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罪刑法定與刑法適用中的法官解釋(2)

　　二、法官解釋在刑法適用中的含義
　　我國學者對在刑法適用中的法官解釋有不同的界定，有代表性的觀點有以下四種：（1）法官在刑法適用中，將抽象的法律法規應用于具體案件并獲得判決，是法官適用法律； （2）在刑法的適用過程中，法官基于對法律條文的認識和理解，根據具體案件進行推理、判斷，并對刑法條文做出的說明，是法官的自由裁量；（3）在刑法的適用過程中，法官對法律文本及其詞語的含義、法律規范結構的分析、解釋與構建，是將法律文本類型化的規定適用于具體案件的必要前提； （4）是指法官在將抽象的刑法運用于具體的案件事實以獲得判決的過程中，法官對刑法規定的理解與說明。
　　筆者比較贊同第四種觀點，這一定義明確了刑法適用中法官解釋的主體、內容、目的。首先，這一概念指出解釋的主體是一個集理性與非理性于一身的審理具體案件的法官。其次，指明了對刑法規定和具體案件事實的理解與說明是解釋的同容。在適用刑法的過程中，法官將刑法規定運用于事實以獲得判決，因此刑法規定和案件事實是法官在這一過程中的兩個思維界限，通過解釋法官將抽象的刑法條文具體化，將具體的案件事實類型化，并將具體化的條文與類型化的案件相對應做出裁判。最后，這一概念點明了為了在甄別案件事實，并在理解、分析刑法規定的前提下判斷某一刑法規定是否能夠適用于某一案件事實法官必須進行解釋這一目的，簡而言之，法官解釋的目的就是為了適用法律來解決糾紛。顯然，從這種角度來看，適用刑法的過程正是解釋的過程。
　　三、在刑法適用中罪刑法定與法官解釋的關系
　　在具體的刑法適用中，法官必然通過解釋將抽象的刑法條文具體化，將具體的案件事實類型化。這一過程中，法官判斷在刑法規定的框架下行為人是否應該受到刑罰的處罰。法官基于對抽象的刑法和對具體的事實的主觀認識進行分析、理解和說明，這一過程就是法官解釋。這個過程必然摻雜著法官主觀因素的介入，也正是由于主觀因素的介入，才使罪刑法定原則面臨著被違反的威脅。人們擔心刑法和事實有可能被法官隨意解釋，然而擔心隨意解釋是一個問題，承認法官解釋的客觀存在則是另一個問題。因為，只有科學地對待法官解釋這一現象，才能有的放矢的解決隨意解釋的擔心，在這樣的前提下，人們可以從解釋的原則、方法及制度等方面制約法官解釋，以防其任意出入人罪。
　　同時，我們要分清在刑法適用過程中的法官解釋與法官造法的區別。法官造法是指這樣的情形：在法律沒有規定時，舉個例子，比如存在法律漏洞，法官可遵循法律精神、法律原則等創造法律，以解決糾紛。在刑法的適用過程中，法官造法體現在對刑法中沒有規定為犯罪的行為解釋為犯罪并且定罪處罰，這一作法明顯地違背了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的法律原則和法律精神，很顯然這種做法是對罪刑法定原則赤裸裸的背叛。筆者所說的刑法適用中的法官解釋是不包括法官造法的。由于受罪刑法定原則的限制，在刑法的適用過程中法官必須嚴格依照法律規定來認定犯罪，而不能超越法律的規定。因此法官造法在刑法視閾中是不應該存在的。此外，需要說明的是，在刑法適用中法官解釋的出發點是刑法的相關規定，其解釋的角度一方面是刑法的概括性規定，另一方面是案件事實的具體性。如果沒有刑法的相關規定，法官則無據可依，因此說法官解釋并不必然違背罪刑法定原則。正是由于有了法官解釋，才使得罪刑法定原則得以更好地的實現。
　　法官解釋法律是法治歷程的必然結果和必由之路。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法官解釋法律水平的高低是司法制度現代化重要的標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