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文明的基本經濟形態(2)

　　(六)契約

　　市場經濟以“契約”為保證，通過對交易雙方責權利關系的約定，使分散而自由的經濟主體聯結成網，有序而高效地運轉，而將國家干預排斥其外。其實市場經濟下的契約，既包括交易雙方的內在規則，也必須遵從社會共同認可的價值倫理標準。政府則將代表社會前進方向的主導性倫理通過法律形式強制轉化為整個社會的價值規范，市場經濟則通過利益激勵和約束，將社會價值規范轉化為社會大眾的行為準則。所以，遵循和拓展“契約”的發展層次，由國家所倡導的倫理標準和所設計的制度安排必然通過外力強制而滲入交易雙方的合約，同時也可大大節約交易成本，使個人偏好與制度選擇兼容。

　　綜上分析可見，市場經濟并非與循環經濟水火不容，而是蘊含著向循環經濟轉化的內在基因。進而言之，循環經濟不是對市場經濟的取代，而是對市場經濟的兼容，是市場經濟發展的更高形態。

　　四、循環經濟是與生態文明對應的經濟形態

　　生態文明以國民福利最大化和可持續發展為目標，以人與環境和諧共處和共同進化為路徑，以服務業為主要業態，以生態技術、智能技術、信息技術、文化創意為主要動力。在生產方式上，它追求經濟社會與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而不是單純的經濟增長;在生活方式上，它倡導生活的質量，而不是簡單的需求滿足;在社會價值上，它主張人與自然關系的平衡，而不是以人為中心;在社會結構上，它更加強調民主、公平、正義和多樣性;在國際關系上，它更加強調責任、合作、和平和共同行動。

　　生態文明需要相對應的經濟形態與之匹配，筆者認為與之相匹配的是循環經濟，這是因為循環經濟可以孕育生態文明。

　　(一)創造出新型的生產方式

　　人類的生存和發展需要依靠“生產”來解決。循環經濟將傳統的“資源一產品一廢棄物”的線性生產模式，轉變為“資源一產品一廢棄物一再生資源”的閉環循環模式，從而推動了一系列革命：一是以再生能源為核心的新能源革命;二是以生物技術為主導的生態農業革命;三是以文化創意為主題的新產業革命，四是以資源節約替代和治污減排為目標的新技術革命。這一系列革命，將深刻地改變人類社會現行的生產方式和經濟結構，使人類進入生態文明的新紀元。

　　(二)培育出新型的生活方式

　　循環經濟下對物質的節約使用和循環利用，必然引導人們的生活方式發生變化，崇尚自然健康，適度節約消費，摒棄奢侈消費、超前消費和過度消費。新的生活方式又反作用于生產環節，使遵守生態環保標準和社會責任標準成為企業生存的必要條件，符合生態環保標準和社會責任標準，成為允許企業產品進入市場的通行證，越符合生態環保標準和社會責任標準的企業產品附加值就越高，從而形成良性經濟循環。新的生活方式還將改變人們的生活追求，從對金錢的追逐轉向對幸福的向往，從追求GDP最大化的生產經濟轉向追求幸福指數最大化的生活經濟，由工業文明社會邁入生態文明社會。

　　(三)催生出新型的市場經濟

　　首先，循環經濟為市場經濟注入了利他因素。傳統市場經濟對人性的基本假設是“經濟人”假設，即每個當事人都是理性的利己者，在市場這個競技場上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進行你死我活的競爭和博弈，因此，市場經濟是利己經濟(曾國安，1999)。但在循環經濟條件下，環環相扣的資源利用鏈及其循環技術鏈要求處于上下游環節的生產者結成緊密的合作伙伴和戰略同盟，否則循環經濟就無法進行。也就是說，在循環經濟條件下，不僅要以交換作為生產的前提，而且要以信任、合作作為交換的前置(楊雪鋒，2008，第166-169頁，第372-385頁)。這種利他機制的引入和形成，從根本上動搖了傳統市場經濟的人性根基，有利于建構起生態文明社會所需要的人文關懷和自然和諧關系。其次，循環經濟內化了外部成本。市場失靈的原因之一是成本外化，其根源在于產權邊界模糊。循環經濟條件下的物質閉環流動為產權的明晰提供了可能，使“誰開發、誰維護，誰環保、誰得利，誰污染、誰付費，誰破壞、誰治理”成為可能，從而使外溢成本內部化。第三，循環經濟降低了交易成本。隨著資源、環境及其治理的產權明晰化，使之可以作為生產要素進入市場，通過交易發現其真實價值和價格。市場普遍性和完全性的實現，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

　　(四)締造出新型的倫理價值

　　以信任、合作為前置的循環經濟，以及在經濟循環中資源環境價值的重新發現，必然推衍出新型的倫理價值和行為規范。交易雙方合作的基礎既是信任，也是責任，這種責任推而廣之，便成為社會責任。資源環境既具有經濟價值(消費性價值)，又具有存在價值(非消費性價值)。要實現其經濟價值，就必須毀滅之;而要實現其存在價值，則必須保護之。解決這一“生態悖論”的唯一途徑是將人類對自然的開發和消費限制在自然生態系統穩定、平衡所能容忍的限度之內，給自然留下更多的修復空間和時間。上述二者價值相結合，便構成了以人文關懷和生態關懷為核心、以責任和公平為基本原則的生態文明社會的倫理價值和行為規范。

　　正因循環經濟可以孕育生態文明，因此，循環經濟是與生態文明對應的經濟形態。但如前所述，有人從人類文明螺旋式上升的角度，認為與生態文明相對應的經濟形態是自給自足經濟的復歸。自給自足經濟是自我完成再生產的經濟，同樣，循環經濟也是一種物質閉環流動型經濟，兩者均具有封閉性。但是，前者是在一個狹小的經濟單位內完成從生產到消費的自我循環，各經濟單位之間則較少發生物質、能量和信息的交換;而后者卻是同時存在小循環、中循環和大循環，彼此之間發生緊密的交換聯系，共同協作完成從生產到消費的全過程，非如此便會出現循環鏈條的斷裂。綜言之，自給自足經濟排斥交換，而循環經濟兼容交換，甚至以交換為前提。

　　還有人從馬克思對未來社會設想的角度，認為是產品經濟或計劃經濟。計劃經濟是在生產要素公有制的基礎上，由行政部門指定和下達計劃來進行管理和調節的社會經濟形態(張昆侖，2010)。循環經濟同樣存在著由行政部門指定和下達計劃來進行管理和調節的社會行為。循環經濟理念產生于人類對自然環境生態的關切，其中必然涉及如何控制宏觀經濟的規模，使之不超過生態環境的承載能力。赫爾曼·戴利(2001)認為可通過構建宏觀循環經濟模型，求解得出維持自然生態與人類生存平衡的最佳規模，然后“設計出一個與經濟裝載線(economic plimsoll line)相類似的制度，用以確定經濟的絕對規模，使經濟之船不在生物圈中沉沒”。計劃當局可運用“有形之手”，將這個“經濟裝載線”具體物化為一系列指令性指標，通過逐級分解和配額控制，保證在宏觀上不突破自然承載能力的閾值。在現實中，人類對全球大氣升溫在2100年前不得超過2℃的約定，中國對18億畝耕地紅線的設定，均體現了這一計劃控制的思想。但是，循環經濟中的計劃與計劃經濟中的計劃具有天壤之別：后者是將計劃作為配置社會資源的基礎性手段，排斥市場和交換的作用，而前者仍可構建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之上，通過將物量指標轉化為價值指標，通過對成本和價格的修正，利用經濟的激勵和約束，來實現循環經濟所要達成的計劃控制目標。綜言之，計劃經濟排斥市場，而循環經濟可以兼容市場，甚至以市場為前提。

　　上述觀點之所以值得商榷，是因為它們認為市場經濟不可能生長出與生態文明相對應的新的經濟形態，而未能發現市場經濟實際隱藏著循環經濟的基因。值得警惕的是，在發展循環經濟的實踐中，實際上存在著繞開市場經濟，不重視發掘市場經濟基因，或者劃地為牢閉關自守，向自給自足經濟方式回歸，或者依賴行政指令和行政追責，向計劃經濟方式冒進的錯誤傾向，這才是令人憂慮的。

　　還有的學者從堅持和修正市場經濟出發，認為與生態文明相對應的經濟形態是蛻變的市場經濟即生態市場經濟(楊文進等，2013)，這一觀點也同樣值得商榷。市場經濟之所以發生蛻變，或必須發生蛻變，是由于循環經濟使然，或由于循環經濟采取了市場經濟的方式使然;市場經濟之所以發生蛻變，或必須發生蛻變，是為了實現循環經濟。故生態文明的基本經濟形態是循環經濟，生態市場經濟只是它的實現形式。

　　五、循環經濟是生態文明的基本經濟形態

　　如前所述，關于生態文明下的經濟形態還有各種說法，如低碳經濟、綠色經濟、生態經濟、可持續發展經濟等。從根本意義上說，上述幾種經濟形態的表述沒有根本的原則性沖突：它們提出的背景相同，都是基于對后工業社會的經濟形態的探索;提出的原因相同，都是基于對工業文明的反思;提出的目標相同，都是基于人與環境的和諧;提出的哲學基礎相同，都是生態哲學;提出的任務相同，都是在不否定既有市場經濟的基礎上嵌入環境因子;提出的思路相同，都是強調資源環境的價值，強調生態關懷和人文關懷，強調代內公平和代際公平。

　　當然，上述幾種經濟形態的表述在“大同”的前提下也存在著若干“小異”。相比較而言，循環經濟的表述更能表征生態文明的經濟形態特征。

　　——低碳經濟。低碳經濟的提出始于對全球氣候變化、氣溫上升的關注，始見于2003年英國能源白皮書《我們能源的未來：創建低碳經濟》，作為應對高碳工業化時代所造成的氣候變暖的經濟方式，無疑具有極強的針對性和可操作性。但是正如張孝德所指出的，這是沿襲了工業科技注重微觀結構的范式，犯了蛇咬尾巴的錯誤@。人們不禁要問：人類是否只要擒住“碳”這個小妖，將高碳經濟改造成低碳經濟，就可以高枕無憂?是否將低碳經濟進一步改造成負碳經濟，就可以萬事大吉?顯然并非如此。

　　——綠色經濟。綠色經濟的提出始于對踐踏自然的關注和對自身健康的關切，始見于1989年英國經濟學家皮爾斯所著的《綠色經濟藍皮書》，強調善待自然，倡導環保健康。該理論高度重視自然資源環境的價值，主張將自然資源環境價值納入國民經濟核算賬戶體系，無疑同樣地具有強烈的針對性。但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該理論僅是倡導再生產過程不污染或破壞生態環境、其結果對人的健康有利，而忽略了應有的人文關懷內涵(楊文進等，2013)。在所設計的綠色GDP核算體系中，只是在傳統GDP核算體系的基礎上增設了一個自然資源環境賬戶，而未對之進行根本性改造。

　　——生態經濟。生態經濟最早被稱為環境經濟，始見于上世紀60年代鮑爾丁的論文《一門科學——生態經濟學》，是針對工業社會所造成的環境污染、生態退化而提出。生態經濟學強調經濟系統與自然系統的和諧共生和相互循環，強調經濟效益與生態效益的統一，并以“生態效率=產品和服務的價值/資源消耗或環境影響”之公式，將二者結合起來。上述思想與循環經濟的內涵異曲同工，都是從經濟分析的五對關系出發，追求“最小一最大”。所以，不少學者認為，循環經濟與生態經濟的實質相同(李秀娟等，2007;趙洗塵，2010)。但是，生態經濟主要關注經濟系統與生態系統兩者之間的關系，而循環經濟形態遠比之更為錯綜復雜，是一個既覆蓋經濟系統和生態系統兩個系統內部共生循環，又覆蓋兩個系統之間共生循環的復合型巨系統。之所以棄用生態經濟而采用循環經濟，還在于以往的文明所對應的經濟形態均非同名，如農業文明對應的是自給自足經濟，工業文明對應的是市場經濟。由此，推論未來的生態文明對應的不應是生態經濟。

　　——可持續發展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提出始于上世紀70年代，是基于對工業文明所造成的能源資源枯竭、環境惡化、生態退化等“全球問題”的反思，主張在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精心維護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可持續性。但是，可持續發展只是一種發展理念和發展戰略，而不是一種具體的經濟形態，其實現有賴于循環經濟，也即循環經濟是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對此，許多學者已有闡述(趙林運等，2002;柳明等，2004)。

　　還有的學者(鄭峰，2002)從產業經濟發展角度，認為未來的生態文明社會是以服務業和信息產業為主的。這一論斷雖正確地勾勒了生態文明條件下的產業結構變化，但由于囿于中觀層次，顯然不能將之作為基本的經濟形態。

　　綜上，學者們在反思工業文明所造成的各種弊端的基礎上所提出的關于后工業社會經濟形態的各種構想，雖然有助于消弭相應的弊端，解決相應的問題，但尚有“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之虞，不一定能夠成為覆蓋和影響全社會生產和生活的基本經濟活動方式。相比較而言，循環經濟形態更堪當此重任。其理由如下：

　　(1)立意高遠。循環經濟的思想源自于鮑爾丁的“宇宙飛船理論”，即其以宇宙觀為視角，思考地球人未來的命運，探索人類未來生存和發展的經濟方式。這一思想超越了微觀和宏觀的局限，站在“人類只有一個地球”的角度，明白無誤地發出了振聾發聵的自我救贖。相形之下，其他類似經濟思想尚未企及這一立意高度。

　　(2)簡單明了。對一種經濟形態的理論刻劃，既應具有普遍性，又應具有簡單性。循環經濟冠以“循環”，既包含對物質資源周而復始的反復利用，又包含對生態環境盡量少“打擾”的呵護約束，還包含對經濟活動螺旋式上升發展的解讀，符合簡單性命題規范。其他類似經濟形態的提法，有的含糊不清(如綠色經濟和生態經濟)，有的有定量無定性(如低碳經濟)，尚未達到簡單而準確的刻度。

　　(3)系統全面。循環經濟以系統為構造，以循環為聯系，不僅由小到大、循序漸進地構建起從小循環、中循環到大循環的經濟循環體系，而且將技術系統、社會系統和生態系統也納入其間，形成了由經濟、技術、社會、生態四位一體、相互支持和循環發展的層次態結構。其他類似經濟的運作機制及其方式，尚未達到這一精致的系統程度。

　　(4)指向明確。循環經濟以物質循環利用為核心，以人類經濟活動不傷及生態平衡和環境凈化為閾值，以資源環境投入與經濟增長產出脫鉤為目標。上述三個層次均有具體而明確的指向，可以建構起清晰而完整的核算和評價體系。其他類似經濟的核算和評價體系，除了低碳經濟之外，尚未達到這一精準的測度。

　　(5)包容性強。循環經濟可以包容類似經濟形態的目標和要求，如它的“減量化”可以滿足低碳經濟的碳減排要求，“再利用”可以滿足綠色經濟的環保健康要求，“再循環”可以滿足生態經濟的廢物處理和環境治理要求，以及從整體上來說，可以滿足可持續發展的永續利用要求。相對而言，其他類似經濟形態尚未達到這一容度。

　　正因為循環經濟與其他類似經濟比較，具有上述更高的高度、更簡單的刻度、更系統的程度、更精準的測度、更宏大的容度，故可將循環經濟定位為后工業社會即生態文明的基本經濟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