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法庭辯論詞應注意什么

寫法庭辯論詞應注意什么

　　辯護詞如何寫，在形式上沒有統一的要求，不同律師寫的辯護詞完全不一樣，各按各的章法，各按各的道。下面學習啦小編給大家分享寫法庭辯論詞應注意什么，歡迎閱讀：

　　寫法庭辯論詞應注意什么

一篇成功的辯護詞應注意一下幾個方面：

　　一、要善于準確歸納并找出辯護的法定理由。

　　我國新的《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五條規定：“辯護人的責任是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訴訟權利和其他合法權益。”《律師法》第三十一條規定“律師擔任辯護人的，應當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因此，根據上述法律規定，律師辯護的法定理由，主要有以下下四類。

　　1、無罪或不負刑事責任辯護的法定理由。

　　在我國《刑法》和《刑事訴訟法》中，可作“無罪辯護”或不負刑事責任辯護的情形大致有三種：

　　(1)刑法規定不負刑事責任的，如《刑法》第十七條年齡方面未滿十四周歲的人犯罪的不負刑事責任，已滿十四周歲未滿十六周歲的除犯故意殺人、故意致人重傷或死亡、強奸、搶劫、販毒、放火、爆炸、投毒等八項罪名以外的不負刑事責任，《刑法》第十八條精神方面完全性精神病人犯罪或間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不正常時犯罪的不負刑事責任，《刑法》第二十條正當防衛不負刑事責任，《刑法》第二十一條緊急避險不負刑事責任;

　　(2)刑法不認為犯罪的，如《刑法》第三條法無明文不為罪，《刑法》第十三條“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為罪，《刑法》第十六條“不可抗力”或“不能預見”原因造成的危害行為不為罪;新《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五條第(三)項“證據不足”的無罪推定;

　　(3)刑法不予追究的，如《刑法》第八十七條規定已過追訴時效的不再追究，《刑事訴訟法》第十五條第(四)項規定自訴案件受害人不起訴或撤回起訴的，不予追究。

　　2、罪輕辯護的法定理由。

　　通過此罪與彼罪之辯改變定性，將重罪辯成輕罪，最終提出罪輕辯護觀點。主要有：

　　(1)主觀上的重罪變輕罪，如將故意殺人罪辯成過失殺人罪：

　　(2)單一主體上的重罪變輕罪，如公職人員的貪污罪辯成非公職人員的職務侵占罪;

　　(3)單一主體變成雙重主體，例如將自然人犯罪辯成單位犯罪，我國對單位犯罪的處罰是對單位適用財產刑，對自然人則刑減一等，特別是沒有死刑;

　　(4)時間差上的罪輕，《刑法》第十二條規定，以修訂后的《刑法》實施日1997年10月1日為界，在此前所犯罪行，按從舊兼從輕原則處理;

　　(5)多人犯罪中的罪輕，如前所述共同犯罪或犯罪集團中的從犯、脅從犯;

　　(6)多罪中的罪輕，根據數罪并罰原理，將數罪辯成一罪，以達到罪輕而從輕、減輕處罰的目的。

　　3、從輕、減輕或免除處罰辯護的法定理由。

　　在犯罪主體刑事責任能力方面的有：年齡方面已滿十四周歲未滿十八歲的，精神方面間歇性精神病人，生理方面又聾又啞的人、盲人等;在主觀方面惡性程度較小的有：防衛過當、緊急避險過當、預備犯、未遂犯、中止犯等;在犯罪作用方面較小的有：從犯、脅從犯;在犯罪后將功折罪的表現有：自首、立功等。此外，還有一些特殊規定，例如，《刑法》第十條規定在國外受過刑罰的可以免除或減輕處罰;《刑法》第三十七條規定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可以免除處罰;《刑法》第四十九條規定犯罪時未滿十八周歲的人或審判時懷孕的婦女，不適用死刑等。

　　4、注重抗辯從重處罰的理由。我國《刑法》明文規定應當從重處罰的情形有：《刑法》第二十九條規定的“教唆不滿十八周歲的人犯罪”的教唆犯，《刑法》第六十五條、第六十六條規定的累犯。實踐中公訴人要求酌定從重處罰的還有：(1)犯罪集團中的首要分子相對于主犯，(2)教唆犯相對于被教唆犯，(3)慣犯相對于偶犯，(4)受過刑事處罰的人重新犯罪(又不構成累犯)相對于初犯，(5)拒不如實坦白供述罪行的，(6)拒不退贓或拒不交代贓款去向的。

　　二、要敢辯、善辯和明辯。

　　敢辯與善辯、明辯并不矛盾，而是相輔相成的。敢辯而不善辯，就會造成辯護可聽不可取;善辯而不敢辯，人們聽來會感覺辯護觀點圓滑有余，份量不足;善辯而不明辯，其辯護結果則讓人不知所言何意，所指何物。若把敢辯、善辯、明辯結合在一起，則會讓人感知你的辯護既有獨立見解，又言詞得體，更是目標明確。據我所知，當事人對辯護律師最有意見的是不敢辯，最抱怨的是不明辯，最挑剔的則是不善辯。

　　先談敢辯。所謂敢辯，就是敢于講出或寫出辯護律師與眾不同并與控方分歧很大的獨立見解。把死罪辯成無罪，把重罪辯成輕罪，把同行公認為沒有辦法辯的案件辯得頭頭是道，這都是敢辯的表現。

　　再談談善辯問題。常看到審判長在法庭上這樣打斷或制止律師的發言：“請辯護人注意不要重復”或“請辯護人注意表達方式”等等，個別的出現過法官、公訴人、辯護律師在法庭上為辯論是否恰當而發生爭執的現象。

　　最后講明辯問題。有的辯護人說了半天，臺上的人不知所言，臺下的人聽著昏昏欲睡，而有的辯護人發言，全場靜氣，人人注目。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反差呢?這就看辯護人是否抓住了要害，是否提出了明確的辯護意見。例如，某共同犯罪案中，起訴書認定某被告是從犯，應當從輕或減輕處罰。該被告的辯護律師念了《刑法》第二十七條有關從犯如何處罰的規定，他長篇大論說被告罪行輕得很，從輕處罰是不夠的，但直到發言完畢，還未講明既然對他的被告從輕處罰不夠，應如何處罰。其實，《刑法》對從犯的處罰方式有三種，一是從輕，二是減輕，三是免除處罰，既然從輕處罰不夠，而該案被告免除處罰又不可能，辯護律師就應直截了當地提出“減輕處罰”的辯護意見，不宜東拉西扯，搞得法官和聽眾不知所言何物。

　　《刑法》上有的條文從輕、減輕、免除處罰或三者兼而有之，或三者僅有其一二，但立法表述在順序上有講究的，我們就應考慮相應的辯護意見。例如《刑法》第十條規定在中國領域外犯罪的，“在外國已經受過刑罪處罰的，可以免除或者減輕處罰”。這里“免除處罰”擺在“減輕處罰”之前，律師為此類被告辯護，就可提出請求法院優先考慮“免除處罰。”

　　《刑法》上有的條文在從輕、減輕、免除處罰方面，用的是“可以”或“應當”，律師對于是“應當”而非“可以”的，就應當明確指出，以期判決對被告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