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中國經濟發展趨勢的毛概論文(3)
淺談中國經濟發展趨勢的毛概論文
中國經濟發展的毛概論文篇三：《怎樣認識中國經濟發展》
摘要：文章從經濟學研究者和普通讀者的角度，論證為什么人們需要研究經濟發展，特別是研究中國經濟發展;并從理論創新的目的出發，討論了為什么需要以批判性或者另類的思維方式研究經濟發展;從方法論角度列舉了一些重要的正面和反面范式，作為批判地研究經濟發展的例子;同時簡要介紹了可以作為理論研究出發點的、經濟學說史中若干關于經濟發展的重要特征化事實概括。
關鍵詞：中國經濟發展;批判性思考;思維范式;特征化事實
一、為什么要研究中國經濟發展?
為什么要研究中國經濟發展，其實不是一個可以直截了當予以回答的問題。當然最重要的是因為中國經濟值得關心，即使不是研究經濟問題的，作為中國人，所有個人所關心的問題最終都會落腳到中國經濟。另外，明白中國經濟發展改革的歷程，甚至它的歷史，懂得用什么樣的理論框架、思維框架去看待中國經濟，本身是一種訓練。除了我們是中國人，自然關心中國發展現象和經濟前景之外，還有以下幾方面的理由。
我們首先思考一下什么是理論。理論不可能脫離實際，理論脫離實際也就沒有意義了，就像是屠龍之技，只能束之高閣。理論為什么有用，是因為理論對現實做了一種抽象。有人會問，現實是實際存在的，直接觀察現實即可，為什么要抽象為理論?一方面，描述現實不可能窮盡所有實際事物，必須把它加以裁剪、抽象，濃縮在更小一點的框架內，這樣我們的大腦才能夠處理。另一方面，盡管可以觀察橫向現實，但不能觀察到所有現象，也可能受假象迷惑，得到錯誤的結果。
其次，通過歷史即別人的文獻可以觀察縱向現實，但這些文獻可能是錯的。而且歷史記錄可以是客觀的，但大多數情況下卻往往是主觀的，諸如“為尊者諱”、“為賢者諱”，涉及重要人物時會進行粉飾，因此任何歷史都不會絕對客觀。即使歷史記載可能是真實的，但也不一定是具有代表性的。需要抽象的理論幫助我們正確認識歷史，盡管文獻不一定正確，但是有了理論框架、思維方式可以重新反讀文獻，利用現有文獻，而不是受它的影響。
最后，未來是觀察不到的，那么如何預測未來呢?需要抽象的理論理解過去和認識當前，然后才能預見未來，只有按照理論邏輯想象看不見的未來，才可能是正確的。真正認識歷史發展規律，以古鑒今、洞悉未來、見微知著、高屋建瓴，需要學會創造性思維，特別是批評性思維，甚至有時需要另類的思維。其中最重要的則是掌握理論的抽象性質。經濟學家這種洞悉力的最好例子，是凱恩斯出名之作《和平的代價》。1919年，凱恩斯曾經作為顧問參加旨在懲罰作為戰敗國的德國的巴黎和會。在政治家們全力以赴要德國賠款的時候，凱恩斯匠心獨具地看到過度沉重的賠款負擔，終究要壓垮德國，并預見到這會成為未來的戰爭災難的種子。他的建議并沒有被政治家們接受，但是后來希特勒發動罪惡的第二次世界大戰，證明了他的遠見卓識。“二戰”之后，美國一改以往要求賠款的做法，實施了著名的“馬歇爾計劃”，無疑是凱恩斯思想的開花結果(阿蘭·曼，2009，第七章)[1]。
我們再來看什么是中國的經濟發展經驗。討論中國的發展經驗，首先固然是因為我們在世界發展譜系的后端，擁有計劃經濟的所有弊端，具有經歷了二元經濟的所有發展中國家的特征，在經歷30余年的改革和發展過程中，迅速地改變了面貌，人們普遍認為這是一個成功的經驗。特別是在促進經濟發展的做法上，既否定了計劃經濟下傳統的發展戰略，也沒有照搬新古典主義、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好像創造了中國獨特的模式，這些都是研究中國問題的理由，但這還不是全部理由。
重要的是，中國經驗可以幫助我們濃縮歷史經驗，并抽象成經濟理論。中國經驗的優勢就在于，它自身已經做了抽象。如劉易斯講二元經濟理論，也就是說很多發展中國家具有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特征，經歷二元經濟發展時期，這個時期的后期發生了稱為轉折點的變化，后來也有人稱之為轉折時期，一般認為，這是發展中國家的特征。那么西方國家有沒有呢?這個問題非常值得研究，劉易斯在提出二元經濟理論特征時用了很多歐美早期經濟發展的經驗，但是從來沒有人說西方國家也有二元經濟理論。我認為，任何國家的發展過程進行抽象之后，都是共性多于個性。為什么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理論的對象是發展中國家，運用其理論的也是發展中國家，原因就在于早期歐美國家的二元經濟發展歷程是勻質的、漸變的，每個特殊時期不具有典型的結構性特征，結構演變在非常長的過程中形成。而發展中國家的結果是非均衡的、異質的，擁有顯著的階段性特征的發展過程。
經濟學家一直把有沒有“二元經濟”視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發展歷程的不同，其實我個人認為根本不同在于發達國家本身具有很多、很大的波動，但由于早期發展歷程太長，以至于最后看不出階段變化。即是說，時間太長把所有的區別與特征都拉平了。
中國經驗不僅像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濃縮了發達國家早期的發展歷程，而且中國的發展比一般發展中國家更濃縮，濃縮的結果就是把所有特定時期的特征——轉折時期的特征，各種階段性的特征更加清晰地展示出來。因此，中國的發展經驗把其他國家上百年甚至幾百年的發展歷程濃縮到幾十年中，這樣中國經驗本身已經做了足夠的抽象，研究這個抽象過程有助于再作進一步的抽象。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正如弗里德曼所講，誰把中國的發展和改革說清楚，誰就應該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看上去這話跟沒說一樣，因為無法定義是否說清楚了。我想他是說，一般而言，中國是世界上舉足輕重的國家，人口最多，既是計劃經濟的受害者，又是不發達的受害者，經濟學既要研究發展現象，又要研究轉軌現象，然而這么重要的兩個現象在中國同時出現，如果說清了，那么理論上一定有創新，因此應該獲得諾貝爾獎。
我們還可以從個人的功利性角度來理解為什么研究中國經濟發展。學經濟學，無論是經濟理論，還是經濟發展事實，固然應該當作一門公眾的學問來研究，而不僅僅是為了搞純粹的經濟研究，應該超越這個直接目的。我所強調的是，學經濟學，理解經濟發展，對每一個人都有意義。 首先，作為公職人員來說，認清世界以及中國經濟發展的規律、潮流、未來的走向，對于日常工作的判斷也具有幫助。其次，對做企業的來說，要判斷中國未來的發展前景，如果經歷一些階段性的變化，那么這個變化的政策含義是什么，這個含義怎么變成商機，怎么變成經營中必須避免的誤區。學習經濟學、理解經濟發展事實對此意義重大。再次，研究經濟發展規律，研究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對個人理財也有幫助。最后，培養一些經濟學的理性思維方式，對個人在一生中做出更多正確的人生抉擇都會有幫助。另外，可以利用經濟學的理性思維方式認識社會和個人的關系，對社會認識得越多越透徹，能夠拋開凡人瑣事的可能性就越大，也就更能享受得到的東西。
二、創新理論要善于批判性思考
上述關于為什么要研究中國經濟發展的理由，是從一般意義上講，或者說從純粹的方法論上來說，中國經濟發展經驗更具有進行理論創新和理論抽象的空間。對具體的研究過程來說，從商、從政、做研究的人無疑都關心中國，研究中國經濟發展固然各有其功利目標，但是，背后有一個目的卻是共性的，即培養正確的思維方式。所以本文副標題就是“一個另類卻有用的分析框架”。其實不僅僅是另類的，也是批判性的，用此思維方式來觀察和分析中國經濟發展，可以說是“有用的”。隨后，我們將說明為什么需要批判性思考的理由，以及培養這種思維方式的途徑。
加爾布雷思提出“傳統觀念”這個概念，其核心就是，傳統觀念巨大的惰性是社會性的、全國性的、甚至是世界性的。在一定程度上，大家都被現存理論解釋俘獲了。凱恩斯也說過，政治家無論承認與否，其實他們都是某種已故經濟學家思想的俘虜。
無論是作為理論的生產者還是消費者，理想的狀況是都應該有自己創造性的思維，自己要解釋現實，哪怕是另類的理論。但是，如果不知道別人的東西，怎么知道自己是另類，如何判斷自己的理論是創新的?因此，理解別人的理論與形成自己的理論之間的關系是，要在學習過程中自己反復琢磨。接下來進入到批判性思考過程，著眼于學的目的是為了創新，是為了有一種新的、更加具有解釋力的理論，而不是學過且過、來單照收。
怎樣形成自己的思維范式，或者說怎樣培養自己的創造性思維呢?一種方法是，不斷研究，問題越來越深入，最后培養出自己的一套東西，培養出自己的思維方式。但值得注意的是，這條道路是異常艱辛的，存在不能成功的風險，換句話說成功概率充其量只有5%。為什么這么說呢?一般來說，讀博士學位目的是要做研究，若是想做具體事情(當政府官員、從商)，本科畢業之后就可以，或者讀MBA。有人統計發現，在美國拿到經濟學博士學位的畢業生中，只有5%的人成為經濟學家。這里經濟學家的含義也存在差別，我們過去認為成名成家之后有一定影響的才被稱為經濟學家，但在美國，以經濟學研究作為職業的就被稱為經濟學家。在這5%中只有更小的比例有創造性成果，也就意味著，僅僅靠自己不斷地做那些不能升華到創造性水平的研究，并不能達到目的。
所以，在做研究的過程中需要不斷回顧、總結、找路徑，分析自己過去的路徑對不對，然后找到下一層次的路徑。我們常常講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其實我們的研究方式也面臨著轉變，在疲于奔命完成課題任務的同時，我們也變成了傳統研究方式的生產者，不斷的投入(體力、腦力、精力)，固然可以依靠這種方式養家糊口，但只是低水平的循環，提高就很有限，離真正的理論創新只能漸行漸遠。
三、批判性地思考的幾種思維范式
一些常見的不正確思維方式，總是把我們不約而同地推向錯誤思維。批判性思考的一些范式問題，來自于平時自己使用的框架去審視自己的研究，借著這些思考一些問題，雖然非常不完整，沒有討論方法論中很多成形的、比較系統的思維框架，只是結合我自己在閱讀中見到的，并于研究中進行過思考的一些邏輯要點或者誤區整理于此，以幫助我們形成批判性思維方式。
(一)“于此之后，必為所致”
這句話來自于拉丁語“Post hoc ergo propter hoc”，譯為英語是“after this， therefore because of this”。關于該邏輯謬誤的中文表述是，“既然這個事件在上一個事件之后發生，那么這個事件一定由上個事件引起”，可以把其簡化為“于此之后(post hoc)”。簡單地講，這是在說明一種錯誤的因果假設，例如錯誤的原因、偶然的關系或者是非因果關系。這種邏輯謬誤與“因為如此，所以這般(cum hoc ergo propter hoc)”存在微小區別，Post hoc邏輯謬誤強調按時間順序發生的事件之間的一種謬誤關系。例如，春節和明信片之間的關系，在春節前發送明信片，按照時間順序，錯誤的推論是：由于先發送明信片然后才產生春節。
這種因果關系是在思考問題時，特別是在做經濟學研究的時候最容易犯的錯誤。在早期，比如經濟學研究初期，當時被稱為政治經濟學，人們還不知道計量，這個問題可能還少一些，盡管有人是正確的因果觀，有人是錯誤的因果觀，但是錯誤的因果觀沒有成為普遍現象。但是隨著經濟學的高度發達，特別是計量經濟學的作用越來越重要，錯誤因果觀成為普遍現象。可以說無論在中國還是在外國，經濟學家中有一半人是錯誤的因果觀。我們的學生學了計量，特別是計量學的不錯的，最容易落入這種“于此之后(post hoc)”陷阱。
另外，目前在學者中存在的一個常見現象，是閱讀文獻時首先看用了什么數據，發現中國也有這樣的數據，然后就去看模型估計方法，最后做出結果。人家都做過了，還做它干什么呢?把前面所有理論的分析，理論的因果都省略了。美國的學術期刊有一種不好的導向，鼓勵人們在數據和估計技巧上花樣翻新，誤導年輕學者，使其忘記自己的終極目標。應該反復提醒自己盡可能避免這種傾向。因為因果是客觀存在的，但觀察不到客觀存在，如果從客觀出發看因果，只能看到明信片先到春節后來。因此，只能用理論看因果，沒有理論就沒有正確的因果觀。
(二)“反設事實”
一種值得正面推薦的方法是所謂“反設事實”法，英文為Counterfactual。反設事實思維是一個心理學術語，描述了人們有設想實際情況對立面的傾向。人們經常有意地去思考，如果前提發生變化事物會完全不同，去設想事物將會怎樣。可以理解為，通常認為歷史發生過一個變化，隨后產生了因它而生的一系列變化，但是，作為邏輯起點，假如作為因的變化是不真實的，即假如沒有這樣的變化，那么隨后的所有結論就有可能不成立了。
在思考問題時需要想一想，作為邏輯起點的那個事件到底真實不真實。任何研究都不可避免回到以前那個時間的邏輯起點。如果中國不是計劃經濟，當然只是一種純粹的假設，如果計劃經濟不是由意識形態造成的，而是為了加快工業化，那么該怎樣解釋中國的經濟發展;如果僅僅是因為斯大林告訴中國要搞計劃經濟，那么對于中國經濟發展的解釋又會是什么結果。研究中大部分時間都會與過去的事實打交道，因此有必要分析過去的事實是否成立。當起點事實發生變化后，某些原來得出的結論可能并不正確。但是如果不改變起點事實，不設想不同的起點事實，不用理論推理出這樣的事實，可能后面的研究就不知道該怎么做，只能是人云亦云，得不出有價值的研究結論。因此，善于提出假設，重現假設歷史，都可能是培養自己思維的一種方式。
羅伯特·福格爾(Robert Fogel)與諾斯一起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理由是他的兩個與所有現存的觀點完全不一樣，且經計量經濟史方法檢驗的觀點。[2]一個是美國的奴隸制。普遍認為奴隸制是不人道的、低效率的，但他研究的出發點是，假如是低效率的，為什么為了推翻它卻是通過戰爭，花費巨大代價，而不是通過經濟制度的轉變來改變。他回到起點進行研究發現，奴隸制是有效率的，而且在南方效率很高，反推發現，南北戰爭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甚至幾十年都沒有回到原點上。另一個例子是貫通美國東西的大鐵路對美國經濟增長的貢獻。長期以來在美國經濟史的研究中，都認為東西大鐵路對美國經濟發展是有貢獻的，因為它使美國經濟加快西進。這里，他也回到原來的起點進行研究發現，東西大鐵路的修建對美國經濟發展的貢獻微乎其微，根本不能解釋美國經濟快速的增長。
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ison)的研究(例如《世界經濟千年史》、《中國經濟增長的長期表現》)的方法論，也建立在“反設事實”的出發點上。他整理的各國經濟歷史數據，在實際歷史上是沒有的，為了發掘這些數據在方法上必須有假設，要有一種特殊的路徑才能回到原點把“沒有”變成“有”，他使用的也是反設事實的方法。
我和同事寫過一篇關于剩余勞動力估計的文章，設問“假如農業勞動力不再剩余，會發生什么”。剩余勞動力估計本身并不需要反設事實，只是一種反傳統觀念，但邏輯上繼續推演，就是反設事實方法了：如果剩余勞動力不再是15億或者2億，而是很少甚至微不足道，那么一向為人接受的很多其他結論可能是錯的，例如城鄉收入差距可能被夸大;農業技術進步也不再是勞動使用型，而可能是勞動節約型。
(三)“傳統觀念”
加爾布雷思在相當長的時間里，都被主流經濟學家當做另類，很多諾貝爾獎獲得者都批判他，甚至他當選美國經濟學會主席之后，有許多一流的大師級人物宣稱要抵制他，不參加會。但最后這些人還是都到會了。雖然他們眾口一詞地進行批判，但是卻不得不承認加爾布雷思的巨大影響，可以批判他不是正宗經濟學家，但是不會認為他是無足輕重的人物。他當過總統的顧問、駐印度大使、美國經濟學會會長。沒能獲得諾貝爾獎，但他的影響卻是迄今為止美國經濟學家中最大的。加爾布雷思在20世紀50年代末寫的《富裕社會》[3]就是批判傳統觀念或傳統智慧(conventional wisdom)，其中第二章闡述傳統觀念的概念。如果說經濟學家有誰創造了一系列概念，能夠持久地變成全世界流行的知識分子共同語言，他是唯一的，例如傳統智慧、制衡力量等等。
加爾布雷思的意思是，當反思最經常接受的觀念或理念時，很可能發現它們已經過時。創造這些概念時可能進行了抽象，反映了特定時期相對的真理、相對的規律，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變成傳統觀念，這意味著他們不能解釋今天。加爾布雷思是一個堅定的凱恩斯主義者，凱恩斯出現的時候遭到了眾多人批判，尤其在美國。凱恩斯遇到的最大挑戰，就是亞當·斯密、馬歇爾流傳下來的古典或新古典的、自由放任的經濟理論，因此在凱恩斯的時候這些理論即為傳統觀念。加爾布雷思也認為，隨著凱恩斯被人們接受以后，他自身也不可避免成為傳統觀念。不打破、不懷疑傳統觀念，永遠都會跟在別人后面思維，甚至是在不斷地試圖驗證這些傳統觀念。
傳統觀念最大的問題，即最容易讓我們掉入這個陷阱的原因是，我們天生就崇拜前人、死人、名人、權威。如果當今有人提一種理論，尤其是他跟我是同代人、同輩人、甚至是我大學同學，那么即使是正確的，我都會說這是錯的，很自然地挑戰他的權威。如果這個人已經被稱作大師，成為很權威的學問家，那么我就不會挑戰，我接受他的觀點就變成傳統觀念。加爾布雷思在《富裕社會》中提到，傳統觀念不容易被推翻，即使做了很多工作，人們也認為是對的，但轉身之后又回到傳統觀念。
以中國人口的數量為例。許多人動輒說中國人口將要達到16億高峰，但是研究人口的都知道，中國人口甚至不可能達到15億，即使在適度調整生育政策的情況下也不可能。16億只是最初的預測，然而預測需要隨著變動不斷調整。比如說世界銀行最初預測中國GDP增長率在某年是8%，如果第一季度中國GDP增長率超過了10%，那么世界銀行必須立刻調整。同樣，中國總和生育率不斷下降，就必須調整預測，調整至今無論怎樣也不會有16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你無論怎么說中國人口峰值不會超過15億，人們也承認你的權威，但下次他們遇到這個話題時，依然還是講16億。僅是以此作為一個例子，傳統觀念并不是單指是否接受新證據，更是指支配思維的觀念。
如果面對有相同學術規范的經濟學家，我把所有該質疑的都質疑了，你也解釋清楚了，其中沒有錯誤，我也認同是正確的，那么你的證據我可以接受，但是我的思維方式還是不變。加爾布雷思出了一部系列劇叫《不確定的年代》，質疑弗里德曼所堅信的自由主義，弗里德曼擔心人們會改變自由主義的觀念，所以急忙拍了《自由的選擇》。質疑傳統觀念是必要的，特別是在我們這個時代，學術規范不健全，很多所謂事實都是錯的，從一開始可能就是錯的，即使有些東西曾經是對的，但在很久之前已經錯了，可我們依然當作事實來接受。
(四)“皆因一根釘”
另一個有助于進行批判性思考的步驟，是關注邏輯細節。以一首詩作為這一段的開始： For want of a nail the shoe was lost; For want of a shoe the horse was lost; For want of a horse the rider was lost; For want of a rider the battle was lost; For want of a battle the kingdom was lost; And all for the want of a horseshoe nail。翻譯成中文可以是這樣：只因少根釘，蹄鐵無蹤影;只因少蹄鐵，戰馬送了命;只因缺戰馬，大將竟犧牲;只因缺大將，戰爭沒打贏;只因輸戰爭，王國一命終;壞事連成串，皆因一根釘。
引用這段是要說明，在進行大膽假設之后，還要小心求證。中國傳統的所謂小心求證，也是粗放型求證，努力發現為我所用的材料。在經濟學分析的過程中，核心依然不是表面的東西，仍是理論邏輯。數學使經濟學分析更加嚴密，對于大腦來說，有人天生嚴密，有人天生跳躍，因此不用數學約束大腦時，擔心缺乏邏輯性和每一步驟的高精密要求。在做了所有的創造和批判之后，并不見得一定會實現理論創新，必須對理論進行嚴謹的推理及檢驗。
建筑理論大廈，或者哪怕只是建筑理論小屋，也是要靠一磚一瓦、一草一木建起來的，沒有這些材料不行，類似于沒有馬釘。但還要有結構，沒有結構就不知道怎么建。因此，在整個邏輯中細節最重要，苛刻地講，沒有細節就沒有邏輯。以我們自己為例，整個研究論證的細節遠遠不夠完美，這需要長期培養，誰也做不到最完美，但是要逐漸提高，不斷臻于完美。
如果做學問是為了完美，為了創造，就應該使細節完善，哪怕是沒有人能夠看出來的細節，也產生一種美感。理論上、邏輯上的完美可以使自己做研究有愉悅感。另外，我認為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即使你是一個精英，你能挑出其他人的這個毛病那個毛病，但是把群眾加總起來之后形成的判斷力你是想象不到的。只要有正確的研究觀，自己獲得理論的滿足，期望做出真實的貢獻，就要非常注重研究的邏輯細節。
四、關于經濟發展的特征性事實
愿意嘗試運用正確的思維方式支配自己的分析之后，理解中國經濟發展，還需要從一些必要的背景知識入手，特別是有些可能涉及經濟史上著名的爭論，譬如說解釋李約瑟之謎。可借鑒的是經典文獻中關于經濟發展特征性事實的概括。經濟學文獻中，大家把自己做出的一些研究結論，不輕易稱為經濟理論、經濟規律，只稱為事實或特征性事實(stylized facts)。盡管不一定都是真實的，但是可以成為研究和觀察問題的起點，按照這個“事實”進行另類研究，研究事實本身的變化，思考如何檢驗這些事實。如果發現某些“事實”是錯誤的，恰好可以提出反論。
面對前人已經做過研究，既然能把它們稱為特征性事實，說明做了足夠的研究分析并進行了概括。因此，這些概括是非常好的起點，已有的研究要經常放在這些框架中進行檢驗，這是一種非常有益的研究方式。關注特征性事實的目的是雙重的，一方面，在你尚沒有足夠經驗的時候，可以把特征性事實作為一種參照。例如，使用中國的數據做一個計量研究，發現結論在某些特征性事實中陳述過，那么會更加確信自己的研究。另一方面，研究經驗積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可以對相關陳述進行檢驗，驗證它們在中國是否仍是事實，增進自己的認識。
(一)庫茲涅茨關于現代經濟增長
在我研究的早期，讀的比較多，引用也比較多的，是庫茲涅茨關于現代經濟增長的事實概括。近年來，講劉易斯理論的時候，我們懂得了發展中國家長期處于二元經濟發展時期，在特定的發展階段上，則存在一個轉折點即劉易斯轉折點。但是，達到這個轉折點之后，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轉向哪里呢?庫茲涅茨研究的正是關于從傳統經濟向現代經濟增長的轉變。
在他的諾貝爾獎演講中，庫茲涅茨用了六個特征對現代經濟增長進行概括(西蒙·庫茲涅茨，1997)[4]。第一個最明顯的特征是，發達國家中人均產值和人口的高增長率，兩者都是這些國家以前可觀察的速率和世界其他國家及地區的速率的較大倍數。第二個特征，每種生產要素、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速度，達到以往未曾有過的速度。第三，經濟結構的迅速變化，包括從農業轉向非農業，從工業轉向服務業，生產單位規模的變化和與此有關的企業類型變化，職業狀況變化及其他方面變化，都以更快的速度進行。第四，經濟結構的迅速變化相應導致了社會結構和意識形態的變化。第五，發達國家借助于增大的技術力量，特別是在通訊和運輸方面，造成一個與以往任何時代都不同的世界。按現在的語言，就是全球化。第六，現代經濟增長傳播仍然只具有局部效應，占很大人口比重的世界其他部分，經濟成就仍遠遠達不到既有技術潛力的最低水平，即存在發展的區域差距。
中國正在跨向劉易斯轉折點，按照已有的概念轉向現代經濟增長，可以依據這六條標準進行參照。同時，我們也可以分析這六條標準的現代版本，或者說在什么意義上這六條標準中的某些可能已經不太準確，也許當年日本轉型時可以把它作為標準來判斷，但是現在它可能不是更為本質的標準或特征。
(二)帕蘭特—普雷斯科特發展事實
帕蘭特—普雷斯科特發展事實，是這兩位作者(斯蒂芬·帕倫特、愛德華·普雷斯科特，2010)[5]總結20多年經驗所提出來的，特別強調收入分配的發展事實，其中普雷斯科特曾經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這些事實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國家之間存在著巨大的財富差距。第二，財富差距既沒有擴大也沒有縮小，1960—1985年期間基本穩定。第三，財富分配是上移的，即富人越來越富裕，但是窮人也比以往富了。不是說富人越來越富，窮人越來越窮，因此，沒有絕對貧困陷阱。第四，既有發展奇跡也有發展災難。從歷史的角度來觀察，就是說經過中等收入階段之后，有的國家是經歷了發展奇跡，即向高收入水平邁進，有的是經歷了發展災難，徘徊在中等收入陷阱中。這是他們概括的與收入分配狀況、收入差距擴大還是縮小有關的，或者說趨同還是趨異有關的一些基本觀察。
(三)卡爾多事實
卡爾多與凱恩斯同年代，他做了很多貢獻可以與凱恩斯相媲美，他在經濟學家中的地位頗高，但就圈子之外的知名度而言，卻遠遠不能與凱恩斯相比。卡爾多(Kaldor， 1961)[6]關于經濟發展的事實一共有六個：第一，勞動生產率持續提高。第二，人均資本也相應保持持續的增長。第三，從長期來看，利率或者是資本回報率是比較穩定的。第四，資本產出比例也是穩定的。第五，資本和勞動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是穩定的。第六，在世界上同為快速發展的國家之間，人均產出增長率存在著顯著差距。
其中概括了經濟發展的一些基本現象都和我們今天的研究有關系。例如，在討論初次分配時，我們就要回答過去30年中，資本和勞動相對回報率如何變化，是否資本份額提高，勞動份額下降。有意思的是，我讀卡爾多學術傳記時看到，在卡爾多在世時就有很多人抱怨，認為所謂的卡爾多事實根本就不是事實。或許我們可以針對中國發展的研究，通過證偽的手段檢驗卡爾多事實，或者否定卡爾多事實。
(四)新卡爾多事實
新卡爾多事實是查爾斯·瓊斯和保羅·羅默(Jones and Romer， 2009)[7]提出的，新卡爾多事實包括以下六個方面：第一，市場范圍的擴大。全球化和城市化促進了貨物、創意(idea)、資金和人員的流動，進而擴大了所有勞工和消費者的市場范圍。第二，加速增長。幾千年來，人口和人均GDP的增長在加速，從幾乎為零增加到20世紀觀察到的較快增長。第三，現代增長速度的差異。人均GDP增長速度的差異隨著與前沿科技水平的差距增加而增大。第四，較大的收入和全要素生產率(TFP)差異。生產要素投入的不同只能解釋人均GDP增長差異中的不到一半(換句話說，全要素生產率的解釋力可以超過50%)。第五，世界各地的人均人力資本大幅度增加。第六，相對工資的長期穩定。人力資本相對于非熟練工人而言在不斷增加，但這種量的增加并沒有造成其相對價格的不斷下降。
參考文獻：
[1][法]阿蘭·曼. 魔鬼凱恩斯[M].余江，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
[2]王宏昌.諾貝爾經濟學獎金獲得者講演集：1987-1995[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216-218.
[3][美]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富裕社會[M].趙勇，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
[4][美]西蒙·庫茲涅茨.現代經濟增長：事實和思考[A].王宏昌.諾貝爾經濟學獎金獲得者講演集：1969-1977 [C].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5][美] 斯蒂芬·帕倫特，愛德華·普雷斯科特. 通向富有的屏障[M].蘇軍，譯.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6]Kaldor， 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A]. in F.A. Lutz and D.C. Hague (eds.) The Theory of Capital[C] .St. Martins Press， 1961：177-222.
[7]Jones， Charles I. and Romer， Paul M. The New Kaldor Facts： Ideas， Institutions， Population， and Human Capital[R].NBER Working Paper， June 2009，No. w15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