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抹茶化的起源和發展歷史
小編看到日式抹茶制品都會定定的看上那么一會，然后摸摸口袋低頭離開。抹茶制品深受廣大年輕人的喜愛，那你知道抹茶的來歷嗎?下面是學習啦小編分享的日本抹茶化的起源和發展歷史，一起來看看吧。
日本抹茶化的起源和發展歷史
日本的《類聚名物考》中記載：“茶道之起，在正元中筑前崇福寺開山，南浦昭明由宋傳入。”《本朝高僧傳》也有“南浦昭明由宋歸國，把茶臺子、茶道具一式帶到崇福寺”的說法。
在此之前的鐮倉時代，榮西法師把宋代的禪宗和飲茶習俗帶入日本。 那時的飲茶方式，正是現代“抹茶”的雛形：將干燥的茶葉磨成極細的粉，加入熱水，以茶筅快速攪動起泡沫。不過這種茶，在宋代被稱為“末茶”。
說來有趣，最早使末茶在日本風靡的原因倒不是品茶本身，而是宋代的“斗茶”游戲。斗茶是宋代風靡的一種游戲，是以競賽的形式品評茶質優劣的一種風俗，以茶面湯花的色澤和均勻度、盞的內沿與湯花相接處有沒有水痕來衡量效果。色、香、味三者俱佳者，能取得最后的勝利。
不同于宋代斗茶品鑒茶品質的優劣，日本的“斗茶”是通過飲茶猜出茶的產地是否正宗來評判勝負。當時所說的正宗茶，都是京都的(木母)尾茶，這是榮西法師贈送給他的友人明惠上人種植的。在(木母)尾茶最盛行的時代，這個產地的茶才能被稱為“本茶”。今日的抹茶圣地宇治一直到日本戰國時代(1467—1615年)才得到認可，在當時只能被稱為“非茶”。
開慶元年(1259年)南浦紹明入宋，歸國時將一套徑山茶臺子(制作末茶的茶磨和茶磨盤)與茶道具，以及七部中國茶典一并帶回了日本，在寺內推廣徑山的禪茶。后來南浦昭明的弟子宗峰妙超開創建了京都的大德寺，茶道器具和禪茶儀式也隨宗峰妙超到了大德寺。日后對日本茶道的創立有很大貢獻的一休宗純和村田珠光都出自大德寺。
茶道初傳入日本，并沒有立刻形成自己的風格，甚至并沒有“茶道”這個詞，而是以“茶之湯”為之表述。
早期的茶道并不像今日看到的這般清冷風格，相反，因為當時受到唐宋文化影響太深，要想成為茶道名人，必須擁有唐物(指從中國傳來的藝術品和陶器等)，茶道用具都是以使用昂貴華麗的唐物為榮，當時茶室的建筑風格與后來的茶室比較起來簡直浮夸，多為夸張的中國式、兩層建筑的茶亭，或者唐代書院式高大的建筑。茶會的主人和客人的打扮也都十分夸張，“主客雙方都要裝扮成具有相當地位的和尚，身穿緞子衣，外罩金線織花錦緞的袈裟，地上鋪著豹子皮，身體還要靠著憑肘”。(《茶道的歷史》)甚至，在那個時代做茶師，有時是拿生命在工作——如果跟織田信長或豐臣秀吉面對面做臺子點茶，稍有不慎，就要被砍掉腦袋。
所以，初期的的茶會可謂浮華的名利場，茶道是名利場上的工具。
16到17世紀，“茶之湯”大體是作為一個包含藏茶、吃茶的規范和精神理念的詞來使用的。直到17世紀中后期，作為有著內涵吃茶作法的規范和精神理念的詞語的“茶道”一詞才初見文獻。而對于“茶道”到底是什么，日本學者也有很多不同的解釋，但歸納起來，可以理解為一種以服用抹茶為契機而創造出來的綜合性的文化體系。
日本的抹茶道真正興起是在中世(鐮倉、室町時代)的亂世。日本茶文化研究學者桑田忠親感慨地說，那個時代，無論是茶道鼻祖田村珠光、中興名人武野紹鷗還是最后的集大成者千利休，他們的理想都是以茶道在日常生活中的社交文化作為基礎，來建立絕對和平的、充滿人間之愛的殿堂。
到了珠光時期，因為他擁有跟隨大德高僧一休和尚參禪的經歷，所以把“佛法在茶湯中”的理念帶入了茶道，從外在和內在改變了日本茶道的氣質。
田村珠光首先改革了浮夸的書院式茶室，創造了“數寄屋”式茶室，這種草庵茶室更接近日本農村的建筑形式。珠光說過“草屋拴名駒，陋室配名器”，意思是，寒酸破舊的茅屋(茶室)外拴著名貴的馬(階層)，簡陋的茶室里有名貴的茶器，這就是差異的搭配，而這其中就蘊藏著“茶味”。珠光通過改革茶室構造，倡導“人人平等”的理念，來參加茶會的人，無論貴族與否，都要從“窩身門”進入，用“蹲踞”式的洗手臺和“下腹雪隱”的廁所。換言之，以大家都成下人的方式實現了人人平等，這就是日本茶道的核心精神——侘。因為人人平等，所以珠光提倡主客在茶會中應該相互關照，彼此真心相待，這就是我們熟悉的“一期一會”的思想。
茶書《南方錄》中說：“小草庵的茶之湯，首先要依佛法修行得道為根本。追求豪華住宅，美味食品，乃俗世之舉。屋，能遮雨;食，能解饑，足矣，此乃佛之教誨，茶之湯之本意也。”所以從珠光的草庵開始，日本茶道的根基在于，它是以佛教為引導的，基于對人的欲望、對作為人的最低需求進行深刻反省的基礎上建構起來的文化。而從珠光開始，日本的茶道由之前的物質炫耀上升為精神本位的茶。對茶本身的生物性要求降低，對吃茶的社會性要求提升。
武野紹鷗時代，茶道更加日本化。紹鷗最大的貢獻在于，他能夠從凡人認為平常普通的事物中發現驚人的美，這就是所謂的“目明”。雖然作為一個富有的皮革商人他擁有60件唐物，但正是他的“目明”，使得日本茶道用具走上了拋棄唐物自我發展道路。他完全打破了凡物不能入茶道的原則，善于在日常中發現有“侘寂”之美的物件：比如“天目茶碗”是來自中國的唐物茶碗，“耀變天目”和“油滴天目”是十分鮮艷的，但“紹鷗天目”是用信樂的民間陶器生產的無釉陶，只是外觀上模仿了天目盞，并不漂亮。著名的茶具“阿彌陀堂釜”原本是放在有馬溫泉的阿彌陀堂走廊下的燒水鍋，被發現后變成了茶釜。
以前茶室中掛在壁龕中的字畫也都是來自唐代的繪畫，以山水、花鳥或人物畫為主。但紹鷗首次把日本的和歌掛在了茶室壁龕中，打破規矩，創造了新傳統。
正是由推崇華麗奢侈的唐物到能發現本土“平凡之美”的轉變，讓日本茶道的美學載體實現了轉變，形成了以真誠、謙遜、不奢華為核心的“侘”茶精神。這些看起來“侘”的茶器，并非真的簡單寒酸，而是在制作和發現過程中包含著謙遜的“侘”之心，這些器物體現出來的，也就是茶會主人的謙遜之心。
到了千利休的時代，他在器物和空間改造上都有成就，被認為是茶道的集大成者。
首先是器物上進一步日本化。創造出了真正的日本抹茶茶碗，就是今燒茶碗，也是后來“樂燒”的開端。除此之外，還發明了吊桶水壺、竹制鍋蓋架等茶具，完全取代了唐物，形成與唐物精致華美相反的，追求樸拙、自然風格的寂寥的“侘”茶道用具體系。千利休幾乎不考慮茶具與茶的顏色搭配，而更側重于茶人修為深淺與道具的協調。如《心之文》說，“此道最忌自高自大，固執己見……初學者爭索備前、信樂之物，真可謂荒唐至極。”
在茶室空間設計上，利休建造了只有兩張榻榻米大小的“待庵”茶室，這種小空間的茶室，能更好的拉近主客之間的距離，提升茶道的精神和交往功能、營造出彼此關愛的和諧氛圍。主人的技法成熟，客人必須也得具備同樣的茶道修為，主客間必須做到心心相印。點一碗茶的過程，其實也恰是建立各種人際關系、進行角色轉化的一個訓練過程。在“一期一會”的空間里，“雪下青青草，春意已盎然”(千利休詩)的侘茶精神，就是在嚴肅的稍顯寂寥的點茶喝茶中(雪下青草)，賓主通過執行各自的禮儀完成茶會，實現一味同心、異體同心的交流，從而實現情感的最大滿足(春意盎然)。
日本抹茶文化的現狀
九世紀末，中國的抹茶隨遣唐使進入日本。當時的日本上至朝廷下至庶民都視大唐文化為“三個代表”，視為珍寶加以學習、傳承。日本茶人將品茶與宗教哲學、社會道德、品行修養融為一體，把“品茶”與“論道”結合起來，把喝茶(其實用“吃茶”更為恰當)上升到“道”的高度，形成獨具特色的日本茶道。今天，茶道已成為日本的國粹，抹茶已成為日本招待國賓貴客的禮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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