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環境工程的論文代發(2)
關于環境工程的論文代發
關于環境工程的論文代發篇2
淺談生態危機的根源和應對策略
生態危機最早出現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是隨著工業文明的發展而出現的。人類關注生態危機始于20 世紀60 年代。1962 年，美國海洋生物學家雷希爾·卡遜的《寂靜的春天》一書用生態學原理揭示了農藥的危害性，為人們敲響環境問題的警鐘。1972 年，“羅馬俱樂部”發表了關于環境問題的研究報告《增長的極限》，他們認為人類在對自然界的開發與征服的同時，正在掠奪子孫后代的資源，人類賴以生存的生物圈正在縮小，自然災害將空前地增多并趨向惡化，整個人類的生存面臨困境。這一研究成果奠定了環保理論的基礎。后來，生態問題得到了聯合國及有關組織的重視。1972 年，聯合國在斯德哥爾摩召開了討論環保問題的第一次國際會議，通過了《人類環境宣言》。1983 年，聯合國成立了“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1987 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向聯合國提交了《我們共同的未來》的報告，正式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理論。1992 年來自158 個國家和地區的政府首腦在里約熱內盧召開了國際環境和發展大會，通過了《里約熱內盧宣言》和《21 世紀議程》，把可持續發展戰略列為全球發展戰略。同時越來越多的專家也不斷關注和研究全球生態問題，為解決生態問題提出了不同的理論和方案。但是半個多世紀過去了，生態危機不僅沒有得到解決，而且越來越嚴重。那么，生態危機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對生態危機根源的認識不同，解決生態危機的策略也就不一樣。只有明確了生態危機的形成原因，才能找到解決生態危機的有效途徑。本文主要分析生態危機的形成原因，并試圖找到應對生態危機的有效措施。
一、生態危機根源于資本主義制度嗎
學術界對生態危機根源的探討出現了不少成果，一般都是吸收生態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認為生態危機的根源是資本主義制度。如崔永杰介紹了英國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戴維·佩珀的觀點。佩珀肯定了馬克思的生態思想，認為資本主義制度是導致生態危機的根本原因。因為資本主義的成本外在化傾向直接導致了生態帝國主義的產生，加劇了世界范圍的生態危機。解決這一危機的出路在于廢除資本主義制度，建立生態社會主義。吳苑華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生態學價值觀進行探討，認為西方工業文明因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本性深植于自身，而不可能緩解人與自然以及人與人之間的緊張關系，反倒直接導致了人類陷入更加深重的生存危機之中。西方發達國家選擇生態文明，實際上是以生態文明掩蓋生態帝國主義的本性。通過假借發展生態文明，掠奪、侵占和控制他國的生態資源，把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企業遷移到發展中國家，把自己的發展成本轉嫁到第三世界國家和地區。生態帝國主義是帝國主義的新形態、新變種，比工業帝國主義的危害更深刻、更持久、更廣泛，其手段也更加隱蔽。吳苑華認為，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工人階級異化的根源，是生態資源無節制消耗的真正根源。
有些研究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學者也認為，生態危機根源于資本主義制度。如陳學明認為，馬克思主義的生態世界觀是當今世界唯一能指引人們消除生態危機、建設生態文明的思想武器。陳學明分析了馬克思的《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認為馬克思的生態世界觀最有價值之處，是論述了生態危機是由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由資本主義的利潤原則，由資本邏輯帶來的。解決生態危機的最終出路，就是變資本主義為社會主義。人類要消除生態危機，在人與自然之間建立起真正和諧的關系的最大障礙就是資本主義制度。馬克思的生態世界觀對當今人類的最大啟示，就是如果不觸動資本主義制度，要擺脫生態危機就只能是夢想。消除生態危機就是一場反對資本主義的斗爭，人類反對生態危機與反對資本主義應當是同步的。
生態馬克思主義把生態危機的根源歸結于資本主義制度，認為要解決生態危機就必須從根本上廢除資本主義制度，他們對資本主義社會生態危機的揭示無疑是深刻的。但是，能不能籠統地說，生態危機的根源就是資本主義制度? 我國是社會主義社會，也存在著十分嚴重的生態危機。如果依據上述觀點，我國的生態危機也根源于資本主義制度嗎?不可否認，生態帝國主義對發展中國家的生態危機負有一定的責任，但是如果把我國生態危機的根源也歸結為資本主義制度，不是沒有分清我國生態危機的主要原因與次要原因，就是回避矛盾，有意推卸責任。必須認識到我國國情的特殊性，對于資本主義社會和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生態危機要進行具體分析。
二、西方生態危機根源于人與自然對立的主客二分的思維模式
西方社會的生態問題是伴隨著工業革命而出現的。工業革命結束了農業文明而創造了全新的工業文明。在工業文明時代，科學技術得到迅速發展，人類的生產力水平得到極大的提高，從過去被動地適應自然轉向積極干預和改造自然。人類憑借機器設備等技術手段大規模地開采和利用自然資源，把自然看作是可以無限制地掠奪和征服的對象，創造了大量的物質財富來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物質欲求。人類陶醉于改造自然的成就之中，又進一步強化了以自我為中心的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這種價值觀片面強調人的主體性，把自然看作是被動的可以被人類征服和掠奪的對象，把人與自然對立起來，強調人類價值的獨特性與優先性，自然是從屬的服務于人的對象，忽視了自然作為獨立系統的客觀性和規律性，特別是忽視了人對自然的依存性和人與自然的密切聯系。在這樣價值觀的支配下，人類開始對自然進行無節制的開發和利用，為了滿足人類自身的私欲，向自然界不斷地索取人類可利用的各種自然資源，導致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的破壞。而生態環境的破壞不僅影響著資本主義的再生產，甚至也影響著人類自身的生存。
由此看來，西方生態危機表面上是由于資本主義工業化的生產方式，而本質上是由于人與自然主客對立的人類中心主義的價值觀。因為人的生產活動是受價值觀支配的。工業革命之前沒有出現嚴重的生態問題，不是由于當時不存在人類中心主義的價值觀，而是由于當時科技的落后制約了人的生產能力，使人類對自然的改造和破壞還不至于產生生態問題。從這個角度來講，只要人類中心主義的價值觀存在，就必然會出現生態危機。至于說這樣的生態危機是發生在封建社會還是發生在資本主義社會，又與生產力水平有一定的聯系。在西方，人類中心主義的價值觀是有久遠歷史傳統的。
古希臘的普羅泰戈拉提出“人是萬物的尺度”，就認識到了人的價值，要以人的需要欲望作為衡量事物價值的標準。后來的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都注重發揮人具有理性的特點，而且認為人的欲望應該服從于人的理性。不過，同時仍然存在著伊壁鳩魯學派注重享樂的價值觀。在中世紀反對宗教神學的過程中，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造成了物我二元論的產生，人是可以認識改造世界的主體，而自然則是被認識和改造的客體。由此加劇了人類認識探究自然的活動。培根提出的“知識就是力量”以及牛頓建立的經典力學體系都進一步強化了人與自然的對立。啟蒙運動又高揚了人的主體意識與自由精神，天賦人權、自由平等的觀念成為資產階級沖破封建藩籬的思想動力。
獨立、自由、平等的個人主義價值觀內化到人們的行為當中。“人是目的”( 康德) 的意識形態為人們反對封建神學、擺脫政治壓迫、獲取自身解放無疑起到了積極的進步作用。但是啟蒙理性在強調個人主體地位的同時，把人和自然的關系推向了二元對立的境地。人對自然的敬畏感消失，自然成為單純的對人有用的存在物。同時，“人是目的”觀念也暗示著其他皆為手段，其他皆可以成為人追求自身幸福權利的手段，這種觀念也助長了人類中心主義。“在資本追求利潤的推動下，人開始了對自然前所未有的征服。人在自身社會環境中獲得解放的巨大力量轉化成征服自然過程中的巨大動力，并且走過了頭，衍生出一種巨大的對自然生態的破壞力。”在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人與自然的二元對立，促成了人追求自由、平等權利的主體意識的覺醒，同時也為人對自然進行控制和掠奪提供了合法性的理論根據。
三、中國生態危機根源于采用了西方工業化的發展模式
中國生態危機的出現是在20 世紀90 年代，比西方晚了半個世紀。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國一直都是個農業國。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有利于實現自然資源與生態環境之間的循環與平衡。另外，中國傳統的建筑多為土木、石木、磚木結構，這種建筑形式最大程度地保持了人居環境與自然環境之間的協調。雖然在歷史上也都存在人為的戰爭和自然災害對生態環境的破壞，但通過一段時間的自然修復，生態環境還可以恢復如初。因此，在我國的工業化開始之前，是不存在當今意義的生態問題的。
在新中國成立前的七屆二中全會上，中央就提出要把工作中心轉移到城市，使我國盡快地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工業化問題就成為全國人民面臨的突出問題。我們主要借鑒了蘇聯工業化的經驗，并結合我國的實際，制定了工業化與社會主義改造并舉的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明確了過渡時期的總任務是“一化三改”，工業化是首要任務。當時存在著把工業化等同于現代化的錯誤認識，把工業化的指標作為衡量經濟發展的主要標準。由于我國鋼鐵產量遠遠低于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的水平，為了“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掀起了“趕英超美”的“大煉鋼鐵運動”，砍伐了大量的樹木，土法煉制了大量的劣質鋼鐵和廢渣，給生態環境造成了一定的破壞。“”期間，雖然在1973 年召開了全國第一次環境保護工作會議，但環保工作并沒有得到重視。
改革開放后，我國開始大量引進西方的技術設備和工業化模式，農業生產大量使用化肥和農藥，采礦業由于投入少見效快得到了迅速發展，另外發展了冶煉、化工等許多高能耗、污染重的行業，在生產得到快速發展的同時，生態環境也遭到了嚴重的破壞。從1980 年到1993 年，我國相繼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大氣污染防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水土保持法》等十幾部資源與環境保護法律。不過，由于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與片面追求GDP 的評價體系沒有改變，這一時期我國的環境污染狀況不僅沒有得到有效控制，反而越來越嚴重。
20 世紀90 年代以后，由于聯合國對環境問題的高度重視，特別是《里約熱內盧宣言》和《21 世紀議程》對我國的約束作用，加上我國的環境問題日益突出，迫使我們不得不重視環保問題。1995 年，十四屆五中全會提出: “必須把實現可持續發展作為一項重大戰略。要把控制人口、節約資源、保護環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長與社會生產力發展相適應，使經濟建設與資源、環境相協調，實現良性循環。”1997 年，黨的十五大報告就把可持續發展戰略確定為我國的一項基本戰略。黨的十六大又提出，要避免走西方國家“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走出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路子”。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要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黨的十七大首次提出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并把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作為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目標。黨的又進一步強調生態文明的理念，并提出了建設“美麗中國”“五位一體”的發展目標。環保問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關注和重視。
從借鑒西方的工業化模式到新型工業化道路與“兩型社會”的提出，到“美麗中國”發展目標的確定，從工業文明弊端的顯露到生態文明觀念的落實，表明我們對生態危機根源的認識越來越清晰，建設生態文明，實現“美麗中國”鵢%_J_哀颻的發展目標，必須拋棄西方的工業化發展模式。
四、中國傳統文化中“天人合一”思維
模式在生態文明時代的可能貢獻如前所述，西方工業化的生產方式根源于西方人與自然對立的主客二分的思維模式。因此，拋棄西方的工業化發展模式，必須拋棄西方人與自然對立的思維模式，才能應對生態危機的挑戰。中國傳統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維模式有利于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在生態文明時代對于應對生態危機可以發揮重大作用，對于我國的生態文明建設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中國“天人合一”的生態倫理觀在《易傳》中得到最明確的闡明。《易傳》有這樣的表述: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兇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蕩。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雷。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則之; 天地變化，圣人效之; 天垂象，見吉兇，圣人象之; 河出圖，洛出書，圣人則之。”按照《易傳》的觀點，天地、四時、日月為人類活動提供了準則，圣人效法天地、四時、日月，普通人又以圣人為效法的榜樣，于是整個人類的生產生活活動都有了秩序。人道以天道為準則。
“天人合一”的生態倫理觀不同于西方人與自然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其特點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一是肯定人是自然界的重要組成部分，高揚宇宙生命一體化; 二是倡導尊重一切生命價值、兼愛宇宙萬物的平等意識; 三是人與自然萬物和諧相處，共存共榮的觀念; 四是人道服從天道，順應自然規律的禮法意識。“天人合一”的思維方式不是把自然看作是外在于人類的、被人改造利用的客觀對象物，而是把自然看作是人類賴以生存的母體，人類是自然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共存共榮。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天人合一”的觀念要求人道服從于天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是人類效法的對象，自然法則是最高的道德原則，人類的農業活動要根據24 節氣來安排，男尊女卑、三綱五常的倫理原則要根據天道來規范。“天人合一”的觀念通過一整套的倫理道德規范貫徹到人類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內化到每一個社會成員的思想當中，人們也會自覺地、習慣于按照“天人合一”的觀念有秩序地進行生產和生活。因此，在傳統社會“天人合一”觀念支配下，必然能夠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與生態系統的平衡。
黨的報告提出: “建設生態文明，是關系人民福祉、關乎民族未來的長遠大計。面對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退化的嚴峻形勢，必須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應對當今的生態危機，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必須在思想觀念上實現三個轉變: 從傳統的“向自然宣戰”“征服自然”的理念，向樹立“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理念轉變; 從粗放型的以過度消耗資源破壞生態環境為代價的增長方式，向增強發展能力，實現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模式的轉變; 從把增長簡單地等同于發展的觀念、重物輕人的發展觀念，向以人的全面發展為核心的發展理念轉變。其中，最重要的是樹立“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理念。在這個方面，傳統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可以發揮重大的作用，有利于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觀念，有利于實現人與自然的協調發展，有利于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實現中華民族的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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