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20年風雨路
香港回歸在2017年已經是20周年了，真是風雨同路，不容易。下面就是學習啦小編給大家整理的香港回歸20年風雨路內容，希望大家喜歡。
香港回歸20年喜慶
臨近7月1日，從維多利亞港兩岸到橫街窄巷，節日的喜慶氛圍愈加濃郁。從各大商場和街市飄揚的國旗和區旗，到道路兩側燈柱上懸掛的“20周年同心創前路，掌握新機遇”彩色小旗;從穿梭于港島大街小巷的叮叮車上五彩繽紛的慶祝海報，到數百項如火如荼進行中的演出和展覽，整個城市都在迎接這個具有重要紀念意義的日子。
28日上午，位于港島的香港中央圖書館里，正舉行“風情絲路 彩墨香江”當代名家作品展和香港、內蒙古兩地攝影比賽暨聯展。逾百幅書畫作品及300多幅攝影作品匯聚一堂，呈現藝術家眼中的絲路之美，以及內蒙古和香港各具特色的風土人情……
在27日晚的九龍尖沙咀海邊，在國旗、區旗和紫荊花圖案“燈光秀”的映襯下，維港另有一番別致風韻。不少大廈亮起“祝賀香港回歸20周年”字樣的電子屏，靜謐浪漫的維港又添得幾分喜氣。
香港回歸談判
23年前的3月11日，陳佐洱一家三口從北京登機，飛向正成為世界焦點的香港。當時，距離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還有將近3年4個月。他的使命是，赴港出任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表，負責磋商香港政權交接的具體事宜。
后來，每逢香港回歸的紀念日，便是這位當年談判高手的忙碌期。
陳佐洱是半路出家。他生在上海，長在廈門，伯父陳伯吹和父親陳汝惠都是知名作家，堂兄陳佳洱曾任北京大學校長，三弟陳佐湟是新中國第一位交響樂指揮博士。
高淵：你的港澳臺工作經歷，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
陳佐洱：那是1987年9月，當時發生了一件很轟動的事，臺灣《自立晚報》派出兩個記者取道東京前往大陸采訪。這是兩岸隔絕38年后，第一次有臺灣記者來公開采訪。
做夢也沒想到，協助他們采訪的任務會落在我肩上。當時，我剛從福州到中國新聞社總社工作，職務是福建分社社長兼總社港澳臺部主任，一面工作，一面熟悉總社的運作情況，準備去中新社一家駐外分社工作。
高淵：為什么會派你出面接待?
陳佐洱：記得那天是中新社王士谷社長找我談，鄭重其事地說，有兩位臺灣記者要來大陸公開采訪，中央對此很重視，由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直接負責?？紤]到臺灣《自立晚報》是民間媒體，而中新社也是大陸民間性質的媒體，實行對等接待。
王社長告訴我，《自立晚報》派出的李永得和徐璐兩位記者，李永得是一位部門主任，而我正好是負責對臺新聞的部門主任，所以由我作為中新社的代表。
高淵：當時接待有什么必須遵守的原則嗎?
陳佐洱：有兩條。一是確保自由采訪，李、徐想采訪誰，到什么地方采訪，都要盡量開放和滿足;二是確保兩人的人身安全。后來我才知道，這是鄧小平同志定的。
高淵：過程還順利嗎?
陳佐洱：他們是9月14日下午3點50分，從日本東京登機出發的，途經上海再飛北京。因為機上有重要旅客，所以這個航班在上海多做了一次客貨安檢，一直到15日凌晨0點56分才抵達北京。
我和中新社的同事是當天傍晚就到首都機場等候了，還來了很多國內外媒體。子夜時分，機艙門一打開，李永得和徐璐與我握手，歉意地說:“讓你們久等了。”我迎上前說：“歡迎，歡迎，等你們38年了!”
高淵：這句“等你們38年了”，是事先想好的，還是當時脫口而出?
陳佐洱：是脫口而出的，我根本沒有細想。因為已經等了4個多小時，加深了焦慮和期待，的確是久等的感覺，飛機晚點嘛。
但這話一出口，立刻被世界多家通訊社援引，很多報刊以顯著版位報道并加以評論，國內各大媒體在內部也炒得很熱。
高淵：聽說還引來不少批評?
陳佐洱：當時，中新社在宣武門新華社大樓里辦公，中午去食堂吃飯時，就聽到有人背后指指點點，“就是這個人說等臺灣人等了38年，是什么階級立場?”中新社里面也在議論，我內心忐忑不安，只想埋頭工作，幫兩位臺灣記者聯系好采訪。
后來聽說，鄧小平同志肯定這句話說得好，我懸在半空的心才算放了下來。
高淵：那次臺灣媒體的“破冰之旅”，是否客觀上也改變了你的人生軌跡?
陳佐洱：臺灣記者采訪結束后，一下子北京有好幾個單位要調我，中央臺辦要我去負責宣傳，當新聞發言人。但我最想去國務院港澳辦，因為香港還有10年就要回歸了，我工作到退休年齡前還趕得上全過程。1987年底就去了，1988年1月正式上班。
高淵：當時魯平在港澳辦?
陳佐洱：對，我去港澳辦跟魯平很有關系。我在中新社總社的時候，宿舍對面就是魯平的家，他當時是港澳辦秘書長。有時候我去他家串門，就認識了，他也知道我怎么接待臺灣記者，就向港澳辦黨組推薦了，請黨組書記李后專門來考察我。
我去了之后，是一個處級干部，沒有具體職務，在基本法草委會秘書處工作，實際上負責秘書處。幾個月后，任命我為副司長。
英國“玫瑰園計劃”投入過于巨大，傾盡香港財力，留給未來中國特區政府的財政儲備只有50億港幣。還要大規模舉債，讓特區政府償還。中央高層的意見很明確，不能“你請客，我會鈔”。
高淵：第一次參加中英談判是什么時候?
陳佐洱：是1990年下半年開始的香港新機場建設談判，一直持續到1991年。當時，我先后擔任港澳辦一司副司長和司長，這個司負責經濟事務和調研工作。
這項談判起初是由中英雙方派出專家組、政府工作小組出面談，英方談判組長是外交部負責亞洲事務的助理國務次官伯恩斯，相當于司局級，跟我對等。這是我第一次擔綱談判首席，不敢有絲毫懈怠。
高淵：當時，為何中方反對港英當局的建設方案?
陳佐洱：香港原來的啟德機場地處人口稠密的市區，中方在80年代就建議港英當局擇址建設新機場，但對方并不積極，可能不想種了樹讓后人來乘涼。
但到了1989年后，英方處心積慮“光榮撤退”，拋出了一個所謂“玫瑰園計劃”，主要就是建設機場和港口。
這個計劃最大的問題是，投入過于巨大，可以說是傾盡了香港的財力，留給未來中國特區政府的財政儲備只有區區50億港幣。不僅如此，還要不封頂地大規模舉債，讓特區政府償還。對此，中央高層的意見很明確，建設香港新機場不能“你請客，我會鈔”。
高淵：和伯恩斯談了幾輪?
陳佐洱：和他談了兩輪，地點都在北京，但雙方分歧嚴重，沒有談成。分歧的焦點是，英方堅持認為，就跨越回歸的重大事項和中方磋商，會損害英國對香港的有效管治。所以，雖然雙方談判人員都夜以繼日地工作，但大原則定不下來，協議依然遙不可及。
伯恩斯人高馬大，一臉營養和修養都很好的樣子。他有一次以近乎懇求的口吻跟我說：“后天是我太太的生日，孩子們都會回到倫敦，我們能不能互相讓一點，讓我回去和他們一起度過這一天?！蔽耶敿幢硎緯M力，但遺憾的是，沒能縮小彼此的分歧。
高淵：怎么打破僵局呢?
陳佐洱：到了1991年6月，雙方提升了談判級別。英國派出首相外事顧問柯利達，中方是魯平，他當時已經是國務院港澳辦主任，我作為魯平的助手參加會談。
柯利達是從第三國繞道來北京的，保密做得很好，釣魚臺國賓館見不到一個記者。他是位瘦瘦高高的老者，開談前他用冷峻的目光直視魯平，一語不發達幾分鐘。魯平也是高手，迎著柯利達的目光相視而坐，也一語不發，直到對方收回目光。
高淵：無語對視更考驗談判雙方的心理吧。
陳佐洱：談判是一門學問，講究以逸待勞，使對方疲勞或不適。這次，柯利達帶來了新方案，同意就跨越1997年的重大事項聽取中方意見。這是談判前提的重要轉折，中方當即也作出讓步，接受了英方提出的為特區政府留下250億港幣財政儲備的建議。
我遵照指示，立即動筆起草協議草稿。值得一提的是，因為中方的堅持，協議名稱定為《關于香港新機場建設及有關問題的諒解備忘錄》，這“及有關問題”五個字是有深意的。就是說，從今往后，過渡期里但凡跨越1997年的事項，中英雙方都要商量著辦，不能一家說了算，這樣就把英方制約住了。
其實，在中英關于香港前途問題的較量中，一共就達成兩個協議。一是廣為人知的《中英聯合聲明》，第二就是這個新機場備忘錄。這個文件非常重要，不僅解決了新機場建設問題，更為后來的談判定了基調。
高淵：談判完成后，中英雙方是怎樣的心情?
陳佐洱：都很高興。魯平連夜寫了一首“卜算子”，最后一句是：只見青遍柳樹梢，方曉春之到?？吕_也第一次露出笑容，他是一位值得敬重的外交家。令人感慨的是，據說柯利達爵士的晚年生活艱辛，得了糖尿病，還失去了雙腿，和老伴居住在倫敦租來的公寓，沒有人看護照料。
港英的各項社會福利開支突然變成了一輛在崎嶇道路上飛奔的高速賽車，如果繼續這樣往前開，不用多少年，將會車毀人亡，而車上坐的正是600多萬香港老百姓啊!
高淵：中英談判中，你經歷的最跌宕起伏的談判是哪一次?
陳佐洱：我擔任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表后，就常駐香港，在香港回歸談判的最后階段，代表中方主談了除法律適應化以外的幾乎所有議題。
要說最跌宕起伏，還是財政預算案編制談判。
按香港的慣例，每個財政年度從當年的4月1日起，至次年的3月31日止。97/98財政年度將跨越香港回歸，理應由中英雙方共同編制。而且，由于財政政策有連續性，之前一個財政年度的預算案也應由雙方合作完成。
英方卻想獨自把握，以配合其“光榮撤退”方案的實施。所以阻撓中方參與預算案編制，還急功近利、不負責任地做大開支粉飾政績。中方為了給未來特區留下一個好家底，堅持要在預算案編制中發揮應有影響力。
在這過程中，我個人多次處于輿論的風口浪尖，可以說終身難忘。
高淵：在談判中，你那句“車毀人亡”曾在香港社會引起軒然大波?
陳佐洱：對。背景是這樣的，從1995年3月起，中英啟動專家小組會談，首要議題是中方必須參與95/96和96/97預算案的編制。一開始，英方明確反對，表示要到1996年才會就預算案咨詢中方。當時，曾蔭權是英方組長，我是中方組長。
經過4輪艱苦談判，英方終于作出讓步，首次允許中方旁聽高層資源會議，并就重要資源分配問題與中方討論。但我們參與得越多，發現其中的問題越大。
1995年11月，港英政府社會福利署署長冼德勤發表公開演講，表示要大幅增加社會福利開支，當時已連續5年以27%的增幅增長了社會福利開支，居然聲稱還要按此增幅再干5年。
對此，中方認為，應該在財政穩健的基礎上，根據社會發展實際需求不斷提高社會福利，而英方的做法嚴重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和中國香港基本法規定，是在給即將成立的特區政府埋釘子，哪個政府吃得消這么高速的剛性的福利增長?
高淵：當時具體場景是怎樣的?
陳佐洱：那天，中外記者照例圍在釣魚臺國賓館7號樓門口，然后尾隨雙方代表進入談判大廳。等雙方坐定后，我用手指輕輕彈了彈話筒，開始發言，表示不贊成港英當局的赤字預算，更不贊成用這樣高的速度持續提升香港社會福利。
我打了個比方，“港英的各項社會福利開支突然變成了一輛在崎嶇道路上飛奔的高速賽車，如果繼續這樣往前開，不用多少年，將會車毀人亡，而車上坐的正是600多萬香港老百姓啊!”
我的意思很明確，這種只顧眼前、不顧將來，企圖在一日內把所有好事都完成的嘩眾取寵做法，要么是居心不良，要么是政治上的不成熟。
我這番開場白暴露了英方臨撤退前賣好又埋釘子的一個陰謀，英方專家組始料未及，現場氣氛迅速凝固。
當晚，香港總督彭定康親自出馬，率領一眾高官隔空對我發起聲勢浩大的攻擊。他把我形容他駕駛“高速賽車”，偷換概念成“港人是最好的司機”，稱“香港的社會福利開支完全是香港事務，中國任何官員都無權理會!”甚至造謠稱中方“把所有福利開支計劃削減得體無完膚”，“港人對此決不受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