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附條件不起訴制度的設立(2)

　　三、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關于附條件不起訴規定的不盡完善之處
　　附條件不起訴制度入法前（1992年至今），北京、上海、武漢等地基層檢察機關針對一些特殊群體的犯罪嫌疑人（主要是未成年人和在校大學生）相繼試行了附條件不起訴，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 。本院也在2011年針對兩宗案件（一名為未成年在校學生、另一名為成年在校學生）試行了該制度，并制定了相關的實施細則。以往各地基層檢察機關試行的附條件不起訴的案例只是觸及了未成年人和在校大學生兩種類型的人群。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關于該制度的規定，僅限于未成年人群，并嚴格限定程序啟動條件為“可能判處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符合起訴條件，但有悔罪表現的”。筆者認為，新刑訴法對該制度的規定具有很多相對局限之處。
　　（一）主體限定過于嚴格
　　新刑訴法突出了對未成年人的保護，該點無可厚非。但在現今犯罪低齡化趨勢日漸嚴重，刑事責任年齡未更改的前提下，是否存在特殊保護下的觸底反彈，造成未成年人犯罪的愈演愈烈。筆者在該文中對此不予論述。除了未成年人類特殊群體外，是否應該關注老年人（70周歲以上）、殘疾人（聾、啞、肢體殘疾等喪失勞動能力及無經濟能力）等類特殊群體。相比于已構成犯罪的未成年人，上述特殊群體的社會危害程度可能更甚微，在貫徹尊重和保障人權的原則及貫徹寬嚴相濟的形勢政策下，將上述特殊群體列入附條件不起訴的主體范圍較適合我國現階段社會矛盾多發的國情。以實際案例來講，筆者經辦的姜某某盜竊案（本院試行附條件不起訴），姜某某在案發時為正值高考前期的在校學生（已成年），因一時貪念，盜竊了同校生的一輛摩托車，根據其在校表現以及初犯、悔罪態度較好等情節，本院對其實施了附條件不起訴。本著教育、挽救的原則，以及貫徹寬嚴相濟的形勢政策，對姜末某采取附條件的不起訴制度所產生的社會效果非常明顯。但如依照《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類似姜某某案件的嫌疑人就只能在牢內苦苦等待，刑罰執行完畢后更面臨這生存的挑戰。筆者僅以該案為例，認為附條件不起訴的主體要求局限性較大。
　　（二）程序啟動條件過低
　　未成年犯罪日益劇增，這已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將附條件不起訴程序啟動的門檻限定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并有悔罪等表現”，筆者認為該規定太過教條。如一未成年在校學生，盜竊了一輛價值1500元的摩托車，但摩托車內卻放有現金人民幣20000元。嫌疑人具有盜竊的故意，犯罪對象僅為摩托車，目的為變賣兌現。其主觀惡性不大，并具有悔罪態度較好、得到被害人的諒解的情節，但因數額巨大，根據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就不能適用附條件不起訴制度程序。類似該種案例，是否要嚴格適用法條，對嫌疑人予以起訴呢？筆者認為，排除車內有現金人民幣20000元的情節外，該案明顯屬于適用附條件不起訴程序的案件，但嫌疑人在不知車內有現金且不具有盜竊現金的主觀故意的前提下，對其予以起訴將扣下一個“罪犯”的稱號伴隨其終生，在社會滿是異樣、歧視的目光下，嫌疑人將如何面對生存的壓力呢。筆者認為，對上述類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適用附條件不起訴處理，將會對其起到更好的教育、挽救及矯正效果。綜上，筆者認為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應將附條件不起訴程序的啟動條件予以適當放寬。
　　（三）程序設立不夠完善
　　刑事訴訟的正常程序是偵察——起訴——審判。附條件不起訴作為將執行矯正、挽救功能前置的案件處理方式，從某種意義上講是跨越（也可稱省略）了審判程序的一種案件審前分流方式。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關于附條件不起訴的規定，并沒有對程序的執行方面作出明確的規定。筆者認為，犯罪行為所帶來的直接后果可能是人身、財產權利的損失，但實質上卻是對各種社會關系的破壞。是否需要對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責任，最具有發言權的應是廣大民眾。因此，對作出附條件不起訴決定的案件，除了要聽取公安機關、被害人的意見，還需要聽取廣大民眾的意見。本院在實施的姜某某附條件不起訴案件中啟動了人民監督員、偵查機關、被害人及家屬等參與的聽證程序，將該案擺放在公眾的視野內，通過聽證來取得廣泛的意見，從而更好的體現了公共利益的實現。除此之外，筆者認為對某一案件作出啟動附條件不起訴決定前，還應與審判機關進行溝通、協調，以防止檢查裁量權放大后對審判權的僭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