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社會誠信的毛概論文

淺談社會誠信的毛概論文

　　為了避免社會誠信的生態危機，我國應有效推進社會誠信建設，特別是健全社會行為主體的信譽制度、完善公共權力運行的問責制度、強化公共輿論的監督作用。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給大家推薦的淺談社會誠信的毛概論文，希望大家喜歡!

　　淺談社會誠信的毛概論文篇一

　　《論社會誠信的制度建設》

　　[摘要]誠信缺失行為的本質是利益侵害。無論是在市場交易領域還是在公共物品供給的政治過程，不守信行為不能得到應有的懲罰與遏制，其巨大的負面示范效應必然會擴散開來，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現象，導致社會誠信的生態危機。社會誠信建設至關重要的是利用人類自身對利益的理性衡量和評估，構建利益約束機制。我國應有效推進社會誠信建設，特別是健全社會行為主體的信譽制度、完善公共權力運行的問責制度、強化公共輿論的監督作用。

　　[關鍵詞]社會誠信 制度道德 約束機制

　　[中圖分類號]B8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6623(2011)06-0105-04

　　[基金項目]江蘇省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基層政府的公信力提升與和諧社會建設”(09JSD810010)、南通廉政文化研究所課題“社會誠信建設研究：以民主政治為分析視角”(13046001)、南通大學人文社科研究“公民社會興起背景下的政府公信力建設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季燕霞(1963― )，江蘇南通人，南通大學管理學院教授，南通廉政文化研究所研究員，研究方向：民主政治、地方公共政策與區域發展。

　　關于誠信建設，國內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道德、法律、產權、輿論等方面。其中，道德建設主要是突出個人道德素養的作用及示范教育效應，強調的是行為者個體的內在約束力。然而，這種內在約束在現實中常常遇到巨大的外部挑戰。在誠信缺失的嚴峻生態下，對個體道德進行謳歌與鞭策的影響力是非常有限的。治理誠信問題，至關重要的是構建體現社會公正原則、以利益約束為核心內涵的制度規范，支持誠信者的利益，打擊失信者的利益，激勵守信者的道德。

　　一、誠信行為的利益約束制度演進

　　誠信是利益制度外部約束下的理性選擇。伴隨著人類交往方式的時空變化，誠信行為的利益約束制度動態演進。

　　在農業社會，生產力水平低下，生產和生活基本上處于自給自足狀態，社會相對封閉，人際交往的環境狹小。工業革命及由此帶來的市場經濟的發展極大地改變了人類生產方式，拓展了人們社會交往的領域和空間，社會流動性不斷增強。在此背景下，誠信不可能再以熟人之間的人格可感受性為前提。由信息不對稱帶來的道德風險相應增大，表現為人們對利益的追逐使市場交易充滿爾虞我詐、損人利己，這成為市場經濟發展中倍受譴責的原罪。但是，正如亞當・斯密所闡述的，“人類是由利益驅動的，同時又是由理智和同情心自行調節的。這種二元性使人們彼此斗爭，而又具有理性和道德力量，從而建立起制度，使殊死斗爭得到緩和，甚至化為公共利益。”這種理性的制度就是經濟合同或交易契約，個體雙方或多方在訂立合同時就約定，大家都出讓一部分權利和利益，同時又交換回自己的權利和利益得到實現的保證。市場交易雙方的守信更多是出于一種對自我利益的追求。這種契約制度所反映的是利益平等的經濟倫理，違背了誠信原則，所受的懲罰主要不是道義上，而是經濟和法律上的。

　　市場經濟發展在更為寬闊的意義上促進著社會誠信建設。一方面，市場經濟增強了人們之間的橫向社會交往和聯系，生產要素全球化流動的過程，也促進了社會管理制度、理念等人類文明的相互學習和借鑒。另一方面，市場經濟也極大地促進了社會財富的積累。正是在此基礎上，義務教育普及化和高等教育大眾化發展逐步成為現實，使更多的社會成員得到文明的熏陶。社會個體所獲得知識信息增加，人們在自我選擇、自我設計、自我生存、自我發展中鍛煉了自主能力，增強了自主意識、獨立精神。當代公民的自主意識、權利意識增強，還顯著地表現為公民利益訴求的外延不斷擴展。后起的新興工業化國家、發展中國家也都先后經歷著公民價值追求向更寬廣領域拓展的深刻變化。

　　20世紀80年代之后，計算機技術廣泛普及和推廣運用，呈加速度地改造著社會的物質基礎，也深刻地改變著社會的權力結構，改變著社會的運行規則。突出地表現在它打破了信息壟斷和舊的權力平衡，在更廣泛的意義上實現了資源信息的共享，有利于公眾在獲取信息的基礎上維護自己的權益。通過網絡及其他各種信息傳媒，公眾更加了解提供公共服務的政府在做什么，私人物品服務的企業提供著怎樣的產品。任何個人、企業、社團包括各層級政府組織及其官員的不誠信行為都可能被媒體披露，引發公共輿論風暴，遭遇社會譴責。同時，互聯網為民意提供了一個自由表達的場所，給民眾參與民主政治過程提供了強大的手段和支持。正是在這樣多元、自主、開放的社會背景下，誠信成為一切公共領域行為規范的必然要求。

　　與傳統的社會誠信相比，現代誠信更突出了道德標準的共識性和外在行為的客觀性，無論是社會個體，還是組織、機構、團體，其“誠”、其“道德自律”是出于利益權衡的明智，更是廣泛社會監督之下行為選擇的理性，它奠定了社會體系有序運行的基礎。

　　二、我國社會誠信制度建設的新環境

　　我國經濟領域的改革開放釋放了蘊藏在社會各個層面的巨大能量，催生了多樣化的利益需求，政治、經濟運行的方式和內容都發生著巨大變化，原有的政治化、行政化、一體化的社會逐步走向了開放化、市場化和多元化，公民社會也隨之逐步興起，我國社會誠信建設面臨著新的環境，主要表現在：

　　公民的自主意識、權利意識不斷覺醒。在市場經濟的全球化發展和信息技術廣泛普及的背景下，我國民眾突破了過去封閉、狹隘的眼界，以人類文明為標尺來評價本國社會發展，評價政府的公共服務，從而對政府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年來，我國的公共政治領域，從行業收入差距、教育公平、醫療衛生、養老保障、征地補償，到房地產價格、環境污染、食品安全、官場腐敗等各種涉及民眾利益的問題不斷被揭露，各種潛規則不斷被曝光，公民捍衛自身利益的意識以及對公共權力的關注和監督，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如此強烈，他們寄希望于通過揭露社會問題來改進自己生存和發展的條件。一些涉及利益矛盾或隱含利益博弈玄機的事件一經媒體曝光，立刻引起民眾廣泛的關注和評論，為我國公民權利意識的增強起到了巨大的宣傳、教育、普及、推廣的作用。

　　公民的政治參與熱情不斷高漲。我國公民的政治參與已由傳統的“口號式”參與逐步轉向“實質性”參與，人們通過各種形式的政治參與，向政府表達自身利益要求和愿望，并試圖最大限度地影響政府對社會利益的分配。當然，由于不同群體所擁有的社會資源、政治參與的能力、機會不同，不同群體或社會階層對公共政策的影響力及其表現形式呈現很大差異。當前，我國公民政治參與的熱情高漲最突出地表現在網絡民主的蓬勃發展。據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公布的最新數據，截至2011年6月底，我國網民的規模已達到4.85 億。一種相互依存、相互滲透的網絡互動關系和交往模式突破了傳統的交往路徑，正深刻改變著我國的政治生態。其中，政治博客是網絡民主時代的耀眼明星，它以個體的前期預判、臨場觀摩、事后評論切入社會政治生活，圍繞焦點政治議題在零壁壘的網絡空間里恣意地進行個性化的敘述，而成為意見領袖，對公共輿論的形成、對公共政策的決議和政治議程的設置以及商談式民主的真正落實和履行將帶來深遠的影響。每年人大、政協會議期間，政治博客高度關注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發展中的新情況、新問題，博客流量驟增，醫療、教育、住房等涉及重大民生的話題經久不息地在博客社區里討論，展現了公民社會的眾多個體對公共政策、公共服務等公共物品供給的強大影響力。

　　政府誠信成為社會聚焦點。我國公民自主意識、權利意識日益增強，政治參與能力和積極性快速提升，是政府誠信、政府公信力建設的外部推動力量。民眾希望對公共權力的運行擁有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對政府滿足自身物質和精神層次的利益需求充滿期待。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充分認識到政府誠信建設對于構筑自身權威、鞏固執政地位的重要意義，順應民主政治發展的時代要求，提出“要深入推進政務公開，完善各類公開辦事制度和行政復議制度，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政府、監督政府，同時充分發揮新聞輿論的監督作用，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以高度自覺和與時俱進的積極姿態對政府及其官員的誠信制度建設給予高度重視，先后出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領導干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和規定》等規章、制度，以期成為各級政府及其官員誠信為政的行為準則，提升政府的公信力。

　　但是，這些好的制度、準則的實施尚未達到理想的要求。北京大學公眾參與研究與支持中心發布的《中國行政透明度年度報告2009》顯示，根據“中國政府信息公開評測指標體系”政府部門主動公開信息、依據公民申請公開信息等五大方面對我國省級行政單位進行測評，過半數省級政府不及格。“公開群眾不關心的，不公開群眾關心的”是社會對我國各級政府信息公開的普遍感受和評價。2011年7月，中央39個部門及北京市政府對社會公布的“三公經費”數據其真實性、合理性遭到外界很多質疑。對于我國一些政府具體管理部門及其領導來說，他們往往習慣于采取新聞管制和封鎖消息等措施嚴格控制所謂“負面消息”，其結果卻容易使各種真假消息混雜在一起，造成公眾的困惑與不滿。由于信息不對稱和權力壟斷，政府行政執法越權侵害公民、企業權益行為屢有發生，政府行政人員以權謀私的行為，極大地損害了政府公信力。政府在公共服務中所表現出的誠信程度、民主化程度、公共利益的實現程度，是社會評判政府行政是否滿意的重要因素。對公民權利是尊重、信任還是漠視、防范，這成為我國各級政府及官員行政實踐中面臨的一道嚴峻政治考題。

　　三、深入推進我國社會誠信制度

　　建設的著力點

　　社會誠信建設的內涵和重要使命在于通過把與誠信相關的社會文化、制度、工具等資源有機地整合起來，優化制度設計，建立有效的制度規范及外部約束機制，以教育、鼓勵和懲罰等多種手段引導和規范社會行為主體的價值取向,共同促進社會誠信水平的提高。其中，制度建設最為重要。信息化、民主化的時代發展潮流為深化社會誠信制度建設創造了難得的機遇，我們需要充分利用這些有利的客觀條件，提升社會誠信建設水平。

　　1. 健全社會行為主體的信譽制度。信譽作為誠信行為的社會評價，是一切社會行為主體開展社會交往的資本。企業、組織、個人講求誠信，可以為其帶來聲譽，降低交易的成本，也增加交易的機會;反之，則相反。但信譽機制發揮作用的關鍵在于市場或社會能否記住企業、組織、個人不講誠信的歷史，并將這種信息以可信、迅速的方式讓市場中的其他參與者知道。在當今的市場經濟環境中，市場規模的擴大，使市場參與者選擇交易的空間增大，交易雙方再次相遇的可能性下降。同時，由于市場信息渠道的不完善，不能迅速將不講誠信參與者的壞名聲傳播出去。而在主觀上，輿論媒體及政府管理部門對于企業造假行為的揭露往往存有很多顧慮和障礙，認為一個負面信息的披露可能會整垮一個著名企業，乃至一個行業，造成大量的工人下崗，帶來地方稅賦的減少和社會不穩定因素的增加。

　　缺乏信譽約束機制，一定會增大社會的道德風險，從而使誠信缺失狀況惡性循環。需要弘揚社會正義，加大對違法、違信者行為的懲戒力度，讓誠信缺失者為自己的行為付出巨大代價。在制度層面，需要充分運用現代科技手段，建立能夠在全國范圍內查詢的公民個體、單位集體和公司法人的信用記錄檔案，健全信用征集、信用調查、信用評估、信用保證等管理法規，以統一的社會信用評估體系和開放的信用信息網絡為核心，以有力的監管制裁手段為保障，為社會誠信水平的提高提供嚴厲的制度規范和外部約束機制，以克服人性中的機會主義和有限理性。

　　2. 完善公共權力運行的問責制度。在人們的理想信念中或傳統的公共財政理論中，政府作為公共權力的執行者是超利益的，能夠代表社會公共利益，并能按照公共利益要求去糾正市場所帶來的混亂和損失。然而，新政治經濟學的最新研究揭示政府并不都像“政府干預主義”所想象的那樣仁慈可愛、慷慨無私，也不像古典政治經濟學所張揚的那般去追求整個社會福利最大化，正如經濟市場的經濟人一樣，政治市場上當事人也會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權力問責制是建立誠信政府、責任政府、高效服務政府的有力推動。依據問責的具體環節和內容之不同，有政治問責和行政問責之分。前者是問政府在公共服務政策制定過程中的責任，質詢和監督公共政策是否傾聽了民意，是否體現了社會發展的要求，是否遵循了公平、正義的原則，是否合理地平衡和協調了不同社會階層和利益群體之間的矛盾等等。后者是問政府在政策執行過程中的責任，監督政府官員及公共服務人員是否依法行政、是否盡職盡責。依據問責主體的不同，又可分為體系內問責和體系外的問責。前者是指公共權力行使主體的組織內部的問責，后者是公共權力服務對象的問責。

　　從我國政府管理的實際情況來看，問責制度有待強化，特別是在行政問責方面，還比較多地停留在口號、文件層面，或者是表現為嚴重社會事件之后官員撤職、降職處分，并未嚴格落實到政府部門及公務員日常工作過程之中。在問責主體方面，不僅要細化行政機構部門內部的管理規范，也要加強人大、政協、司法等權力機構的問責力度;不僅要完善權力體系內部的問責制度，更需要創設有效的制度，增強公民個體、法人企業、利益團體等社會力量對公共權力運行中政府誠信、政府服務效率和效果的監督。

　　3. 強化公共輿論制度的作用。公共輿論制度的作用雖不像政治、經濟、法律制度規章那樣直接，但是它對相關利益主體的行為能形成一種外部壓力，使不誠信行為受到譴責，從而有所禁忌。同時，公共輿論的傳播也傳遞著公眾的意志，促使此類問題的解決和處理朝向公眾一致認同的或對公眾有利的方向發展。

　　公共輿論與公民社會相輔相成。公民社會的發育和成長不斷造就公共輿論的主體，而公共輿論的功能發揮則可以引導、教育公民的行為，促進公民社會走向成熟與理性。公共輿論對那些不誠信行為的披露、揭發、譴責、議論，是公民理性的運用過程，也是社會成員行為的教育和引導過程，它發揮著明辨是非、校正不良行為的作用。

　　公共輿論對社會不誠信行為的抑制作用不僅體現在誠信缺失個案的信息披露、道德譴責等顯性層面，還體現在對一個社會公平利益制度構建及其執行方面的積極意義。公共輿論經過過濾、提煉形成為政見，再經由立法等過程形成為政策、制度、法規。在民主政治條件下，社會的政策、制度、法規是對民意的采集，是公共利益的體現。其貫徹和執行也受到公共輿論的監督與問責。在民主、參與、協商、監督的環境下，一切交易的行為主體要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必須考慮并融合其他合作者、交易方的利益。這是一種利益平衡機制，是對社會道德風險的有效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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