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勢與政策政治論文
形勢與政策政治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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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勢與政策政治論文篇一
經濟形勢與政策前瞻
內容提要:GDP增速短期回調、長期回升,CPI漲幅回落但物價水平仍在高位震蕩,結構調整步履蹣跚,都決定了應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的基調不變,但要適時、適度做好必要的預調與微調。
2011年,中國經濟運行中發生了許多新的變化。怎樣認識這些趨勢性變化?2012年宏觀政策如何調控和引導這些發展態勢?
明年是換屆之年,也是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關鍵一年。認真分析中國經濟運行中發生的趨勢性變化,研究制定和實施正確的宏觀政策,對于實施“十二五”規劃,保持經濟社會發展良好勢頭,具有重要意義。
GDP增速短期回調
這一輪增速回調,既是對上一輪高速增長的調整,又是下一輪高速增長的前奏。在兩輪高速增長之間回調的深度和時間,內在因素取決于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的進度,外在因素受到全球經濟復蘇狀況的制約和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實現了快速增長。盡管有些年份增長率超過14%,也有些年份增長率低于5%,但30年平均增長率接近10%。新世紀以來,中國經濟更是進入新一輪持續高速增長通道,從2002年到2007年,年均增速10%以上。
巧合的是,與2007年8月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幾乎同時,從當年三季度開始,中國經濟增速連續七個季度逐季下滑,從13.8%劇烈滑落到2009年一季度的6.6%。是什么原因導致的?2009年4月我曾提出“內生因素為主,多種因素疊加”,由次貸危機引爆的國際金融危機沖擊只是外部誘因,根本原因在于長期積累的結構性矛盾和體制性問題。
不幸的是,2009年我們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的經濟刺激政策有點過頭,M2增長了30%以上,投資增長了30%以上,導致投資膨脹和流動性過剩。僅僅用了四個季度,就迅速扭轉了經濟增速下滑的態勢。到2010年第一季度,GDP增長率又重回11.9%的高度。一年多來,中國又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把經濟過熱的趨勢壓住了。
令人苦惱的是,中國經濟隨后又一路回調,從2010年二季度的10.3%、到今年三季度9.1%,不少機構預測今年四季度為9%左右,剛好又連續回調七個季度。
歷史給我們開了一個玩笑。今天,我們似乎又站在2008年四季度的起點上,很多人對于未來經濟走勢莫衷一是。
目前,社會上對中國目前經濟狀況和明年走勢又有許多議論:有人認為,中國經濟中長期增長潛力下降,今后將由高速增長轉入中速增長甚至是低速增長;也有人認為,中國經濟正在朝硬著陸的方向發展,明年有可能出現二次探底,甚至會發生滯脹。這些意見與3年前的“W”型(懷疑派)、“L”型(悲觀派)如出一轍,驚人相似。
我認為,今明兩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雖然有所回落,但不存在硬著陸問題,也不可能出現二次探底和滯脹問題。
今年中國GDP增速雖然有所回落,但仍有可能達到9.3%左右,與去年GDP增速10.4%相比回落只有1個百分點。就季度之間增速看,即便今年四季度降低到9%左右,與一季度9.7%相比,回落幅度也不到1個百分點。
從2010年開始至今,中國經濟增長由依靠政策刺激開始向恢復市場力量和經濟內生性增長轉變,繼續朝著宏觀調控的預期方向發展。多數機構預測2012年GDP增速將保持在9%左右,即使再回落也不會降低到8%以下,既不會發生從過熱急劇轉變為過冷的“硬著陸”,也不會出現下降到2009年一季度6.1%以下的第二次探底,更不會發生滯脹。
我也不贊成使用所謂“增長潛力下降”,來否定今后仍有可能的新一輪高速增長。有人認為,中國經濟在經歷30多年高速增長后,潛在增長率將從原來的10%左右下調到8%左右,經濟增長速度下滑一個臺階。還有人提出,2010年-2020年如能達到8%的增長即算常態,2020年-2030年如能達到6%的增長也可算常態,越往后越會逐步降低。這有點牽強附會。
潛在增長率通常是指各種資源充分配置條件下所能達到的最大經濟增長水平,主要取決于資源、資本、勞動、技術等要素生產率的變化,與經濟體制、經濟結構和發展方式有很大關系,并不存在由高到低的直線變化。
在“十二五”乃至今后相當長時期,中國仍處于戰略機遇期,保持經濟持續較快增長仍有許多有利條件,如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處于快速發展階段,區域互補性強回旋余地大,國內投資和消費需求旺盛,長期緊缺的資金已經變得比較寬裕,人力資本提升空間較大,技術進步、科技和管理創新能力增強。
通過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擴大開放、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加快轉變發展方式,肯定可以抵消勞動力、資源、能源、環境約束和成本上升所喪失的傳統優勢,中國經濟增長的支撐動力依然強勁,經濟增長速度放緩將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在度過短期增速回調之后,到2012年下半年或者2013年,中國經濟仍有可能繼續高速增長的奇跡。
CPI漲幅將回落
這一輪物價上漲勢頭之猛、范圍之廣、影響之大,已經不是結構性物價上漲,而是全面的、比較嚴重的通貨膨脹。在建立拐點之后,物價水平仍處于高位,中期的通貨膨脹壓力仍不能低估。
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經濟逐步擺脫亞洲金融危機影響,價格由負轉正后進入上漲通道。2003年11月至2004年10月,CPI連續12個月上揚。2007年3月至2008年10月,CPI連續19個月上揚。
從CPI的八大分類指數看,這兩輪CPI上揚都表現為食品、居住類價格上漲。在第一輪中,其他六類都出現下跌。在第二輪中,煙酒及用品類、家庭設備用品及維修服務類、醫療保健和個人用品類價格出現上漲,但衣著類和通信類價格持續下降。因此,這兩輪CPI上揚只是結構性物價上漲,而不是全面通脹。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從2007年3月至2008年10月的CPI上揚,不是被調控下來的,而是因為國際金融危機沖擊中斷的。針對當時形勢,2007年曾提出“穩物價”,2008年又提出“兩防”。國際金融危機不僅沖擊中國經濟減速,而且也導致物價下滑。
在經歷短暫沉寂之后,2009年11月CPI同比漲幅由負轉正,結束了連續9個月的負增長。2010年11月CPI同比漲幅5.1%,創28個月新高。在國務院和地方各級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后,12月CPI短暫下降到4.6%,但今年7月又爬升到6.5%,漲幅達到年內最高點。CPI漲幅在連創36個月新高之后,才勉強開始回落,11月降至4.2%的水平,預計今后兩個月漲幅還會進一步回落。CPI漲幅連續數月自高位回落,表明中國經濟已經成功實現“軟著陸”。
現在看來,2011年全年CPI漲幅肯定突破4%左右的預期目標。值得注意的是,這一輪CPI上揚從去年下半年特別是四季度開始明顯加速,物價漲勢之猛、范圍之廣、影響之大,已經不是結構性物價上漲,也不是單純的通脹預期,而是現實的、全面的、比較嚴重的通脹。
與以往不同,在新一輪CPI上揚中,八大類價格出現了全面上漲態勢。從2010年10月至今年10月,有4個月漲幅在5%以下(溫和通脹),4個月超過5%(嚴重通脹),4個月超過6%(惡性通脹),12個月平均漲幅接近5.5%,今年前三個季度同比上漲5.7%。
這一輪CPI上揚雖然沒有超過2007年-2008年期間的6%,但社會反映更為強烈,主要是因為物價與房價同時上漲。盡管房價沒有列入CPI,但房價上漲同樣會導致購買力縮水。由于肉禽、糧食、油脂、鮮菜、鮮果等食品類價格和居住類商品價格上漲幅度大。
據有關機構抽樣調查,有近80%的人感到物價上漲已嚴重影響生活質量,有超過50%的人感到工資上漲趕不上物價上漲。如果再加上負利率對儲戶的剝奪,通貨膨脹對居民生活的影響是明顯的、嚴重的,對低收入群體的影響更大。
實際上,這一輪通貨膨脹是多種因素相互交織、相互疊加、綜合作用的結果,如全球主要農產品減產、美元貶值引起國際市場大宗商品價格走高,中國資源、能源、土地、人工等各類要素價格上漲幅度較大,以及自然災害的影響。但最根本原因在于長期經濟過熱,直接原因則與近兩年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刺激政策的副作用密切相關。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為拉動中國經濟回升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同時也為通貨膨脹奠定了堅實的貨幣基礎。從長期看,中國投資膨脹和貨幣信貸超常規增長對物價的影響,不僅表現在被CPI和PPI所覆蓋的普通商品價格上,也表現在以房地產價格為主的資產價格飆升上,最終為通貨膨脹埋下伏筆。
在今后一個時期,撇開投資膨脹和貨幣流動性仍然充裕的因素不說,導致這一輪通脹的原因還沒有消除。外部輸入性通脹壓力有所加大,國內成本推動壓力成為長期趨勢。
今年適逢地方政府換屆和“十二五”開局之年,各地、各方面加快發展的動力較強。隨著工業化、城鎮化加速推進,能源、原材料、土地、勞動力、資金等要素成本逐步上升,節能減排和資源價格改革、稅費改革也要推進,這些都加大了物價上漲的壓力。
再加上國外大量熱錢流入、國內一部分游資投機炒作,不僅會推升短缺商品的價格,放大漲價效應,同時也必然加劇社會恐慌心理。盡管目前物價上漲已經見頂,明年的物價水平將會回落,但中期的通貨膨脹壓力仍不能低估。
結構調整步履蹣跚
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暴露出中國經濟結構的重大缺陷。近幾年來,我們在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中取得一些進展,但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仍然面臨艱巨的任務。
長期以來,中國經濟增長過度依賴投資需求推動。1978年-2010年,資本投入對GDP增長年均貢獻率接近50%。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我們把擴大政府公共投資作為刺激經濟增長最主動、最直接、見效最快的手段。
2008年-2010年僅中央政府就新增公共投資1.26萬億元,推動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達67.58萬億元,其中2008年17.28萬億元、2009年22.48萬億元、2010年27.81萬億元,分別相當于同期GDP的55%、67%、70%,2009年投資對GDP增長的貢獻率高達95.2%。
最近幾年,一些地方和部門為投資而投資,高鐵、高速公路、機場、港口、地鐵、網絡建設出現新的“大躍進”,基礎設施過度超前。因擴大投資也加劇了投資領域不均衡、投資質量和效益不高等問題,導致產能過剩和信貸擴張,產生了地方債務和通脹壓力等消極后果。
投資拉動型需求結構必然影響產業結構變化。建國之后,中國經濟發展從工業化起步,更多依靠第二產業主要是制造業拉動經濟增長,產業結構明顯偏重第二產業。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開始逐步擺脫農業基礎薄弱、工業發展水平較低、服務業發展嚴重滯后的局面,產業結構調整雖有成效但進展緩慢。
一、二、三產業比例,從2000年的15.145.939,轉變為2010年的10.146.843.1,但還存在產業結構偏重、一次產業不穩、二次產業不強、三次產業不大的問題。今年以來,重工業增長依然快于輕工業,高耗能行業增速加快,很多地區出現油荒、電荒,突出反映了中國經濟結構矛盾、增長方式粗放等問題依然嚴重。
在資源和環境約束日益嚴重的情況下,目前的經濟結構很難延續。2010年,中國的發電量和能源消費量都超過美國,單位GDP能耗比世界平均水平高一倍多。中國GDP占世界總量不到10%,但消費的鐵礦石、粗鋼、氧化鋁和水泥占世界消費總量的比例卻分別達到54%、43%、34%和52%。石油、鐵礦石、鋁土礦、銅礦等重要能源資源消費對進口的依存度都超過了50%。今年上半年,全國單位GDP能耗僅下降0.8%,資源、生態、環境等問題十分突出。
明年政策基調不變
最近我到一些地方調研,許多人士認為明年經濟增長速度和物價上漲幅度將進一步回落。估計今年GDP增長9.3%左右,CPI同比上漲5.5%左右。預計明年GDP增速回調到8.5%-9.3%之間,CPI漲幅回落到4%-5.5%之間。根據“十二五”規劃綱要提出的目標,希望明年國民經濟計劃將GDP增速確定為8%,將CPI漲幅確定為4%。
關于明年宏觀政策,大家希望保持基調不變,繼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密切監測經濟運行的變化,適時適度做好必要的預調與微調,保持前瞻性,提高針對性,增強有效性,不斷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合理把握調控的力度和節奏,推動國民經濟繼續朝著宏觀調控預期方向發展。
第一,財政稅收政策重在加大結構性減稅的力度,提高民生支出比重,嚴格控制并逐步減少中央赤字和債務余額規模,切實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防范債務風險。
第二,金融貨幣政策重在保持貨幣信貸總量合理增長,優化融資結構和優化信貸結構,大幅度降低融資成本,增加對實體經濟和小微型企業的金融支持,防范金融風險。
第三,產業科技政策重在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加快技術進步和技術改造,促進自主創新,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加強對農業和現代服務業支持,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
第四,環境資源政策重在改革能源供給和資源價格體系,節能和生態建設,大力發展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和清潔能源,促進循環經濟發展,加強環境保護。
第五,收入分配政策重在調整優化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健全資本、技術、管理等要素參與分配制度,整頓和規范收入分配秩序,促進農民增收,盡快扭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趨勢。
第六,社會政策重在切實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大對教育、醫療衛生、文化、社會保障、就業、保障性安居工程,以及社會發展薄弱環節、欠發達地區的支持力度,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和城鄉統籌發展,推進和諧社會建設。
在制定和執行宏觀政策過程中,我們還必須注意加強宏觀政策之間的協調和配合,堅持依靠改革推進,既要盡力而為又要量力而行,為長遠發展留下空間和余地。
(作者系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
來源:《財經》2011年30期 作者:尹中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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