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就業難對人力資本投資行為的影響論文
從目前的就業形勢出發,大學生就業難會給人力資本的投資造成影響,人力資本與大學生就業具有相互促進相互影響的作用。相關資料表明,大學生就業難屬于普遍性趨勢,不會從根本上影響個人增加人力資本投資的資本,人力資本投資的不合理性也是造成大學生就業難的一個原因。如果人力資本投資實現多元化,可以減輕大學生就業難的現象。以下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精心準備的：大學生就業難對人力資本投資行為的影響相關論文。內容僅供參考，歡迎閱讀!
大學生就業難對人力資本投資行為的影響全文如下：
摘要：當下，大學生的教育投資是否有價值可言，職業教育是否勝過大學教育，家庭教育投資又當何去何從?本文在大學生就業難的社會現狀下，以家長投資主體為主要研究對象，將資助孩子上大學看成是主要的人力資本投資行為，通過問卷設計，以實證分析來清楚的展示家長投資意愿的影響因素，研究就業難是否影響了家庭的人力資本投資決策。
0 引言
高校擴招政策實施后，高校畢業生逐年增長，大學生數量的劇增打破了原有的“物以稀為貴”局面，就業難成為時代焦點，“腦體倒掛”現象隨處可見，教育人力資本投資與收益不對等，于此同時，職業教育迅速崛起，白領不如藍領，上大學不如當技工的報道更是層出不窮。人力資本投資行為主要表現在家長資助孩子上大學，從行為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只有當家長認為教育投資會帶來預期收益的時候，家長才會資助孩子上大學。而大學生就業難會影響家庭的人力資本投資決策。
自從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第一次提出了人力資本學說起，教育問題成了眾多專家學者探討的話題。教育投資作為人力資本投資中的主要形式和內容，不但影響著大學生的就業質量，更關系著國家人力資源的整體發展。而大學生就業形勢與人力資本投資收益是不可分割的。對于個體投資者而言，人力資本投資的收益主要以就業為表現依據。現今，就業問題得不到解決，就意味著損失了投資收益。因而，要將我國國情下的就業環境和人力資本教育投資收益兩者合二為一，透過就業困境研究個體人力資本投資行為，以此對大環境下的人力資本投資提供切實可行的政策建議。
1 實證研究設計
1.1 研究假設
家庭投資意愿取決于家長對教育的預期收益，本文從家長對教育的投資情況出發，通過家長對不同階段孩子上學的支持程度來作為家長人力資本投資行為的衡量指標。家庭在“就業難”責任應由誰承擔的問題中，由于信念影響行為，家庭責任和社會責任的不同影響了投資意愿。由此，我們假設以下幾點：
假設1：個人責任意識越高，投資意愿越強。
假設2：社會責任意識越高，投資意愿越弱。
假設3：學費與人力資本投資呈負相關。
假設4：專業認可程度與人力資本投資呈正相關。
假設5：學校認可程度與人力資本投資呈正相關。
1.2 檢驗研究假設
為了檢驗研究假設，本文構建了如下模型：
S13=a+a1S6+a2S7+a3S8+a4S9+a5S10+a6S11+a7S12+a8S14+a9S15
本文的因變量是家庭的投資意愿，即家庭在對投資收益進行預估后，資助孩子上大學的投資行為。
自變量是家庭承擔“大學生就業難”責任的意識(S9、S10、S11、S12)和客觀條件變量(S14、S15、S7、S6)。對于家庭承擔“大學生就業難”責任的意識這個自變量我們又從家庭責任(S11)和社會責任(S9、S10、S12)兩個維度進行衡量。社會責任是指在大學生就業難的環境之下，責任主要有政府、學校還是大學生個人來承擔。本文選擇的社會責任變量為公眾責任(包括政府、學校、企業)、私人責任(大學生自己);而客觀條件變量主要包括學費、專業認可程度、學校認可程度，表示在大學生就業難的背景下，這些客觀因素對家長投資意愿的客觀影響狀況。
在對模型進行檢驗后發現模型的Durbin-Walson值為1.957，接近2，說明在此模型中，數據之間是相互獨立的，模型完全具有實用價值。
為了避免受學校、專業、年級對研究結果的影響，本文選取南京理工大學泰州科技學院2011界會計專業的學生家長為此次研究的主要對象，主要從社會責任、家庭責任、客觀條件三個維度去深入，探究家庭在大學生就業難形勢下的人力資本投資意愿。本次調查共發放問卷200份，收回問卷170份，其中2份問卷無效，有效問卷有168份，問卷有效回收率為84%。數據處理和估計均采用SPSS20完成。
2 實證結果和分析
對于研究假設的檢驗，我們在運用模型之前，首先要對問卷的代表性進行檢驗，再對全樣本變量進行描述性統計，大致了解我們所獲得的數據的分布狀況。接下來要對相關變量做相關分析，檢驗相關程度，最后運用多元回歸模型檢驗假設，得出結論。
2.1 問卷信效度分析
2.1.1 信度分析 Cronbach Alpha系數、校正的項總計相關性以及“項已刪除的Cronbach Alpha值”的檢驗結果表明，問卷的信度良好。Cronbach Alpha系數為0.931，大于0.7.表明問卷內部一致性極佳。“校正的項總計相關性”最小為0.583，都高于0.4，而“項已刪除的Cronbach's Alpha 值”，都不高于0.931。表明問卷總體信度也符合標準。
2.1.2 效度分析 KMO和Bartlett檢驗結果表明，變量間存在共線性問題。Sig.為000、KMO數值為0.906，大于0.7。根據KMO度量標準可知，原有變量適合進行因子分析。提取公因子和分析。運用主成分分析法，以特征值大于1為原則進行因子分析，因子分析后抽取出1個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其特征值為6.195，累計方差貢獻率為61.948%，表示該因子可解釋整體61.948%的信息，達到60%的最低標準。同時，題項的因子載荷最小為0.651，都大于0.5，說明所提取的因子可以被接受。可見，本研究的量表具有較好的建構效度。
2.2 描述性統計
如表1所示，調查研究對象當中年齡在43-60范圍之間，教育水平也分布在初中到碩士以上之間，從調查對象我們可以發現家長的學歷基本集中在大專和本科，而這些家庭在孩子上學期間的經濟狀況相對穩定。
本研究各變量如表2所示，父母在選擇孩子深造的問題上深造的問題上，均值為3.45和3.77，主觀上普遍認為孩子無論是否考上好學校，都會讓孩子繼續讀書。就業難到底應該由誰負主要責任，從調查分析顯示，政府和高校均值都低于3，政府缺乏相應好的政策，高校沒有及時調整專業安排，沒能與市場需求相接軌，家長認為孩子難找工作，政府和高校負主要責任。孩子上大學的必要性，極小值為4，很肯定地表明家長都是很希望孩子上大學的。在學費問題上，父母都會盡自己所能，盡力送孩子上大學。即使客觀條件受限，也動搖不了大部分家長對孩子美好未來的寄托，希望他們有一個公平的受教育機會。
2.3 相關變量的相關分析
由表3研究可知，家庭在“就業難”的責任到底有誰承擔的問題中，政府要承擔責任和家庭投資意愿之間的Pearson值是負的，這說明兩者之間呈現負相關;學校要承擔責任和家庭投資意愿之間的Pearson值是負的，這說明兩者之間呈現負相關;家長要承擔主要責任和家庭投資意愿之間的Pearson值是負的，這說明兩者之間呈現負相關。由此假設2：社會責任意識越高，投資意愿越弱得到驗證。同樣，學生自己要承擔主要責任和家庭投資意愿之間的Pearson值是正的，這說明兩者之間呈現正相關。由此，我們假設1：個人責任意識越高，投資意愿越強得到驗證。
由表4研究可知，學校的認可程度和家庭投資意愿之間的Pearson值是負的，說明兩者之間是負相關，也就是說孩子考不上好學校，家長選擇棄讀的越多，家長的投資意愿越弱，由此假設5：學校認可程度與人力資本投資呈正相關得到驗證。同樣，專業認可程度和家庭投資意愿之間的Pearson值是負的，說明兩者之間是負相關，那么孩子進不了好專業，家長選擇考研或出國的越多，家長的投資意愿越弱，由此假設4：學校認可程度與人力資本投資呈正相關得到驗證。
由表5研究可知，家里能夠承擔起孩子上學的學費狀況和家庭投資意愿之間的Pearson值是正的，說明兩者之間是正相關的。在家長力所能及的范圍內，他們是愿意支持孩子上學的，而Pearson值-0.153表明當高等教育的學費提高時，家庭投資意愿卻越弱，由此假設3：學費與人力資本投資呈負相關得到了驗證。
2.4 多元回歸分析結果
表6列示了大學生就業難對于人力資本投資行為的影響的回歸分析結果。從表中我們分析可知：
①a2、a4、a7的回歸系數為正，這表明專業認可程度越強，人力資本投資意愿也越強;政府以及個人責任意識越高，投資意愿也越強 。a1、a3、a5、a6、a8的回歸系數為負，說明孩子考不上好學校，家長選擇棄讀的越多，家長的投資意愿越弱。社會責任意識越高，投資意愿越弱。當高等教育的學費提高時，家庭投資意愿降低。
②從標準化系數這一欄中，我們可以發現家庭認為“就業難”責任應由大學生自己來承擔這一自變量的作用比其他自變量都要大。而從Sig來看a6、a8、a10、a12的值都小于0.05，說明對學校及專業的認可程度、大學生就業難責任由學校和個人承擔問題的研究是具有很大的統計意義的。
③大學生就業難與人力資本投資行為之間有著相關關系。家長通過對教育投資收益的預估，來做出是否資助孩子上大學的決策。在就業難的社會背景下，家長投資意愿也隨之發生改變，一般而言，個人責任意識越高，其投資意愿也越強。而社會責任意識卻與之相反。
④在社會責任意識當中，政府責任尤為凸顯，政府責任意識越強，家庭的投資意愿越弱，家庭把主觀希望都寄托在政府上，政府的支持力度，為家庭教育投資減輕了一定的壓力。
⑤家庭經濟狀況的好壞影響到為了孩子上學而能提供的學費，當學費需要自付，且超過或者與家庭收入狀況持平時，家長的投資意愿會減弱。
⑥學校的知名度和專業的熱門程度也會影響家長的決策，學校的知名度越高，即使在就業難的狀況下，總體就業情況會比一般學校要好，家長對孩子的教育支持熱情也會提高，同樣，專業的情況也是一樣。
3 政策建議
首先，教育在人們形成正確投資價值觀的過程中具有潛移默化的作用，我們要堅信教育的普及能夠促進全民素質的提高。家庭作為社會的組成單元，在積極倡導學習的社會大環境下，家庭也會在這樣的風潮中積極主動的接受教育。客觀做出教育人力資本投資的決策。因此，政府作為制度改革的指揮者，要始終帶領隊伍向前沿靠近。加大教育投資力度，完善教育政策，統籌分配教育資源，促進教育公平。開展教育進社區，教育進村落的全民教育活動，讓全民參與教育，與時懼進，形成正確的教育投資價值觀。
其次，家庭經濟水平的高低影響著家庭人力資本投資，教育費用的上升，制約了民眾擴大投資教育行為。由此，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依舊要堅定不移的發展經濟，挺高社會經濟的發展速度。同時要把經濟帶來的福利回饋給廣大民眾，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促進家庭人均收入的提高，另外，要適當控制學費的上漲幅度，對農村家庭及貧困家庭提供經濟補助，鼓勵他們投資教育，調動這些人群的投資積極性。
最后，要明確各方社會責任，有計劃地為學生提供學習的平臺。從學校角度來說，學校要打造自身的教育優勢，特定培養優秀的某專業人才，以獨特的專業優勢來吸引學生。同時，學校要擴大熱門專業的招生人數，根據市場需求按比擴招。積極尋求企業幫助，聯合企業，開展校企培養模式。從個人角度來說，大學生個人要有足夠的自我責任意識，積極尋求職業指導，有合理的職業目標，結合自身優勢和學校教育平臺，主動學習，培養自身能力。從政府角度來看，出臺政策鼓勵高等教育投資，鼓勵校企聯合，促進大學生就業。從家庭來看，要理性看待教育投資，雖然教育收益在就業難的情況下，與原先相比是有所下降的，但是要相信教育的投資和收益是呈現正相關的。知識改變命運依舊是符合時代發展規律的，教育改變的不只是現狀，更是對未來的一種超越。
4 結論
通過本文的調查問卷分析，我們發現大學生就業難與人力資本投資行為，確實存在著一定的關系。在就業難的情況下，家長通過對教育投資收益的預估，如果估算出的收益相對較低，則其投資的意愿就會降低。從總體上看，在這個社會面臨就業難的形勢下，對于人力資本的投資意愿會出現一定程度的下降。這一結論也給當前社會會各界帶來一定的警示作用。即把學習貫徹到社會的各個角落，能幫助個人投資者深入了解投資行為，從而對教育投資做出理性的判斷，及時糾正片面的教育觀，提升自我人力資本，增強個人人力資本投資的積極效用。讓每個人學有所用，促進全民素質提高，利于形成結構合理的社會人才儲備，以此滿足社會主義發展的人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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