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小悅悅的政治論文(2)
關于小悅悅的政治論文篇二
“小悅悅”事件的社會學探析
【摘 要】“小悅悅”事件在國內外引起了巨大反響，關于這起事件中路人冷漠的道德譴責和深層因素的探討也風起云涌。筆者試圖以社會學的因素探究事件背后潛藏的社會因素，并試探性地提出解決對策。
【關鍵詞】理性;啟蒙悖論;理性化的困境
2011年10月13日，廣東佛山南海黃岐廣佛五金城，年僅兩歲的女童小悅悅在巷子里被一輛面包車兩次碾壓，幾分鐘后又被一小型貨柜車碾過。七分鐘內在女童身邊經過的十幾個路人，均未施以援手。連續遭遇碾壓，無疑是兩歲小生命不可承受之重，而此后十幾個路人經過卻均未施以援手，更不啻于對小生命的落井下石。這起事件在國內外引起了巨大反響，關于這起事件中路人冷漠的道德譴責和深層因素的探討也風起云涌。本文試圖以社會學的視角淺析其背后潛藏的社會因素，并試探性地提出解決對策。
一、理性的悖論
從“小悅悅”事件發生后人們的反應可以很明顯地看出大部分人對那18位路人的行徑是給予強烈譴責的。但是，如果換一種角度，或者說，假如批判者中的任意一個人有一天也遇到了類似的事件時，他們又會作何選擇?他們又是否能夠挺身而出，還是再次成為那第19個“路人”?
捫心自問，似乎那18個路人的行為雖不合情，但卻是合“理”的。這里的“理”代表的是以自身的行為來保障個人的利益的價值取向，是一種“理性”的思考。與之相對的，“情”則成為一種“非理性”的代名詞。如此，就必須上升到對人類的經濟理性乃至于過于看重經濟發展，強調個人主義的經濟價值觀對人類情感、道德和文化的影響這一層面上。
德國著名的社會學大師馬克斯·韋伯最早以辯證的視角看破了“經濟理性化”給社會中的人們所帶來的利與弊：理性化的發展使人們能夠更加理性、明智地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選擇，從而促進社會分工的發展，勞動生產力的提高，社會經濟和技術的不斷進步。解放了人們的思想，激發了人們的想象力和創造力。新教將勞動及勤奮精神視為一種上帝神靈的意旨，大大推動了社會生產的熱情。但是，與此同時，韋伯還看到，理性化在刺激社會發展的同時，也漸漸成為了一個束縛人們的“鐵的牢籠”。理性化使人們只顧追崇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個人主義甚囂塵上，從而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逐漸變得冷漠淡然，人們的所有行為都被捆綁在理性化的框架下，非理性行為被認為是不受歡迎甚至是被排斥的[1]。古典社會學家格奧爾格·西美爾也曾指出：貨幣經濟的出現大大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以及理性化的增長，便捷了人們的生活，推動了社會由“機械團結”轉向“有機團結”;但同時，貨幣經濟的發展也打碎了“機械團結”中維系人與人之間單純的情感紐帶。由于一切行為都將以貨幣作為衡量標準，基于“貨幣”基礎上的“理性化”使人們在傳統的人情和道德面前無動于衷。個人日益變得孤僻、自閉，人格也日漸遭致扭曲[2]。當代德國社會學家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則提出類似的“啟蒙的悖論”的觀點。他們認為：“被徹底啟蒙的世界卻籠罩在一片因勝利而招致的災難之中”，“人類沒有進入真正的人性的狀態，反而深深地陷入了野蠻狀態”[3]。同為法蘭克福學派的馬爾庫塞則更進一步將這種由經濟、制度、科技的進步所造成的“自我摧毀”擬化為一個公式：“技術進步=社會財富的增長(社會生產總值的增長)=奴役的加強”。因此，他稱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為“富裕”然而卻是“病態”的社會[4]。
這樣一種所謂的“人性解放”、“經濟崇拜”、“個人理性”在城市中更為突出，它推動了城市的形成與發展，與此同時，城市也在不斷地建構和強化這一觀念在人們心中的地位。
著名的芝加哥學派城市社會學家劉易斯·沃思就曾一針見血地指出：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們具有匿名性、大規模、高密度性、髙異質性等特點。這些因素共同造就了一種獨特的“城市生活文化”。他說，城市生活就是一幅匿名大眾的圖景，他們與鄰里們互不來往，即便由于某些因素不得不相互交流，也只停留在“泛泛之交”的層面，他們不會也不可能真心投入，因為他們與大多數人僅僅維持表面的、短期的關系[5]。此外，由于人們明白各自的行為都只是為了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故而他們的這些行為也不會受到任何譴責。“決定論”認為，城市生活這種獨特的文化減弱了城市居民與他人的“道德卷入”和“社會卷入”[6]。
二、結語
這些社會學理論讓我們看到了“小悅悅”事件背后深層次的經濟理性、個性解放的負面影響因素。當下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蓬勃發展，不僅帶動著技術的更新、產業的升級、城市化、現代化進程的加速推進，還造就了人們傳統價值觀念的轉變——個性解放、個人主義的推崇和對經濟利益的過度追求。可以肯定，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確實給中國社會的進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帶來了積極有利的影響。但是，應該看到的是，由經濟發展所引致的公民價值觀念、文化信仰的轉變也不可避免地給中國社會產生了眾多消極的作用。人們在努力將自己塑造成一個“經濟人”，“理性人”，而漸漸遠離了情感、信任和道德至上的傳統“義利觀”。
不過，經濟發展與人們道德行為之間必然存在強烈的負相關關系嗎?其實未必然。美國社會學家奧格本曾提出“文化墮距”的概念，即：經濟技術的發展與之相適應的非物質文化之間的一段不適應期[6]。這樣的不適應期出現在經濟社會的轉型階段。而中國，恰處于這樣一個階段。中國經濟的過快發展逐漸導致了與之相對應的道德、文化、價值觀的脫節。人們還來不及做出反應，就已陷入所謂的“經濟理性”的漩渦中去。對于“理性化的陷阱”，人們還無法識別，只是一味的追崇他的好，卻無法抵制其中的不良內容。
因此，要擺脫這樣一種“理性化的困境”，就必須要求黨和國家制定相應的政策措施，加強黨員自身的建設、端正黨和政府的價值觀念、強化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和思想道德建設，堅持將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有機統一起來，樹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推崇社會主義榮辱觀，重視社會主義優秀文化的傳承、保護和發揚。只有精神文化和經濟、政治、社會等各方面同步發展，才能從根本上避免“小悅悅”悲劇的再度上演。
參考文獻：
[1][德]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M].康樂，簡惠美，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
[2][德]西美爾.貨幣哲學[M].陳戎女，耿開君，文聘元，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
[3][德]霍克海默、阿多諾.啟蒙辯證法[M].渠敬東、曹衛東，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4][德]馬爾庫塞.工業社會和新左派[M].任立，譯.商務印書館，1982.
[5]Wirth·Louis.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J].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38.
[6][美]戴維·波普諾.社會學[M].李強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作者簡介：胡鴻翔，男，福建南平人，武漢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經濟社會學、人口社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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