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的愛的哲學論文(2)
冰心的愛的哲學論文篇二
我見到冰心，是在一個特殊的年代，在一個特殊的場合，因為特殊，給我留下的印象也就特別的清晰、深刻。
1969年4月12日，中國作協和中國文聯共同組成的先遣組29人，開赴咸寧縣的向陽湖五七干校，下放人員中包括謝冰心、臧克家、張天翼、陳白塵、張光年、嚴文井、李季、郭小川、侯金鏡、馮牧、葛洛、黃秋耘等知名作家。冰心比大隊人馬去得略晚些，因治牙病請了假，于1970年元旦后趕去的。
我去了不久就被分開伙房當挑夫，任務是上午挑水，中午奔向陽湖給圍湖造田的大批人送飯，下午再送一次開水，間或去附近集鎮和咸寧縣城買魚、肉、豆腐，還有連部交辦的要跑的一些雜事，每天幾乎都能匆匆見到各處干活的人。
冰心一來就分在后勤一攤，她當時已是七十歲的老人了。她先在飼養班，與年輕人一起抬過糞桶，抬的是干牛糞，據說連糞桶在一起也有二三十斤。她也喂過豬，更多的時間是在菜班，看守菜地，防豬牛和野放的雞鴨弄壞菜地。那時沈從文的夫人張兆和也在菜班，但她干的活是開辟菜地、種菜，冰心的活比她相對輕一些。冰心和張天翼是看菜地的固定人員，缺了一個，張光年、侯金鏡也被臨時補過看菜地。
和冰心說上話，也是在她和天翼看菜地時。那天我去送開水，天翼向冰心介紹了我：他是從北大剛來的，在《文藝報》。冰心望著我說：還年輕，現在的北大燕園就是以前的燕京大學，我呆過，未名湖你也常去吧!我記不清第一次見冰心時是怎么稱呼她的，當時連部會議上或公開場合都稱她“謝冰心”，我在菜地脫口而出叫她“冰心同志”，她瞪著眼盯住我。我在1987年寫的懷念天翼的文章《難忘的微笑》中說：“他和冰心一起看過菜地，冰心是坐在田頭吆喝著趕雞，天翼卻是用散步去趕雞，帶著微笑散步……”冰心看過我的這篇陋作，她開玩笑說：你把我入畫了……
1995年《收獲》雜志發表了冰心在咸寧和沙洋干校時期給家人的一組信。回想起來，我見到過冰心在看菜地時插空在膝蓋上寫信的樣子。當時這些在接受“審查”的人，發出去的信先都要給連部看，來的信件也是連部的人先看。我不知冰心當時寄信、收信是否也享受這種“待遇”。
大約是1970年2月中旬，冰心要離開咸寧干校轉到她老伴吳文藻教授下放的湖北沙洋中央民族學院干校去了。冰心臨走的前一天，連長叫我去問問，有沒有什么東西需要幫她代買的。我那時常去附近甘棠等較大的集鎮，冰心叫我如有柑橘就代買幾個，說路上帶著。
冰心走的那天，連里沒有派我去咸寧送行，我只是在她離開連隊時遠遠地向她招招手，記住她行前對我說過的話：“北京見，歡迎你到家里來玩。”
“北京見……”冰心這句極普通的話給我以極大的溫暖，她對當時的處境比我們想得樂觀。
1995年冰心在醫院里，咸寧地方來人去醫院拜望老人，告以向陽湖今日的變化，冰心老人不由得回想起在向陽湖的一些往事，抱病一口氣寫了“向陽湖”三字寄去。
緊急求稿
我第一次去冰心位于西郊魏公村中央民族學院和平樓寓所拜望她，是在1978年11月中旬，不是單純的拜望，而是帶著《文藝報》派下的緊急求稿任務去的。
1977年初，張光年接任了袁水拍當《人民文學》主編后，提出多約些老作家的稿子。經葉老建議，我去拜訪了錢鍾書先生。閑談中，錢先生多次提起鄭振鐸先生，使我萌動了想在明年鄭先生因公殉難二十周年之際，約冰心寫文章的念頭。當時我向光年同志匯報了這個想法，他很贊同。1978年5月我回到《文藝報》后，又向編輯部談起了這個選題。馮牧說，版面再緊，第6期也一定要把紀念鄭先生的文章發出去，叫我趕快去冰心家，請她趕一趕。
冰心見我就說，你又回《文藝報》了?并詢問了《文藝報》的一些情況，她痛快地答應寫這篇文章。她說：“我和振鐸是除同學外在文藝界認識的最早一位朋友了，又是同鄉，他是我的良師益友，振鐸不幸逝世后，我當時沒寫，一直想著這件事。這次我放下手頭其他事，為你們趕寫篇短的，二三天后你會收到。”見她答應了，我心里感到踏實，她留我又閑聊一會。這次我也是第一次見到冰心老伴吳文藻教授，我尊稱他為“吳先生”，冰心笑著說，你們都是吳家的人……
冰心的《追念振鐸》，發表在1978年12月15日出版的《文藝報》第6期。冰心在文中寫道：
振鐸在燕京大學教學，極受進步學生的歡迎，到我家探病的同學，都十分興奮地講述鄭先生的引人入勝的講學和誨人不倦的進步的談話。當他們說到鄭先生的談話很有幽默感的時候，使我憶起在一九三四年，我們應平綏鐵路局之邀，到平綏沿線旅行時，在大同有一位接待的人員名叫“屈龍伸”，振鐸笑說：“這名字很有意思。”他忽然又大笑說：“這個名字可對張鳳舉(當時的北大教授)。”我們都大笑了起來，于是紛紛地都把我們自己的名字和當時人或古人的名對了起來，“鄭振鐸”對“李鳴鐘”(當時西北軍的一個軍官)，我們旅行團中的陳其田先生，就對了“張之洞”，雷潔瓊女士就對了“左良玉”，“傅作義”就對了“李宗仁”等。這些花絮，我當時都沒有寫進《平綏沿線旅行記》里，但當時這一路旅行，因為有振鐸先生在內，大家都感到很愉快。
1951年我從日本回國，他又是第一批來看我的朋友中之一。我覺得新中國的成立，使他的精力更充沛了，勇氣更大了，想象力也更豐富了。他手舞足蹈地講說他正在共產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為他解放前多年來所想做而不能做的促進中國文學藝術的發展，貢獻出他的全部力量。他就是這么一個精力充沛熱情橫溢的人。雖然那天晚上巴金勸我不要難過(其實我知道他心里也是難過的)，我能不難過嗎?我難過的不只是因為我失去了一個良師益友，我難過的是我們中國文藝界少了一個勇敢直前的戰士!
這篇文章是冰心給復刊后的《文藝報》寫的第一篇，也是她寫鄭振鐸先生的唯一的一篇。
“我愛的書”
1985年1月12日冰心送我兩本新版譯作：(印)泰戈爾的《吉檀迦利 園丁集》和(黎)紀伯倫的《先知·沙與沫》，扉頁上均寫著“我愛的書送給泰昌 冰心一九八五.一.十二”。 冰心接觸泰戈爾的作品很早，讀的是泰戈爾用英語寫的作品，不是用烏爾都母語寫的。1919年五四運動以后，冰心從中文和英文的譯本中，看到了這位作家偉大的心靈、縝密的文思和流麗的詞句，這些都把年輕的冰心的心抓住了。1920年她在一篇散文《遙寄印度哲人泰戈爾》中說：“泰戈爾，謝謝你以快美的詩情，救治我天賦的悲感;謝謝你以超卓的哲理，慰藉我心靈的寂寞。”冰心在1921年以后寫的《繁星》和《春水》，就是受著泰戈爾的《離群之鳥》這本短詩集的啟發。
196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譯出版了十卷本《泰戈爾全集》，冰心參加翻譯了他的詩集《吉檀迦利》和《園丁集》，以及幾十首詩和幾篇短篇小說。泰戈爾寫于1892年的短篇小說《棄絕》，以思想深刻、感情真摯、描寫細膩著稱，是泰戈爾早期的一篇膾炙人口的代表作。冰心很喜愛這個短篇，并翻譯成中文。
1924年，泰戈爾訪華時，冰心正在美國學習。冰心說她深深地記住了泰戈爾離開北京時說過的一句深情而有詩意的話，在泰戈爾車子離開旅館之前，陪伴過他的中國朋友問他：“有什么東西忘了帶沒有?”他惆悵地說：“除了我的心之外，我沒有忘了帶的東西!”
1926年6月，冰心在美國威爾斯利大學研究院獲得碩士學位，8月回到北京，9月回母校燕京大學任教。次年一個明朗的冬日，冰心去燕園朗潤園看望一位美國友人。友人把她讓進客廳，冰心在她的書柜里偶然地發現了敘利亞詩人紀伯倫的《先知》(The Prophet)，這個書名把她吸引住了。她征得友人的同意，把這本書抽出來，隨意翻閱。當她讀到：
還有你，這無邊的大海，無眠的慈母，只有你是江河和溪水的寧靜與自由。這溪流只還有一次的轉折，一次林中的潺湲，然后我要到你這里來，無量的涓滴歸向這無量的海洋。
這些“滿含著東方氣息的超妙的哲理和流麗的文詞”，使她不忍釋卷。
1930年3月，冰心臥病在床，她又把《先知》的原作重新讀了一遍，再一次領略了紀伯倫在論述愛與美、生與死、婚姻與家庭、勞作與安樂、法律與自由、理智與熱情、善惡與宗教等一系列人生與社會問題中別致的比喻和深刻的哲理，她感到這本書實在有翻譯的價值，于是抱病逐段翻出來，寄給天津的《益世報》文學副刊，4月18日開始逐日連載。但不久《益世報》的副刊停刊了，她的翻譯也就此中斷。
1931年，吳文藻偕冰心回到江蘇江陰夏港鎮省親，因花了不少錢，手頭拮據。兩人經過幾番商議，老實的吳文藻，除了自己按月領薪津之外，別無他計。冰心想向新月書店預支一點稿酬，恰巧當時在新月書店的經理是吳文藻在清華時的同學張禹九，冰心就對新月書店說過些日子給他們一本翻譯的書稿。新月書店獲悉冰心愿意譯書，非常高興，第二天就派人送了五百元給冰心。
回到北平時，冰心不顧炎暑酷熱，重新把《先知》一書找出來，這次她不像上回那樣，一天譯一段給《益世報》，而是一鼓作氣譯了下來。這是她第一次翻譯整本書。
紀伯倫用阿拉伯母語和英語寫作，冰心說，紀伯倫用英語寫不是簡單地將阿拉伯語轉譯，而有再創造的成分。冰心自己不懂阿拉伯語，翻譯時是選的最好的英語本子。她翻譯的《先知》，譯筆明麗流暢，不僅忠實地再現了原著的內涵，而且保持了原著優美的風格。
《先知》中譯本從20世紀30年代由新月出版社初版起，廣為流傳，開明書店1945年重印，1957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據開明版又重印過。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將它同冰心譯的另一部紀伯倫的散文詩集《沙與沫》合輯出版后，首印15000冊，很快就脫銷了，第二次又加了12000冊，也隨即被搶購一空，成為20世紀中國翻譯文學中一部長久流傳、讀者珍愛的經典之作。
在湖南重印《先知》時冰心新寫了一篇短序，說明了她喜愛紀伯倫《先知》的緣由：“《先知》和《吉檀迦利》有異曲同工之妙，不過我覺得泰戈爾在《吉檀迦利》里所表現的，似乎更天真，更歡暢一些，也更富于神秘色彩，而紀伯倫的《先知》卻更像一個飽經滄桑的老人，對年輕人講些處世為人的哲理，在平靜中卻流露出淡淡的悲涼;書中所談的許多事，用的是詩一般的比喻反復的詞句，卻都講了很平易入情的道理。尤其是談婚姻、談孩子等篇，境界高超，眼光遠大，很值得年輕的讀者仔細玩味的。”
但是出版社對紀伯倫的插圖有不同看法，認為插圖多是象征意味的人體，似有宗教色彩，更有人認為它“庸俗”“低調”“不健康”。我們寫信征詢冰心老人的意見，她在1988年1月26日的復信中寫道：“我初版的譯本《先知》是給新月出版社出的(張禹九要的稿)，那上面就有紀伯倫的畫。再版是由湖南出版社出的，卻沒有了。這是編輯審美能力的高低，紀伯倫的畫如其文，決不低調，也不庸俗，這是我的意見。”
老人毫不含糊地陳述了她的意見，令我們更加敬重。
甘肅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出版了紀伯倫一套三卷本的《紀伯倫全集》，《先知》本中恢復了插圖。冰心在病中為“全集”寫了書名，在扉頁上還親筆題詞：我最喜歡的紀伯倫的一句話：“真正偉大的人是不壓制人，也不受人壓制的人。”
“我所欽佩的葉圣陶先生”
葉圣陶生于1894年，比冰心大六歲，文學起步也稍早，葉老是1921年文學研究會成立發起人之一，冰心同年參加文學研究會……所以冰心稱葉圣陶是她的“一位前輩”。
上世紀20年代初期，冰心從《東方雜志》上讀到葉老兩篇描寫兒童的短篇小說，一下就看上了，“他寫得那樣地自然活潑，對于兒童心理體會得那樣細致入微，使我很受感動。”此后，凡在報刊上有“圣陶”署名的文章，冰心都盡先閱讀。冰心說，這位作者“是個熱愛兒童，深切同情勞動人民的‘不失其赤子之心的大人’!”上世紀20年代后期，冰心又讀了葉老的長篇小說《倪煥之》，稱贊這是一本“熱情澎湃的書”，“這本書引起了我很大的同情和共鳴”。
冰心見到葉圣陶先生則較晚。冰心1982年曾在文章中說，是1951年她從日本回來后才認識葉老的。葉老看了這篇文章，對冰心說，我們上世紀40年代在重慶就相識了，為開明出你書的事，你還邀請我去過你在歌樂山附近的嘉廬的家，我的日記中有記載。冰心這才回想起，是自己記錯了，后來她在1984年寫的《賀葉巴兩位》中公開作了說明。
葉老過世后，葉至善有一次去看望冰心時告訴老人，開明書店出版的她的書都是他父親經手的，并親自寫了每本書的廣告詞。冰心這才知道，當年開明出版的她多本書的廣告詞均出自葉老之手。
冰心最欽佩葉老辦事認真，冰心多次說，每當她給葉老贈一本書或寫一封信，葉老每次必復，葉老因視力不好，字越寫越大，而她自己則往往做不到。
冰心與葉老最后一次見面是在1987年4月22日，葉老邀請冰心去他家觀賞海棠花。
葉老住在北京東四八條71號一座大四合院，葉老家院子東北角上有棵上了年歲的海棠樹，每年4月中旬開花。1974年，葉老整八十歲的那年，他與四位少小在家鄉熟悉的好友俞平伯、顧頡剛、王伯祥、章元善約定，每年4月19日這天來家里小聚，觀賞海棠花。后來，只要在海棠花開的時候，葉老便請些想見的老友。葉老叫我帶過話邀請冰心。
1987年4月初，葉老從北京醫院住院回家，精神氣色都不錯。22日下午葉老派車接冰心來家里，葉老很高興，冰心也很高興。
1987年6月20日《文藝報》頭版刊登了葉圣陶和冰心兩位老人相聚在海棠樹下的合影，葉至善為圖片寫了小記：
冰心阿姨聽說我們家有兩株好海棠，總想來看看。父親說等春天海棠花開，一定請她來賞花。沒想到一連三年，父親都在醫院里過的春天。前年，他在病床上望著廊外的春陽，心里挺著急，口授了一首七絕，嘆息‘今年又負滿庭芳’，嘆息請冰心阿姨賞花又成了虛邀。
今年四月初，父親身體稍好一些，醫生允許他暫時回家將養。月中，海棠含苞待放，偏偏一連幾天刮風下雨，父親又著急得不得了。二十一日天放晴了，我們馬上準備，下午派車去接冰心阿姨。冰心阿姨正巴望著這一天哩，三點多鐘就由家里人陪著來了，帶著一籃子五色的月季花。父親由我們攙扶著，到院子里迎接，兩位老人家就在盛開的海棠花下攝下了這幅照片，還坐了好一陣子才進屋。因為好久沒見面了，兩位老人家談得非常高興，屋子里充滿了笑聲。直到太陽西斜，冰心阿姨才起身告辭。父親教我們剪下了三朵鮮紅的郁金香，送給冰心阿姨。
1988年2月9日上午8時24分，葉老病逝，享年九十四歲。冰心先后寫了《我所欽佩的葉圣陶先生》《賀葉巴兩位》《海棠花下——和葉老的末一次相見》《哀悼葉老》四篇文章。
看了“冰心的愛的哲學論文”的人還看了：
1.冰心愛的哲學論文
2.高中哲學論文兩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