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于實事求是的政治論文
有關于實事求是的政治論文
“實事求是”是源自于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命題和概念，下面是學習啦小編整理的有關于實事求是的政治論文，希望你能從中得到感悟!
有關于實事求是的政治論文篇一
獨立自主 實事求是
摘 要：“左”傾教條主義錯誤使中國革命遭受了嚴重挫折，也使中國共產黨進一步探索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思路。長征途中，中國共產黨從中國革命的實際出發，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解決思想路線、方針政策等問題。
關鍵詞：長征;思想路線;實事求是;探索
中圖分類號：K26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6)10-0138-02
紅軍之所以被迫長征及長征初期在軍事上處處受挫，是由于“左”傾教條主義者缺乏對中國國情全面深刻分析和認識，機械照搬蘇俄經驗，完全喪失獨立自主精神造成的。中國共產黨人從中國革命實踐的慘痛教訓中深刻認識到，中國革命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必須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走符合中國國情的道路。中國工農紅軍長征過程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從中國國情出發，在戰爭的實踐中對中國革命戰爭特點進行了探索，開始了獨立自主解決中國問題的嘗試。
一、“左”傾錯誤使中國革命遭受嚴重挫折
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層連續幾次犯了“左”傾錯誤。王明的“左”傾錯誤給中國革命帶來了巨大損失，幾乎斷送了中國革命。
1931年1月7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了六屆四中全會，在共產國際及其代表米夫的直接干預下，王明補選為中央委員，成為政治局委員，主持中央工作。進入黨中央核心領導層后，王明不折不扣地貫徹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不遺余力地全面推行“左”傾冒險主義政策。王明上臺伊始，就在中央革命根據地推行“左”傾冒險主義路線，對持不同意見者進行“殘酷斗爭，無情打擊”，致使一大批革命干部蒙冤受屈。在白區，王明積極推行“進攻路線”，常常無條件組織各種罷工、罷課、罷市，召開“飛行集會”，上街游行示威，致使白區黨的組織不斷被破壞，大批黨員和革命群眾慘遭毒手。
1931年10月，王明在蘇聯就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其繼任者博古不僅深入貫徹執行“王明路線”，在某些方面還“發展”了“王明路線”。這種極不正常的領導方式在蘇區上演了一幕幕“左”傾悲劇，使中國革命事業遭到極為嚴重的損失。第五次反“圍剿”失利與湘江戰役慘敗是“左”傾悲劇的最為直接的證明。
王明的“左”傾教條給黨和革命事業帶來了極大的損失，它推行四年的結果是，喪失了除陜甘寧邊區以外的革命根據地，使“紅軍從三十萬人減到三萬人左右，共產黨員從三十萬人減到四萬人左右”[1]4，在國民黨統治區的黨組織幾乎全部被破壞。
二、長征中對“左”傾教條主義的斗爭
回顧長征，紅軍長征的過程是在尋找正確的行軍方向并同“左”傾教條主義斗爭并取得勝利的過程。
長征前夕，紅軍廣大指戰員浴血奮戰，先后突破敵人在湘南的三道封鎖線，于1934年11月底強渡湘江。可是，“左”傾機會主義的領導者卻采取避戰主義，“只是命令部隊硬攻硬打，企圖奪路突圍，把希望寄托在與二、六軍團會合上”，一路上失去了許多殲敵的機會。最后，中央紅軍雖然突破了敵人的層層封鎖，卻始終沒有擺脫敵人的追擊，在我軍遭受重大損失后，蔣介石又調集了40萬大軍，集結于湘西一線，企圖將紅軍圍殲于北進湘西的途中。
1934年12月10日，紅軍占領湖南通道縣城。12日，中央部分負責同志臨時決定在這里召開緊急會議。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張聞天、王稼祥、博古、李德等人參加了會議，會議由周恩來主持。會議的主題是北上湘西還是西進貴州。會上進行了激烈的爭執。李德、博古仍不顧客觀實際，堅持既定計劃。毛澤東力主放棄北上湘西的原定計劃，指出蔣介石已經判明我軍的行動路線，數十萬敵軍已經搶先在通道以北布置完畢。若紅軍仍然北上湘西，將會陷入敵軍重圍，后果不堪設想。他建議改向敵軍力量薄弱的貴州西進，以擺脫湘西之敵，爭取主動，使部隊得以稍事休整，恢復體力，提高士氣。與會大多數同志采納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決定改道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進軍。
會后，中央軍委于1934年12月12日19時半下達了《我軍明十三號繼續西進的部署》令，命令先頭部隊攻占黎平，打開入黔通道。通道會議后，博古、李德對轉兵貴州的建議不以為然，他們將紅軍西入貴州作為一種迂回北上的手段。1934年12月13日，仍電令各軍團“迅速脫離桂敵，西入貴州，尋求機動以便轉入北上。”[2]28毛澤東轉兵貴州的意見在政治局和紅軍首長中，也存在著嚴重分歧。這時中央紅軍的戰略進軍方向已經是一個十分迫切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1934年12月18日，在黎平召開了長征路上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繼續討論紅軍戰略方針問題是會議的中心議題，會上爭論依然激烈。最后，毛澤東轉兵貴州的觀點再次得到與會大多數人的肯定，會議采納了毛澤東的意見，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于戰略方針之決定》，指出：“鑒于目前所形成之情況，政治局認為過去在湘西創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的決定在目前已經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適宜的”。“政治局認為新的根據地區，應該是川黔邊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在不利的條件下應該轉移至遵義西北地區”[3]656。
黎平會議明確了紅軍的行動方向，打亂了國民黨軍的原有部署，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否定了以李德為代表的共產國際的錯誤指導，第一次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開始，將長征第一次從十字路口引向正確方向，在生死關頭使紅軍保存了下來，為遵義會議的召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三、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典范
中國共產黨是在共產國際的支持和指導下建立起來的，在革命斗爭中曾經獲得共產國際的許多幫助。但是，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長期以來受到共產國際的直接干預和控制，也使中國革命受到極大損失以至于陷入絕境。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從中國國情出發，在戰爭的實踐中對中國革命戰爭特點進行了探索，開始了獨立自主解決中國問題的嘗試。 遵義會議之前，中國共產黨還不善于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原理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的重大問題，而是盲目照搬蘇聯的經驗。在決定中國革命的重大問題上，往往是聽從共產國際的指示及代表的意見，存在著不顧中國具體實際情況，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圣化的錯誤傾向。遵義會議上，張聞天按照會前與毛澤東、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見，做了批評“左”傾軍事錯誤的報告，比較系統地批評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毛澤東接著對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做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評，同時闡述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問題和之后在軍事上應采取的方針。毛澤東的意見得到大多數與會者的支持。
遵義會議一改我黨領導人的任命、罷免均由共產國際決定的慣例，而獨立自主地任免黨和紅軍的領導人。會議做出決定：毛澤東同志選為;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周恩來、朱德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同志是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4]42。
遵義會議是自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首次在沒有共產國際干預的情況下，完全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共黨內重大問題的偉大實踐。遵義會議翻開了獨立自主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新篇章，也使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進入了新的階段。這以后，盡管還有共產國際的指導，但是獨立判斷形勢、獨立做出決斷、獨立解決黨內矛盾、獨立根據國內矛盾變化做出重大政策調整轉變，成為中國共產黨應付各種風險挑戰的基本方式。獨立自主精神，終于在全黨確立起來，中國共產黨以更加自信的姿態贏得了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主動權、自主權[5]。
四、思想路線的運用
實事求是作為我黨的思想路線，其形成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而長征期間則是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形成的關鍵時期。紅軍長征的勝利，是實事求是思想路線指導下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的勝利。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湘江慘敗，都是由于固守教條所帶來的。教條主義所帶來的危害深刻地教育了人們，脫離中國實際，照搬照抄國外理論是行不通的。在 長征過程中，隨著毛澤東在全黨領導地位的形成，隨著黨的主要領導人思想認識的轉變，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也開始在黨的決策中體現出來。長征落腳點的選擇上表現得尤為明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從當時的軍事實際情況出發，一旦發現目的地不適宜建根據地，及時調整計劃，重新尋找更有利于中國革命的落腳點。從川黔邊地區、川滇邊區、云貴川地區、川西地區，最終選定陜北地區作為落腳點。與此同時，也一次次粉碎了蔣介石“圍殲”紅軍的狂妄計劃。
黨和紅軍歷盡千難萬險，勝利取得了二萬五千里長征。長征的勝利也是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勝利。長征之前，紅軍執行“左”傾冒險路線遭受失敗，才被迫實行戰略轉移。長征初期，紅軍飽嘗“左”傾領導違背實事求是原則釀成的苦果，面臨全軍覆沒的危險。遵義會議后，中央紅軍在毛澤東的指揮下，根據實際情況靈活變換作戰方向，忽東忽西，穿插迂回于敵人重兵之間，四次渡過赤水河，使敵軍疲于奔命。1935年3月底，紅軍南渡烏江，迅速行進到貴陽東北地區，設計調出滇軍。1935年5月又巧渡金沙江，擺脫了幾十萬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取得了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是紅軍長征取得勝利的保證。
參考文獻：
[1]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遵義會議紀念館.遵義會議前后紅軍軍事電文選編[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
[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1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
[4]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中央檔案館.遵義會議文獻[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5]李捷.遵義會議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J].中華魂，2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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