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國際形勢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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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國際形勢論文篇一

淺談新型大國關系下的國際安全

摘要　當前全球安全形勢依然錯綜復雜，多極化國際格局趨勢已經明朗。受深刻變化中的國際 政治、 經濟等因素影響，國際安全戰略思維正發生著重大變化，大國安全戰略和策略重新調整，大國關系已由一種傳統的利益趨同或利益相悖的簡單或敵或友關系，逐漸演化成一種既存在共同利益又存在利益競爭的非敵非友的模糊復雜的博弈關系模式。從2010年的全球安全形勢看，這種復雜的大國關系在糾結中緩慢 發展的同時，也對各安全領域產生著重大影響。全球性總體軍事安全威脅進一步降低，但局部戰爭和武裝沖突依然存在且隱憂不少，軍控和防擴散形勢更趨嚴峻，防止戰爭依然是國際 社會面臨的重大問題。軍事安全以外的多種安全威脅程度總體不減，一些領域有所深化。傳統安全威脅與非傳統安全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給國際社會應對帶來的挑戰壓力是巨大的。國際安全形勢正處于一個變化快和應對難的痛苦演化全新時段。

關鍵詞　大國關系　國際安全　形勢　2010年

受深刻變化中的國際政治、經濟等因素影響，2010年的全球安全形勢依然錯綜復雜，國際格局朝著多極化的方向快速發展且趨勢已經明朗，一種新的博弈型大國關系模式正在形成，并在糾結中緩慢發展。受此影響，全球性總體軍事安全威脅趨緩，但局部武裝沖突依然存在且隱憂不少，軍控和防擴散形勢更趨嚴峻，威懾性軍事演習不斷增多，防止戰爭依然是國際社會面臨的重大問題。而軍事安全以外的多種安全威脅程度總體不減，一些領域有所深化，國際社會面對著更大的應對挑戰，且導致國際關系和安全形勢更趨復雜。

現實安全思維下的大國安全戰略調整

隨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逐漸減弱，絕大多數大國已擺脫國內經濟問題的困擾，總體安全思維出現了新的變化，現實主義成為主色調。傳統的利益趨同或利益相悖的簡單或敵或友關系模式，被一種既存在共同利益又存在利益競爭的敵友界限模糊的非敵非友復雜關系模式所取代，這種新型的大國關系模式，姑且稱之為博弈型大國關系。其內涵和特點是合作與競爭(抑或斗爭)并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損俱損、一榮共榮。因此，大國間博弈呈現出低強度對抗和總體理性的特點，并在糾結中緩慢發展。國際格局因主要力量中心的力量對比發生明顯變化，多極化趨勢已十分明朗。世界主要大國在現實安全思維的引導下，開始了新一輪安全戰略調整。

首先，美國危機意識趨強，戰略重心東移，進攻性相對減弱，進入暫時蓄勢階段，但主導世界的決心未變。

盡管美國已基本走出金融危機的陰影，經濟開始復蘇，但受此打擊和前些年伸張過度因素的影響，總體實力相對下降，危機意識有所增強，戰略攻勢趨緩。以2010年5月27日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 報告)為標志，美國對其國家安全戰略進行了重大調整。明確放棄了包括效果不佳更不得人心的“先發制人”和“單邊主義”為主要特征的布什主義戰略，開始淡化絕對安全的調門，取而代之的是以多邊主義和綜合手段來應對安全威脅。美國開始以“利益論”為基調加強與各同盟國的關系，以“責任論”為基調加大了對新興國家的戰略壓力，欲以盟國的力量甚至非盟國的力量來彌補自身力量的不足，即采取的“借力”手段讓世界各國均能按照美國制定的藍圖，實現美國主導下的國際秩序重建，最終實現美國國家利益的最大化。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調整，既源于奧巴馬政府的執政理念有別于布什政府，更是因面對不斷萎縮的權力而感到美國的世界霸權地位受到嚴峻挑戰，因此才會高喊“不做世界第二”，危機感之重，溢于言表。事實上，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種“美國困惑”，即高傲的優越感、自信心和強烈的救世情節與現實碰撞所產生的“逆差”而導致的無奈和糾結。從2010年美國的國際安全思維和 實踐看，與2009年相比，總體來說其攻勢相對減弱，在實際運用武力上更加謹慎，進入一種蓄勢階段。但是，可以預見，這種蓄勢只是暫時的，是為下一輪進攻而做的必要準備。當其實力得到徹底恢復，必將在一些涉及美國核心利益的問題上采取強烈攻勢，這是美國下一輪進攻的邏輯起點和戰略準備。

其次，俄羅斯安全戰略開始顯示出一定的彈性和柔性，但以核威懾為核心的軍事力量支撐的國家安全戰略軌跡沒有發生根本改變。

2010年俄羅斯與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關系繼上一年度的回暖后繼續升溫。不僅以“漢堡外交”向世界展示美俄關系的“親密”，還以重啟中斷已久的兩國軍事交流以及簽署和批準削減戰略核武器條約來展示安全合作的良性互動。在與歐盟關系上，力促新歐洲安全條約的簽署和制定與同歐盟進行合作的“現代化伙伴” 計劃，建立俄羅斯與歐盟的現代化伙伴關系。更令人關注的一項舉措就是成為北約導彈防御系統建設的“合作伙伴”。總之，在與西方的交往中， 政治、軍事、 經濟起頭并進，而務實經濟合作更加優先，充分反映出俄羅斯國家安全戰略的務實性和靈活性，彈性和柔性十足。但是，與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關系的緩和并未為從根本上解決其安全困局，西方的戰略壓力并未徹底消失，緩和的暫時性和缺少可持續性特征十分明顯。為此，俄羅斯的安全政策和舉措在顯示出一定彈性的同時，并未偏離以軍事實力重振大國地位的軌道。除了繼續深入軍事改革，提升軍隊的指揮與控制效率，完善指揮體系，更在武器裝備 發展上發力。12月13日普京拋出新的軍購計劃，稱未來10年內俄政府將出資20萬億盧布(1美元約合30盧布)購買武器裝備，以實現軍隊現代化，并重點考慮加強核遏制力量。由此可見，無論是從政治安全還是經濟安全的角度考慮，俄羅斯以戰略核力量為支撐重塑世界一流大國的國家安全戰略軌跡并未發生偏移，只是更靈活、更務實和更智謀。

第三，歐盟共同防務步伐向前邁進，但金融安全隱憂巨大，成為安全問題的重中之重。

盡管一直受到美國的質疑和反對，但伴隨著歐盟一體化的發展，特別是受金融危機的影響，歐盟共同防務的步伐有所加快。為了推進這一目標，2010年歐盟各成員國的國防部長們不斷召開會議進行磋商，并取得一定的共識。特別是，英國開始轉變原有的不積極態度，并在 實踐中有所突破。2010年11月2日，英國首相卡梅倫與到訪的法國總統薩科齊在倫敦簽署了為期50年的全面軍事合作協議，大力強化兩國在國防和安全領域的合作。英法兩國的陸海空三軍將“全面聯手”，不僅著手統一武器裝備平臺技術標準，還在軍隊聯合編組，共同訓練等方面進行全新合作。因此，該協議被美國《紐約時報》評論為已遠超北約60多年來的合作框架。雖然歐洲要想完全獨立于北約之外完全另起爐灶是不現實的，除去美國反對因素，這既不符合安全利益最大化的原則，更不符合經濟成本合理化的原則。但是，2010年歐盟在推進共同防務的舉措，確是歐洲一體化特別是歐盟共同防務進一步深化的一個實證，是彰顯歐洲獨立性格的一種體現。這種獨立性同樣體現在在共同外交方面。隨著2009年《里斯本條約》的正式生效，歐盟獨立外交的步伐也在小步快跑。歐盟新組建的“歐洲對外行動局”，即所謂的歐盟“外交部”，于2010年12月1日正式成立并開始運轉。它將在全世界137個國家和地區設立大使館，外交官編制多達7 000人，每年的預算高達70億歐元，足見歐盟欲在整體和獨立外交領域大顯身手的決心。但是，維護共同安全也好，發展獨立外交也罷，沒有良好的經濟支撐一切皆無可能。2010年，盡管歐洲的總體經濟形勢有所好轉，但金融安全隱憂巨大，特別是歐元區的問題較為嚴重。而在愛爾蘭債務危機問題上，不僅導致“歐元危機”加重，更導致人們開始懷疑歐元是否能夠繼續“生存”下去。對此，歐洲國家領導人已深刻認識到，如果不在經濟政策和制度上進行有效的調整，歐洲的經濟安全面臨著巨大的風險。因此，解決經濟和金融問題顯然已成為歐盟安全事務中的重中之重。但是，令人擔憂的是，歐盟國家不僅在經濟問題上意見不一，在政治合作上也出現分歧。如果這些問題得不到很好的解決，歐洲一體化必將遭遇重大挫折。　第四，日本新防務政策浮出水面，敵手更加明確，進攻性進一步增強。

民主黨執政一年多來，經過黨內新一輪洗牌，鳩山由紀夫 辭職，菅直人有驚無險總算坐穩首相位置，雄心勃勃，國家安全戰略也逐漸明晰。然而眾多現實問題使得民主黨政府面臨著重重困境，特別是在處理駐日美軍基地搬遷問題上導致與美國的“不和諧”，在解決釣魚島海域撞船事件問題上導致的與中國關系緊張，在處理俄羅斯總統梅德韋杰夫視察“北方四島”問題上的對策面臨困惑等，都顯示出日本外交正經歷著一個痛苦時期。在國家安全問題上，無論是2010年9月10日批準的民主黨上臺后首個《防衛白皮書》還是，12月17日通過的《有關2011年后的防衛 計劃大綱》(即我國通常簡稱的《防衛計劃大綱》)，都反映出日本防衛戰略的重大轉變。日本一直將自己的防衛政策定性為“專守防衛”，這種防衛理念遵循的是以日美同盟為基石，美軍為“矛”主事攻擊，日本為“盾”重在防守的基本邏輯結構。但是，日本首相菅直人政策咨詢小組向政府公開提交的有關修訂新《防衛計劃大綱》“最終 報告”中明確提出“主動應對、動態威懾、日美責任分擔、離島防衛”。事實上，“主動應對”即不被動防守，可以先發制人;“動態威懾”即以現實力量的展示和采取一定的行動來震懾對手;“日美責任分擔”即與美國加強協同，借力發力，使自己的力量效能最大化;“離島防衛”即將防御范圍和戰略前沿擴展至他國的邊緣地帶，最大限度地降低本土的安全威脅。客觀地看，從日本的安全戰略的調整看，是在不合時代潮流的冷戰思維驅使下做出的“挑戰性”選擇，進攻性進一步增強。而歸根結底，它背后隱藏著日本一貫的成為軍事大國的夙愿，即借口威脅，趁機擴大防御范圍，將軍力盡可能向外伸展，最終突破憲法“第九條”，將自衛隊變成軍隊的戰略圖謀。這是日本“正常國家”化的進一步延伸和具體化的重要步驟，勢必在東亞地區形成新的安全困境，從而導致東亞地區安全形勢的復雜化。

第五，新興國家總體戰略不變，國際安全穩定器作用進一步發揮。

2010年是新興國家風光無限的一年。以中國、印度、巴西和俄羅斯“金磚四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對既定戰略做技術性調整，繼續保持 發展速度，不僅成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英雄”，在推動國際 政治 經濟新秩序的重構上也顯露出勃勃生機并發揮了重要作用。作為帶動世界經濟的“火車頭”，是它們對世界經濟的巨大貢獻，才使世界經濟迅速走出低谷，因此得到了越來越多國家的仰視。以中國為例，2010年8月德國《經濟周刊》的一篇文章援引高盛投行的 統計指出，“過去10年，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22%，而美國僅為17%;中國消費者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從0.15%升至0.26%，而同期美消費者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則從1%降至0.33%。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和城市化發展，中國中產階層不斷擴大，其購買力持續增長，2011年中國消費者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將首超美國消費者”。因此，文章認為，“美將失去世界經濟增長引擎的作用，取而代之的是中國等新興經濟體”。而根據美國銀行公布的最新預測數據，2011年新興經濟體的增長速度將達到6.4%，新興經濟體在2011年全球經濟總額中所占比重將達到80%。由此可見，新興國家不僅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穩定和發展的支柱，還將引領世界經濟的發展未來。新興國家的作用不僅反映在經濟方面，還反映在政治方面。由于新興國家經濟的快速發展，在國際政治領域的話語權正在穩步提升，不僅在區域政治發展中發揮著重要的影響作用，在全球治理方面也開始顯露出較大的影響力。特別是在美國等傳統大國實力有所下降的情況下，新興國家的作用可以有更大的發揮空間，而考慮到新興國家的巨大發展潛力，必將成為世界多極化最終成型的巨大推動力量。

新型大國關系模式的新問題和新挑戰

在變化紛繁的世界中，由于國際安全戰略思維的改變，當今世界主要國家的相處模式正在改變，博弈型大國關系因利益捆綁有效地抑制雙方輕易采取敵對行動，減少了實質性嚴重沖突的幾率，一定程度上有效地緩解了雙邊和多變關系之間的矛盾，使得2010年大國關系特別是以往矛盾和沖突較多的大國間關系和國際戰略局勢的相對穩定。例如，在制裁伊朗問題上，大國向世人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協調一致的局面。在打擊國際恐怖主義的合作和應對氣候變化問題等問題上，也都總體保持了較好的協調。特別是俄羅斯參加2010年11月19日召開的被稱之為北約歷史上最重要峰會之一的里斯本會議，并在發展歐洲反導系統上，應北約之邀同意與北約展開合作，更加體現了大國(包括大國集團)間合作一面。但是，大國安全戰略的調整也帶來了一些新的問題，增添了新的沖突點，并可能引發新的戰略沖突，對國際安全構成新的挑戰。 首先，大國博弈的戰場轉移至亞太地區，必將導致這一地區安全問題多發。美國戰略重心開始向亞洲轉移，扎扎實實地 實踐2009年曾宣布的將“重返亞洲，亞洲事務將在美國外交議程上處于更加顯著的位置”的誓言。其主要表現在外交上除了深化與地區盟國的同盟關系外，開始加強與東南亞國家的交往(其中與越南和印度關系的提升格外引人注目);軍事上投入重金加強關島基地的建設并增加了與其盟國在這一地區的演習頻度和烈度。美國回歸亞洲，特別與東亞地區盟國安全合作的加強，其指向除應對朝鮮半島局勢，維護其在此的戰略利益外，圍堵、壓制中國和俄羅斯的意圖也十分清晰，而其中針對中國的信號更加明顯。與此同時，俄羅斯也強調要加強在亞太地區的地位。為了締造新世界，橫亙歐亞的俄羅斯雙頭鷹的另一只頭并未放松對東方的注視。在穩定美歐關系的同時，俄戰略重心也有東移跡象，俄開始更加關注并積極參與亞太地區的事務，強調“必須加強在亞太地區的地位”。6月29日俄羅斯在俄遠東和西伯利亞地區進行的“東方-2010”大規模戰略戰役演習和11月1日總統梅德韋杰夫登上“北方領土”(俄羅斯稱“南千島群島”，日本稱“北方四島”)視察，正是俄對亞洲地區安全利益高度重視的具體體現。俄政府正在擬定加強俄羅斯在亞太地區地位的行動綱要，以規劃其在亞洲的戰略方針。而美俄戰略重心的同時東移和交匯，必使得兩國的權利在這一地區發生碰撞，加之這一地區擁有 經濟發達并向軍事和 政治大國迅速擴張的日本以及綜合實力快速崛起的中國、印度等新興國家，利益競爭顯然無法避免，亞太地區已經成為大國博弈的新戰場。而這一地區眾多固有矛盾和沖突點，諸如領土紛爭問題、恐怖主義問題、軍控與防擴散問題等等，極易導致大國關系表面合作、實際斗爭的局面發生。而美國的霸權主義與強權政治，配之以傳統的結盟戰略思維和實踐，必將導致在一些涉及國家主權問題和關乎地區和平與穩定的問題上，與中國與俄羅斯產生碰撞，從而導致協調和合作流于“口惠”。

其次，大國在經濟新秩序重構上的沖突明顯。雖然世界經濟秩序的主導模式正從G7、G8時代轉向G20時代，但是，G20依然面臨著諸多問題和巨大挑戰。2010年11月韓國G20峰會中出現的諸如復蘇世界經濟的方式上的巨大分歧，預示著新的世界經濟格局形成正經歷著一個痛苦期。盡管從會后 發表的《聯合聲明》中達成的共識看，反映出世界重要經濟體在維護世界經濟上的仍有著共同期許，但是同時，我們也注意到：國際貨幣基金 組織(IMF)表示，“G20成員國在政策細節上取得的進展有限”，“G20的經濟 報告并沒有單獨列出每個國家各自的政策建議”。德國商業銀行甚至稱，“G20會議的結束只是很清楚的說明了一個問題，那就是貨幣戰尚未結束，還將持續”。可見，巨大的分歧，使得經濟新秩序重構未來的路還很長。

此外，一些安全合作將引發新的問題。盡管俄羅斯成為了北約反導系統建立的“合作伙伴”，雙方將恢復此前在戰區反導系統方面的合作，同時研究在領土反導系統方面合作的可能性。除反導系統外，俄羅斯還同意擴大與北約在阿富汗問題上的合作，包括拓展北約途經俄境內的運輸通道，將原有的單向通道變成雙向;加強培訓阿富汗禁毒人員等。表現出俄羅斯與西方對抗不僅減弱更有極大改善。但是，問題在于：俄羅斯作為北約的傳統敵手，其參與北約行動 計劃如果說是傳統安全戰略思維的改變，那么將俄羅斯拉人北約的合作框架，則是北約看到了應對諸多威脅，沒有俄羅斯的積極配合很難實現。然而，值得思考的是，俄羅斯參與北約的行動計劃，使“北約東擴”這一概念出現了疑問，即北約是否還存在著東擴?如果還存在，東擴的目標是什么?因為，如果說以往北約東擴的最大的目的之一是擠壓俄羅斯的戰略空間，那么現在俄羅斯已成為北約的合作伙伴，繼續沿用這一概念則其內涵顯然已發生重大變化。特別是俄羅斯開始參與 發展歐洲反導系統，恢復此前在戰區反導系統方面與北約的合作，同時研究在領土反導系統方面合作的可能性。也許俄參與其中有其更深層次的戰略考量，即緩和與西方集團的矛盾，避免正面對撞，以騰出更多的精力發展經濟，同時，身在其中可以更好地控制西方導彈防御系統的建設方向，以使俄羅斯不成為北約導彈防御系統的靶標。然而，有俄羅斯加入建立起的反導系統針對的敵手又是誰?以往北約的反導系統引發俄羅斯的極大不安和強烈反應，那么現在，依據現有的導彈打擊能力來分析，反導系統所針對的對象恐怕只能是伊朗、朝鮮和中國了。伊朗和朝鮮暫且不論，美、俄、中的關系在這個問題上就變得蹊蹺和微妙了，這也正折射出當今大國間關系的復雜性。從當今大國關系的互動中我們可以發現，當今的大國關系在傳統矛盾依舊的同時，由于現實安全戰略思維指導下的戰略調整，已形成了合作與競爭并存、非敵非友的合作伙伴加對手的復雜關系模式。同時，由于美國總體實力的下降和新興國家的崛起以及作用的增強，多極化國際格局的 發展趨勢已經十分明朗。盡管合作已經成為當今大國間共同推崇的發展方式，但國家利益和追求目標的差異性，使大國間的競爭甚至斗爭因素無法消除，導致地區和國際安全形勢的隱憂增加。在應對朝鮮半島局勢問題上反映出的大國協調機制弱化和地區局勢極不穩定，也折射出大國關系的復雜性，給地區安全帶來巨大挑戰。

紛繁復雜的國際安全形勢

在大國關系深刻調整和變化的過程中，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威脅紛繁復雜、交織出現。無論是現實的威脅還是潛在的隱憂，均使國際 社會疲于應對。

首先，局部戰爭有所降溫，武裝沖突有所減少，但有限的局部戰爭和武裝沖突依然攪亂世界，潛在戰爭和武裝沖突的陰霾并未散去。

從全球總體看，盡管軍事安全威脅相對于2009年有所緩解，新增武裝沖突并不多，但仍有很多國家和地區存在著武裝沖突或潛在沖突的危機。據有關數據 統計，全世界目前依然有32處戰區。無辜平民成為戰爭的最大犧牲品。伊拉克戰爭作為美國反恐、防擴散和民主行動的試驗田，美軍“體面”地撤軍后，留下的是一個局勢混亂動蕩、恐怖襲擊不斷的安全指數極低的國家局面。阿富汗戰爭仍在繼續，美國雖調整了對阿戰略，增加了在阿富汗軍隊數量，打擊力度也不斷升級，并要求盟國和非盟國協助，但美國所期待的最終目標并未完成，“越反越恐”的局面亦未改觀。同時，武裝沖突在其他一些國家時有發生。其中，索馬里國內武裝沖突頻頻發生，造成大量平民傷亡。過去3年來，有2.1萬人因類似的武裝沖突而死亡，150萬平民被迫逃離家園，人權狀況的惡化在世界上可謂罕見。此外，緬甸的局勢也令人擔憂。2010年11月8日，緬甸大選剛剛結束后，政府軍與反政府軍就發生武裝沖突，約2萬名緬甸人為躲避沖突逃亡泰國。哥倫比亞的局勢同樣糟糕，據國際紅十字會的報道，2010年5月和6月哥倫比亞總統大選前夕，在該國南部地區警察和武裝部隊與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的沖突激化，導致國內安全和生活狀況每況愈下，大量民眾逃亡他國。使得這個美洲國家成為因武裝沖突而造成的人道主義災難最為嚴重國家。2010年最為引人關注的是朝鮮半島局勢，朝韓兩國因延坪島炮擊事件劍拔弩張，美國向此地區增派航母戰斗群，致使氣氛高度緊張，幾乎到了戰爭邊緣。這看似是一場偶發事件，實則朝韓雙方多年積怨的一次必然反映。事件不僅使得六方會談解決機制陷入僵局，也給地區局勢帶來了許多不確定性。武裝沖突的原因雖然各有不同，但都反映出一些國家和地區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容易導致沖突的根源。特別是一些國家內部沖突，是國家內部各種關系不平衡所導致的結果。武裝沖突不僅加劇了地區和一些國家的人道主義災難，也給當地 經濟發展帶來了巨大阻力，從統計中我們不難發現，近些年來，一些武裝沖突主要發生在亞洲和非洲，而這一地區也是最不發達國家最多的地區。因此，防止沖突、珍愛和平應該成為這些地區和國家必須清晰認識到的一個重大問題。

其次，軍控與防擴散領域問題依舊，熱度不減，一些問題欲徹底解決希望渺茫。

軍控領域，2010年呈現出軍火貿易購銷兩旺的局面，亞洲成為全球最大的買家，而美國依舊保持著軍售的“霸主”地位。軍售一直是一些大國賺取高額利潤和保持 政治影響的手段之一。在2010年的軍火貿易中最吸引世界眼球的是10月20日美國宣布將向沙特出售600億美元軍火，這一軍售項目成為美國軍售歷史上價值最大的一單。盡管美國一再聲稱，其軍售是為了維護地區的穩定，但是，這種“逆裁軍”現象的出現，深刻反映出利己主義安全思維的慣性依然存在，以至于“安全困境”的進一步惡化。而“之所以出現這種局面，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建立起實質性的地區安全合作保障體系，使得該地區固有的復雜矛盾諸如領土糾紛等問題找不到有效的解決途徑”，轉而期待運用軍事手段加以解決的可能性增大，為防范可能遭受的軍事打擊，一些國家對軍火的需求量不斷攀升。就此，我們也許可以斷言，“安全困境”是軍火貿易的最大推手，而軍火貿易又加劇了“安全困境”。在防擴散領域，盡管美俄兩個核大國在削減核武器方面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是伊朗核問題和朝鮮核問題為代表的軍控與防擴散領域的問題仍舊牽動著國際 社會的神經。繼2009年在核燃料交換問題上的僵持，伊朗以一貫的“太極”風格與大國博弈，任憑新的軍事威脅或聯合國制裁，以不變應萬變，繼續按著既定目標 發展自身核能建設并有所進展。朝鮮核問題由于已經進行過兩次核試驗，變得更為復雜，朝鮮不僅進行深度核開發，還要求國際社會承認其有核國家的地位，甚至高調推出“以核治核”政策，他們認為“歷史證明我們的‘以核制核’政策是正確的”，特別是，“經過最近朝鮮半島的緊張趨勢后，我們更感受到了加強核遏制力的重要性”。可以設想，時至今日，伊朗核問題，特別是朝鮮核問題已幾乎成為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朝鮮已將核威懾作為維護國家安全的戰略選擇且已進行了兩次核試驗，即便六方會談重啟，棄核問題理論上說也將成為“偽命題”。欲讓朝鮮棄核，朝鮮必然以高額 經濟援助或補償為實質性回報以及世界范圍內徹底銷毀核武器為前提來進行談判。試想，這樣的談判是否會有結果?因此，朝鮮核問題也許真的成為了一個死結。而伊核問題如果找不到有效的解決途徑，同樣也是個死結。受上述等因素的影響，2010年，世界各地軍演不斷，而亞太地區成為重要“舞臺”。在眾多軍演中，既有以反恐、救災、救生、轉移戰區居民、維和等以和平為目的的，也有以反潛、水雷、登陸、打擊海上和空中目標等純軍事目的的。與一些國家和地區 組織旨在針對打擊恐怖主義和救災等具有積極意義的軍事演習不同，另一些國家將軍演的假想敵設定為具體國家，指向性十分明顯，導致國家間關系緊張并加劇了地區緊張局勢。

第三，軍事安全以外的多種安全威脅程度總體不減，一些領域繼續深化，國際社會面對著更大的應對挑戰。

在反恐領域，2010年國際恐怖主義活動仍舊猖獗，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依然是恐怖主義襲擊的高發區和反恐的主戰場，都將使“越反越恐”的怪圈繼續擴大。國際恐怖主義依然是國際安全領域的重要關鍵詞，打擊恐怖主義實實在在地已經成為世界各國政府必須認真面對的一個日常性課題。在防止氣候變化問題上，“氣候外交”繼續深化。繼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大會沒能取得實質性成果，2010年的坎昆氣候大會盡管在減排目標和資金等問題上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在如何延續《京都議定書》的關鍵問題上，并未取得重大進展。“窮”、“富”國之間矛盾尖銳，“窮國”面臨的壓力越來越大。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在減排與發展中尋找到平衡，如何在減排問題上實現公平和公正。這個關鍵問題不解決，再多的會議與協議(無約束力的)都無濟于事。而擁有科技和資金優勢的富國對科技和資金落后的發展中國家特別是窮國在減排問題上展開圍剿，更是無助于問題的解決，其結果必然是，發達國家在富裕中享受藍天，而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欠發達國家則在疾苦中仰望藍天。從2010年全球水資源和衛生狀況上看，水危機的警報不僅依然沒有解除，而且有所深化。一些國家如果不加以認真解決，滴水貴如油的時代也許很快到來，更為嚴重的后果是，為爭奪水資源而引發軍事沖突甚至全面戰爭的日子也許真的離我們不遠了。

結論

人類文明隨著科技進步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但威脅國際安全的傳統因素和非傳統因素日益增多增多且復雜化，人類在創造文明的同時也衍生出種種問題和挑戰。歷經多年嬗變多極化格局的發展趨勢已經明朗，大國關系正以新的模式展現在世人面前，這種非敵非友的模糊性很強的博弈關系，使得大國關系更加復雜微妙，對國際安全形勢也產生了十分深刻且必將深遠的影響。2010年，國際安全的各個領域均呈現出一些新特點和新挑戰，一些地區因各自不同的問題或多或少地均出現令人擔憂的局面，影響并制約著國際安全形勢的穩定和國家的順利發展。傳統安全威脅與非傳統安全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給國際社會應對帶來的挑戰壓力是巨大的，國際安全形勢正處于一個變化快和應對難的痛苦演化的全新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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