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中國三農問題研究的論文(2)
淺談中國三農問題研究的論文
三農問題的論文篇三：《也論“三農”問題》
內容提要：鑒于“三農”問題重要，更鑒于“三農”問題眾說紛紜，作者認為僅靠“優農扶貧”政策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在小生產農業體制下“讓農民富裕起來”，會影響整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農業集體化”是比小生產農業更落后的生產方式，不能再重復。小農經濟無時無刻不在產生封建主義，正是中國“三農”問題癥結所在和長期沒法解決的根源。因此“三農”問題的出路是：進行農業生產體制改革，從傳統小生產農業轉變為以深度分工協作為特征的社會化大生產農業;消化農民階級，即隨著城市化，農民進城以及農業社會化大生產，農民階級逐漸消亡，代之以占人口5%左右的農業工人，從事社會主義現代化農業生產。
關鍵詞：“三農”問題
作者劉吉，原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研究員。
“三農”問題，從來困擾著社會主義，也困擾著社會主義中國。占人口60%以上的中國農民相當一部分仍過著貧窮的生活，是中國實現全面小康不可逾越的難題。農民不達小康，中國就沒有真正意義的全面小康。最近，安徽兩位作家的《中國農民調查》一書，在社會上，甚至在政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使得“三農”問題的討論又掀起了一個高潮。
我長期關注和思考“三農”問題，請允許我發表自己的一家之說。
我們需要什么樣的農民調查
在《中國農民調查》一文中，沒有珠三角、長三角、溫州等等改革開放后蓬勃發展的新農村景象，沒有華西村、南街村以及上海238個億元村等等名揚國內外的新農村案例，也沒有仍然貧困的西部以及老少邊遠地區農村全貌的敘述，那么，怎么能叫“中國農民調查”呢?甚至叫“安徽農民調查”也難，就我所知，安徽農村也不全是書中所描述的那樣。這使我想起毛澤東當年的農村調查，他寫下著名的《尋烏調查》、《東塘等處調查》、《興國調查》、《長岡鄉調查》、《才溪鄉調查》等，盡管當時中國農村還是以地主剝削農民為主的小農經濟，全國狀況大同小異，毛澤東也沒有自命《中國農民調查》，甚至也沒有叫“江西農民調查”或“贛南農民調查”。正是這種求實的精神，才得出那句“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名言!
兩位作家斷言：“隨著城市改革的不斷深入，我們就很少再聽到有關農業、農村和農民的消息了。”“特別是對九億農民生存狀態的遺忘，又是我們這個時代一些人做得最徹底的一件事。”“我們看到了你想像不到的貧窮，想像不到的罪惡，想像不到的苦難，想像不到的無奈，想像不到的抗爭，想像不到的沉默，想像不到的感動，和想像不到的悲壯……”因此，作家“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與隱痛”，憤然動筆了。這個寫作的起點不太符合事實。江澤民、朱镕基、胡錦濤、溫家寶以及其它中央領導，幾乎年年都到農村“訪貧問苦”，人們在電視里看到他們凝重的表情，甚至流下眼淚。每年“兩會”期間，“三農”問題總是議論的熱點。正因此，許多年中央一號文件都是關于“三農”的文件，“中國農業法”、“糧食流通體制改革”、“農村稅費改革”、“減輕農民負擔規定”、“發展農村教育”等等的文件幾乎沒有中斷過，黨和國家一直在想辦法解決“三農”問題。十六屆三中全會決議，第10、11、12、13等條都是專門談“三農”問題，給中國解決“三農”問題指出了新的前進方向。我們的報刊、電視天天都有大量篇幅報導農村，固然，其中歌功頌德的有，空話廢話也不少，但揭露那些“惡霸”干部的陰暗面也是經常的。《中國農民調查》對農民生存狀況的調查和敘述并不多，主要描寫了一個又一個觸目驚心的“惡霸”干部欺壓農民的案例。文章感染力很強，但從科學和理性的意義上講，并沒有增添多少新的內容。
我毫不懷疑《中國農民調查》作者正直善良的動機，既出自中國文化“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的傳統，又發自中國士大夫“秉筆直書，為民請愿”的良心。問題的揭示非常有現實意義，關鍵是如何解決、誰來解決“三農”問題?當然，這是執政黨和國家及政治家的職責，但是政治家必須依靠“集全黨的智慧、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
我們不能對一部報告文學作品提出不恰當的苛求，因此我們也不應對一部報告文學作品過高評價。
我們需要真正的社會調查，多一些，再多一些社會調查。社會調查是一門科學，應由社會學家，用科學的態度、科學的方法進行。不僅有具體的生動的案例，更要有量的統計，還要有全面系統的動態的積累。在此基礎上進行科學的研究，通過“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得出科學的結論，提出科學的建議。科學研究就是不斷地探求未知，科學家不是神，10個專家可能有11種不同意見，這是規律。優秀的政治家往往會統觀全局，高瞻遠矚，在眾說紛呈的專家意見中，擇其善而從之。擇善施政，政治家為民建功為國立勛;擇錯施政，禍國殃民，政治家自咎其責;不聽專家意見，無所作為，政治家無功就是過。因此，政治家應該支持社會調查，鼓勵專家發表第12種意見。古人云：兼聽則明。
“優農扶貧”能不能解決“三農”問題
《中國農民調查》的字里行間無不呼喚著“優農扶貧”。那么，優農扶貧到底是不是良策?
從毛澤東上個世紀提出“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以來，“農、輕、重”，中國始終把農業放在優先地位來考慮，至少在理論上如此。多少文件，多少領導人，為農業說了多少話，何以至今還要兩位作家吶喊?
要說只是紙上談兵，坐而論道，國家沒給農民做實事，那是不公允的。國家對農業的投入、補貼，給得不能算多，但這些年累計起來也數以萬億元計。農業貸款也不少，最后農民還不起，也成億成億地作為壞帳處理。還有無償的扶貧救濟款、希望工程……還有推廣各種良種、農田水利建設……但回頭一看，仍然見效甚微。所以，兩位作家仍要吶喊!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實踐證明，靠優農扶貧的政策和措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三農”問題。即使有短暫的改善，也無關大局，中國農民整體上依舊生活貧窮。祖先給我們留下一句諺語：“救急不救貧”，是很有道理的。貧，僅靠救濟是救不了的，一味救濟反而可能救出一批懶漢來。貧困問題還需要從“三農”內在機制中找原因、求解決。
中國農村也有過兩次大發展，都是從農業體制大變革中取得的。
第一次是建國之初的土地改革。結束了幾千年封建地主剝削制度，實行了“耕者有其田”，雖然仍是小農經濟生產方式，但大大提高了農民積極性，從而在很短時間靠農業生產力的提高，醫治了長期戰爭的創傷，農業生產達到了歷史最高水平，農民生活也有了顯著改善。然而，隨后農民生產積極性的潛力還未充分發揮和展現，就在著名的“小農經濟無時無刻不在自發地產生資本主義”的理論指導下，在蘇聯“農業集體化”的榜樣下，很快就實行農產品“統購統銷”，并從互助組、農業合作社直到人民公社化，使中國農業走入越來越嚴重的困境。當年作家李準寫了一篇著名的小說《不準走那條路》，描寫了在舊社會同受地主剝削壓迫的兩個長工，情同手足;土改后，一個勞力強，逐漸致富，一個生病貧窮，最后窮哥哥只能流著眼淚在契約上按下手印，把土改分得的田賣給了富弟弟。這篇小說成為當時的一部生動教材，對當年農業合作化運動起了很大影響。“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集體化”，成為那時的社會共識;農業集體化被認為是社會主義農業現代化的康莊大道。然而，歷史證明：從蘇聯到中國，全世界農業集體化的實踐都失敗了。遺憾的是，對失敗的原因，一直沒有很好的分析，更沒有完整的理論的總結。普遍接受的說法是集體化超出了農民的覺悟，超過了當時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是過急的冒進。似乎方向仍是對的。這個說法是不正確的。集體化理論的一個前提假設是集體生產比家庭單干生產先進，工業社會工廠的生產不就是集體勞動的生產嗎?恰恰這個理論假設是完全錯誤的。工業社會工廠生產的先進性不是集體勞動，而是大機器工廠采用了分工協作和先進技術這一先進生產方式。古典經濟學已論證了分工協作是不要分文資本的巨大生產力。而沒有分工協作的集體勞動，在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就是如此，恰恰是生產力低下，是落后的生產方式。正因為此，人類社會隨后的發展代之封建社會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經濟。而小農經濟的家庭生產方式比奴隸制集體生產方式先進，它大大提高了農民積極性，提高了社會生產力。不僅如此，一個家庭還不能“吃大鍋飯”。“樹大分杈，兒大分家”成為一句不成文的法律，分家就是為了打破集體吃“大鍋飯”，提高勞動生產力。雖然“五世同堂”被封建社會譽為崇高的道德，也擋不住“兒大分家”的生產規律。那么，“社會主義”農業集體化的本質是什么?不僅農業生產技藝沒有分工協作，甚至人民公社亦工亦農亦兵亦學亦商，連社會分工都沒有了。總之，是在沒有分工協作的基礎上實行吃“大鍋飯”的集體勞動。不僅父子兄弟一起“吃大鍋飯”，由于中國農村仍是宗法家族群居，堂兄堂弟、表兄表弟，族兄族弟，乃至無親無故的近鄰，都在社會主義名義下一起“吃大鍋飯”。這如同是從小農經濟生產方式倒退到“奴隸制”集體生產方式，怎能發展農業生產力呢?這樣的“社會主義”農業體制能不失敗嗎?即使從外部強制推行先進的科學技術也不行。歷史的教訓是：社會主義農業現代化決不是集體化，任何集體化都是與人類社會生產力發展，與社會主義本質要求相違背的。
于是，1980年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農民冒死創造了家庭承包責任制，得到了鄧小平和中央的支持，掀起了中國農業生產體制的一場偉大革命。改革的結果是中國農業獲得了奇跡般的增長，中國農民用世界5%的耕地，生產了世界17%的糧食，養活了占世界人口23%的人民。農民收入和生活得到了空前的改善。這是中國農業第二次大發展。這是比第一次大發展更大的發展，被譽為“第一次飛躍”。這次飛躍的實質是什么?一言以蔽之，這一改革大大地解放了生產力，充分展現了長久被壓抑的小農生產方式的潛力。然而，到了上世紀末，中國農業發展的勢頭又開始逐漸減慢，農民年收入一直在低增長水平徘徊，而增長率甚至還有下降。據統計，改革開放之初，我國城鎮居民可支配的收入增長了4倍，農村居民的實際純收入增長了5倍。到了20世紀90年代，農村的居民年平均收入增長率下降到4.5%，而城市居民年平均收入增長率上升到6.8%。結果，與城鎮居民生活改善相比，很多農民生活仍然貧困，一部分農民生活甚至有所下降。
2000年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上書朱镕基說：“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朱镕基也曾作了一段十分動情的批示，隨后國家采取一系列優農扶貧措施，取得了許多成效。但遺憾的是，短時間內，要想根本解決農民的“苦、窮、險”似乎并不現實。應該說，“解決‘三農’問題真難”!
“三農”問題仍是當前中國不可忽視的重大難題。
中國農民為什么長期貧困
要解決中國農民貧困問題，必須首先找到農民貧困的原因。
“農民負擔太重”，是呼喊了許多年的問題。而負擔太重似乎又集中在各級政府層層加碼的“苛捐雜稅”。中央為此一再采取措施，三令五申加以解決，應該說不斷有所改善，但似乎也沒有最終解決問題。許多農民仍然貧窮。因此，對農民負擔問題還需認真分析。
農民有負擔，除了地方政府違背中央政策層層加碼的“費和稅”，還有其它一些負擔是城里人想不到的。特別是下列三類負擔：
(1)禮儀性消費。姑且不說過年過節、各種婚喪喜事時的大吃大喝。生了兒子要吃三朝酒、滿月酒、周歲酒;老人做壽，甚至死去的老人還要做陰壽。喬遷新居、升學、參軍等等都是喜慶，都要請客送禮。這類名目多達幾十種，禮金少則30-50元，多則100元以上。據報載，福建有的地方連母豬下仔，竟也廣邀親友賀喜，送禮也達10元!
由于中國農村是家族群居，不同族姓之間也多已聯姻成表親，就是鄰居也是世代老鄰居，總之都是親友，所以每家每戶隔三差五就接到請柬。禮儀、吃喝的規模也特別大。農民說“人情大過債，砸鍋當鐵賣”。
(2)愚昧性消費。農民崇祖，如果只是清明、臘月上墳，那是人之常情;但一些人在重修祖墳時，互相攀比“孝心”、“體面”，少則幾百上千元，多則幾千元，有的祖墳修得比住房還漂亮，則有過之嫌了。近年又刮起了編修家譜修建祠堂之風，每戶都在幾百元。至于孝敬什么“大仙”、“神婆”之類，也是時有出現。這類消費真是層出不窮。
(3)腐敗性消費。農民缺少正當的娛樂，往往賭博成風。民謠：“一個月過年，三個月種田，八個月賭錢”。黃碟、脫衣秀乃至“裸舞”，在城市已嚴禁，可是在許多鄉鎮堂而皇之演出，一些村民甚至集資邀請。加上農民進城打工，不肖之徒吸毒、賣淫嫖娼，又把這些消費帶到鄉鎮農村。據報載：云南、甘肅、河南等貧困的西部省份，農民吸毒的情況非常嚴峻，更因賣淫嫖娼和吸毒而廣泛傳播艾滋病等等(因賣血和輸血而染上艾滋病者除外)。真是令人驚嘆!2003年中國艾滋病患者84萬，誰能想到80%以上在農村!
我決無意說那些“苛捐雜稅”有理，但可以說在許多農村這三類消費負擔恐怕遠遠超過了上述所說的“苛捐雜稅”。
農民貧窮的原因更多還在于負擔過重之外。一是人口增長問題。越是貧困的地區，計劃生育越得不到認真貫徹。貧困戶許多是“超生游擊隊”。家庭人口盲目增長，人均耕地面積減少，超過了生產力發展，怎能不貧窮?超生要罰款，但那些罰得款，往往成為一些村鄉干部的一項額外收入，所以超生者反而受到某些鄉村干部的默許。人口盲目增長還帶來森林、牧場的破壞，導致農業生態失調。然而，更嚴重的潛在威脅在于社會穩定。中國歷代王朝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周期性人口過度增長造成農業生產力的崩潰。
二是農村醫療條件和保障問題。農村衛生條件差，又缺醫少藥，加上貧困農民小病不看，往往釀成大病。一份農村社會調查研究報告顯示：一個病人可以拖累二、三個人至赤貧。據一位縣領導對農村貧困戶的調查顯示，56%是由于家庭成員生病治療，特別是主要勞動力重病或死亡，欠下還不清的巨額醫療費所致。
三是農村基層干部太多。建國前，一個鄉的干部不超過10人，縣政府干部也不過30-50人。而現在，一個鄉鎮干部少則幾十人，多則百人以上，而縣里干部最少也是幾百人。雖說是社會發展了，但無論如何，人浮于事也是一大“農村病”;雖說是國家財政養著，但它正是農村許多“苛捐雜稅”之源頭。這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大事。
農民貧困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應從農業生產機制中去找。農業生產如果不是農民唯一的收入，也是農民最主要的收入。農民苦干一年，扣去成本，每畝農田收入不到一二百元。更不要說遇到災年了。在這種低價值的農業下，農民如何不貧窮?
那么，怎么改變這種低價值農業呢?必須求因才能治本。
農業的根本出路究竟何在
中國農業雖然經過“家庭承包責任制”的改革，實現了第一次飛躍。但是這一家一戶幾畝地獨立自主的農業生產，本質上仍是小生產方式的小農經濟，從整體上講，與當代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不能適應。農民生活雖然有所改善，但低價值的小生產農業是絕對無法使農民富裕起來的。不僅如此，小生產農業還必將逐漸成為中國經濟和社會進一步發展的瓶頸。
農業的小生產方式有下列致命的弱點：
(1)一家一戶幾畝十幾畝土地，形成不了農業規模生產，無法取得現代農業規模經濟的效益。
(2)一家一戶獨立自主的生產方式，沒有也無法實現農業生產技藝的分工協作。從選種、育苗、耕作、施肥、灌溉、植保、收割、儲存，全是獨立地全能操作。沒有分工，技藝不能精益求精;沒有協作，產生不了系統效應。總之，不可能產生現代生產力。在中西部一些貧困地區，甚至連社會分工也缺乏，基本上還是自給自足狀態，生產力水平自然更低下了。
(3)小生產農業承受現代科學技術的“容量”很小，無法利用、更不要說充分發揮現代科學技術這一第一生產力了。一家一戶小生產，首先是沒有經濟能力購買那么多品種的先進技術裝備的農機具，無法實現農業機械化;即使買得起，幾畝十幾畝土地，農機具的利用率很低，使用成本激增;同時，要掌握那么多種類的先進技術，特別農機具維護技術，對很多農民來說也是一大難題。其次農業科學化也無法實現。單戶農民如何培養良種?單戶農民無法知道自己的土地是酸性的還是堿性的?是否缺少硒、鉬等那些微量元素?從而無法“對癥下藥”有效施肥。只知拼命施用化肥，輕則成本高而肥效小，重則反使土地“板結化”。而許多農民收獲與儲存糧食的辦法還是世代相傳非科學的老辦法，有專家研究統計，因運輸流漏和鼠害、霉變的糧食高達10-20%!凡此種種，雖然黨和國家一再提倡“科學種田”，國家也給予許多幫助，但這些外在因素永遠無法填補內在機制存在的欠缺。外加科學技術利用上的不合理，甚至會破壞農業生產(如上述施肥方式)，同時提高了農業成本，挫傷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過去小農生產用的是人肥、綠肥，耕作用畜力人力，基本上是不要成本的，而現在用化肥、機械化耕作、農藥植保等，成本大幅度上升，有些農民最終一年的收入甚至不夠支付成本!
由于小生產農業上述這些的弱點，農業自然無法實現高價值產出，處于貧困狀態的農民又怎么可能脫貧致富呢?
小生產農業不行。集體化農業已如前述從實踐到理論都是錯誤的。“農業產業化”這種提法本身就是概念混亂，內涵不清。農業原是一大產業門類，屬第一產業，早在工業化之前，農業社會就已產業化了。“農業公司化”，農工商貿相結合，生產、加工、流動、銷售一體化，這種自成體系的一條龍本質上是與現代經濟分工協作的基本規律相違背的。
那么，農業的根本出路何在?
鄧小平同志指出了農業第二次飛躍的大方向：“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的規模經濟，發展集體經濟。”現在的問題是建立什么樣的農業生產機制、采取哪些政策措施來實現它?農業不是孤立的，這個問題必須從“三農”一體的角度來認識、分析和考慮。
中國農村的根本問題是什么
中國農村發展是不平衡的。沿海發達地區，特別是大城市郊區農業，與廣大中西部相比有較大的差距。而從農村的產業結構、社會結構和文化結構看，可以說基本上還是綿延幾千年的傳統農村社會，中國農村封建主義的社會基礎之深之廣是決不可低估的。長期以來，我們以為經過土地改革，地主階級已被打倒和消滅，農村已遍布中國共產黨的基層組織和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組織，我們的農村已是社會主義農村了，要說封建主義也不過是一些意識形態的殘余。然而，正是這種估量和思維定勢，阻礙了我們正確地認識農村問題，從而有效解決農村問題。
從產業結構講，已如前述不僅沒有農藝的分工，有些地方甚至連社會分工也很初始，商品生產與市場經濟很不發達，還是一個小農經濟。與之相應，生產方式仍是一家一戶幾畝土地的小生產方式。過去，從蘇聯引來一句名言：“小農經濟無時無刻不在自發地產生資本主義”，把小農經濟和小生產方式當作資本主義溫床。其實這一理念是與馬克思主義相悖的。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教導我們：封建主義和封建社會，從生產力講是鐵器工具和人畜動力，從生產關系講是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的對立與依存，地主階級是統治階級，剝削壓迫農民階級，同時它們彼此不可分割地依存在土地上，沒有地主階級也就無所謂農民階級，反之亦然。這就是封建主義的經濟基礎。農民階級雖然受剝削受壓迫，但在封建主義經濟基礎上產生的文化理念和意識形態方面，與地主階級是統一的(基本相同或本質都是封建的)。封建社會中許多農民的最高理想可能就是能有自己的土地，進一步發家致富成為地主。幾千年來封建社會的農民不斷起義反抗地主階級的統治，但大多農民反抗或起義的目標是打倒地主后自己當地主，推翻皇帝后自己當皇帝，建立的仍然是一個封建王朝。我國歷史上從亭長劉邦到雇農朱元璋都是如此。小農生產的經濟基礎是無時無刻不在自發地產生封建主義。所以，不能簡單地說地主階級被消滅了，封建主義也就完全被消滅了。
資本主義是由商人、作坊主領導“第三等級”革命實現的。創建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與依存。資產階級運用分工協作的大機器工廠的商品生產方式，創造了空前的生產力，推動了人類歷史從小生產農業社會進入社會化大生產的工業社會。工業化需要自由勞動力，于是從英國“羊吃人”的“圈地運動”，到美國的“解放黑奴”戰爭，本質上都是軟硬兼施把農民趕到城市成為工人。所以資本主義社會及其相應的工業社會的建立，不僅是通過政治暴力消滅地主階級，而且通過小農生產的農村經濟向大機器工廠的城市經濟的轉變，消化了農民階級。所謂城市化就是這一消化過程。當然，人要吃糧食和消費其它農產品，工業也需要農產品原料，農業是不可消滅或消化的。但是，工業社會的農業也在社會分工協作和科學技術改造下，成為社會化大生產的現代農業了。為數不多的人口從事現代農業，本質上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農民，而是農業工人。美國農業人口只占全國人口的2%，歐洲經濟發達國家只占5%左右，即使日本、韓國現在也降至10%以下了。然而，今日中國農村人口仍占60%以上，又是小農經濟，又有幾千年的封建傳統，正是封建主義堅實的溫床。建設社會主義，就必須徹底挖掉封建主義的經濟基礎。
從社會結構講，封建社會農村是以家族群居為基礎的宗法社會。家族通過血緣認宗的意識形態，通過家譜、祠堂、族規、以及各種祭祖和其它社會活動等而凝聚起來。名門望族，在它所在的村鄉中有著成文和不成文的、實際的和精神的統治權。今日中國農村，雖然有黨的組織和國家政權，但家族群居及其巨大的宗法影響力依然存在。一些農村黨和政權基層組織往往成為家族成員集團。某些族長或老輩人物的話甚至比黨和政府的政策還管用。長期以來，計劃經濟體制是與政權緊密結合的，結果這種家族宗法關系與影響力不僅沒有削弱，反而會得到這樣或那樣的加強。因此，不徹底瓦解封建宗法社會結構，封建主義是斷然無法徹底消滅的。瓦解這種封建宗法社會結構，唯一有效的辦法就是大力發展市場經濟，使農民離土離鄉走向城市、走向全國、乃至走向世界。
從文化結構上講，各種神權文化及其有形無形的組織在農村仍廣泛存在。現代教育本是傳播現代科學和社會主義思想的陣地，但由于中小學教育的領導權下放給鄉鎮乃至村，各種封建意識形態也就潛移默化地在校園內外傳播。要消滅這種封建文化結構及其影響，從根本上講只有改變上述經濟基礎和社會結構才有可能。然而，普及和提高農村現代教育水平也是必不可少的途徑。
由以上分析，我們就不難理解前述導致農民貧困的各種原因了，原來都有著其深厚的封建主義基礎。巨額的禮儀消費、愚昧消費和腐化消費無不打著封建主義的深刻烙印，人口盲目增長等社會矛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封建主義傳統的一種體現。
由以上分析，我們也不難理解中國農村中會有《中國農民調查》所調查以及大眾傳媒時有揭露的那些觸目驚心的“惡霸”干部了。一個村長、一個鄉鎮干部，何以能夠如此胡作非為地欺壓農民?一定是以“名門望族”為依托，或者是家族人多勢眾，或者有叔舅兒侄之類在縣里當官。加上“天高皇帝遠”、“強龍難敵地頭蛇”這類封建主義的社會背景，產生某些“惡霸”干部就自然難免了。即使黨紀國法懲治了一批，這塊封建主義土壤仍然還會長出新的“惡霸”來。就是那些為農民做了好事、使農民富裕起來的村鎮干部，有的也是霸氣十足，權力還傳宗接代，堪稱“善霸”。由“善霸”變為“惡霸”的典型事例就是大邱莊的禹作敏。
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三農”
講完以上道理，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三農”的目標就脫穎而出了。
(1)農業生產體制改革。必須將小生產方式的傳統農業，徹底轉變為社會化大生產的現代農業。仍是家庭承包責任制，但不是一家一戶幾畝地全能務農，而是在社會化分工協作的基礎上形成規模經濟的專業化生產。首先是糧食、經濟作物、家禽家畜等等實行“大農業”的專業化生產，進一步是從種子、施肥、耕作、灌溉、植保、一直到倉儲等農藝的專業化分工。其中許多專業可以用地區、跨地區、全國乃至跨國的企業公司組織來實施。在社會化分工的基礎上，實行社會化協作，從而不斷地吸納現代科學技術，創造現代農業的巨大生產力。專業化分工和有機協作正是全新意義上的“集體經濟”。
(2)消化農民階級。農民是勞動者，農民階級對中國革命和建設有著巨大貢獻，因此決不可象對地主階級那樣用強制辦法消滅它;農民仍占中國人口大多數，也不可能簡單地消滅它。但是不能不消化農民階級，這是建設社會主義現代農業的歷史性任務。消化的主要途徑就是讓大量的農民積極而有序地進城，轉移到城市的各行各業中去，或隨著農村“大農業”專業化分工特別是農藝分工，轉移到各種專業生產和服務體系的企業中去，一句話，讓農民轉化為現代工人。這是農民歷史性的戰略大轉移。剩下5-10%乃至更少的農村人口，專門從事農業，成為社會化分工協作的一個組成部分，從而也成為農業工人了。于是，小生產的農民階級完全消化了，農村的宗法社會也隨之徹底消滅了，城鄉差距問題也自然最終解決了。
目標明確了，那么，上述進程就能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與完善，按照認識了的客觀發展規律，通過黨和國家的政策引導與各種支持來比較穩妥地加速實現。我的一些設想是：
(1)支持和發展農業生產，保證農民生活溫飽，并隨著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逐步得到改善。這不僅可以促進城市工業和其它產業的發展，更重要的是保證社會穩定。不得溫飽的農民必然成為社會不穩定之源。
(2)在未實現上述社會主義“三農”現代化兩項目標之前，保持較大程度的城鄉差別，以保證農民離開土地轉移到城市當工人的內在動力。在農業社會化大生產之前，在低價值的小生產農業下，巨大人口的農民是不可能解脫貧困的，城鄉巨大差別本是十分自然的一個歷史過程。馬克思曾設想只有到共產主義才可能消滅包括城鄉在內的“三大差別”。企圖用行政的辦法，“一平二調”或“優農扶貧”，讓農民迅速富裕起來，和城市居民一樣“共同富裕”，至少相差無幾，是違反社會發展客觀規律的。如果“一平二調”讓農民富裕了，不離土離鄉了，家族群居的宗法社會就無法消滅，那只能是一個富裕的封建主義。更何況，用4億城市居民高價值勞動創造的財富，去養富9億農村人口，這是把資本和財富從高效益的地方轉向投入低效益的地方，也是違反經濟發展客觀規律的。結果，必然是整個經濟與社會的大破壞、大倒退。
(3)積極和有序地引導農民進城，培養他們成為合格工人。貧困地區政府應組織公有或私有勞務公司，根據市場需求有組織地開拓城市勞務市場;相應進行業務培訓，提高農民工的質量和競爭力;還可維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國家要立法維護農民工權益，以促進農民工逐步成為正式城市工人。一個可行的辦法是：農民以誠實的勞動打工5年，無違法犯罪行為，可取得城市“綠卡”;優先招收持“綠卡”民工;再5年無違法犯罪行為的轉為城市正式工人，享有城市工人同等的權利和義務。要防止農民沖擊性地涌入城市，盲動的農民沖擊從來是巨大的社會破壞力。
(4)加速農村社會化分工和協作。前面已多處論述，這里不再贅言。
(5)農民進城打工、安居或轉移到其它社會分工的企業和組織之后，土地應逐步集中到善于農業耕作的專業農戶中，在專業化分工的“農業服務體系”的協作下，形成規模經營。由于憲法規定土地國有，同時農民工或轉移到其它企業的成員要比專業農戶相對富有，土地流轉不應通過自由買賣轉給專業農戶，徒然增加已夠貧窮的專業農戶的負擔，甚至根本無法實現。土地流轉應立法由農民工或轉移到其它企業的成員無償轉給專業農戶，有的(如農民企業家)甚至還要反過來給予適當補償，以調動專業農戶的積極性。禁止拋荒耕地或國家對拋荒地征以重稅。禁止大量出租土地。
上述設想，毫無疑問，決不可能一蹴而就，它有一個歷史過程。由于中國農村人口基數與世界相比是無與倫比的巨大，這個歷史過程一定是更加艱巨，也是長期的。因此，還必須有下列中國特性的戰略考慮：
(1)必須始終不渝地堅持把發展作為第一要務，堅持以經濟為中心、以城市為主導、以沿海為前鋒的全面統籌協調的科學發展觀，從而保證最大限度地吸納農村勞動力和農民歷史性的戰略轉移。否則，解決“三農”問題只能是說不完的善良愿望。
(2)經濟全球化是21世紀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經濟全球化的本質就是包括勞動力在內的所有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有效配置。適應這一情況，國家應鼓勵和發展勞務出口。由于經濟發達國家的福利制度和普及化高等教育，普通勞動力缺乏(包括老人護理乃至醫院護理，僅美國每年缺少10萬名)將是它們經濟和社會進一步發展的瓶頸，而這正是我國勞務出口的機遇。對于比我們落后的發展中國家，我國的勞務出口也是一種人力資源的援助。要加強對勞務出口人員的培訓(包括外語、技能和文化素質等)，以提高在國際勞務市場上的競爭力。印度海外勞務總人數160萬，每年創匯超過50億美元，菲律賓的“菲傭”每年創匯30億美元，他們已經走在前面。勞務出口應是變我國人口負擔為人力資源的一項長期戰略措施，對解決“三農”問題也必然產生巨大的直接或間接的積極作用。
(3)在大力發展教育、普及教育方面下苦功，落實科教興國戰略。這不僅是工業化進程中農民歷史性戰略轉移的必要條件，而且也是未來信息化、知識化社會，準確地說是“科業社會”(以生產知識和信息的科學研究業為主導產業的社會，以代替正在消亡的工業社會)的必要條件。我們不僅要加速完成把農民變成工人這一工業化和工業社會的歷史性任務，還要進一步實現正在到來的工人農民知識化。未來的農業，將由為數不多的持有綠色上崗證書的農業學士、碩士乃至博士來開拓和生產。這不只是可以想像的事，在某些經濟發達的先進國家已初見端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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