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漢語言文化思維對研究翻譯的影響

英漢語言文化思維對研究翻譯的影響

　　語言基本上是一種文化和社會產品，要理解它就應該從文化和社會的角度出發。英漢兩種語言之間的文化差異給其在語義層面上的轉換帶來了巨大的障礙，其差異首先表現為價值觀念的不同。漢文化是一元文化，強調“社團價值論”;英文化是多元文化，崇尚“個人價值至上論”。除了價值觀念差異之外，英漢文化差異還與兩個民族所處的地理環境與社會環境、氣候條件和風俗習慣等息息相關。

　　一、地理環境引起的文化差異

　　文化是有地域性的，特殊的地理環境和氣候特征常常給該地區的文化打下烙印。中國和英國，因為地理環境的迥異，氣候條件的巨差也就孕育出彼此相對的異域文化。

　　英國是島國，地處西半球，北溫帶，海洋性氣候，其民族創造出的語言就沾上了該地理特征。像我們熟知的習語spend money like water、make water、all at sea等就囊括其中。相反，中華民族祖居亞洲大陸，其文化自然也難免受其影響。上文所說的“揮金如土”就是一例，另外還有“面如土色”、“土眉土眼”、“面朝黃土背朝天”等不勝枚舉。

　　至于氣候不同招致的文化差異的例子也是舉不勝數。單就“東風”、“西風”之說來看，兩種文化就大相徑庭。雪萊的“西風頌”(Ode to the West Wind)正是對春的謳歌。Charles Dickens在《大衛科波菲爾》中說：“How many winter days have I seen him, standing blue—nosed in the snow and east wind!”這也是一個極好的例證。然而漢語中的“東風”卻戰勝了“西風”，是春風，是溫暖的使者。“西風”是秋風，有蕭瑟秋風之說。馬致遠之詞作“古道、西風、瘦馬”，又同是馬曲的“醉鄉中，東風喚醒梨花夢”，也說明了這一點，詞曲中的意境也自是讓異域人士費解。

　　二、民情風俗造成的差異

　　英漢民族由習俗引起的文化差異在一些與動物有關的詞匯短語上體現得非常明顯。英國人喜歡馬，養馬、騎馬、賽馬成為其風俗，英國文化就屬于典型的的“馬文化”，所以英語中有關馬的說法極其豐富，諸如talk horse(吹牛)、 get on one’s high horse(趾高氣揚)、horse and horse(并駕齊驅)等等。然而中國是傳統的農業國，世代的牛耕生活使漢語囤積了大量的“牛文化”。牛是“吃苦耐勞，勤奮踏實”的象征，“俯首甘為孺子牛”就是體現的這種情結。相反在英語中卻用馬來代替，漢語中的“老黃牛”翻譯成英語也就成了“a willing horse”。

　　不光如此，英漢語言中的一些表示顏色的詞匯也沉淀了不同民情的文化。“紅色”在漢語中含有極強的褒義色彩，“大紅大紫”顯示的是成功和富貴、喜慶和吉祥。與此相反, “red”卻常常讓西方人想起流血、戰爭、恐怖、憤怒和危險，含有較強的貶義。

　　伴隨著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西方翻譯的科學理論化進程，我國自八十年代后期，翻譯研究呈現出突飛猛進的發展勢頭。與此同時，隨著經濟與文化等各方面全球化的影響，無論是翻譯理論研究還是翻譯實踐都展現出一派蓬勃發展的面貌。

　　在我國，翻譯的對象領域被人為的劃分為“非文學”的和“文學”的。“非文學”的主要是指一般的實用性文體，如政治、經濟、科技、金融、商貿、旅游、體育等，其中最主要的要數“科技翻譯”;“文學翻譯”則是與科技翻譯并行的翻譯的門類和方法論。隨之也便產生了“非文學”研究和“文學”研究。“非文學”翻譯被認為是一種技術性的活動，在翻譯活動中長期處于優勢地位，與此同時，我們不能否認，文學翻譯研究在翻譯研究這一領域中占了主導地位，一直是人們關注的焦點。

　　20世紀80年代以來，受文化研究大潮的影響，翻譯的歷史文化研究日益受到重視，中西翻譯的語言和文化思維的差異表現得極為突出，基于對語境、語氣、含蓄等的敏感度及廣泛運用各種修辭手法等方面的關注，翻譯的文化因素被更多地加以考慮。

　　語言不僅是人類思想感情表達與交流的工具，而且是文化的組成部分，是文化的載體。語言能真切地反映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生態地域、政治經濟、物質文化、宗教信仰、風俗習慣等。不同的語言決定了不同民族不同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以及語言表達方式。然而語言的個性與共性是共存和并重的，洪堡特曾經說過：“比較語言研究是對語言差異的準確探索。”可以說，尋找差異的目的是達到統一，其中必須特別關注的，則是語言的音形、詞句、文體等形式中所內涵的精神文化實質。

　　翻譯的實質是將一種語言轉換成另一種語言，其目的在于把原語的全部信息輸入譯語，同時取得最大限度的等值效果。英漢兩種語言分屬于印歐語系和漢藏語系，不同的語系特點，決定了各自的構詞法和詞義表達差異很大，要想確切地表達原作內容，在翻譯過程中就要應用各種技巧。

　　有時為了使譯文更加符合漢語的表達習慣和規律，在忠實于原文的前提下，必須選詞、增詞、省略、把詞類適當地加以轉換，才能使譯文通順自然。當然翻譯并不是純語言本體的轉換，它與社會文化等有著各種關系。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社會文化特色，文化是使人們凝聚為一個共同整體的一系列共享的意義、信仰和價值，有其特定的時空范圍，因此，一些話語的正說與反說、句型和習語等在翻譯時也要考慮到它們各自的特點。

　　在中國文化和歷史中，有許多輝煌成就令外國學者向往，他們認為中華文化博大精深、多姿多彩，其歷史源遠流長，因此形成了構思方式和語言組織上的重視意合和悟性，區別于西方思維差異上的重形合和理性。漢語的意合無須借助詞匯語法的銜接手段，僅靠詞語與句子內涵意義的邏輯關系或借助語境、語義、語用的因素，便能構成連貫的語篇，這一特點集中體現在古漢語文學作品中;而英語在語言形式上把詞語句子結合成語篇整體時則少不了詞匯語法的顯性銜接。

　　德國思想領袖哈貝馬斯倡導的“交往行動理論”以理解與溝通為現代社會最高目標，認為翻譯研究應該成為人類交往實踐的一項基本訓練，從他人的角度出發，建立起主客體間的有效聯系。這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交往甚至是相同背景下的交往都是必要的，這樣可以改變現實生活中單向的思維模式，建立一種新的主客體認識模式。

　　中國人的傳統思維講究天人合一、人法自然、萬物皆備于我，所以主體參與意識很強，在語言表達上表現為多以“人”作主語。西方人由于理性的分析而偏重于主客分離和區別，所以有時以“人”這個主體為主語，有時以客體為主語，視情況需要而定，但更多的是抱著客觀審視的態度，以事物為主語并進行客觀、冷靜的剖析和描述，這就導致了英漢語篇主語、主位或是重心上的差異。

　　從根本上講，這是中西方各自重綜合與重分析思維習慣的表現。中國人喜歡螺旋式的展開方式，先宣稱主題之重要，繼而進行反復的論述和強調，最后回歸到主題;西方人喜歡直線形邏輯思維，就是先表達出中心意思，由此展開，或層層推演或逐項分列，后面的語句由前面的語句自然引出。在一句含有時間、地點、事件的通知性的話語中，中國人的習慣表達是“我們將在什么時間什么地點做什么事情”，西方人的表達是“要進行的事件+地點+時間”。

　　例如，中國人習慣上說：我們明天早上去看姑媽，7∶00在院子門口集合。西方人的表達是：We will meet at the courtyard gate at 7 O’clock tomorrow morning in order to visit our aunt.

　　翻譯是傳譯兩種相異的語言與文字，總需要將譯者與被譯者兩方面的語言文字做一番深刻的研究，看中文與外文究竟有哪些相異之處。這些相異之處有文法上的、修辭上的、習慣上的和表現手法上的。

　　如：由于英語重句子的建構，英語句型多，尤其長句多，西方人習慣于使用“疊床架屋”式結構的長句子，在進行翻譯時，都要關照到。

　　在某種意義上說，翻譯活動中準確和流利的表達就是在理解原文的基礎上，通過深入的邏輯分析和推理，不斷沖破原文詞義或句法結構的強制范疇，把原文精髓用規范、通順的譯文語言全息再現出來。由于這樣的譯文不是原文的機械復制品，它往往需要創造性勞動，亦即語言藝術。而表達的藝術主要體現在理解翻譯法以及對于原文用詞、句法結構、敘述順序等問題的恰到好處的處理上。由“直譯”與“意譯”引發出“異化”和“歸化”，在翻譯實踐中都不能不采用。沒有哪一種譯文是完全異化或完全歸化的，在翻譯過程中若能使二者相得益彰，那么就會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西方美學有著悠久的歷史和許多優良的學術傳統，尤其是近幾十年來它的飛躍發展，對譯學影響越來越大。在進行文學翻譯時，不能忽略作品的比較美學價值，不拘泥于表層結構和形態，不注重譯作語言質量的高下。現代翻譯需要我們對譯品所蘊含的代表不同文化系統的審美特征，乃至于對不同國家和民族所持有的不同的審美理論和思維方式，做出美學價值上的判斷，以探索其審美本質和規律。

　　比較文學的翻譯研究不能局限于某些語言現象的理解與表達，也不參與評論其優劣，而是把翻譯文學作品作為既成事實加以接受，不僅要對其進行一般意義上的價值判斷，還要在此基礎上展開對文學交流、影響、接受、傳播等問題的考察與分析。

　　研究文學翻譯，研究翻譯理論，可以拓展新的角度、新的方法，不再單純評價譯品的優劣高下，而是將各類譯品作為審美對象，從美學角度進行鑒賞、品味、對比、分析，使文學作品及其譯品所蘊含的美學因素及其價值得到淋漓盡致的揭示，使讀者在研讀文學翻譯作品的同時，充分領略原作與譯作的審美價值。

　　英漢互譯實踐與技巧翻譯是一門實踐性極強的學問，需要長期下苦功夫才能真正學到手。譯者的翻譯能力的形成不能單靠學習理論知識、強化技巧訓練，而是需要扎扎實實的雙語功底及大量的翻譯實踐。

　　無論什么翻譯，都不可避免地帶有交流的目的。在國際文化交流日益繁榮，在中國與國際各領域接軌日益加速的時代，為使翻譯學得以更好的發展，在注意到中西語言文化思維差異性的同時，必須打破翻譯研究的地域、學科、流派的限制，形成跨學科綜合、多元互補的研究格局，在譯學領域加強交流，跨越不同的傳統與體系，進行中西譯論體系間的雙向互補、借鑒和相互滲透，以達到中西譯學的交融與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