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巴蜀牌坊銘文所見清代農民暴動與起義(2)

　　在為劉光第立德政坊后的第九年，即清咸豐五年(1855)，隆昌“合邑紳耆、士民暨諸山僧等”為即將卸任的知縣李吉壽又建一德政坊。該坊有如下銘文

　　甲寅夏權篆隆邑……如編甲練團，除惡憫農。

　　候選教諭王炳森頓首謹撰

　　合邑紳耆士民暨諸山僧等公立

　　咸豐五年孟春月中浣谷旦

　　又，鷹鹯所逐氣靖萑苻。

　　周知疾苦，葑菲不遺;曲護善良，萑苻必剪……攬轡澄清，文兼以武;揮旗訓練，兵寓于農。雄飛鵝鸛之名，寒破兔狐之膽。此際音銷鶴唳，慶安堵以無虞;他時目送鴻飛，恐攀轅之不及.奇勛紀竹，更愿借穎川數年偉績，歌棠且先志中牟三異。

　　癸卯科舉人彭達訓撰

　　邑庠生何恩燕書

　　合邑紳耆士民立

　　咸豐五年正月中浣谷旦

　　聯伍兩卒旅以衛民周官口口

　　此坊銘文表明，清咸豐四年(1854)夏，李吉壽代理隆昌知縣，咸豐五年(1855)年正月中旬，李的得力幕僚之一王炳森為其德政坊撰寫銘文，這期間前后不到一年。據此可知，當時的隆昌縣也不太平。為剪除所謂的“萑苻”，李吉壽“編甲練團”，“揮旗訓練，兵寓于農”。這些都充分說明當時的農民暴動是此起彼伏，統治者根本來不及徹底鎮壓。

　　有關史實表明，上述農民暴動為李、藍起義軍在巴蜀地區尤其是隆昌縣的活動醞釀了一定基礎。

　　三、李、藍起義時期

　　清咸豐九年(1859)九月初八，李永和、藍朝鼎領導煙幫群眾在云南大關縣牛皮寨揭竿起義，北上入川。六天之內，連克川南筠連、高縣、慶符三座縣城。清咸豐十

　　一年(1861)三月，義軍圍攻綿陽，殺死四川提督占泰。義軍先后在鐵山、鶴游坪等地建立根據地，勢力遍及巴蜀地區大部，清廷急調湘軍入川鎮壓。清同治四年(1865)五月，義軍領袖蔡昌齡在甘肅階州保衛戰中戰死，義軍將士全部壯烈犧牲，李、藍起義至此結束。

　　巴蜀牌坊銘文對上述農民起義也有所記載。這是因為一般的德政坊大都在地方官即將卸任或卸任后所建，而肅慶(肅慶于清咸豐五年(1855)至咸豐九年(1859)在隆昌知縣任上。)上任僅一年，即清咸豐六年(1856)，隆昌闔邑紳糧士庶就為之建坊，清同治《隆昌縣志》道出其主要原因：清咸豐五年(1855)，隆昌大旱，肅慶帶領農民開井找水，抗旱保苗，平抑米價，打擊不法奸商，在沒有皇帝開倉令的情況下，冒殺頭危險而開倉賑災。

　　不管肅慶的政績是確為當地百姓民生計，還是為緩和當時社會矛盾;也不管當地百姓建坊是自愿，還是被迫，現在高高豎立的牌坊都見證了那段歷史。結合前面牛樹梅和劉光第的兩座德政坊與肅慶后來的遭遇，我們更相信當時社會矛盾比較尖銳。正因為如此，隨后的清咸豐九年(1859)，李永和、藍朝鼎起義才能很快席卷隆昌。劉國唐《邑尊肅公筱田傳》載

　　己未秋，滇匪竄蜀，戎郡首遭蹂躪，……(肅慶)甫得報，即遣兵勇往援。一面集紳糧，籌辦防衛，募勇，置刀矛槍炮，增筑城濠。事事必親閱，督工嚴急。旋奉文助剿吊黃樓賊，月余方歸。……庚申，賊至自井，公晝夜規劃，恐賊闌入境，親往樟木鎮、車家嶺、牛佛渡、嚴漕等處，相度地勢，借河堵御。城上則派總巡，城門設盤查，四鄉紛紛入城。……六月十五日，賊由富東竄隆，公以秋稻將收，不可令其踐擾，派勇及團往御。公復自率勇數百，于十九日酉刻出城，徑往縣南響石山督剿。次晨，諸匪于場口接仗，前鋒已轟斃紅衣賊數十賊，賊稍卻。察公軍無繼，分股抄截，后隊團先潰，勢遂不支。賊拋火蛋爇公髯，公不為動。諸勇怵公嚴，無退走心。賊四周圍襄，團勇沖血奮擊不可出，公侍常元輩先被賊搠倒，矛及公中小腹，猶持刀格之。賊眾攢矛以刺，遂遇害，從死數百人，時六月二十日之午時也。越二日，得公尸于稻田中，雖酷暑，色如生，怒氣勃勃。入城時，紳民號泣，祭奠殮視，共計三十七傷。……是役也，賊死亦相當。余匪倉惶宵遁，縣城卒無恙。厥后，李逆據縣北牛佛渡者半年，攻圍隆三次，一切兵食之需，捍御之器，皆公預儲以待戰。守者遵公成法動，有功，賊敗去，

　　上述材料顯示，清咸豐九年(1859)秋李、藍起義后，隆昌知縣肅慶即開始備戰。其后，省勇、三峽義勇相繼集結至隆。清咸豐十年(1860)六月十五日，起義軍從富順縣東部攻入隆昌，肅慶派兵抵御;十九日酉時，肅慶親往隆昌響石山督戰，次日午時戰死。其后李永和起義軍占據隆昌與富順縣北部以及沱江左岸的牛佛渡，三次進攻隆昌縣城。半年后，即清咸豐十年(1860)十一月，藍朝鼎率部從川西戰至牛佛渡，與李部會師，史稱“牛佛渡會師”，義軍勢力達到最盛。清咸豐十一年(1861)十月，李、藍攻下丹棱縣城，后遭四川總督駱秉章強攻。同年十二月，藍朝鼎率部突圍，不幸犧牲。

　　清同治元年(1862)四月，李永和派部分義軍北上受阻，從鐵山向東轉移，遭清軍圍攻，多次突圍后，進據犍為龍孔場。清軍調動各路人馬，層層圍困，致使義軍水阻糧絕。后李永和戰敗被俘，在成都就義。至此，李、藍起義結束。

　　除上述有關資料記載坊主肅慶清咸豐十年(1860)夏與李、藍起義軍交戰外，成都蒲江縣大塘鎮洪福村三組何李氏墓碑背面，亦載有義軍于清咸豐十一年(1861)夏在蒲江、邛崍一帶活動的情況

　　……庚申年藍賊擾蒲江，至邛州攻城不克，自州到名山。名山人何馬蟻子帶數百人投藍賊.至辛酉年，何賊伙人數千來札蒲江。是年六月初旬，忽來峰頂漕札營。六月十六夜，我父在宋山碥避躲，被賊人擄去。至六月二十七日，賊等撤營去名山。于七月二十一日，分數千人迭回卻攻邛州，聞有大兵到州，不果。是夜，我在場上店內借宿，為賊所獲。復札騎龍山。至二十八日，賊回名山大營。……至八月初八晚，賊令次旱撤營，各歸本營。……是夜，賊令西營打前隊，至古城橋，見對山(疑為“圍”)眾多。至新店子場口，我就此等父，未幾，上殺至，我亦同賊走挐壩場，過數里逃出……

　　又，清咸豐十一年(1861)，張懋江亦在江安縣舉事。清廷為旌表鎮壓張懋江起義軍而被義軍殺害的朱良才、朱鴻才、朱矩才等三人，于清同治六年(1867)在當地修建忠義坊，其銘文記載了清咸豐十一年(1861)冬起義軍在江安縣的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