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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誠信關于三鹿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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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鹿奶粉事件是指很多食用三鹿集團生產的奶粉的嬰兒被發現患有腎結石,隨后在其奶粉中被發現化工原料三聚氰胺。下文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整理的企業誠信關于三鹿論文的范文,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企業誠信關于三鹿論文篇1

      由“三鹿”事件論企業社會責任

      【摘要】 從毒奶粉導致的“大頭娃娃”到沸沸揚揚的三鹿奶粉事件,中國的奶制品市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帶給國人們難以撫平的傷痛。我們從中看到企業在發展過程中必須面對的社會責任問題,更清楚的意識到這種責任關系著企業的生死存亡,文章從近期的“三鹿”事件入手,從企業的質量文化、危機管理、封閉式供應鏈管理等角度嵌入式分析社會責任問題。

      【關鍵詞】 “三鹿”事件 企業質量文化 危機管理 封閉式供應鏈管理 企業社會責任

      著名經濟學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富國論》中寫到,企業基本的社會責任就是有效配置社會資源,通過向社會提供產品和勞務以使企業利潤最大化。企業社會責任(Corp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是一種可以選擇的責任,企業可以選擇履行也可以選擇不做,對企業的績效沒有直接的影響。其實,在20世紀30年代哈佛大學的多德教授就第一次提出了企業在創造利潤、對股東利益負責的同時,還要承擔對員工、消費者、社區、環境等其他利益相關者的責任的理念。從本質上來說,這是企業和社會的關系問題,企業和社會間存在著一種基本協定和基本合約,如果企業組織得不到社會認可,它是無法長期生存發展下去的。

      一、“三鹿”事件回顧

      2008年6月28日,位于蘭州市的解放軍第一醫院收治了首例患“腎結石”病癥的嬰幼兒,據調查,孩子從出生起就一直食用河北石家莊三鹿集團所產的三鹿嬰幼兒奶粉。7月中旬,甘肅省衛生廳接到醫院嬰兒泌尿結石病例報告后,立即上報衛生部,隨后短短兩個多月,該醫院收治的患嬰人數就迅速擴大到14名。三鹿奶粉事件發生后,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國家質檢總局緊急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嬰幼兒配方奶粉三聚氰胺專項檢查,有22家企業69批次產品檢測出不同含量的三聚氰胺,占這些企業的20.18%,占總批次的14.05%(見表1)。

      二、提高企業社會責任意識

      1、加強企業的質量文化建設

      企業的質量文化是指企業和社會在長期的生產經營中自然形成的一系列有關質量問題的意識,規范的價值取向,行為準則,思維方式以及風俗習慣。其核心內容是質量理念,質量價值觀,質量道德觀,質量行為準則。一個擁有高度社會責任感的企業必會擁有豐富的企業質量文化。在當前的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只有將產品投入社會,自發的進行相應的價值交換,以此來維持企業的持續發展。因此,我們看到那些能夠立足于不敗之林的總是那些產品質量好,充分滿足顧客需求的企業。可以說,企業在如今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主要是產品質量的競爭,而企業的文化則集中表現為企業的質量文化,它決定著企業的興衰、成敗。

      現在質量管理的理念和設計基礎都來源于ISO體系,也就是產品的質量主要靠組織的有效性。回溯本次“三鹿”事件,采購部門和質檢部門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是“小概率事件背后都有深層次的原因”,它的實質是三鹿企業背后的質量文化問題,原材料的選擇,供應商的資質,以及生產過程的質量檢驗問題完全可以上升到質量文化的角度去考慮。其實,一個企業的質量管理從原料的驗收到質量的出廠都有一套可行的制度,主要是看企業是否可以執行好,但是由于企業對社會責任的疏忽,致使在企業的成長發展過程中夭折在質量文化的管理上。

      2、重視危機管理

      所謂危機管理(Crisis Management)是為了應對突發的危機事件,抗拒災難性事變,以使損害降至最低點而提前建立的防范、處理體系和采取的措施。對于任何一個企業來說,危機的發生并不僅僅是一個偶然事件,危機發生之后必然會集結著利益謀取、媒體監督、輿論譴責、情緒對抗等沖突。危機是否能夠成功化解,危機管理是否有效關鍵是要找到危機的核心所在,以強烈的責任感去化解危機。普林休斯頓大學的諾曼・R・奧古斯丁教授認為,如果處理處理得當,危機完全可以轉變為“契機”。

      “三鹿”事件爆發以來,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在第一時間做出了危機管理決策,一是立即啟動國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一級響應,成立事件領導小組;二是開展醫療救治,所有費用由財政承擔;三是對奶粉市場治理整頓,對市場上所有嬰幼兒奶粉進行全面檢查;四是盡快查明奶粉污染原因,嚴肅處理相關責任人。這一系列有效的危機管理方法使這次食品安全危機的損失減少到了最小程度。無論如何補救,銷售量下降已成必然,然而只有做出果斷有效的危機管理決策杜絕此種事件再次發生,才能真正體現企業的社會責任感和決心。

      3、加強封閉式供應鏈管理

      封閉供應鏈首先在2006年由南開大學現代物流研究中心提出,是指對供應鏈的成員企業實行嚴格的準入管理制度,實行統一的的操作規范和技術標準,進行實時監控和動態跟蹤,封閉供應鏈成員企業之間的戰略聯盟關系相對穩定。封閉的供應鏈強調系統的穩定性、執行標準的統一性、成員的門檻性和監督的嚴格性。由于在現在企業供應鏈運行上都會或多或少的出現很多漏洞,如成員加入供應鏈的標準,成員的信用度,產品的質檢等等,都會導

      致供應鏈的安全問題無法保障。所以加強封閉式供應鏈的管理可以提高企業市場管理秩序,保障企業和消費者利益,是對社會責任的一種具體體現。這次乳品事件的供應鏈問題是最有爭議的熱點,到底是哪里出現了問題?其實分析一下就不難發現,從供應鏈源頭的奶站到中間商販的奶站再到生產和流通環節都存在著安全隱患,三鹿這條寬而長的供應鏈是沒有保障的。奶源的來源多而雜,過多的奶源供應商是其很難保證奶源的品質一致性和靈活監控性,從而使部分奸商有機可趁。

      同時,為了謀求利益最大化,不擇手段的追求市場份額,壓低成本,破壞了企業和上游的供應鏈關系。最后乳品供應鏈的技術集成化和標準化水平較低,使產品的檢測、包裝等方面缺陷眾多。可見,我們需要加強企業封閉供應鏈的管理,建立一個在政府嚴格監督和企業信用結合的封閉式供應鏈以提高乳品安全和供應鏈自身競爭力。

      三、加強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監督

      1、提高媒體的影響力

      我們可以看到在早期新聞報道中,很多媒體都規避了輿論風險,只是閃爍其詞的指出“某品牌奶粉”,將公眾的知情權置之腦后。當結石事件越加嚴重之時,社會的焦慮便由問題奶粉轉移到媒體身上,由于立場和利益關系的差別,媒體和公眾之間缺少理解和溝通,但這不該成為媒體躲避社會責任的借口。隨著信息時代的進步,通訊工具以及網絡技術的發展,信息的獲得越來越全球化,實時化。

      企業越來越傾向于借助媒體宣傳企業的形象和文化,此舉將能給企業帶來更多的無形的市場價值和知名度。媒體不僅是信息的傳播者,還承擔著社會的監督者的角色,互聯網專家黃相如認為,按信息傳播學來說,媒體的權利主要包括信息采集權和信息發布權,從信息的收集,篩選到信息的過濾,公開,期間都體現著權利對其的主導作用,因而媒體權利就成為一種可供開發和利用的資源。在這種發展趨勢下,企業們必須注重自己的形象,媒體和輿論的壓力使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意識逐漸增強。

      2、強化法律法規意識

      法律法規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保證各個市場主體穩步快速和諧發展的強制性手段,如果沒有法律法規這一強制、權威的天平,不僅不會實現企業對社會責任的承擔,還可能使企業的基本利益受到損害。而這些法律法規往往是由很多的標準或者是倫理道德隨著公眾意愿的不斷推進而演變成的,但是我們說,未來企業的社會責任發展形成的標準可能會比法律本身還要具有約束力。

      “三鹿”事件發生后,9月底,國務院出臺了《關于促進奶業持續健康發展的意見》,提出加大奶牛良種補貼力度,支持建設標準化奶牛養殖小區等8項扶持奶業發展的政策措施。實際上,維護奶業正常的市場秩序和奶農的利益也是乳品企業的一種社會責任。相信這次事件后,越來越多的成長中的中國企業會感受到承擔社會責任是一種“現實的需要”。我國的法律法規體系和制度已經在保障公共利益方面做了詳細規定。《中小企業促進法》中第8條規定不得“侵害職工合法權益,不得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第9條規定“應當遵守職業道德,遵守誠實信用原則”。可見,各種相關法律法規的出臺,使得企業在履行社會責任不僅是道德范疇,更是一種法律要求。

      四、結束語

      企業在使利益與效益,生存和進步可持續發展之時,承擔社會責任使企業更具有競爭力。其實,企業社會責任背后真正的推動者來自于消費者,在歐美國家,很多企業最初都是迫于消費者的壓力來履行社會責任。但是,企業要承擔社會責任才會有更大的發展,必須將責任貫穿于整個企業的經營活動中,讓企業的社會責任成為一個和企業的利益相關者互動的過程。企業在不斷發展的同時,要轉變傳統的管理理念,增強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作為社會公眾的我們,更應樹立新的價值觀和保持良好的心態,既積極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又能理性看待企業的行為。作為政府來說,在保護公眾利益的同時,還應采取相應的鼓勵性措施來激勵企業積極承擔社會責任,比如慈善捐助活動。當“三鹿”事件塵埃落定,我們應以此為鑒,讓它成為提升企業社會責任的契機和推進器,加速和諧社會的建設,樹立正確的科學發展觀,強化社會責任意識,提高履行社會責任的自覺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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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張竹君、王林雪: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動因分析[J].企業改革與管理,2008(9).

      [5] 孫為民、劉宏君:責任是企業管理的底限[J].中外管理,2008(7).

      企業誠信關于三鹿論文篇2

      從“三鹿毒奶粉”事件看我國企業誠信缺失與治理對策

      [摘 要]我國一些企業誠信缺失主要表現為:假冒偽劣商品充斥市場、商業欺詐行為屢見不鮮、企業偷漏稅以及發布虛假信息等,嚴重損害了企業及國家經濟的健康發展;究其主要原因在于:人們認識產生偏差與混亂、公司治理不健全、失信成本偏低等;提出了構建全新的社會及企業誠信文化、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加大失信行為的成本、完善社會信用體系、規范政府行為等治理對策。

      [關鍵詞]我國;企業;誠信缺失;誠信文化

      2008年9月,由媒體率先曝光而后真相大白的“三鹿毒奶粉”事件震驚全國,甚至驚愕世界。僅僅初步統計,三鹿有毒奶粉就造成了3名嬰幼兒死亡,多達3萬多名嬰幼兒身體受到損害。在隨后進一步的檢測中發現:含三聚氰胺的奶制品生產企業多達20多家,其中不乏享有免檢待遇的著名品牌,如伊利、蒙牛、光明等。嬰幼兒是祖國的花朵、國家的未來、民族的希望,他們飲用的奶制品竟含有毒成分。人們不禁要問:不法商人的良心何在?企業乃至整個行業的誠信何在?有關政府職能部門為何失職?在這里,本文就我國企業的誠信問題作一些探討。

      一、我國企業誠信缺失現狀

      (一)假冒偽劣商品充斥市場,嚴重損害消費者利益。

      目前,我國市場上的偽劣商品隨處可見,充斥著市場的每個角落。假冒偽劣商品種類之全、數量之大,已經形成了一個完整而隱秘的假貨經濟體系,嚴重地損害了消費者的利益,甚至危及消費者的生命與健康。如2001年11月的“河源毒豬肉”事件、隨后的南京冠生園的“黑心月餅”事件、2004年4月震驚全國的阜陽特大劣質奶粉事件,乃至于去年發生的“三鹿毒奶粉”事件。所有這些事件無不反映出不法商人和失信廠家利欲熏心,不僅缺乏必要的職業道德,昧著良心做生意,甚至到了“謀財害命”的地步。由此可見,人們的日常生活也被一種誠信危機所籠罩,

      (二)企業之間商業信用日益萎縮、商業欺詐行為屢見不鮮。

      其一,目前,我國企業之間相互違約、不履行合同、相互欠債、賴賬等行為時有發生,導致企業之間“三角債”頻頻發生。不僅造成企業正常現金流轉的困難,甚至導致一部分企業因債務危機而破產。由于缺乏誠信,我國商業信用日益萎縮,合同交易只占經濟交易總量的30%,合同履約率只有50%左右。其二,企業的商業欺詐行為屢見不鮮,具體表現為:商家虛假促銷、利用合同詐騙、民間融資詐騙、假冒外資詐騙等。與以往相比,商家的欺詐手法愈來愈高明、愈來愈隱蔽。

      (三)一些企業逃廢銀行債務,銀企關系陷入信用危機。

      企業和金融機構之間是合作與服務的關系,雙方真誠合作可以實現整體效益最大化。然而,一些企業在與銀行交往過程中卻缺乏誠信,在發展順利時,高估自己的企業價值,以求從金融機構獲取高額的貸款額度。在遇到危機時,那些失信企業則通過不規范破產、承包、租賃、多頭開戶等方法,千方百計逃避債務,致使多家銀行出現了大量的不良資產,給銀行以及國家造成了巨大損失。

      (四)企業發布虛假會計信息,誤導投資者、擾亂市場秩序。

      企業會計信息失真,一直是全社會關注的誠信問題。據2004年財政部公布的會計信息質量公告顯示,在全國抽查的157家企業中,有152家企業存在虛報利潤現象,占被抽查企業的98.7%。2001年的有關調查顯示。88%的調查對象對上市公司的會計持不信任態度。“瓊民源”、“銀廣廈”、“鄭百文”等,均是失信企業在證券市場上發布虛假信息、誤導投資者、造成股價大幅波動、擾亂市場秩序的典型案例。

      (五)偷稅、漏稅、騙稅等屢禁不止,企業失信于國家。

      據推算,我國每年由于走私、騙取出口退稅等不法經濟活動給國家造成的損失約為1000億左右。個人所得稅主要由工薪階層承繳。據測算,我國高收入群體每年漏繳個人所得稅的總額約在1000億元以上。兩項合計,國家每年損失約在2000億元以上。

      二、我國企業誠實缺失所帶來的危害性

      (一)誠信缺失影響企業信用的發展,增加了交易成本。

      由于企業間缺乏誠信,正常的信用觀念遭到破壞,信用作為支付手段的功能也被極大地削弱,企業間賒銷、預付等交易方式難以正常進行。目前,企業間的交易方式更多地采用現金交易,相互不授予信用;有的企業甚至采用以貨易貨的交易方式,嚴重降低了資金的使用效率。信用缺失,也大大提高了企業的營運成本和投資風險,提高了投資預期的不確定性,使企業的投資活動更趨于謹慎和收縮。

      (二)誠信缺失將使企業品牌建設更加困難。

      品牌是企業的“名片”,代表企業的形象、品質和信譽。企業品牌建設應以誠實為基礎,否則品牌可能成為空中樓閣。優秀的品牌都是靠良好的誠信記錄堆積起來的,如海爾、同仁堂等。未來企業間競爭就是品牌的競爭、誠信的較量。同時,已經知名的品牌一旦失信于消費者,也將被市場無情地�棄。在這次毒奶粉事件中,三鹿品牌已被市場無情地�棄,蒙牛、伊利、光明等著名品牌則遭到嚴重打擊,其股價遭“腰斬”,損失慘重。

      (三)企業誠信缺失有損我國市場經濟健康發展及和諧社會的建立。

      其一,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經濟開始逐步邁出了短缺經濟時代,市場也進入了買方市場階段。要保持經濟長期健康發展,擴大內需是必然的政策選擇。然而,由于企業誠信缺失,市場上到處充斥著假冒偽劣商品,商業欺詐行為防不勝防,消費者購物、消費時缺乏安全感,消費欲望被壓抑。由此,我國城鄉居民的儲蓄率居高不下,國內需求不旺,經濟發展對外依賴度偏高,經濟結構也不盡合理,整體經濟未能健康持續發展。其二,多年以來,國家醫療改革、社會保障制度建立、教育體制改革等,由于缺乏信用制度的支持,政策實施的難度較大,實施效果也不甚理想,從而影響到我國和諧社會的建立。

      (四)企業誠信缺失有損中國商品形象,一定程度上破壞了我國對外經濟交往。

      在對外經濟交往中,有的企業以次充好,甚至將假冒偽劣商品賣到國外,損害國外消費者利益,敗壞中國企業的聲譽,損害中國商品的形象。

      (五)企業誠信缺失有可能造成社會道德的淪喪。

      從社會而言,企業誠信缺失為整個社會樹立了“壞孩子”的榜樣。若不能有效根治此行為,失信難免會突破企業的邊界而向社會蔓延,從而導致社會道德的淪喪,危及社會的穩定。

      三、我國企業誠信缺失的原因

      (一)市場經濟挑戰傳統道德,人們認識產生偏差與混亂。改革開放以來,傳統的誠信價值觀受到市場經濟的嚴重沖擊,人們的認識出現了一定的偏差與混亂,主要表現為:

      第一,把企業僅僅看成一個經濟實體,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最終目標,忽視其應承擔的社會責任。孰不知,企業一旦變成了純粹的“經濟動物”,則有可能淪為“社會的公害”,“三鹿毒奶粉”事件則是一個明證。

      第二,片面理解市場經濟就是法制經濟,忽視其同時也是道德經濟與信用經濟。事實上,法制要獲得持久的生命力,需要尋求一種更高級的實現形式,而道德自律則成為法制秩序的最高形式。

      第三,傳統的誠信文化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傳統的誠信文化是與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以及君主專制的政治體制相適應的,其局限性表現為:誠信雖然也有目的性的一面,但更多是一種手段,而且有等差之別。如,首信于君主,是為忠;次信于家父,是為孝;再信于夫妻兄弟姐妹親戚朋友,是為義;對陌生人遵循什么規則,則較少涉及,幾近空白。

      受傳統文化的影響,許多企業形成了自己的減信標準,那就是對特殊客戶誠信多,對一般客戶誠信少;在特殊時期誠信多,在一般時期誠信少。

      (二)公司治理結構不健全,企業誠信文化建設落后。

      企業文化是一個企業長期發展積累形成的內在價值觀和行為方式,體現了一個企業的形象,并決定企業發展的深度與廣度。企業文化的建設依賴于公司治理結構的完善。目前,我國公司治理結構存在著股權結構“一股獨大”、內部控制問題嚴重、公司內部治理機制乏力、缺乏有效的外部治理機制、公司治理目標模式選擇模糊等問題,直接影響上市公司誠信文化建設,進而影響到企業誠信機制的有效運作,

      (三)社會信用評估體系和企業信用檔案尚未有效地建立。

      我國作為新興的市場經濟國家,需要建立一套健全的社會信用評估體系和相應的企業信用檔案。然而,目前我國社會信用評估體系尚未有效地建立起來,僅在上海、廣州、北京等地開展了對企業信用的評估,但是,各地的信用評估僅在本地有效,而在其他地區則無效。另外,我國的信用評估也存在著整體水平不高、市場規模偏小,信息不完整、評估機構相互無序競爭等問題。

      (四)社會道德水準下滑,“劣幣驅逐良幣”。

      企業的誠信是社會道德在企業經營中的表現。如果整個社會存在嚴重的信用危機,社會道德水準下滑,那么,企業的誠信度也必然下降。不可否認,我國社會目前的道德水平下滑嚴重,管理人員素質低下、執法人員收受賄賂、財務人員徇私舞弊等現象時有發生。不少地方政府對假冒偽劣商品的生產與銷售也采取不作為的態度,任其發展。這些不誠信的社會風氣一旦形成,就會出現誠信企業被不誠實企業所排擠的現象,即所謂“劣幣驅逐良幣”。

      (五)法律、法規不夠健全,企業失信成本偏低。

      當前,我國一些企業之所以不講誠信,與失信成本過低密切相關。當失信成本小于失信收益、失信行為有利可圖時,企業經營者有可能選擇甚至主動選擇失信行為,失信現象就會大量發生。反之,當失信成本大于失信收益時,企業經營者就會盡量避免失信行為,從而促進誠信環境的好轉。從現實狀況來看,我國的相關法律、法規還不夠健全,對失信行為的制裁和懲罰力度有限,這在客觀上也縱容了企業的不守信行為。

      表現在:其一,到目前為止,我國尚未建立與信用管理直接相關的法律,只是在《民法通則》、《合同法》等相關法律中規范誠信守法。相關法律適應性較差,不能駕馭信用問題多變的情況,給企業失信提供可乘之機。其二,相關法律對企業失信行為的懲罰力度不夠,以補償性罰款為主,企業失信仍有利可圖。其三,有關部門執法不力,有的地方政府有意偏袒本地企業,企業失信之風得以蔓延并危害全社會。

      四、治理我國企業誠信缺失的對策

      (一)構建與市場經濟相適應全新的社會誠信文化。

      在構造我國新型的誠信文化過程中,我們應做好以下幾點,第一,繼續大力宣傳與發揚我國傳統誠信文化觀優秀成分,如誠信已成為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傳統文化的核心內容,大力提高國民的誠信素質與增強國民誠信意識。同時,要拋棄傳統誠信文化中的不合理部分,如誠信的等差之別,構建與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相適應的新型的人人平等的社會誠信文化。第二,我們應以更開闊的心胸,廣泛吸納西方誠信文化中的先進內容,信仰是一種文化的核心要素,一個人是否誠實守信直接取決于其信仰。第三,要重視和宣傳企業應承擔的社會道德責任,企業既是一個以營利為目的的經濟實體,更應是一個社會道德的承載體,它在創造我國新型的社會誠信文化過程中起著不可替代的主導作用。

      (二)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創建企業誠信文化。

      針對我國公司治理結構中存在的問題,可采取以下措施加以完善。第一,考慮到我國是一個新興的市場經濟國家,盛行以儒家思想為核心價值的傳統文化,短時間以內又難以具備英美公司治理模式所要求的外部市場條件,因此,目標模式的選擇應趨向于以內部控制為主的日德共同治理模式。同時,由于商業銀行是國有控股公司的最大債權人,應允許商業銀行持股于客戶企業,建立主銀行相機治理機制。第二,優化股權結構,健全法人治理機制。第三,完善市場體系,為建立有效的公司外部治理機制而創造條件。第四,健全對經營者的激勵和約束機制。

      創造企業誠信文化,首先,企業主要經營者應起表率作用,確定牢固的誠信觀念,且身體力行,其次,要加強對普通員工的誠信教育和管理。再次,企業應通過一定的傳播方式,將企業的誠信文化展現給社會,樹立良好的信譽度。

      (三)加強法律、法規建設,加大企業失信行為的成本。

      首先,要完善信用立法。如國家立法機關應盡快制定出層次較高的規范性文件和專門的法律、法規,規范企業和個人的各種信用行為。尤其要盡快建立和完善失信懲罰機制,明確在市場經濟中失信的法律邊界是什么?失信到什么程度?將給予何種形式和何種程度的制裁?通過建立失信懲罰機制,加大失信行為的風險成本,迫使企業誠信守法。

      其次,要修改現行法律、法規中有關失信的懲罰措施,將補償性的處罰改為懲罰性的處罰。新法規應加大懲罰的力度,使失信者不但無利可圖,反而禍及終身,甚至傾家蕩產。第三,要治理、整頓我國的司法、執法隊伍,形成良好的保障信用實現的制度環境。

      (四)完善社會信用體系,建立企業信用檔案,結合我國國情,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建立與完善包括信用等級評定、信用狀況的采集和提供、信用監督在內的,且覆蓋社會個人、企業和政府信用有機組成的社會信用體系。

      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及互聯網的優勢,建立企業誠信檔案,將企業的誠信程度、信用等級等有關信息向社會公布,供社會各界進行查詢。企業誠信檔案將迫使企業接受社會監督,自覺堅持誠信經營。

      (五)規范政府行為,樹立政府誠信形象。

      規范政府的行為,能夠提供一個穩定的政策環境,有利于人們形成穩定的預期。首先,政府要帶頭講信用,言行一致,做誠實守信的模范。其次,應處理好立法、行政、司法和大眾傳媒的關系,加強立法、行政、司法的相互制衡,讓大眾傳媒成為一種獨立的民間輿論監督工具,并監督政府的工作。第三,應加快行政體制改革、加速政府職能轉變,使政府由高高在上的領導機關轉變為向社會和企業提供公共服務的工具,并提高辦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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