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中國經濟政治論文
有關中國經濟政治論文
2013年以來,中國經濟保持了多年的持續高增長速度,下面是由學習啦小編整理的有關經濟政治論文，謝謝你的閱讀。
有關經濟政治論文篇一
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變化及其影響因素實證研究
摘要：構建綜合指標評價體系，并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了1990年以來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變化情況;在此基礎上，實證分析了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變化的影響因素。研究表明，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經濟發展方式水平總體處于不斷上升趨勢;制度變遷、技術進步、人力資本對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有積極作用。
關鍵詞：經濟發展方式;制度變遷;技術進步;人力資本;主成分分析法
中圖分類號：F06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2670(2011)04-0071-06
收稿日期：2011-03-10
基金項目：山東省社會科學規劃項目(09CJGZ68);山東省軟科學計劃項目“山東省轉變外貿發展方式實證研究”(2011RKGB1017)
作者簡介：朱啟榮(1962-)，男，安徽巢湖人，山東經濟學院國際貿易學院副教授，管理學博士，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國際貿易與可持續發展。
一、 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 中國經濟增長十分迅速，經濟實力與國際地位不斷上升，人民生活水平不斷得到改善。但是，我國經濟基本上是一種“粗放型”增長方式，主要是依靠上新項目、鋪新攤子、大量增加生產要素投入,實現經濟的增長。這種增長方式雖然在一定的歷史階段起到了促進經濟快速發展的作用，但是，也帶來了投入大、產出少、附加值低、經濟效益低下、資源消耗嚴重、生態環境惡化與產業結構不合理等一系列問題。為此，1987年，黨的“十三大”提出，要從粗放經營為主逐步轉變到以集約經營為主的軌道。1995年，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1997年，黨的“十五大”又明確提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改變高投入、低產出，高消耗、低效益的狀況。這些提法與要求對指導我國經濟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形成了一個較長的高速經濟增長期。根據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新問題，黨的“十七大”提出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要求。為此，學術界對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評價內容與評價指標等進行了研究。劉春宇和閆澤武[1]從經濟結構、產業結構、自主創新、農業發展方式、生態文明建設等方面，探討了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評價內容。崔立濤從經濟增長質量、結構優化、科技投入、資源轉化效率、環境影響、經濟效率方面設計了評價經濟發展方式類型的指標體系，并利用其構建的指標體系評價了浙江經濟發展方式特點[2]。
現有的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首先，對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程度評價僅局限于我國個別省份的研究，至今尚沒有人對近年來全國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程度進行過評價;其次，已有研究構建的評價指標較少，而且又多集中于經濟增長以及對資源與環境影響方面，而沒有考慮改善民生等方面內容，因而，不能全面反映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豐富內涵;再次，缺少對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影響因素的實證研究。本文將構建一套新的評價經濟發展方式水平指標體系，對1990-2009年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情況進行分析，并對影響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變化的因素進行實證分析，以期為政府管理部門制定相關政策，落實科學發展觀，推進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提供理論與決策參考。
二、 構建評價經濟發展方式水平指標體系
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從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設資源節約型與環境友好型社會、提高發展的全面性、協調性與可持續性、實現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等方面定義了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內涵[3]。據此，筆者從經濟發展速度與穩定性、經濟結構優化、經濟發展對資源與環境影響、民生狀況4個方面評價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情況。將經濟發展速度與穩定性、經濟結構優化視為“經濟發展速度與質量”、它與“資源消耗與環境保護”、“民生狀況”一起構成了評價我國經濟發展方式水平的一級指標。在此基礎上，筆者構建了相應的二級與三級評價指標(見表1)。其具體安排是：“經濟發展速度與質量”一級指標包含“經濟增長速度”、“經濟增長平穩性”、“物價穩定性”、“供給結構”、“需求結構”、“地區經濟結構”與“收入分配結構”7個二級指標，這些二級指標均只有1個三級指標，它們是“經濟增長指數”、“前后兩年的經濟增長率比值”、“CPI指數”、“第三產業占GDP比重”、“最終消費占GDP比重”、“中部與西部地區GDP占全國GDP比重”、“收入分配基尼系數”7個三級指標。由于經濟發展對資源與環境影響十分廣泛，鑒于數據的可得性，筆者選擇了“節約能源”和“污染物排放強度”作為“資源消耗與環境保護”的二級指標。其中，“節約能源”二級指標包含“能源消費彈性系數”與“單位GDP能耗”2個三級指標，“環境保護”二級指標包含“單位GDP排放工業廢氣量”、“單位GDP排放廢水量”與“單位GDP產生的固體廢物”3個三級指標。“民生改善狀況”一級指標包含“國民生活水平”、“國民享受教育程度”、“國民壽命”3個二級，其中，“國民生活水平”二級指標包含“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與“城市居民恩格爾系數”2個三級指標;“國民享受教育程度”與“國民壽命”這2個二級指標均只有1個三級指標，它們分別是“國民人均受教育年數”與“國民人均壽命”。
三、 研究方法
(一)主成分分析法
從上文構建的評價經濟發展方式水平的指標體系可以看出，該體系包含的評價指標較多，需要將這些眾多指標的信息綜合起來，得到一個綜合指標，由此來反映被評價的經濟發展方式水平整體情況，然后，通過縱向的比較，可以反映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情況。綜合指標評價方法普遍采用加權評估法，如常見的專家評分法、模糊綜合評價法和層次分析法等。由于各指標之間可能存在一定的相關性，因而，它們反映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重疊，主成分分析方法是一種通過降維技術，把多個具有一定相關性的指標約化為少數幾個綜合指標的統計分析方法，被廣泛用于指標的合成[4]。該方法的優點是能夠避免專家評分法、模糊綜合評價法與層次分析法中評價者因知識結構、工作經驗及個人偏好的差異影響[5]。因此，主成分分析方法是一種較理想分析方法。本文將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將多個指標信息綜合起來，得到一個反映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水平指數，由此來反映歷年來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變化情況。
(二)分析經濟發展方式變化影響因素的方法
以科斯和諾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派認為，制度變遷是影響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6，7]。索洛提出了“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和源泉”新觀點 ，揭示出技術進步的重要性[8]。新經濟增長理論將新古典增長模型中的“勞動力”的定義擴展為人力資本投資，強調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作用[9，10]。雖然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比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有著更豐富的內涵，但是，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是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方面，而且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對資源節約與環保等也有積極作用。因此，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有助于推動經濟可持續發展與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由此，筆者以制度變遷、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狀況為自變量，以經濟發展方式水平指數為因變量，建立線性方程(1)。利用該線性方程，檢驗制度變遷、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狀況對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變化的影響。
Z=α0+α1Y1+α2Y2+α3y3+εi(1)
等式(1)中，Z為經濟發展方式水平指數，Y1、Y2和Y3分別代表制度變量、技術進步變量與人力資本狀況變量，α0是截距參數，α2與α2是相關系數，εi為隨機變量。
有關經濟政治論文篇二
淺析中國經濟與環境平衡的路徑
【摘要】中國的經濟騰飛是伴隨著環境和經濟發展的失衡，而調整失衡需扭轉居民意識，企業的發展模式和國家的環境政策，并在意識和機制的雙重作用下才能起到有效作用。
【關鍵詞】環境;經濟;平衡路徑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中國經濟騰飛。憑借GDP每年10%左右的增速，中國在2010年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經濟騰飛的同時，環境也以更快的速度惡化。工業的粗放增長造成空氣和水質的污染，落后的農業特別是不合理地使用肥料也造成極為嚴重的土地污染。淮河水質惡化、生物滅絕、極端天氣、沙塵暴肆虐、水土流失等環境問題凸顯。人們創造了新的文明，卻也在破壞存在了數千年的人與自然的秩序。目前所存在不平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相應地也不存在單一的解決途徑，追求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法，注定只能是霧里看花。對于經濟利益和環境友好追求的失衡必須得到扭轉，而扭轉是對居民的意識、企業的發展模式和國家的環境政策進行的扭轉。經濟社會中的參與者同時又都是環境治理的參與者，意識和機制的雙重作用才能扭轉這種平衡關系。
一、國際合作
地球因為動物的遷徙和大氣、洋流的循環等途徑，是一個整體。南美的熱帶雨林不僅是多種生物的家園，也影響著整個地球的溫室氣體的消化;北極冰山的融化不僅影響北歐和俄羅斯，它關乎每一個沿海城市的未來。所以環保需要世界范圍內的交流。除了共享的地球環境作為外部壓力之外，國家間對于環境治理的經驗和效率不同也造就了國際合作的內生需求。如清潔發展機制，它是指一個發達國家通過用技術和資金投入的方式與一個發展中國家合作實施其溫室氣體減排的項目，其所實現的溫室氣體減排量，轉讓給提供技術和資金的發達國家締約方用于履行其在《京都議定書》下的義務。中國的積極參與不僅能夠有效地控制國內產業的碳排放量，更能夠獲得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
二、環保產業
環境友好型企業能促進經濟發展，更有助于環境的改觀。政府應該多鼓勵以經濟利益為動力，兼顧環境的環保型產業發展，在這一點上作出更具意義的引導作用，同時對污染嚴重企業持慎重態度。我國東部的經濟行為已為環境帶來極大負面影響，在當今西部大開發的大戰略背景下，環境相對脆弱的西部若重復東部發展之路，勢必造成比東部更為嚴重的環境問題，且作為黃河、長江等水系的發源地，問題將被進一步放大。因此，環保產業的發展需要更加廣泛和長遠的考慮。
三、培育NGO
在美國，活躍著眾多的NGO在社會中廣泛地開展教育、環保等公益項目，是政府的“減閥器”和“穩定器”。這不僅填補了政府在社會某些方面的缺位，也通過精神動力的支撐完成了社會改造的部分任務，幫助NGO的參與者和接觸者感受其奉獻精神和責任。而中國普遍存在的資金和注冊困難限制了眾多的本地NGO的發展;中國NGO的受眾多集中在大學生群體，不具備美國、歐洲等國家NGO的普遍性，中國NGO的規模和影響力明顯偏小。因此，從政策引導到社會關注等方面，應該給予NGO，特別是熱心環保事業的NGO更多的支持，使其能在中國社會充分發揮其應有效用。
四、提高政策執行力
中國曾提出“十一五”期間單位GDP能耗降低20%的口號。2010年，為完成指標，出現了工業拉閘、居民限電等為完成地方性節能指標的短期行為。不僅短期內影響了經濟發展，長期來看更是對粗放經濟的縱容，勢必造成下一輪節能工作的難以開展。政策制定本意是實現經濟對環境壓力的釋放，調正經濟和環境的不平衡地位。但是，執行和監督不力等問題凸顯，眾多指標性政策終究只是口號。完成短期目標，不具備長期意義。“低碳經濟”也不僅是對低碳的要求，更是實現經濟目標的長期考慮。污水處理、太陽能系統等帶來的不僅是低碳也是經濟。政策應有長期的考慮，利用稅收減免、政策綠燈等引導措施，積極推動長期有效性、實用性的綠色經濟，并強化政策執行能力。
五、培育意識
意識影響行為，行為成就習慣，缺少主動性思想的行為是無力的。中國環境難題面臨著居民生活和企業生產兩方面的壓力。為了實施居民生活和企業發展的環境改造需要更多環保意識的注入，中國的環境教育應從口號中解脫，放到教育系統中應有的位置。從小培養環保意識，在關注經濟的同時，不乏對經濟與環境關系的思考。但就目前情況來看，中國缺少正規的環境教育系統，現存環境教育分散且執行力差，缺少足夠的社會關注度。雖然近年來公民環保意識已在提高，但意識轉化成為行動力的效率較低，中國需要更多環保教育的支持。
六、健全機制
環境和經濟失衡是系統性問題，社會機制的不健全則是系統性問題的原因，問題的解決途徑必須改善整個系統才能產生積極效應。有效地監督機制可幫助建立起強大的執行力;社會參與機制也有利于居民意識和行動力的提升;環保合作機制則能緩解上下游地區間經濟環境的矛盾。國家應該建立起更加有效的參與、監督系統和合作機制，同時利用適當的獎懲機制加以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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