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論文：孔子思想中的“和而不同”

國學論文：孔子思想中的“和而不同”

　　《論語》中有很多討論君子與小人的章節，從其性格、為人、處事等多方面作比較，凸現出 君子與小人的本質不同。“和而不同”便是其中的一項。孔子及弟子們重視君子與小人的不同，一方面是希望自己做君子，不做小人;另一方面是希望與君子交。“和而不同”，在儒家看來是區分君子與小人本質的標準之一。簡單的說“和而不同”就是要承認“不同”，在“不同”的基礎上形成“和”，從而在本質上達到相近或相似。

　　“和”與“同”的區別，最早不是孔子提出來的。《國語》和《左傳》中記載了史伯與晏子對“和”與“同”的看法，史伯的話很典型。他說：“以他平他謂之和。”(《國語?鄭語》)“他”有“不同”的意思，在不同中找相同相近的事物或道理，也就是找“和”的過程。史伯進一步闡述了五行變化與具體事物的變化，提出五行變化與具體事物變化不同，雖然五行變化相同，但形成具體事物有可能不同，反之，具體事物表象相同，五行變化不一定相同。史伯和晏子從自然物與五行上來講“和”與“同”，孔子把它引申到“君子”與“小人”的區別當中。何晏《論語集解》說：“君子心和，然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則同，然各爭利，安得而和?”這樣便把“和”與“同”徹底地歸于人的不同上來，君子的看法相同，但他們所做的不一定都一樣，如在教化上，有些人認為要出仕做官，有些人認為要教書育人等等各不相同，但他們都是為了教化。小人看似相同，那是為了利益，如果同伴中損傷了他們的利益，很容易生成內訌，如鳥獸散。宋儒十分注重義利之辯，一般地認為義和利是水火不容的。在北宋文人黨爭和南宋黨錮之患中經常為文人所用。宋儒結合“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用“義”和“利”解釋了“和而不同”，認為君子的“和”是“義”的結果，小人的“同”是“利”的驅使。這種解釋一直影響到清末，劉寶楠《論語正義》說：“和因義起，同由利生。”

　　以前，我也解釋過“和而不同”，是從儒家的辯證法上來講的，認為儒家尤其是理學家在動靜問題上，是主靜的，從而導致在處理矛盾時，以“統一”為第一位，而不是“對立”為第一位。“和而不同”正是體現了這種辯證關系。“和”就是要求在紛亂當中尋求到共同的、統一的屬性。這樣的理解有一定的道理，但這不是孔子原來的意思。孔子講“和而不同”重在揭示君子與小人對事物的看法不同。君子在內心求取相同的內容，而小人求的是表象的相同，這也就是君子與小人追求的理想不同，處事的態度不同。在我看來，君子首先要“立乎大者”，有遠大的理想和堅定的信念。如果堅持了自己的理想，信念永不到，也便是“和”;至于如何來實現，便不必只守一條道，需要開辟新途徑，探索如何能事半功倍。宋儒提出的“義利之辯”很有啟發性。儒學中的“義”是起指導、節制、貫串作用的，任何一德，必須服從義的指導，接受義的節制，為義所貫串，而后始能長保其價值，不至轉成惡德。孔子思想中的“仁”與“禮”的具體表現就是“德”，分門別類的德有好多中，義便是在其中起連接作用的。

　　“和而不同”也可以這樣理解，“和”是抽象的，“同”是具體的。從史伯到宋儒清儒都在不同程度地講這個問題。對于我來講，學習儒學，有時也學習史學、道家思想、佛學等，都是要找“和”，這樣找，一方面就是讀書明理，另一方面就是在實際中體會玩味，不斷改造自己看法。從盡信書到無書的過程，也就是不斷創新，把所得知識容入到自己的實際行動中去的過程，把這些知識成為自己的一部分，這些知識便不再是書上的了，而是自己的，也便無書了。書本只能提供抽象的知識，如史書，其中的人與事不可能完全重演，需要自己從中得到認識，這種認識也是抽象的。“求同存異”和“和而不同”是有區別的。“求同存異”是要找其中相同相近的部分，可以是道理深處的，也可以是事物表象的，達到一定的共識;“和而不同”主要是找其中道理深處的相同相近的部分，不在乎實現途徑的不同。與人交往既要“求同存異”，又要“和而不同”，需要認識到自己與別人的不同，也需要認識到別人本質上與自己的共同點，無論是道理上，還是在處事途徑上可以找到其共同處，促進互相發展。

　　總而言之，無論是什么樣的道理，都需要去體悟，使之成為自己的認識，“和而不同”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