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英語教育對比論文(2)
中日英語教育對比論文篇二
《中日英語教育比較及啟示》
摘 要 中日兩國的英語教育在教育目的、教學模式以及師資隊伍建設等方面存在差異，借鑒日本英語教育經驗，對中國英語教育的改革進行反思，中國英語教育應突出實用性，采取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模式，完善英語教師培訓機制。
關鍵詞 中國;日本;英語教育;教育目的;教學模式;師資力量
中圖分類號 G719.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8-3219(2014)26-0094-03
中日兩國同是非英語國家，又是亞洲的鄰國，二者同受東亞地區漢字文化與儒家思想的影響，在社會文化、教育方式、語言環境等方面有相似之處。因此，日本的英語教育對中國具有重要的比較價值和借鑒意義。
一、中日英語教育的歷史沿革
(一)中國英語教育的歷史發展
中國的英語教育在一百多年的時間里艱難前行，大致經歷了以下三個歷史時期。
1.建國前英語教育的緩慢發展(1862-1919年)
鴉片戰爭后，傳教士開啟了中國緊閉的國門，也開始了早期的英語教育。他們創辦教會學校，利用英語傳播西方文化及宗教思想。1862年，洋務運動蓬勃發展，建立了京師同文館。接著，又在上海、北京、廣州等地區創辦新式學堂，講授英語。辛亥革命后，中華民國成立教育部，頒布《壬子學制》，明確指出：“在條件允許的地區，從小學三年級開設外語課程。”[1]此時的學生已具有相當高的英語能力，但受當時社會限制，其教學難免具有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點。
2.建國后英語教育的停滯期(1949-1978年)
建國初期，秉承向蘇聯學習的方針政策，俄語成為當時外語學習的主要語言，英語教育陷入停滯期。教育部于1950年8月頒布《中學暫行教學計劃(草案)》，規定“初高中必須設立一門外國語，如若有條件(如師資、教材等)宜設俄語，但若已授英語之班級，仍應繼續授英語”[2]。由此可見，英語只是作為不具備教授俄語條件時的補充。到1952年，全國只保留了8個英語教學點。1954年，教育部下達通知，初中將不再開設英語課。60年代，中蘇關系宣告破裂，國家對外語教育也作了政策性調整。教育部于1962年7月出臺《對小學開設外國語課的有關問題的意見》，1963年5月正式頒布《全日制中學英語教學大綱(草案)》。1966～1976年，“”使得英語教育被冠上“崇洋媚外”的帽子，英語教育幾乎陷入停滯狀態。
3.改革開放后的蓬勃發展
改革開放使中國的英語教育倍受重視，進入了飛速發展的階段。1978年，《全日制中小學英語教學大綱(實行草案)》頒布，標志著英語教育混亂時期的結束。英語成為一門與數學、語文同等重要的基礎課。1983年，鄧小平提出“未來中國的教育必須具有國際性、前瞻性和現代性”[3]，再次確立了英語教育的重要地位，英語分數正式計入到高考總成績。自此，英語教育逐步地正規化。
(二)日本英語教育歷史發展
日本英語教育大致同樣經歷了三個時期。
1.引入階段
日本的英語教育開始于幕府末期。1808年，英國軍艦“法頓號”(Fhaeton)入侵，讓日本意識到外語學習的必要性。隨后，日本連續出版《英語�》《諳厄利亞語學大成》以及《諳厄利亞語學小全》等譯本。1868年，福澤諭吉創辦“慶應義塾”將英語教育在日本全國鋪展開來。“開成所”作為當時的洋學教育機構改為“開成學校”，后于1877年更名為東京大學。1890年頒布的《教育敕語》標志著日本全國范圍的教育制度正式建立。
2.衰落階段
二戰期間，日本英語教育遭到殘酷的打壓。日本國民崇尚日語，仇視英語，很多人堅決排斥英語學習，英語教育一度陷入了絕境。
3.振興階段
二戰后，在美國的影響下，英語教育再次得到日本國民的關注，英語連同法語和德語再次入選為中學外語選修課。到1988年，日本大部分學校都開設了英語選修課。2000年，日本成立了“英語教育懇談會”，文部省于2002年7月14日出臺了《培養“能夠使用英語的日本人”戰略構想》，勾勒出未來日本英語教育的發展藍圖。
二、中日英語教育的比較
(一)教育目的
中國英語教育的目的重在應對考試，因而學習壓力比較繁重。在中國，小學階段應掌握的詞匯達到800個左右，新的《課程標準》中規定“中學階段應掌握的詞匯量增加到3300個”[4]。
而日本英語教育的目的是以進行國際交流為出發點，因而學習壓力相對于中國來說較小。2000年，日本重新修訂《學習指導要領》，“中學階段應掌握詞匯量由原來的1000個降低到現在的900個，其中800個由所選教材的編者或者授課教師選擇”[5]。2003年，文部科學省重新制定“會用英語的日本人”的培養計劃，要求大學生畢業時的英語水平要達到“在專業領域所必須的英語水平，可以在國際工作中用英語大顯身手”[6]。
(二)教學模式
中國的英語教育將焦點集中在積累英語知識上，但對于學生在實際生活中是否能夠自如地進行交際重視不夠。主要采用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模式，教師將詞匯、語法等語言知識系統地講授給學生，學生只是被動的接受，學習積極性未被調動起來。近年來，“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模式越來越受到國內教育者的重視，并在英語教學實踐中廣泛運用。
在日本，英語教學不僅僅局限于課堂教學，采用更多的是結合社會教學的方式。目前日本全國各地都擁有發達的語言機構。如NOVA(日本的一個語言機構)，僅在東京就成立約一百個分支機構。這些語言機構的英語教師都來自于英語國家，而且其使用的教材也都是按照需求為學生專門編著的，因而深受學生和職業人士的歡迎。與此同時，學校的英語教學也不斷地進行改革，如，日本每年都會派遣1萬名學生到國外留學;學校里的英語教學基本實現了小班授課;課堂教學中的英語使用所占比例超過了50%等。 (三)師資力量
在師資建設方面，中國長期以來存在“一邊倒”的現象。在英語教學中，外籍教師被標榜成標準英語的講授者，甚至是某些學校的特色。然而，在教學中“國產”教師更清楚中國教育及學生的實際情況，更了解中國學生所遇到的障礙以及解決方法，這些都是外籍教師替代不了的。“由于外教對中國的國情和文化缺乏認識，完全照搬自己國家的教學模式，其課堂效果并不盡如人意”[7]。由此可見，二者在英語教學中各有利弊，若想使中國的英語教學獲得更大收效，關鍵在于如何充分整合人力優勢，使二者有機地結合。
相比中國，日本文部省對英語的師資建設更加重視，為教師提供良好的條件，進行在職培訓以及個人素質的培養。2002年，文部省創建的“推進英語教學改革懇談會”發表了《培養“能用英語的日本人”的戰略構想的報告》，明確提出了新時期對英語教師業務能力的標準。同時，文部省計劃“在自2005年起約5年時間里集中培訓所有初高中的6萬名英語教師”，借此全面提升日本英語教育整體的師資力量。與此同時，日本政府還增加了英語教師的海外體驗與交流機會，加大了對英語教師到海外進行研修的支持力度。文部省聯合外務省和自治省共同制定了“日本教學交流計劃”(簡稱JET)，聘用英語國家的青年到日本初高中協助英語教學[8]。日本內外兼修的政策提高了英語教育師資隊伍的綜合實力。
三、中日英語教育比較對我國英語教學改革的啟示
(一)明確英語教育的目的
在經濟全球化的國際大背景下，英語教育的目標必須轉移到培養學生國際交流能力上。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的經濟正處于飛速發展階段，國際地位不斷攀升，與各國間的交流也日益頻繁，提高國民的國際競爭力極為迫切。因此，英語教育的目的必須從傳統的應對考試轉變到實際應用上來。
(二)轉變英語教學模式
日本將社會英語教學這一新鮮元素融入到學校教學中。同樣，我國也可以從采用新的教學手段入手，來改善英語教學，如將互聯網技術引入英語教育。教師可以充分利用互聯網人機交互的優勢，模擬真實的英語交流情境。在討論區，學生可以自由地交流想法和意見，既激發學生學習的熱情，又培養他們學習的主動性。但需要注意的是，教師要對海量的英語資源進行篩選和編輯，引導學生完成學習任務。
(三)優化師資隊伍建設
日本整體英語教育的師資水平不高，但其積極采取措施，如完善選拔任用英語教師的機制，加大英語教師留學進修的支持力度，聘請外籍教師等，以不同的途徑來不斷優化英語教育的師資隊伍，提高英語的教育質量。中國在這方面也應積極采取相應的優化措施。對于教學能力已經影響到課堂教學效果或者專業能力不達標的英語教師應進行“人性化”的調整。與此同時，要轉變“一邊倒”的觀念，將目光從聘請外籍教師轉向改善“國產”英語教師的培訓機制上。
參考文獻：
[1][2]李良佑，張日異，劉犁.中國英語教學史[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8.
[3][4]教育部.英語課程標準[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
[5]李雯雯，劉海濤.近年來日本英語教育的發展及政策變革[J].外國語，2011(1)：84-89.
[6]束定芳.外語教學改革：問題與對策[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4.
[7]王曉玲，郅錦.中國與日本英語教育的比較研究[J].前沿，2012(1)：152-153.
[8]宮景然，白亞東.日本英語教育的新舉措及中日英語教育現狀的對比[J].長春理工大學學報， 2005(3)： 92-94.
作者簡介：丁麗蓉(1970- )，女，吉林長春人，吉林大學公共外語教育學院副教授;張娟(1989- )，女，長春理工大學
光電信息學院基礎部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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