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個全面”總源頭
“四個全面”是從我國發展現實需要中得出來的，是從人民群眾的熱切期待中得出來的，也是為推動解決我們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提出來的。這深刻揭示出了“四個全面”提出的社會歷史條件和時代背景。
四個全面：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提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形成過程，首先要從“小康”的概念說起。“小康”概念是1979年鄧小平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提出和使用的。他用這一概念來表述我國實現四個現代化所要達到的目標水準。“小康社會”的概念可以追溯到上世紀改革開放之初的80年代。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概念，十七大使用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概念，但真正賦予“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豐富內涵，并對這一工作作出全面戰略部署的是黨的。將我們的經濟社會發展目標的表述做了重大調整和完善。
一是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提法改變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個改變，雖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內涵卻發生了深刻變化。十七大報告中所提到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講的是，到2020年完成“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任務;而報告闡述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則強調的是，我們已經進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倒計時。因為改革開放后每一屆全國黨代會的屆期是五年，的屆期是2012年至2017年。這五年是我國實施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完成時期和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開始時期(“十三五”規劃實施的時間應是2016年到2020年)。也就是我們所講的到202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標內容。當時在十六大上最早提出的是到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比2000年翻兩番，而2012年召開時，已經翻了一番，爾后的提法就是比2010年翻一番。這個指標與十七大相比，從“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又恢復到了“國內生產總值”的提法。但發展目標中增加了比較硬的一項指標，就是“城鄉居民人均收入”也要比2010年翻一番。這個指標體現了以人為本的思想，貫徹了科學發展觀的要求。黨的的屆期應是2017年到2022年，這個時間超越了第十三個五年規劃完成的時間(2020年)，所以在黨的上將“建設”改成了“建成”，就是一個深謀遠慮的考慮，也是一個統籌了各方面因素而作出的重大決策。
二是在闡述經濟社會發展和改革開放目標時，與以前黨代會報告表述不同的是，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和“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目標放在一起并列提出，這在以往是沒有過的。這樣做和這樣的設計表明，我們要以改革開放為動力，將改革開放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實現的動力保障。另一方面表明，報告不僅是對發展目標作出了規劃，同時也對改革開放要達到的目標作出了規劃。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內容，十七大報告從十六大報告的四個方面，增加到五個方面，增加了社會建設的內容。而報告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內容仍然延續十七大報告的做法，分列了五個方面：即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人民民主不斷擴大，文化軟實力顯著增強，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取得重大進展。這五個方面是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布局的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分別來論述的。這五個方面的具體內容與十七大報告相比，各項指標和要求都更高了、更全面了。
用我們今天所定位的對這一概念和范疇的規定來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作為新形勢下黨治國理政戰略布局中的戰略目標和“四個全面”中的第一個“全面”，是黨的所確定的，它直接源自黨的。
四個全面：從“全面深化改革開放”到“全面深化改革”
黨的在確定經濟社會發展和改革開放目標時，同時將改革的目標與發展的目標一起并列提出。報告的提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目標”。在闡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后，報告繼而闡述了“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目標，其內容包括五個方面：一是要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更大程度更廣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完善宏觀調控體系，完善開放型經濟體系，推動經濟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發展。二是加快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從各層次各領域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實現國家各項工作法治化。三是加快完善文化管理體制和文化生產經營機制，基本建立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健全國有文化資產管理體制，形成有利于創新創造的文化發展環境。四是加快形成科學有效的社會管理體制，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健全基層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網絡，建立確保社會既充滿活力又和諧有序的體制機制。五是加快建立生態文明制度，健全國土空間開發、資源節約、生態環境保護的體制機制，推動形成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現代化建設新格局。
黨的屆三中全會確定的主題是“全面深化改革”。改革開放以來，黨中央召開的歷次三中全會的主題都是研究討論深化改革問題。有的涉及的是全局性改革，有的涉及的是局部性改革。屆三中全會所確定的主題與報告中的提法有一點不同，即少了“開放”二字。按鄧小平關于改革開放的思想和觀點來講，“開放也是改革”。所以，為突出全面深化改革這個主題，將改革開放簡化為改革，更為簡明扼要。
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確定了“5+1+1”的七個方面的改革，這些改革是與覆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布局“五位一體”的建設相對應的，即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生態文明體制改革，以及黨的建設制度改革和國防與軍隊改革。具體內容涉及15個領域、330多個項目。確定的改革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如果我們將屆三中全會對“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的戰略部署與黨的對“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確定的目標相比較，就會發現后者僅僅是一個總的、大體的設想，只是提出了一個大體的任務目標。而前者則是在廣泛聽取全黨全國人民意見，廣泛集中民智、集思廣益的基礎上，作出的全面的戰略部署，其涉及的領域之廣，采取的措施之多，都是前所未有的，實際上體現了所強調的，要敢于涉險灘、敢于啃硬骨頭、敢于過深水區的要求。但是，從改革任務、所要達到的目標、要解決的突出問題以及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相配套的“五位一體”來看，“全面深化改革”也是直接來源于、來自于黨的的。
四個全面：從“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到“全面依法治國”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一貫高度重視法治。從1978年12月鄧小平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十六字方針，到黨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從黨的十六大提出“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到黨的十七大提出“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我們可以發現黨對法治認識的高度重視和不斷深化。黨的報告明確提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概念，不僅如此，報告的第五部分即“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中，專門列了一個目來闡述這個問題，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提出了要求，作出了部署。
屆四中全會將“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確定為主題，通過的《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任務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貫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形成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形成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實現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決定》提出的全面依法治國的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屆四中全會的部署是對依法治國的全面部署、系統部署，而且著眼于長遠，著眼于建立一整套基本定型的制度體系，為黨和國家長治久安謀，為中華民族子孫萬代計。
從黨的我們黨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對這項工作提出要求，到屆四中全會將其確定為中央全會的主題，專題研究，整體部署，形成了我們黨對這個問題的完整工作思路、方針和措施。屆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和四中全會“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決定形成了“破”和“立”的辯證統一關系。由此可見，“全面依法治國”也直接來源于、來自于黨的。
四個全面：從“全面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到“全面從嚴治黨”
從黨的報告中，我們找不到“全面從嚴治黨”的直接來源和出處，這能不能說“全面從嚴治黨”與黨的精神沒有關系呢?回答是否定的。在報告中“全面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這個部分中，我們可以感受到“全面從嚴治黨”的靈魂、精神和意蘊的存在。
報告中就此強調了兩個“全面”：一是“以改革創新精神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二是“全面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報告在黨的建設的總體部署中講到了我們黨自十五大以來一直強調的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方針。在這一部分中講了黨的建設的八個方面的工作，即堅定理想信念，堅守共產黨人精神追求;堅持以人為本、執政為民，始終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積極發展黨內民主，增強黨的創造活力;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設高素質執政骨干隊伍;堅持黨管人才原則，把各方面優秀人才集聚到黨和國家事業中來;創新基層黨建工作，夯實黨執政的組織基礎;堅定不移反對腐敗，永葆共產黨人清正廉潔的政治本色;嚴明黨的紀律，自覺維護黨的集中統一。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在黨的建設這個問題上確定了“圍繞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在全黨深入開展以為民務實清廉為主要內容的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著力解決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結束后不久，黨中央就對這一活動的開展作了全面部署，緊接著全國各地區、各部門按照中央的統一部署，分期分批開展了教育實踐活動。在這次活動結束的時候，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對活動進行了全面總結，并對新形勢下堅持從嚴治黨提出了八個方面的要求，即落實從嚴治黨主體責任，堅持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緊密結合，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堅持從嚴管理干部，持續深入改進作風，嚴明黨的紀律，發揮人民監督作用，深入把握從嚴治黨規律。雖然這個時候我們黨還沒有明確對“全面從嚴治黨”的命題、概念、范疇進行提煉和概括，但是“全面從嚴治黨”的指導思想、路徑、要求、措施已經被基本闡發出來了，已經形成了成熟的“全面從嚴治黨”的基本思想和方略。2014年12月在江蘇調研時明確提出了“全面從嚴治黨”，并且第一次將“四個全面”有機結合到一起，提出了“四個全面”的戰略思想和戰略布局。
綜上可見，“全面從嚴治黨”雖然不是直接來源于、來自于黨的，但是，它也與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是間接來源于、來自于黨的。
從“四個全面”提出和形成的歷史過程看，“四個全面”立足治國理政全局，統領中國發展總綱，抓住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鍵，確立了新形勢下黨和國家各項工作的戰略方向、重要領域和主攻目標。我們相信，“四個全面”來自于實踐，又回到實踐，不斷豐富、不斷完善，一定會發揮科學理論對人們的引領作用，對實踐的指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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