國政治地理思想發展，有其特殊的重要地位的時期。戰國初期，中華遼闊疆域并存有七個諸侯大國，即秦、魏、韓、趙、楚、齊、燕。群雄爭霸、兼并戰爭為主體的政治、外交斗爭非常激烈。當時的思想家、政治家為維護諸侯國各自的利益，在圍繞如何爭霸取勝，立國治國方面重視地理環境的研究分析，而提出相同乃至相反的“合縱、連橫”，“遠交近攻”等著名的政治地理觀。
(1)蘇秦、張儀的合縱、連橫政治地理觀。合縱、連橫是從七國地理分布的空間位置關系而提出的政治地理思想。“合縱”是指楚、韓、魏、趙、齊、燕等六國南北縱列分布，以其全部或部分聯合抗秦、攻秦，稱之合而為縱。“連橫”是指秦、韓、魏、齊等國東西橫向分布，以秦國聯合東方各國中某國，攻其他諸侯國，稱之連而為橫。另有一說是：合眾弱而攻一強之意為合縱，指事一強以攻眾弱之意為連橫。
謀士蘇秦始為秦王提出“連橫”政治主張，說道：“大王的國家，西面有巴、蜀和漢中的豐富資源，北面有胡地產的狐貉和代地產的馬匹戰備品，南面有巫山峽谷和黔中險要地勢，東有崤山和函谷關這些易守難攻的地形。田地肥美，百姓富足，四馬拉的戰車一萬輛，驍勇善戰的將士有百萬之眾，肥沃的田野上千里，積蓄豐饒。這種地勢難以進攻，便于防守。這就是所說的天府之地、天下稱雄的國家。以大王的賢明，人民的眾多，再加上兵車馬隊的使用，兵法的教練，足可以兼并諸侯，吞食天下，稱帝治國。”(《孟慶祥.戰國策譯注》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6.68～69)。蘇秦從秦國的戰略位置價值與地理環境(包括自然環境、經濟環境、人文環境)優越的分析，指出秦國爭霸稱雄，立國治國是非常有利的，即具備了客觀條件。可惜他的主張——連橫地理政治觀，未被秦惠王采用。
后來，蘇秦轉而為趙國合縱之事勸說韓王，指出“韓國北面有鞏地、洛地、成皋那樣堅固的邊城，西面有宜陽、常阪那樣險要的關塞，東面有宛地、穰地、洧水，南面有陘山。土地有千里見方，披鎧帶甲的士兵數十萬……靠著韓軍的堅強有力和大王的英明賢良，卻想到西面去侍奉秦國……被天下人恥笑沒有比這更過的了。”(戰國策譯注.602～604)。蘇秦的意思很明白，韓國的位置不差，地理環境尚可以，應該與趙國合縱去攻秦。此時另一謀士張儀，為秦連橫對韓王說：“韓國處于險惡之地，百姓居住山野，所出產的各種糧食，不是麥子就是豆子;人民所食大部分是豆作的飯和豆葉作的菜羹;如果有一年收成不好，人民就連酒糟和糠都吃不飽。土地不到九百里見方，所積蓄的糧食不夠兩年用的。估計大王的士兵總共不過三十萬。”(戰國策譯注.606～607)。張儀從韓國地理環境欠佳，地狹民貧，非秦國之對手，而且全然不顧韓國居于中原地區中心樞紐的戰略價值，勸說韓王，先去事奉秦國就可以安定，否則就要危險。使韓王氣餒而事秦，愿做秦國一方郡縣，自稱東方藩臣。
還有，蘇秦為趙國合縱之事，游說魏王。他說：“大王的土地，南邊有鴻溝、陳、汝南……東有淮水、穎水……西有長城邊界……北有河外……土地縱橫千里。地方的名聲雖然不大，然而都有房屋田舍，只是少有放牧牛馬的地方。居民眾多，車馬不少，日夜川流不休止，和三軍那么多士兵沒有什么兩樣”。這就是說魏國雖地小人貧，但位置良好，可以立國。因而蘇秦對魏王說，六國合縱結親，專心合力，就一定不會遇到強秦侵擾。(戰國策譯注.540～541)。張儀卻偏說魏國的位置極差，根本不能立國。他為秦國連橫之事去游說魏王道：“魏國土地縱橫不到一千里，士兵不超三十萬人。四處土地平曠，四方諸侯都能通過……更沒有高山深川的阻擋。……魏國的地勢，原來就是適合作戰的地方。如果魏國幫助楚國而不幫助齊國，齊國就要攻打你們東面;到東面去幫助齊國而不幫助趙國，趙國就會攻打你們北面;不和韓國聯合，那么韓國就會攻打你們西面;不和楚國親善，那么楚國就會攻打你們南面。這就是所說的四分五裂的道路。”(戰國策譯注.543～544)。怎么辦?張儀說魏王，不如去事奉秦國，只要去事秦國，那么韓、楚就一定不敢妄動;沒有楚、韓的侵擾，大王就可高枕無憂了，國家必定再不會有憂慮了。事實上張儀的話是為秦國服務的，魏未事秦，仍然保持相當長時間的獨立。
從上所述，連橫也好，合縱也好，這些謀士為其統治者出謀獻策，對同一國家的地理位置與地理環境之優劣，竟然可以作出相反的評估，只是因其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之需要。可見地理環境僅是政治行為決策的因素之一，還需考慮政治、經濟、軍事諸條件，方能得出正確的結論。但是，古代思想家、政治家重視地理環境與政治活動之間的相互制約、影響的關系的觀點，是值得研究的。
(2)范雎遠交近攻政治地理觀。遠交近攻，從政治地理角度看，遠近乃是所述的距離概念和位置關系。一般是指雙方毗連或鄰近者為近鄰;反之，為遠邦。從軍事戰略角度看，近攻是指對鄰近的弱國發動進攻;遠交是指對距離遠隔于我又與近攻對象相鄰之國，用一切手段(如威脅、利誘)使之不支持被近攻之國，而使近攻易于奏效。遠交近攻具有明顯地理色彩的政治地理思想。
謀士張儀根據當時七個諸侯國的地理分布(秦國為基點，與其六國之距離關系看：中原的韓、魏是秦之近鄰，并在秦東進必經的主要戰略方向上，與齊、燕相距甚遠，趙、楚與秦之間有山川相隔)與政治軍事形勢，向秦昭王說：“大王之國，北面有甘泉和谷口，南面橫著涇水和渭水，右面有隴山和蜀地，左面有函谷關和崤山，兵車千輛，精兵百萬。以秦兵的勇悍，車馬的眾多，去對抗諸侯……秦國的霸業肯定會成功。如今反要閉關自守竟不敢出兵攻打崤山以東諸侯……大王的計劃有失當之處”。范雎繼續說：“大王越過韓、魏去攻打強大的齊國，這個計劃不當。少量出兵不能損傷齊國;大量出兵反倒害了自己”。應該以武力使韓、魏親附于秦，進而威服楚、趙以及齊、燕，然后再滅韓、魏，就是要“結交遠方諸侯攻打鄰近國家，這樣得到一寸土地就成為大王的一寸土地，得到一尺土地就成為大王的一尺土地。如今舍近攻遠，不是錯了嗎?”(戰國策譯注.149～150)，后來，秦國采納范雎的“遠交近攻”戰略。它為進攻地處諸侯國中間屬天下樞紐的韓、魏兩國，把齊、趙、燕三國列入遠交對象。首先運用遠交手段拉住他們，不使積極參與諸侯的合縱抗秦的活動;然后在韓、魏、楚、趙之間采取打拉結合策略，時而和楚以攻韓、魏，時而和韓、魏以攻楚，時而助韓以攻魏、趙，分化瓦解，逐個削弱，最后被各個殲滅，統一中國。這種從政治地理環境的利弊，及其從國家政治軍事斗爭的關系出發所提出的“遠交近攻”地理政治觀，在古代戰爭史上及政治活動中廣為運用，顯示出其重要價值。
(3)諸葛亮三分天下政治地理觀。東漢末年，從公元190年起，形成了魏、吳、蜀三國長達90年的鼎立時期。當曹操統一北方，孫策和孫權開拓江東之際，劉備意在恢復漢王朝，“三顧茅廬”，向瑯琊陽都人諸葛亮登門求教。這位歷史上有名的上知天文、中察人事、下識地理的戰略家諸葛亮，居住在襄陽城西的隆中。他向劉備闡述了東漢末年天下形勢和立國大計，即著名的《隆中對》(三國志·魏書.912～913)。寥寥數十句，不到400字，精深透辟，高瞻遠矚地分析了當時的政治、經濟、社會、軍事和地理各方面的情況，綱領性地提出了一整套統一全國的政治地理主張。一是先奪荊州。因荊州“北據漢河，利盡南海，東達吳會，西通巴蜀”，跨長江中游，為南北交通的沖要之地。擬作將來出兵宛洛，建國立業的前進基地。二是西取益州。該州地勢險要，土地肥沃，物產豐富，人口較多，據此建立可靠的根據地。既可避免曹孫兩面夾擊的威脅，又能掌握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的主動權。同時，在此對內革新政治、養精蓄銳，經略天府之國，鞏固政權。三是與西南的夷越少數民族保持友好，采取安撫政策，解除后顧之憂，達到鞏固戰略后方之目的。四是東聯孫吳。孫權割據江東已歷三代，況且地勢險要，百姓歸附，有才能的人為他效命，不可去圖謀他，而要與之聯盟。五是北拒曹操。因為當時漢王朝的政權已落入曹操掌握之中，他兵多將勇，國力強，又挾天子以令諸侯，企圖以他統一全國。劉備在政治上樹起鮮明旗幟，以爭取人心，振興漢室作號召。根據諸葛亮的戰略意圖，先后與孫權結盟，聯合抗擊曹操于赤壁，借得荊州，接著開拓益州，并占據漢中要地，形成了魏、吳、蜀三國鼎立的局面。
在長達數十年的三國時期，展開了激烈的政治、軍事、外交諸方面的爭斗。按當時實力看，曹魏勢力最強，擁有東漢13個州中的9個州，兵力常保持在30萬左右，最多時近50萬人。孫吳占3州，次弱，兵力約20萬人。蜀漢僅有益州一席之地，實為最弱，兵力約10萬人。一般而言，在三角斗爭中的策略運用，只有兩弱聯盟共抗一強，方能形成均勢局面;如果兩弱各自為計，結果往往是兩弱俱傷。諸葛亮在《隆中對》預知天下三分的闡述中，就著重分析區域政治地理因素對國家之間政治行為與軍事斗爭的影響作用。并指出在三角關系中如何確保自己，分清敵友的決策。始終把魏作為主要對手而勢不兩立;吳、蜀兩國唇齒相依，把東吳視為友邦，因而結盟和好，共抗曹操。但后來，劉備、孫權為了爭奪荊州的局部利益，破壞了蜀吳聯盟，轉而互為仇敵。此時，曹操在三角斗爭中，縱橫捭闔，略高一籌，觀吳蜀相爭，待之削弱，坐收漁利，最后由繼起的司馬家族各個殲滅吳、蜀，建立了統一的晉朝。諸葛亮在《隆中對》中依據東漢末年的政治軍事形勢和地理環境，所提出的建立根據地，然后奪取全國政權，以及三國鼎立時的三角斗爭中策略運用原則的政治地理觀，是頗有見地的，一直為后人所推崇。
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特點
1、兩漢時期中央政治制度的特點：漢承秦制 “中朝”和“外朝”
2、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央政治制度的特點： 逐步形成三省六部制
3、我國古代三省六部制的完善是在：隋唐時期
4、宋朝的政治制度特點：不斷削弱和分割宰相的職權，進一步加強皇權。
5、宋朝的“二府”：中書門下是最高行政機構;樞密院是最高軍政機構。
參知政事——副相，分割宰相行政權
三司使——管理財政，分割宰相的財權
6、元朝的中央政治制度的特點：綜合漢蒙政治制度，加強皇權有新發展
中書省——最高行政機構
樞密院——最高軍事機關
元朝時統領宗教事務和管轄西藏地區的機構是：宣政院;
7、中國省制的開端是：元朝時的行省制度;
元朝行省制度的創立是地方行政制度重大變革。
郡縣制(秦朝)——郡國并行制與州郡縣三級制(漢)——州縣兩級制(隋——宋)——行省制度
8、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主要特點：
(1)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不斷加強是它的發展軌跡。
(2)在中央政權中，相權不斷削弱，君權不斷加強。在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中，中央嚴格控制地方政權，不允許有獨立的行政體系存在。
(3)地方官吏必須服從上級，地方服從中央，最后聽命于中央。
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影響
統一潮流的出現是由諸多因素造成的，其中我國古代政治制度的影響也是主要因素之一，下面我就古代中國政治制度對統一潮流的影響做一簡要敘述。
一、總述
中國古代政治制度最大的特點就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的出現與強化，即權力首先從地方不斷集中于中央，然后，再由中央不斷集中于君主一人之手，這種集權制度在中國奴隸社會時期初現端倪，但正式形成則在秦朝，秦朝以后各個封建王朝繼續不斷地強化這種制度。這種制度的出現與不斷強化對我國古代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些影響有積極的也有消極的，其中，我認為對我國古代社會最大的積極影響就是使我國出現并不斷加強了大一統的趨勢。大一統趨勢的出現與不斷強化客觀上為中華民族文明的傳承與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使古代中國成為四大文明古國中唯一文明沒有中斷，綿延五千年的國家。古代中國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對古中國的大一統潮流的影響主要表現在政治、經濟、思想與軍事四個方面：首先在政治上，國家通過不斷分化地方權力，將地方權力收歸中央來加強中央對地方在政治上的管理，從而在政治上出現并強化大一統的趨勢;其次在經濟上，國家通過將地方上的鑄幣權、鹽鐵經營權、財政權等權力收歸中央來加強中央對地方在經濟上的管理，從而在經濟上出現并強化大一統的趨勢;在思想文化上國家通過統一與控制人民的思想，加強對人民大一統思想的教育來實現在政治上出現并強化大一統的趨勢;最后在軍事上，國家通過對周邊少數民族的戰爭與設置專門機構和堅決抵御對外來侵略者的戰爭來加強對少數民族地區的管理，維護祖國的統一，從而在軍事上出現并強化大一統的趨勢。總之而言，國家通過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與軍事等方面采取有效的措施來強化中央和君主的權力，維護國家的統一，從而使古代中國實現并強化了大一統的趨勢。
二、在政治上的表現
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在政治上主要表現在，國家通過不斷分化地方權力，將地方權力收歸中央來加強中央對地方在政治上的管理，從而在政治上實現并強化大一統的趨勢。
秦朝，秦始皇在滅六國完成統一后，在地方上廢除了西周的分封制而實行郡縣制，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
漢朝初期由于郡國并行制的實行導致地方封國力量日益強大，最終釀成“七國之亂”，所以漢武帝上臺后接受大臣主父偃的建議頒布“推恩令”來削弱地方封國的勢力。
在宋朝初期，宋太祖趙匡胤通過“杯酒釋兵權”將地方上的兵權、行政權和財政權統統收歸中央，并派文官到地方擔任地方長官和設立通判監督牽制其行為，來削弱地方實力，加強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從而維護國家統一。
在元朝初期，為了加強對地方的有效管理，在地方上實行行省制度。元朝在全國共設十個行省，行省下設路、府、州、縣。
在明朝初期，為了加強中央對地方的管理，在地方上設三司。洪武九年(1376年)明朝宣布改革行省體制，在地方上改設三司，即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揮使司，分別執掌地方的行政、司法和軍事。三司之間職責明確、權力分散、相互牽制，實現了中央對地方的直接控制，有利于維護多民族國家的統一。
三、在經濟上的表現
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在經濟上主要表現在，國家通過將地方上的鑄幣權、鹽鐵經營權、財政權等權力收歸中央，國家壟斷有利行業，實行專營專賣政策等措施，來加強中央對地方經濟的管理，從而在經濟上實現并強化大一統的趨勢。
秦朝，秦始皇完成統一后，為了加快各地經濟交流的步伐，秦始皇統一了貨幣為半兩錢，統一了各國的度量衡，從而加速了各地經濟的交流與發展。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始皇統一六國后“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又據《漢書·食貨志》 “秦兼天下，幣為二等：黃金以溢為名，上幣;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
漢武帝時期，國家將地方上的鑄幣權、鹽鐵經營權等收歸中央，加強了國家對地方在經濟上的管理。《漢書·食貨志》中記載道，漢武帝“罷半兩錢，行五銖錢。”后來，漢武帝又令“于是悉禁郡國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漢書·食貨志下》)”
宋朝時期，國家將地方上的財政權收歸中央，宋太宗趙匡義在地方各路設轉運使，將地方的財賦征集到中央，全國財力集中于中央，大大加強了國家對地方經濟的管理。此外，宋朝還通過加強對暴利行業——鹽茶酒等業的管理、設立榷場、加征商稅等方式來增加國家財政收入，實現經濟上的統一。
明清時期，國家通過對某些利潤豐厚的商品(如瓷器、茶葉、絲綢等)實行專賣政策、加征商稅等方式，進一步加強國家對全國經濟的管理，實現經濟上的統一。
四、在思想文化上的表現
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在思想文化上主要表現在，國家通過統一老百姓的思想、控制老百姓的思想、加強對老百姓大一統思想的教化，從而在思想文化上實現與強化大一統的趨勢。
秦朝，秦始皇完成統一后，在思想文化上通過“焚書坑儒”與統一文字來加強對人們思想的控制與促進思想文化的交流與發展。據《史記·秦始皇本紀》中記載，“(李斯)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又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始皇令“車同軌，書同文字”，將其它全國的文字統一為一種樣式——小篆。
漢武帝時期，武帝接受大思想家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并興辦太學，大力發展儒家思想與儒學教育來統一人們的思想，灌輸大一統的思想。”
隋唐時期，統治階級通過在思想文化上海納百川，融會貫通及大興科舉制度來發展思想文化與教育事業，通過思想文化的多元化發展以及選拔人才的開放性發展來推動統一國家的繁榮與發展，大一統思想得到進一步的豐富與發展。
明清時期，統治階級通過“八股取士”和大興文字獄來加強對人們思想上的控制，使人們的思想受到嚴重的禁錮與束縛，以達到思想上的統一。
五、在軍事上的表現
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在軍事上主要表現在，國家通過對周邊少數民族的戰爭與設置專門機構加強對少數民族地區的管理和堅決抵御對外來侵略者的戰爭，來維護國家的統一，從而在軍事上實現并強化大一統的趨勢。
秦朝，在軍事上秦始皇，一方面，通過修建萬里長城和派大將蒙恬北擊匈奴，據《史記·秦始皇本紀》援引賈誼《過秦論》記載“(秦始皇)乃使蒙恬北筑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余里，湖人不敢南下而牧馬”，來鞏固國家的統一;另一方面，通過加強嶺南少數民族地區的管理，據《史記·秦始皇本紀》援引賈誼《過秦論》記載“(秦始皇)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頸，委命下吏”，來鞏固國家的統一，秦朝的大一統趨勢得以鞏固與發展。
西漢時期，漢景帝通過平定“七國之亂”，漢武帝通過派衛青與霍去病兩次出擊匈奴，嚴重削弱了匈奴實力，鞏固了大一統的趨勢。東漢時期，漢明帝派竇固等人、漢和帝派竇憲等人，北擊匈奴，徹底消弭匈奴的禍患，維護了國家的統一。
元朝時期，統治階級通過在周邊少數民族地區設置宣慰司和在西藏地區設置宣政院來加強對周邊少數民族地區的管理，使元朝這個由少數民族建立的疆域遼闊的中央王朝的大一統趨勢得到進一步鞏固與發展。
明清時期，統治階級通過，一方面對內加強對少數民族地區的統治與管理，另一方面對外堅決打擊一切侵略勢力，來進一步鞏固與發展大一統趨勢。
綜上所述，在古代中國歷史的發展長河中，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固然在封建社會后期弊端日益顯露，嚴重的阻礙了中國社會的進步與發展，但是，任何一種制度的作用都具有兩面性，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亦然，其在古代中國在維護祖國統一方面的功績是不可磨滅的，這一政治制度的確立與發展使古代中國實現并強化大一統的趨勢，從而使五千年中華文明能夠綿延不斷，經久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