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新時期中美軍事關系的論文(2)
中美軍事關系的論文篇三：《中美氣候變化合作與中美軍事關系》
[內容提要]氣候變化是人類在二十一世紀面臨的重大挑戰，但這一重要命題卻在金融危機導致的全球經濟衰退背景下難以找到破解良方。作為對全球治理氣候變化最具影響力的中美兩國應按照求同存異的原則，在適應和后續應對方面進一步提升合作的深度和廣度。特別是在氣候變化導致極端天氣和自然災害日益增多的情況下，中美兩國軍隊應加強在人道主義救援和災難救助領域的協作和配合，尤其是在對兩國均具有戰略利益的地區。而中美在敏感軍事領域的有效合作將有助于進一步提升兩國之間的戰略互信。
[關鍵詞]中美 氣候變化 軍事合作
[作者簡介]張健，浦東改革與發展研究院美國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員;Paul J.Smith，美國海軍戰爭學院中國海事研究所副教授
氣候變化問題是21世紀人類遇到的最復雜、最緊迫的挑戰之一，其影響之大不亞于核戰爭。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曾將氣候變化視為“21世紀最重要的地緣政治和經濟問題”。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聯合國成員大會上發言中同樣指出：“氣候變化問題關乎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是所有國家都要面對的巨大挑戰。”英國外交大臣黑格則聲稱“氣候變化和防范核武器擴散同樣重要”，它“可能是2l世紀最大的外交挑戰。”
美國和中國是對全球治理氣候變化最具影響力的兩個國家。正如美國總統奧巴馬所坦言;“美國和中國是全球能源消耗最大的兩個國家，也是全球溫室氣體排放最大的兩個國家。”到2030年，美國的能源消耗將增加40%，與此同時，中國的能源消耗也將增至目前的兩倍。因此，在應對主要由人類活動所引發的全球變暖以及國際社會為減少以二氧化碳為主的溫室氣體排放所付出的諸多努力中，中美兩國的作用至關重要。由于中美兩國多數具有戰略眼光的政治精英充分認識到兩國合作對全球治理氣候變化的重要意義，近年來中美兩國已在諸多領域逐步加強和擴大氣候變化方面的合作。而兩國在這一全球治理的重要領域的合作不僅有助于全人類共同應對氣候變化所帶來的挑戰，同時也有助于改善和強化雙邊關系。令人欣喜的是，盡管仍存在觀念上的差異和諸多障礙，但中美兩國的相關共識和合作均有所趨同和深化，尤其在清潔能源技術領域表現更為突出。
本文將從中美在氣候變化問題上存在的共識和分歧出發，直面兩國深化該領域合作必須解決的問題，并由此從后續治理的角度探討中美氣候變化合作在強化中美兩國軍事合作方面的前景，即在對中美兩國均具有戰略利益的地區開展人道主義援助和應急救災行動。而建立以聯合人道主義援助行動為先導的兩軍合作對中美關系的全局意義重大，它將有助于中美兩軍從務實合作出發，積累合作經驗、減少誤判、提升戰略互信。
一、中美氣候變化合作的共識、分歧和主要障礙
(一)中美共識和成就
近年來，包括溫室氣體排放在內的環境問題日益受到中國精英和民眾的關注，并提上了國家領導層的議事日程。進入2000年以來，中國政府針對環境保護和提高能效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規，包括《能源法》、《環境保護法》、《可再生能源法》和《循環經濟法》等。2007年6月，中國政府發布了首部《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方案》，詳細闡述了氣候變化對中國影響及未來的解決方案。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上，胡錦濤明確將環境惡化和資源短缺視為對中國實現經濟發展目標的重大挑戰，并首次提出建設“生態文明”的概念。2009年9月22日，胡錦濤同志在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上公開承諾，中國將以2005年的排放量為基準，顯著降低單位二氧化碳的排放強度，并在國家能源結構中增加非化石能源的使用比例，到2020年將可再生能源占全國發電總量的比例提高到15%。中國政府進而在2009年11月公開宣布將以2005年的排放量為基準，在2020年將二氧化碳排放強度降低40%-45%。
與此同時，中國開始在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上增加投入：2008年啟動的4萬億(人民幣)經濟刺激計劃中專門規定了其中的5800億(占總額的15%)用于氣候變化相關項目。為了進一步提高能效，中國政府還制定了五年內減少15萬億噸二氧化碳排放的計劃，該承諾已高于歐盟在《京都議定書》中的承諾目標。之后中國各地方政府為響應中央的節能號召，紛紛出臺政府主導的大規模以節能燈泡取代白熾燈泡的推廣行動，以期通過此舉降低8%的能耗。
此外，為了發展低碳經濟，中國政府在耗能較高的交通領域出臺了多項舉措。政府導向帶動了企業投資，大批國有和私營企業大幅度增加了對政府重點支持的可再生能源領域的投資，尤其是在新能源汽車和其它綠色產業方面十分明顯。截至2008年底，中國光電總產量達2500MW(百萬瓦)(2000年時還不到IOMW)，已躍居世界首位。據估計，20XX年該行業的年產能將達2GW(十億瓦)，2020年前達到20GW，中國每年還生產2500萬個太陽能熱水器。
風能方面，中國的裝機能力已達13GW，分別超過了歐洲(10.5GW)和美國(9.9GW)，位居世界第一。2010年底，中國風能裝機總量己達30GW，而2005年時仍僅為5GW，全面實現2007年《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中所提出的目標。據估計，2020年時中國的風能裝機能力將達150Gw。
自2009年奧巴馬上任以來，美國的氣候政策就發生了顯著變化。奧巴馬認為：“無論大或小，貧窮或富有，沒有一個國家能擺脫氣候變化的影響……全球各國和全人類的安全和穩定――我們的財富、健康和平安――都處在危險中。”他同時指出氣候變化對美國的國家安全構成了威脅，并向國際社會發出明確的信號，表達美國重返全球環境保護領袖位置的意愿。
在2009年《美國經濟復蘇法案》中，奧巴馬政府將發展清潔能源作為實現美國經濟復蘇和創造就業的重要途徑，并表示將在未來三年內將清潔能源的產量提高1倍，到20XX年，清潔能源提供的發電量將占全美消耗總電量的10%，到2025年將占25%。奧巴馬政府同時還宣布將顯著增加對太陽能、風能、生物能等各種形式的清潔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研發的資金投入。
根據美國對全球溫室氣體排放所產生的負面影響，奧巴馬政府宣布將以美國2005年的排放量為基準，努力在2020年把美國年排放量降低17%。但曾經一度被認為有望通過的《美國清潔能源和安全法案》因金融危機的爆發而壽終正寢。直到2009年哥本哈根大會召開，美國國會仍無法制定出明確的溫室氣體減排目標，而且該立法程序在未來幾年可能將最終廢止。盡管如此，為兌現奧巴馬對國際社會的承諾，美國環保署根據美國最高法院在2007年4月的裁決，確定溫室氣體排放屬于危害公共健康和福祉的排污行為，美國環保署可據此制定限制溫室氣體排放的具體措施，即通過對美國現有排放和未來排放的嚴格控制，有望在2020年將美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05年基礎上減少14%。
(二)中美氣候合作廣受關注
在過去幾年中，中美兩國在氣候領域達成了一系列協議，兩國在諸多涉及氣候變化的基本問題上達成了越來越多的共識，其中包括對氣候正在
持續變暖的認定、應對氣候變化應兼顧各自國家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將兩國具有共識的應對氣候變化的舉措(政策)納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條約》等重要內容。
與此同時，兩國在氣候變化領域的合作日益加強。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中美之間的相關合作主要限于在與氣候相關的科技開發方面達成的一些框架協議：1995年，中國氣象局和美國能源部開始就氣候變化問題展開合作;2003年，兩部門聯合建立了專門討論氣候變化問題的對話平臺(目前仍在持續進行);2006年5月，第一屆中美氣候變化論壇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舉行;2007年10月，時任美國副國務卿的約翰?內格羅蓬特在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的發言中將氣候變化列為亟待兩國共同應對的五大挑戰之一。
美國總統奧巴馬和國務卿希拉里在不同場合多次提到，將積極提升與其他大國、尤其是中國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合作。同時兩國均將可再生能源的研發和應用問題提上了議事日程。奧巴馬入主白宮后的中美歷次高層互訪中，氣候變化問題始終都是雙邊會晤的重要內容。尤其是在第二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S&ED)中，雙方就加強氣候變化、能源和環境領域的合作達成了諒解備忘錄，從而大大提升了氣候變化問題在雙邊關系中的重要性，即將其視作兩國共同面臨的巨大挑戰之一。此后華盛頓和北京還在G20、G8、聯合國峰會和APEC等各種官方場合就氣候變化問題充分交換了意見。
在圍繞《聯合國氣候談判框架協議》的談判與合作中，中美兩國均努力通過不同形式的多邊組織和機制并肩工作，如“亞太清潔發展和氣候伙伴計劃”、“主要經濟體氣候和經濟論壇”等。在2006年由美國、日本、澳大利亞、中國、印度和韓國發起成立的“亞太清潔發展和氣候伙伴計劃”中，中國是“清潔化石燃料能源，電力系統更新和轉換”小組的主席。為推動該計劃目標的實現，中國政府專門成立了“亞太清潔能源發展和氣候變化伙伴計劃協調工作組”。此外，美國是全球環境援助基金的最大出資方，2001年至2006年間共撥款2.09億美元(約占總額6.08億美元的三分之一)，而中國則是該基金的最大收益者。
(三)中美清潔能源合作研究
因2008年金融危機的影響，奧巴馬政府在清潔能源研發方面投入有限，主要是由美國能源部通過建立基金等方式，鼓勵新能源和清潔能源技術的研發。其中部分項目與中國密切相關，例如2009年中美共同宣布啟動七項氣候變化和能源安全領域的重大合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聯合成立“美中清潔能源研究中心”，其主要研究內容包括研發二氧化碳捕集和儲存技術以提高能效、清潔煤炭和研制新能源汽車。
根據相關協議，中美兩國政府將在五年內各出資一半，共籌資1.5億美元用以支持“美中清潔能源研究中心”的運作，相關資金的來源主要是公共部門和私人基金。此外，“中美電動汽車倡議”、“中美能效行動計劃”、“中美可再生能源伙伴關系”、“中美21世紀煤炭領域合作計劃”、“中美頁巖氣油合作開發協議”、“中美能源合作項目”等也在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的平臺上應運而生。
中國大力發展清潔能源產業不僅有助于其經濟模式向低碳經濟的過渡，也為美國相關領域本土和在華投資企業帶來了發展機遇。世界觀察研究所的研究資料表明，中國將超過歐盟、日本和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產國。2009年發布的《中國綠色科技報告》指出，未來中國可再生能源市場的年利潤將從500億美元逐步增加到1000億美元。
在2009年9月美國亞利桑那州鳳凰城舉行的“美中經濟和貿易論壇”上，中美兩國企業正式簽署了41項、總計123.8億美元的商業訂單，其中包括美國太陽能電池生產巨頭“第一太陽能”公司(First Solar)與中國政府達成協議，將合作在華建立全球最大的太陽能生產基地。該項目預計2019年建成，最終生產規模將達十億瓦。同時，中國也在美國的可再生能源科技領域進行投資。2009年10月，一家中美合資企業宣布將斥資15億美元在德克薩斯州興建一個占地3.6萬英畝的風能發電廠，其發電能力將能滿足18萬戶當地美國家庭的生活用電。
(四)中美合作的主要障礙
盡管中美兩國在清潔能源領域進行了諸多合作，但中美兩國在相關領域仍存在較多觀念上的差異和分歧，由于兩國國情和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雙方對《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條約》和《京都議定書》中所述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存在各自不同的理解和詮釋。按上述國際條約規定，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須努力維持目前的排放水平，而美國等發達國家應擔負起歷史的責任，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問題上發揮帶頭作用。
然而，多數美國領導人認為“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使發展中國家無需付出額外代價便能獲得溫室氣體的排放權。1997年，時任克林頓政府負責國際事務的副國務卿蒂莫西?沃斯在接受一家媒體采訪時稱，“發展中國家也必須加入到條約中來，它們應明確知道該怎么做。盡管現在它們只占全球總排放量的一半不到，但在未來幾十年中它們的排放總量將會大幅增加”。十多年后的今天，沃斯的預言已基本成為現實。中國的溫室氣體排放水平、占全球排放總量的比率正在急劇增加，并已成為世界頭號排放大國(按GDP總量計算)，而美國仍是全球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國家。1997年，美國參議院以此為由通過的“伯德一哈格爾法案”(Byrd-Hagel Resolution)中就指出，“為避免對美國的經濟造成嚴重損害，如果發展中國家不在同期承擔相同的義務，美國就不會加入任何相關國際條約”。
第二大分歧是相關技術轉移和知識產權保護問題。一些中國的學者和官員認為，為承擔排放的歷史責任，發達國家應向發展中國家無償提供相關技術。與此相反，美國方面認為清潔技術(及與之相應的知識產權)歸私人企業所有，因此不能無償提供或低價出售。而大部分美國企業都支持清潔能源技術的相關交易遵循市場化原則，認為中國在知識產權保護上存在的不足是影響中美相關技術轉移的主要障礙。在技術轉移問題上的觀念差異必然導致兩國在傳統能源設施改造等問題上存在分歧。從《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條約》創建伊始到隨后舉行的多輪談判中，由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援助以推動發展中國家減排似乎已成慣例。然而，在美國自身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要令國會決議批準撥出巨款幫助中國實現向低碳經濟轉型是不現實的。
影響中美氣候變化合作的第三個大障礙是中美雙邊關系的總體氛圍。無論是氣候變化合作，還是其它跨國性挑戰，都不能脫離中美關系的大局。雙邊關系良好時，相關合作進展也會自然順利;而一旦雙邊關系呈現出競爭或對抗態勢，相關合作就會受限或擱淺。盡管在過去幾年中中美關系有了較大的改善，但兩國對彼此的長期戰略意圖均持懷疑和不信任態度。中美之間缺乏戰略互信被視作“美國對華關系核心中的一個空洞”，例如美國電信公司(AT&T)就因在國家安全問題上備受壓力而不得不放棄從一家中國供應商處采購設備。盡管兩國日益感受到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性挑戰的 緊迫性，但在很多其它問題上雙方仍未達成共識，如臺灣問題、人權問題和匯率問題等。
更為重要的是，中美兩國均存在最高領導層和大量政界精英對氣候變化緊迫性認識不一致的問題。在美國，很多政客通過否認被科學事實證明的氣候變化問題來獲取選舉利益。在中國，一部分人持這樣一種觀點，即國際氣候變化談判及其相關條約是為了遏制中國的崛起。而類似言論也反過來對美國政界和輿論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長此以往，未來兩國在氣候變化領域的合作將會更多地受制于雙邊關系冷暖的影響，技術層面上的得失計較則會對雙方合作的前景產生不利影響。
二、中美氣候變化合作在中美軍事關系中的延伸
(一)中美氣候變化合作的現實困境
盡管中美兩國都承諾將合作致力于從源頭上減緩氣候變化，但從現實情況來看，一系列由氣候因素導致的突發狀況仍是不可避免的。主要原因在于：首先，盡管清潔能源技術研發和應用正在持續升溫，但在可預見的未來二、三十年間，人類社會能源結構仍將以碳氫化合物為主。國際能源署2009年報告中指出，2030年前化石燃料將仍是世界能源最主要的來源，煤炭的需求將隨之大幅上升。此外，2030年前，全球石油(包括生物燃料)的需求量將以每年1%的幅度上升，即從2008年每天8500萬桶增加到2030年時每天1.05億桶。
其次，盡管針對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問題(包括某些發達國家承諾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相關技術和資金援助)的國際協議已取得一些進展，未來的相關努力和行動仍將遭遇巨大的政治阻力。尤其是在發達國家，公眾對于采取積極行動應對氣候變化的支持已有所減少，部分原因是由于多數發達國家近年來持續經濟不景氣。例如在英國，近日英國廣播公司(BBC)的一項調查顯示，只有26%的英國公民相信“氣候變化”確有其事，且很大程度上系人類活動所造成，而在2009年11月時尚有41%被調查者持以上觀點。。美國也有同樣變化，在一項關于“誰相信全球氣候變暖確有其事”的調查中，持肯定觀點的人數下降了8個百分點。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項調查顯示，美國民眾把全球變暖和其他21項政策問題一并視作無法解決的問題。長此以往，各國政要對采取變革性的政策以應對氣候變化將變得舉步維艱。
第三，即使已經付出巨大努力來緩解氣候變化問題，采取了各項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臨時性措施，但全球氣溫仍會在未來一段時間內有所上升，這是由大氣環流的特點所決定的。“政府間氣候變化談判”(IPCC)預言稱：“即使大氣中溫室氣體的濃度趨于穩定，但由于氣候變化進程及其相關反應需要較長時間才能真正有所體現，因此由人類活動所引起的氣候變暖和海平面上升仍將持續數個世紀。”換句話說，即使在目前和可預見的未來大幅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本世紀末全球氣溫將平均上升2.4℃已成定局，即超過歐盟提出的2℃目標。而且，德國慕尼黑保險公司研究指出，即使全球氣溫只上升2攝氏度也并非安全，將出現“很多地區型不利影響”和“各種類型的氣候災難”。
(二)氣候災難與中美救災行動
從制定安全性計劃的角度來看，氣候變化帶來的最直接威脅是“極端氣候事件”。“政府間氣候談判”2007年綜合報告指出，未來數十年間極端氣候所導致的災難性事件將日益頻繁并造成巨大的負面后果，“極端氣候事件的日益頻繁，其強度的日益增大以及海平面上升，將對大自然和人類社會產生巨大的負面影響”。
極端氣候事件因可能引發多種類型的自然災害而引起各國政府的高度重視。具體來說，有四種類型的極端天氣將可能發生相應的自然災害：(1)極端高溫(熱浪);(2)暴風雨(雪)，如暴風、龍卷風等;(3)大量降水及其引發的洪水;(4)缺少降水及其引發的干旱。從全球范圍來看，由極端天氣所引發的災害確呈上升趨勢，比歷史同期情況的預估數量還多。而且，每十年間由氣候因素引發的自然災難發生數量也有不同比例的上升。“每年因氣候因素引發的自然災難數量急劇增加，遠超因地質因素引發的自然災難。”
在中國，極端氣候引發的災害也急劇增加。2010年全國各地各類極端天氣災害造成2300人死亡，1200人失蹤。而美國僅龍卷風這一項極端天氣災害，自2005年以來就造成損失總計超過2000億美元。隨著由極端天氣導致的自然災害日益增多，中美兩國政府在本國境內進行的各類人道援助和災難救援(HA/DR)也日益頻繁。
此外，中美兩國向邊境或其他具有重要戰略利益的地區提供人道援助和災難救援的壓力正在持續上升。美國積極參與各項重大國際人道援助和災難救援的歷史由來已久。在過去30年中，美國每年投入在國際人道主義援助上的資金高達160億至380億美元(包含氣候和非氣候災害)。美國的人道援助和災難救援主要由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負責協調。1964年，美國國際開發署專門成立了對外災難援助辦公室(OFDA)，通過輸送必要的相關物資和人員等方式開展應急救災行動。此外，國務院和國防部也是美國海外人道援助和災難救援的重要部門。
近年來，中國正越來越多地參與海外人道援助和災難救援。從“十一五”規劃關于救災行動的相關描述中已經顯示出中國投入國際人道援助和災難救援的意愿日趨強烈。2004年印度洋海嘯發生時，中國在提供人道主義援助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提供了1.57億美元用于相關援助，居所有發展中國家之首。在緬甸颶風災難時，中國更成為最大援助國，總計提供了價值約1000萬美元的人道主義援助物資和資金。
(三)中美氣候變化合作在兩軍關系中的延伸
隨著中美兩國的國力日益增強，兩國軍隊將逐步成為在人道援助和災難救援中發揮積極作用的主要力量。在2010年夏季洪災中，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人民武裝警察在全國范圍內展開了大規模的人道主義援助行動。在美國，軍隊在氣候災難的救援行動中發揮主要作用。1991年，美國海軍陸戰隊在孟加拉颶風災難的救援行動中發揮了巨大作用，這場災難曾導致超過13.9萬人喪生。1998年，美國防部對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的颶風災難實施了救援行動，那場颶風造成洪都拉斯5000人喪生，尼加拉瓜3000人喪生。在洪都拉斯的救災行動中，國防部在第一個月內撥款5500萬美元援助資金，并在當地部署總計2萬名美國士兵提供各種類型的人道援助和災難救援。
隨著極端氣候事件變得日益頻繁，軍事力量介入氣候救災行動將成為大勢所趨。美國防部《四年防務評估報告》(QDR)強調了氣候變化與在人道援助和災難救援中加強軍事投入之間日益密切的關系。“極端天氣事件可能使得在美國境內外開展以捍衛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為目標的人道援助和災難救援的需要也相應增多。”與此類似，北約秘書長拉斯穆森在2009年也就氣候變化導致盟軍安全風險上升問題發表了講話稱：“北約盟軍正逐步開發各種可用于進行國內、國際自然和人道主義災難救援的手段，包括相關培訓、裝備和與民間機構的配合。”
對中國和美國來說，在發生重大極端氣候事件后兩國軍隊合作開展人道援助和災難救援是應對氣候變化、深化雙邊合作的現實選擇。中美兩國 曾在1998年1月就海事安全建立了合作平臺。對中美兩軍就達成有關人道援助和災難救援的諒解備忘錄進行有效的對話將有助于擴大兩國間在此問題上的共識，并為兩國軍方如何針對突發事件合作開展人道援助和災難救援提供具體指導。
事實上，氣候變化及其亟待采取的應對措施為中美兩國加速合作提供了可能，尤其是在那些兩國均具有利益的地區和事務上。例如，當2008年緬甸發生導致6萬至10.1萬人喪生的颶風災難時，中美兩國都積極地向受災地區提供了人道援助和災難救援，但因非合作行動，兩國采取的方式亦有所不同。中國通過國際組織向災區提供了大量的救援物資，而美國則是直接前往當地救災。美國駐緬甸大使館通過發布救災聲明在第一時間作出反應，并撥款25萬美元用于人道主義援助(最終美國撥款總計增加到325萬美元)。更重要的是，美國曾打算出動部署在東南亞的海軍力量用于運輸物資。
然而，出于諸多政治原因，美國最終放棄了上述打算。災難剛發生時，緬甸執政的國家和平和發展委員會(SPDC)同意接受國際援助，但在此后，政府旋即采取了相反的立場。最終，美國太平洋司令部還是通過185次軍事行動為美國國際開發署向緬甸運送了超過300萬磅的物資。
在已披露的事件中，緬甸颶風災難本可以是中美進行合作并取得成果的成功案例。如果當時中美兩國能夠協調一致共同努力，將可能更廣泛、更有效地開展救災行動。這種合作救援行動將同時使兩國受益：維護邊境周圍安全穩定對中國有利;美國則能夠因人道主義援助增進對緬甸的了解，改善與緬甸人民的關系。
近期巴基斯坦的洪災也提供了鮮活的例證。2010年7月末，由于罕見的大規模、長時間降雨導致巴基斯坦遭受了嚴重的洪水和泥石流。8月2日，聯合國估計約有98萬人需要轉移和撤離。當洪水蔓延到巴基斯坦南部，整個國家陷入了更深的危機之中，有超過50萬人需要撤離。8月7日，受災程度超過2004年印度洋海嘯、2005年克什米爾地震和2010年海地地震，共有1500萬人受災。
作為巴基斯坦最親密的盟友，中國和美國立即分別啟動了人道主義援助和災難救援。中國為27000名居住在中巴邊境的巴基斯坦難民空運了救災物資并提供了人道主義援助。8月下旬，中國國際救援隊抽調了一支55人的救援小組奔赴當地救災。中國人民解放軍還派遣了4架直升飛機前往巴基斯坦，這是中國首次派遣直升飛機赴境外執行此類任務。與此同時，美國派遣前往巴基斯坦南部救災的直升飛機增加到30余架次，飛機主要用于運送救災物資。而早在8月初，美國政府承諾向巴基斯坦提供1.5億美元救災款。2010年9月底，中國國家溫家寶表示將向巴基斯坦洪水災區追加2億美元援助資金(不包括此前已承諾的4.7億美元)。
很顯然，在這次巴基斯坦洪災中，盡管中美兩國都在巴基斯坦存在利益(中國和巴基斯坦是近鄰，美國的海軍基地設在巴基斯坦)，但兩國還是沒能相互協調、合作開展救援行動。事實上，不僅沒能相互合作，兩國在救援問題上似乎還展開了某種形式上的競爭。當美國駐巴基斯坦大使理查德?霍爾布魯克公開敦促中國“積極行動起來”，增加對巴基斯坦的人道援助和災難救援時，中國官員對“沒在最重要的盟友遭難時發揮主要作用”這一指責十分憤慨。因此，中美如何協調一致地開展對類似巴基斯坦這類兩國均有現實利益的國家和地區開展的救災行動是一個令人深思的議題。
可喜的是，由于中美兩國在一系列全球性問題上存在諸多重大、共同的戰略利益，近期中美軍事交流的步伐日益加快，兩國軍隊高層互訪達成了一系列重要合作意向。正如20XX 年初時任美國防部長蓋茨訪華時所言，中國在反海盜、聯合國維和行動以及人道主義援助和災難救援等領域日益增長的能力，為中國與美國及國際社會合作敞開了新的大門。隨著中國軍方向鄰近區域投射醫療和人道主義救援能力的發展，中美兩國將獲得從這些努力中汲取經驗和教訓的機會。在此基礎上，作為對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陳炳德上將5月訪美的回訪，20XX 年7月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邁克爾?馬倫海軍上將對中國進行了為期4天的訪問。在訪問中，中美雙方進一步在諸如亞丁灣舉行軍艦編隊、通訊演練和反海盜聯合演練等領域達成多項合作意向。
三、結論
中美在氣候變化問題上是否攜手合作將對全球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行動具有決定性意義。為了深化雙方合作，兩國應著重關注那些彼此較易達成共識的領域(例如研發清潔高效的可再生的能源)。中國應采取有效的手段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同時美國應著力減少影響合作的壁壘，并適時進行技術轉移，這也有助于美國成功進軍中國的清潔能源和環保技術市場，尤其是在面對來自歐盟和日本強大競爭對手的情況下。
同樣，由于氣候變化在未來一段時期內仍不可避免，兩國應在適應和后續應對方面提升合作。在兩國邊境和相關地區，特別是對中美均具有戰略利益的地區，均存在遭受因極端天氣引發自然災害的可能性。由于軍隊具有其他政府機構所不具備的迅速行動的能力，日益增加的人道主義援助和災難救援需求將給中美兩國的軍事合作帶來機遇。而中美兩軍有效地合作開展人道援助和災難救援不僅能夠及時幫助受災民眾，也有助于雙方在聯合救援中增進兩軍的互相了解以及協調和配合的能力。而在這些非敏感領域的持續合作，將使中美兩軍關系在以坦誠、勇敢和視使命為天職等各國軍人共同的價值標準和軍事文化氛圍中得以提升。通過和平時期互相培養合作與交流的習慣，可減輕風險、化解緊張局勢。而中美雙邊軍事交流的加強也將最終有助于中美之間避免戰略誤判、建立戰略互信、共同應對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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