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活政治論文1800字
在現實生活中，雖然不是每個人都可能或者愿意直接從事政治事務，但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時刻都能感受到“政治”的存在，學習啦小編為大家帶來了大學生活政治論文1800字，希望你們喜歡。
大學生活政治論文1800字篇一
日常生活的政治
人們都很熟悉恩格斯對馬克思的經典評價：“正像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發展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即歷來為繁蕪叢雜的意識形態所掩蓋著的一個簡單事實：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 但在當今的學術研究中，馬克思的深邃見解往往被人忽略。不少人把注意力集中在國家形態、法律制度、宗教觀念、藝術主張上，忘掉了這些現象與人類物質生活的關系。本期刊載的三篇文章重返基礎，探討城市居住模式變化對政治行為的影響，值得推薦。
談到中國城市居民的居住模式，過去25年至少目睹了四個方面的巨大變化。第一，人均住宅面積大幅增加，從1978年的6.7平方米直線上升到2005年的26平方米，【1】這一數字在世界上代表了相當高的水平，大大超過香港(7.1平方米)和日本城市居民住房面積(15.8平方米)。【2】第二，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隨著單位體制的式微，住在單位宿舍的人越來越少，搬進商品房的人越來越多。第三，九十年代末，隨著福利分房的取消和國有房產的廉價出售，上億城鎮家庭成為近三十億平方米原有公房的所有者。【3】這使得中國城鎮居民住房自有率從1995年的30%一躍提高到現在的80%左右，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不僅高于香港(50%左右)、日本(60%左右)和幾乎所有歐洲國家(40-50%左右)，也高于美國(2003年為68.3%)。【4】第四，進入二十一世紀，與世界上其它地區一樣，中國出現了大量由保安守衛、由物業公司管理的封閉式住宅小區 (gated community)。
居住模式對人們意識和行為的影響不可小看。首先，居住面積的擴大意味著越來越多的家庭擁有了自己獨立的洗手間與廚房，不必與他人共用，鄰里關系隨之改變：從比近親還近變為老死不相往來。其次，同事加鄰居的疊加關系與單純鄰居關系性質完全不一樣。以前曾有研究發現，在英國，同一工廠的工人往往居住在同一街區，而美國工人往往散居在不同街區。這個差別在相當程度上可以用來解釋為什么美國工人的階級意識比較薄弱。【5】中國以前那種單位宿舍大院不僅在塑造集體意識方面具有獨特的作用，而且因為所有人都相互知根知底，曾經是有效的社會控制機制。職工宿舍的解體使集體主義失去了一個重要的載體，也要求社會控制從鄰里守望轉化為依靠職業警察或保安。再次，房產對租戶只是住所，但對業主則不僅是住所更是資產。當80%的城鎮居民變為業主后，他們家庭的最大的資產往往就是住房。租戶關心的僅是居住條件，業主則在居住條件以外，還關心所有影響房產價值的環境因素。最后，封閉式住宅小區所封閉的不僅是一片物質空間，也是一片由房價和物業管理費劃出社會空間。相對于傳統居民區，封閉小區的住戶一般屬于當地中上收入群體;其中的“豪宅”更是上層階級的禁臠。中國人往往把封閉小區等同于“高尚社區”，然而在美國評論家羅伯特•卡普蘭 (Robert D. Kaplan) 看來，封閉小區的出現正是“即將到來的無政府狀態”的前兆。【6】
以下三篇文章分別從不同角度展現了“住”的政治有多么豐富、多么復雜、多么有意義。如果說有什么缺點的話，那就是它們都將注意力集中在封閉小區的居民身上。從階級分析的角度看，這些精英也許是當今中國社會中聲音最大的群體，但他們只是社會金字塔的頂尖，而不是社會的全部。這個缺陷正好說明，關于“住”的政治，還有多大的處女地有待開墾。經常聽到有學者抱怨研究中國政治的禁區太多，似乎這是他們拿不出象樣學術成果的唯一原因。如果他們重溫一下馬克思，像這三位年輕學者一樣換一換視角，關于吃、穿、住、行的政治，不知道能寫出多少論文和書籍。普通老百姓都清楚，吃、穿、住、行絕非無關緊要的小事;學者們也應該明白，研究日常生活的政治比空洞地高談闊論“民主”、“自由”更有意義。
【1】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摘要，2005》，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5年，第103頁。
【2】孫洪磊，“專家稱我國人均住宅面積超過日本，居世界較高水平”，新華網天津2006年3月20日專電。
【3】 屈宏斌，“住房改革與財富轉移”，《經濟觀察報》，2003年6月23日。
大學生活政治論文1800字篇二
論中國式“生活政治”
內容摘要 “生活政治”指的是政治權力和政治意志在日常生活中泛化、日常生活被提升到政治層面予以解讀的一種政治范式。在中國思想傳統中，“生活政治”的展現路徑往往是“政治生活化”和“生活政治化”，前者將政治滲透到日常生活中，后者將日常生活轉化為政治。歷史地來看，積極的“生活政治”可以促使良善的政治意志為人們所接受，成為“收拾人心”的途徑;而消極的“生活政治”往往走向“泛政治化”。
關鍵詞 生活政治 政治生活化 生活政治化
在現實生活中，雖然不是每個人都可能或者愿意直接從事政治事務，但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時刻都能感受到“政治”的存在，人類歷史的重大進程在很大程度上都與“政治”相關，個人的命運往往也受到“政治”的左右。政治憑借著權力、暴力、利益等壓迫性力量或者誘惑性資源，能夠進入到日常生活的各個領域，將生活刻上政治的印記。政治在日常生活中突出呈現的這一特征，使得政治具有了“生活政治”的特性，同時也使得日常生活具有了“政治”的意味。“生活政治”與日常生活緊密聯系，政治價值、政治傾向通過日常生活而發揮效能，并直接滲透到日常生活的環節，與日常的生活儀節捆綁在一起進而影響人們日常的精神言動。“生活政治”作為一種政治哲學意義上的解釋范式，對于我們深入理解政治與日常生活的關系具有積極意義，同樣，對于我們理解中國古典的政治傳統也有所裨益。
中國式“生活政治”的厘定
“政治”是為了保持人類社會生活秩序化的必備物，在共同體的生活中，“政治”由或顯或隱的多種樣式表現出來。最為明顯的“政治”就是圍繞共同體的公共權力而產生的各種活動及其后果。馬克斯?韋伯將這種“政治”稱之為爭取“支配權”的努力[1]。這樣的“政治”既可以是爭取支配性的公共權力的活動，也可以是以代表共同體全體成員意志出現的政權(政府)的政務活動，這種政治可稱之為“政權政治”。牟宗三認為，“政權者，籠罩一民族集團而總主全集團內公共事務之綱維力也”[2]。由是觀之，政權能代表共同體成員的全體意志，“政權政治”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顯著性力量，它既可以是所謂的“廟堂政治”，也就是政權自身的代表者所從事的各種維護政權、治理國家的活動;也可以是“奪權政治”，即為了取得支配性權力或者政權而開展的一系列暴力或者非暴力的活動。
除了圍繞國家政權或者以政權為核心的“支配權”而產生的“政權政治”外，在日常生活中還存在著一種隨處可見的“生活政治”，這種 “生活政治”不以直接爭奪政權為目的，而是在政權穩定的前提下，在既定的政治意志下將政治價值、政治信仰轉化為日常生活中的規范、習俗和傳統并以此來強化共同體成員對政權的認同，同時，共同體成員的日常生活也因此而帶上了“政治”的色彩，體現政治價值、身份等級以及由此而帶來的權利分配。
安東尼?吉登斯曾專門提出“生活政治”(Life Politics)的概念，用以區別擺脫剝削、不平等或壓迫等各種束縛的“解放政治”(Emancipatory Politics)。吉登斯認為，生活政治是現代性視野中個體自我實現和生活方式的政治，“生活政治關涉的是來自于后傳統背景下，在自我實現過程中所引發的政治問題”[3]， “生活政治不是屬于生活機會的政治，而是屬于生活方式的政治”[4]。在一般意義上，“政治”活動憑借權力來主導社會嘉益的分配，協調各種利益群體創造或者改善生活機會，而吉登斯則認為“生活政治”是為了挖掘人的生活方式選擇問題。許麗萍教授曾經以“生活政治”為論題專門討論過吉登斯的思想，她認為“生活政治以‘我們如何生活’作為問題的出發點，以生活方式的選擇為手段，以重構我們時代的道德和解決生存問題為目的”[5]。吉登斯的“生活政治”著重討論的是用以實現自我的生活方式問題，以服務于現代生活為鵠的，表現的是人在自我實現過程所遭遇到的公共性政治問題。吉登斯提出的這一概念為其“現代性”的系列思想張目，從政治的角度來看待自我實現的多元選擇與多元可能的問題，當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啟發意義。我們認為，從漢語的語境和中國豐富而悠久的思想傳統來看，“生活政治”還可以做進一步的“中國式”解讀。
從漢語的語詞邏輯角度來看，“生活政治”可以看作是“生活”對于“政治”這個概念的邏輯限定，如前所述，存在著一種圍繞政權的“政治”，也存在著一種關聯日常生活的“政治”。在這里，“生活”因為是“政治”展現出來的場域而成為“政治”的限定詞。政治除了在“支配性權力”場域得以凸顯之外，同樣可以在“日常生活”領域中或隱或顯的展示出來。在日常生活領域里，“政治”不是直接的與支配性的政治權力關聯起來，而是將“權力觀念”、“秩序觀念”具體化到個體的日常生活行動中。因此，就“生活政治”的字面意義而言，主要指的是“日常生活中的政治”，包含了政治浸潤在日常生活中、日常生活為政治服務的意蘊。公共性的政治進入到私人性的日常生活，而私人性的日常生活也圍繞政治活動而展開，政治觀念滲透到日常生活領域，日常生活中的傳統、習俗、儀式、活動等全方位的體現了政治價值、政治信仰或者政治傾向。換句話說，日常生活中的傳統、習俗、儀式、活動等都為“政治”服務，體現政治價值和政治訴求，并在生活中落實符合現實政治要求的“秩序”。
中國式“生活政治”的體現
“生活政治”最大的特點是“政治”彌漫在日常生活之中，使得日常生活不僅僅只是滿足人們精神物質需要的場域，還充斥著政治的意味。在人類社會政治發展的歷程中，政權通常都希望通過各種手段在日常生活中推行共同體所推崇的主流價值。在中國古代以儒家價值為主導的政治社會中，尤其注重在民眾的日常生活來傳遞政治價值。
在儒家的禮樂文明中，標志著等級、身份、權力的禮樂制度以日常生活為主要作用場域，并將政治價值通過禮樂儀式的載體，進而形成社會風俗傳遞到日常生活中去，在日常生活中鞏固和強化等級、身份和權力的認同。干春松教授在討論“制度化儒家”的時候曾提出：所謂思想觀念的制度化，就是在權力的支持下，賦予這種思想觀念以真理性的地位，并通過一系列具有強制性法律、習俗、實踐系統，來確保這樣的思想觀念的傳播、落實，并對其反對的力量進行控制甚至打擊。”[6]生活中的禮樂制度，正是在權力的支持下逐漸形成社會習俗和實踐系統，它將政治觀念、政治思想轉化為日常儀節，并用社會輿論、宗族內部懲罰甚至法律意義的刑罰來保證這些儀節在社會日常生活中推行，從而實現政治認同。這種通過禮樂儀式來強化政治認同的做法，就是古代中國社會生活中的“生活政治”。
在中國經典思想里，人們(特別是政治人物)的日常生活往往與政治問題聯系在一起，穿衣吃飯、孝親嫁娶等日用倫常也往往被予以政治解讀。按照儒家政治哲學的設想，政治上治國平天下的問題扎根于君子修身齊家的日常生活。這種思想，正是意識到了日常生活的“修身”對于“治國平天下”的重要。因此，日常生活不獨惟是個體的私人問題，也是共同體走向良善的單元性保證。在儒家看來，正是日常生活中一個個獨立的社會單元(家庭和個人)都以政治上尊崇的價值規范來要求自己，政治價值、社會規范才能真正落到實處，這是中國式“生活政治”之所以能夠發揮作用的基本邏輯。
中國式“生活政治”的問題與啟示
社會政治有賴于日常生活，日常生活無法不能和政治脫離干系，這形成了中國式“生活政治”的主要特點。而中國傳統的“生活政治”對于社會進步而言，有著雙重的意義，換句話說，存在著積極的“生活政治”和消極的“生活政治”。積極的“生活政治”能推動良好的、正義的理念在日常生活中落實，而消極的“生活政治”則會加劇各種不合理的政治觀念和政治權力通過日常生活化的路徑滲透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 積極的“生活政治”，是一種在好的政治理念指導下的日常生活秩序，在這種狀態下，政治理念與人類的本性相通，政治為人們的良善生活服務。或者說，政治對生活起到促進作用，日常生活又能驗證和體現政治理念的嘉益，日常生活中人們形成的政治觀念可以矯正為政者的過失，督促為政者實施善政。儒家倡導禮樂文明，痛斥禮崩樂壞，正是希望其倡導的倫理政治能在社會生活中發揮積極作用，從而匡正為政者的行為，使得他們遵守禮樂規范。現代社會崇尚法治、民主、平等、公正、自由等價值，而這些價值除了在現代政治生活中通過法制治理、選舉政治、議會政治等“政權政治”形式體現出來以外，更多的是體現在日常生活中。現代社會中的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遵守規則、保證男女平等、實現家庭事務中的民主、崇尚生活觀念的多元自由等行為和理念，也集中的體現了現代社會的主導性政治價值。舉例來說，如果要培養人們在政治生活中遵守規則、遵守法律，那么就應該從培養他們養成遵守交通規則、尊重公共秩序做起。
中國傳統的“生活政治”把“政治”轉化為日常生活問題，同時又將日常生活提升到政治層面，展現的是為政者的政治力量和政治意志彌散在日常生活中的一種社會生活狀態，它依靠政治權力以及人們對秩序的尊重而推廣，為政者期望通過日常生活禮儀所帶來的權威性安排生活秩序，期望通過日常生活規范來強化政治價值與政治權力的存在，并逐漸形成浸潤著政治觀念的風俗和習慣，達到“收拾人心”、“凝聚人心”的效果。“生活政治”的展現路徑是“政治生活化”與“生活政治化”，無論在歷史上還是現實中，都有著或深或淺的痕跡。作為一種政治觀念落實的方式，在具體的中國社會歷史中，“生活政治”有著積極的一面，但更需要我們警惕的是其消極的影響。生活的泛政治化以及將各種原屬政治范圍內的事務推進到日常生活領域，使得生活失去其原初意義而演變成了政治的場域，模糊了“公”、“私”邊界，進而使得日常生活喪失了自由與生動。當代中國的政治文明建設，無疑需要關注“生活政治”傳統，厘定公私界限，進一步反思與揚棄“泛政治化”的“生活政治”。
參考文獻：
[1]馬克斯?韋伯，馮克利譯.學術與政治.北京：三聯書店，2005：55.
[2]牟宗三.政道與治道.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39.
[3]安東尼?吉登斯，趙旭東、方銘譯，王銘銘校.現代性與自我認同.北京：三聯書店，1998：252.
[4]安東尼?吉登斯，李惠斌、楊雪冬譯.超越左與右――激進政治的未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14.
[5]許麗萍.吉登斯生活政治范式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6]干春松.制度化儒家及其解體(修訂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13.
[7]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4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5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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