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國防部長遲浩田給中央的一封信
遲浩田，中國共產黨黨員，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部長。下面是學習啦小編跟大家分享的遲浩田給中央的信，歡迎大家來閱讀學習。
遲浩田給中央的一封信
同志們：
寫下這個題目的心情很沉重，因為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屢次遭到外部勢力的打擊和直接侵略而中斷，最典型的就是1927-37年的所謂“黃金十年”，所謂黃金十年以現代的眼光看一點也不黃金，這中間有1931 年的9.18東北的淪陷，有冀東偽政權的成立，但相對來說，1927-37 年中國經濟發展速度較快，基礎設施建設有相當進展，軍隊建設也有起色，中國有了一點希望。
但這是日本所不能容忍的，侵吞了東三省還不滿足，便迫不急待的發動了全面的侵華戰爭，中國被迫以焦土抗戰政策苦撐8年，中國雖然慘勝，但失去了外蒙，元氣大傷，財產損失在6 000億美元以上，經過8年戰火的摧殘，本以貧弱的中國更加一窮二白，可以說日本的侵略特別是全面侵華戰爭大大延緩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
不允許中國發展，阻礙中國現代化進程一直是列強特別是日本始終不變的國策，我們對此應該有著最痛切的歷史教訓。國與國之間有合作，但更本質的是競爭、沖突和沖突的極端形式-戰爭。
合作是暫的、有條件的，競爭和沖突是絕對的，是歷史的主軸，因此，所謂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主題的說法是完全錯誤的(最多也只能做為權宜之計)，這種說法既沒有什么經得起推敲的理論依據，更不符合事實和歷史經驗。
不要說中日兩國這樣的地理上、歷史上的死對頭，即使是60年代的中蘇分裂也足以說明任何國家都以追求國家利益為唯一的行動準則 ，而沒有給道德留下任何空間。當年中蘇有著共同的意識形態，面對共同的敵人，而且中國低下的科技水平使中國不可能對蘇聯形成威脅中蘇還是分裂了，并進而走向了尖銳的對抗。
個中緣由頭緒很多，但一個根本的原因是蘇聯不愿看到一個日益發展、日益強大的中國和它比肩而立,哪怕僅僅有這種趨勢還遠未成為現實也不行。 如果有著共同意識形態，共同敵人，一強一弱的中蘇都可以分裂，那么所謂和平與發展是當代試題的咒語主導下的中國政略、戰略及外交的虛幻性、脆弱性、危險性就十分的明顯了。
之所以說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主題說法是完全錯誤的，一廂情愿，起著什么作用的有害的學說，原因如下：
一、列強打擊中國現代化進程是其一貫的國策
從中國近代歷史經驗、教訓，和中華人民共和國50年來的歷史經驗與教訓，可以得出這樣一條歷史規律∶列強打擊(包括用全面戰爭手段)中國現代化進程是其一貫的國策。在過去的160年是這樣，在今後的160年仍然是這樣。
其二，發展就意味著危險和威脅，沒有“戰爭權”就沒有發展權。發展就意味著危險、威脅，這是世界歷史的通則。只有在中國歷史上才有特例，如大漢王朝在當時的地理極限內打敗所有對手之後，就可以“關起門”發展了，并進而產生了“天下主義”。
因為不論從人口、軍事、經濟、文化任何一方而衡量，沒有任何族群和大漢族比肩甚至看不到任何族群有這種比肩的潛質。在戰國時代，一國的發展就意味著對另一國的威脅，這才是世界歷史上的通則，也是西方外交的核心和基石。西方外交的鼻祖是法國的紅衣主教黎塞留，正是他第一個在外交領域走出了中世紀的“蒙味”，開創了現代外交? 拋棄任何道德與宗教的束縛，一切以國家利益為軸心旋轉。
他制定的外交政策使法國受惠200余年，主宰歐洲，而他策劃的30年戰爭則使德國生靈圖炭，分裂為諸邦小國，永遠處于動蕩之中，直到卑斯麥統一德國。而德國統一進程表明，沒有卑斯麥的“戰爭權”，就沒有國家的統一，更沒有發展權。
二、軍刀下的現代化，中國唯一的選擇
中國威脅論是完全正確的，這正是典型的西方思維。“我關起門來發展自己的經濟，招誰惹誰了?”這種中國式的思維方式不僅是愚蠢的，也是不能和“國際接軌的”。在戰國時代，在國家利益這一殘忍的領域，容不得任何溫情，誰要看抱著一絲一毫的幻想，誰就會遭到大歷史殘酷的懲罰，中國的發展對日本等當然是威脅，中國自己可以不這么看，但中國幾乎不可能改變日本等列強這種已經和“國際接軌”的，根深蒂固的思維。
所以我們的思維基點應該是也必須是∶中國的發展就是對日本等的威脅。按“理”說，每個國家，民族都有生存權，發展權，比如中國經濟發展了，就要進口石油，為了保護生態，中國封山育林，就要進口木材等原材料，這是再自然不過，再有“理”不過的事情了，但列強有列強的“理”，象中國這樣的大塊頭，要是2010年石油采購達到1億噸，2020年采購達到2億噸，列強會容忍嗎?
爭奪基礎性生存資源(包括土地、海洋)是歷史上絕大多數戰爭的根源，在這個信息化時代會有變化，但不會有本質的變化。發達、先進、文明如以色列，不是為了屁大的地方(包括爭奪水源)和阿、巴打了50年，還在一天不停的打嗎?
為了爭取再正當不過的發展權(除非中國人永遠安于貧困、連發展僅也放棄)，中國就要準備戰爭，這不是由我們決定的，更不是由我們中的一些善良人士的善良愿望決定的，事實上這是由“國際慣例”和列強決定的。中國20年來的和平與發展政策已經走到了盡頭，國際環境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即列強已經準備再一次打斷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國要發展，要維護自己的發展權，就要準備戰爭，只有準備打仗才能蠃得發展有空間和時間。 20年來和平牧歌式的發展已經終曲，下一個上演的節目是也只能是∶軍刀下的現代化。
三、(大)外交決定內政
即使中國目前最鷹的鷹派也不一定主張現在就打仗，雖然我們有足夠的充足理由，比如國家統一之戰，比如維護南海權益的目的。就是為了發展權，珍惜中國160年來少有，因而極為珍貴的發展權，但是，當這種發展權也日益受到威脅的時候，也就是我們必須拿起武器，捍衛中國人發展權的時候。
內政決定外交，這沒錯，但不要忘記在這個戰國時代，(大)外交也決定內政。這不僅是理論上的表述，更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經驗的表述，70年代中國的國防支出超過了科、教、文、衛支出的總和(因而人民生活比較貧困)。我當然不希望今天中國的軍事支出超過科、教、文、衛支出的總和，事實上，中國最需要投資的是教育。
但列強允許嗎?難道***就不想把更多的錢投到科、教、文、衛上嗎?有人說，根據所謂蘇聯解密文件，證明60、70年代蘇聯并沒有全面入侵中國的計劃，即使這些解密文件是正確的，也不能說明“歷史的真實”，棋局都是互動的，沒有在***的領導下的中國做了最充分的精神和物質準備，極大的增加了蘇聯全面侵華的風險和成本，歷史也完全向另一個方向轉折，軟弱者只會招引侵略，從這一角度講，***才是真正的和平捍衛者。
四、求善得惡，中國未來10年能和平嗎
打斷中國現代化進程，剝奪中國人的發展權，列強有許多牌可打，最明顯的三張牌是“三島”，其中又以臺灣牌最有效。臺海之戰何時爆發，決定權既不在我們手里，也不在臺獨分子手中，而是在美日手中。
如果爆發臺海之戰，那就不僅僅是統一之戰，更深層的是美日決心剝奪中國人的發展權，再一次打斷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正如歷史上的甲午之戰，日本全面侵華，不僅僅是割地賠款，更為本質的是日本打斷中國現代化進程，剝奪中國人的發展權一樣。
因此，我們必須以戰略決戰高度看待臺海戰爭。而以我們現在的武力水平，對美日而言還談不上戰略決戰，特別是對美國更夠不上戰略決戰，因為中國只有不多的洲際導彈，而且美國已經鐵了心要發展NMD。
要阻止延緩臺海之戰爆發的時間，首先就必須把臺海之戰上升到“對稱的戰略決戰”的水準，既魚死網破的程序，如果我們不能蠃得臺海之戰，後果將比甲午戰敗還慘。因此，不戰則已，戰則要全面毀滅日本，把美國打成殘廢，這只有核戰才能勝任。
求善得惡，這是我們目前政策的最終結局，求惡得善，只有擁有全面摧滅日本，把美國打成殘廢的能力才能蠃得和平，否則臺灣問題拖不過10年，10內必有大戰!
五、霸權是大國存在的本質特征
什么是大國?有霸權就是大國，沒有霸權就是任人宰割，命運(包括發展權)被別人操控的木偶。霸權在這個戰國時代是客觀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問題只是你意識到沒有，是主動追求，還是被動*近，中國的一切問題，包括三島問題，戰略產業發展問題，國內各階層利益調整問題最終都是為中華民族爭奪霸權的問題.
要爭霸權就不能內斗不已，內部要安定團結，英國由于海外殖民的巨大利益，早早地實現了“工人階級貴族化”，日本從中國撮取的巨額賠償和市場不僅有利于上層，也使日本下層獲得巨大利益。
時代不同了，國情也不一樣，但實質沒有變，我們不僅要以霸權的視角看待軍事、外交問題，更要以霸權的視角看待內部的階層，階級利益的調整問題。只靠壓榨剝削本國下層的上層精英階級，在這處戰國時代是不能代表民族利益的，它們是腐朽的，沒落的，沒出息的，應該被限制，被消滅的。
成熟的，智慧的上層才能代表民族利益即對內實行“讓步政策”，領導下層共同獲取海外利益，(這個問題比較復雜，以後再詳談，中國是有巨大的海外利益的，只是我們還沒有積極主動的去開發)。
中國外交十段霸氣硬話
一
60代初，由于大陸經濟困難，美國覺得有機可乘，積極支持蔣介石準備反攻大陸。當時中美正在波蘭秘密接觸，周指示我方代表警告美國：“如果臺灣膽敢反攻大陸，反攻大陸之時，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臺灣之日!”美方立刻表示不支持臺灣反攻大陸。
二
1960年4月下旬，周~恩~來與印度談判中印邊界問題，印方提出一個挑釁性問題：“西~藏自古就是中國的領土嗎?”周~恩~來說：“西~藏自古就是中國的領土，遠的不說，至少在元代，它已經是中國的領土。”對方說：“時間太短了。”
周~恩~來說：“中國的元代離現在已有700來年的歷史，如果700來年都被認為是時間短的話，那么，美國到現在只有100多年的歷史，是不是美國不能成為一個國家呢?這顯然是荒謬的。”印方代表啞口無言。
三
1982年9月，在西方素有“鐵娘子”之稱的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訪問北京，與小平同志就香港主權進行談判。小平同志斬釘截鐵地說：“如果到1997年還收不回香港，那就意味著中國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國領導人是李鴻章!”面對撒切爾夫人要以非和平方式保留香港治權的威脅，小平同志不緊不慢地說了一句話：“中國人窮是窮一點，但打起仗來是不怕死的。”
四
1987年，菲律賓總統訪華，談到南沙問題時說：“至少在地理上，那些島嶼離菲律賓更近。”小平同志說：“在地理上，菲律賓離中國也很近。”
五
1989年7月，小平同志提及釣魚島問題時說：“尖閣列島，我們叫釣魚島，這個名字我們叫法不同，雙方有著不同的看法，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時，我們雙方約定不涉及這一問題。這次談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時候，雙方也約定不涉及這一問題。
倒是有些人想在這個問題上挑一些刺，來障礙中日關系的發展。我們認為兩國政府把這個問題避開是比較明智的，這樣的問題放一下不要緊，等十年也沒有關系。我們這一代缺少智慧，談這個問題達不成一致意見，下一代比我們聰明，一定會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辦法。”
六
2006年3月14日10時，會見中外記者時，針對美國全國廣播公司記者提到在美國以及其它地方，大家對中國在因特網方面進行的內容審查都頗有微辭時說：我想先引用兩句話，一句是蕭伯納說的，“自由意味著責任”，一句是你們美國的老報人斯特朗斯基說的，“要講的話，不要關在屋子里只讀亞里士多德，要多坐地鐵和公共汽車”。
七
1965年9月29日，陳毅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記者招待會。當時有不少外國記者，所提的一些問題也頗尖銳，這次會上，陳毅的外交部長風度發揮得淋漓盡致。
八
關于國共合作，陳毅說，“歡迎臺灣任何個人和集團回到祖國懷抱，參加國共合作，條件只有一個，就是擺脫美帝的控制，忠實于自己的祖國。”
關于中國發展核武器。陳毅說，“中國并不是根據有沒有原子彈來決定外交政策，中國制造原子彈是為了消滅原子彈，是為了自衛，中國保證任何時候不首先使用原子彈。”
九
關于反對美國侵略政策，陳毅說，“如果美帝決心把侵略戰爭強加給我們，那就歡迎他們早點來，歡迎它明天就來，我們將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打敗它!”
十
陳毅的外交智慧令人驚嘆、折服。據《陳毅年譜》，1959年10月2日，陳毅智駁赫魯曉夫曾是當年中國人引以為自豪的事情。當時，時為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尼·謝·赫魯曉夫，來北京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10周年活動。蘇聯老大哥的老大來了，自然要好好接待。專門與赫魯曉夫舉行了會談。作為外交部長，陳毅自然少不了。
在會談中，赫魯曉夫不時指責中國大陸1958年炮擊金門是“冒險”的行為，是“好戰”的表現，是對“對亞洲和平不負責任”。
陪在一邊的陳毅坐不住了，忍不住進行了反駁。赫魯曉夫招架不住，急不擇言地說：“好，我知道你是個元帥，我是個中將，軍事上我得聽你元帥的，但現在在黨內我是第一書記，你只是政治局委員，你應當聽我的。”
遲浩田個人簡介
遲浩田 ——屢建戰功的三軍名將!遲浩田出生于山東招遠一農家，1944年自告奮勇參加了家鄉的游擊隊，時年僅十五歲。自此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他出膠東，入濟南，跨越淮南，橫渡長江，先后親歷孟良崮、濟南戰役、淮海戰役以及進駐南京、攻克上海等大的戰役。共計大小戰斗百余次，前后五次負傷，九次立功受獎，曾被評為“華東三級人民英雄”，其所屬團和連隊分別被評為“英雄團”、“濟南英雄連隊”。1950年十月分奔赴朝鮮，參加抗美援朝戰爭，一直到1952年夏回國駐守南京軍區。正因為戰功顯赫，他在仕途上可謂平步青云，所以到1988年，理所當然成為了“”以后首批被授予上將軍銜的少數幾個軍隊少壯派之一。
1.成長環境
1929年遲浩田出生在山東招遠的一個窮困小山村，家中人多物薄;兄弟姊妹十一人，但其中有四人夭折。但就是這樣的一個家庭環境，在遲浩田七歲那年，母親竟下定決心，堅持將他送去學堂念書。母親希望自己的兒子多學點文化，長大了去當老師。可是好景不長，1941年，日軍進攻到了山東地區，對遲浩田的家鄉進行“大掃蕩”，燒殺搶掠[1]。在經歷此事之后，母親痛下決心，將自己的第三個兒子遲浩田也送去參軍。
2.人生起點
就這樣，1944年遲浩田離開了家，招遠縣齊山區中隊做文書，1945年7月正式進入八路軍正規軍部隊，在招遠縣獨立營做通信員、班長。因為從小喜歡寫寫畫畫，自身又吃苦耐勞;很快的部隊領導就對遲浩田印象都不錯，并推薦他到膠東軍區抗大分校教導二團學習。到達后，遲浩田被編入三支隊教二團二大隊九連，成了一名真正的“學兵”。在學習過程中，遲浩田被連隊選為機槍手;經過兩個月的訓練后，隨即被派赴抗日前線;在膠東軍區五旅十三團，即后來的“濟南第一團”，任三營八連的文書。由此，遲浩田開始了自己半個多世紀的軍旅生涯。
3.人生歷練
遲浩田參軍是從文書做起的，后來他也一直在指導員、政委、軍隊的文化宣傳等部門工作的。自1947年起，遲浩田歷任華東野戰軍九縱第二十五師七十三團三營書記、連文化干事，第三野戰軍第二十七軍七十九師二三五團三營七連副指導員、指導員、營副教導員。在渡江戰役中曾有出色表現，被評為過戰斗英雄。1950年遲浩田參加中國人民志愿軍，赴朝鮮參加抗美援朝;并擔任志愿軍第二十七軍七十九師二三五團三營教導員、團政治處副主任等職。戰爭結束后，遲浩田被編入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第二十七軍，并擔任二三五團政治處主任，并在1955年的軍銜制授銜中被授予少校軍銜。自1958年到1960年，遲浩田先后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高級步兵學校和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合成系學習。學業完成后，遲浩田回到陸軍第二十七軍;歷任第二十七軍七十九師二三五團副政委兼政治處主任、團政委，第二十七軍七十九師政治部主任、副政委，第二十七軍政治部副主任，第二十七軍八十一師政委，《解放軍報》社核心小組成員等職。
4.進入高層
自1973年出任北京軍區副政委、兼任《人民日報》社負責人、副總編輯起，44歲的遲浩田就一步步地攀入軍界高層。1976年曾率部參加唐山大地震抗震救災。此后，他歷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總參謀部政治部主任，濟南軍區政委，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總參黨委書記;并于1988年進入中央軍委。1988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恢復軍銜制，作為中央軍委委員、總參謀長，被授予上將軍銜。
5.十年國防部長
在1992年10月召開的中共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遲浩田當選為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次年3月，在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又被任命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并出任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部長;期間，還曾兼任“國防法起草委員會”主任。1995年9月他被增補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同年12月，又被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任命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997年9月，在中共十五大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次年3月，在九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遲浩田連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并繼續出任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部長。在國防部長任內，遲浩田曾發表過“寧可臺灣不長草!也要解放臺灣島”此一對臺言論。直到2003年3月，74歲的遲浩田才終于告別長達五十八年的職業軍旅生涯。
6.榮譽獎項
1952年榮立一等功。
1985獲三級解放勛章。
1988年9月被授予上將軍銜。
中國人民解放軍一等功獎章(1952)中華人民共和國三級解放勛章(1955)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三級國旗勛章(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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