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晉藩“人民教育家”個人事跡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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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晉藩“人民教育家”個人事跡范文（精選篇1）

中國法文化以其悠久性、連續性、先進性和多樣性，構成了中華傳統文化最豐滿的智庫。其中所蘊含的古圣先賢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政治智慧和法律智慧，是建設新時代社會主義法治文明國家的重要文化淵源。

中國是文明古國，中國法律文化首先具有悠久性，經歷了五千多年的歷史。其次，和其他文明古國不同的是，中華文明沒有中斷過，所以中國法律文化的連續性是其他國家所沒有的。再有，它的特殊性，中國的法文化受儒家思想影響，以禮、德為本，禮、德與法結合，形成“禮法合治、德法共治”的特點，這是世界其他國家沒有的。除此之外，還值得提出來的是先進性。中國古代的法文化相當發達，中國古代的法制、法律文明不是落后于西方，有些是超過西方的。馬克思曾以“早熟的小孩”來比喻中華文明的先進。在此基礎上形成的中華法制文明也具有“早熟”的特點。

以舜時“皋陶造律”為例，史書記載皋陶制定的刑罰有三：“己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不僅如此，皋陶還提出一項執行刑罰的原則，那就是“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皋陶將德作為治國的根本，造律是他施行德政的一個方面而已。皋陶在五帝時代便提出以德治國的思想，而且開始與法律密切結合，這不愧為馬克思所說的“先進”。

張晉藩“人民教育家”個人事跡范文（精選篇2）

張晉藩，1930年出生。1952年中國人民大學第一屆法制史研究生畢業(1950年入學)，1952—1983年在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擔任講師、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導師、校學術委員會委員。1987年被評為國家級重點學科法制史學帶頭人。1983—1994年先后任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院長、副校長、中國法律史研究所所長。1991年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2001年被聘為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2012年入選“全國杰出資深法學家”。現為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博士生導師、法律史學研究院名譽院長。

曾出版獨著、合著60余部，代表作為《中國法律的傳統與近代轉型》《中華法制文明史》。主編大型學術著作《中國法制通史》《中華大典·法律典》《中國少數民族法史通覽》等，著作《中國法制史》由日本中央大學譯成日文出版，《中國法律的傳統與近代轉型》第三版、《中華法制文明史》由德國Springer出版社譯成英文出版。此外，迄今發表法律史學論文300余篇，主編中國法制史教材20余部。

張晉藩“人民教育家”個人事跡范文（精選篇3）

70多年里，張晉藩把時間、精力和心血都貢獻給了中國法律史學，貢獻給了當代中國法治建設，是中國法律史學的奠基人、引領者和主要推動者。

他用學術研究建立起中華民族過去與未來的橋梁，“中國法律史學研究的是歷史，面對的是現實;中國法律史學的生命力之一，就在于為現實的法治建設提供歷史的借鑒”。他在新中國法律史學上創造了多項“第一”：招收了第一屆法律史學博士生、第一屆博士留學生、第一屆論文博士生，創建了第一個也是唯一的法律史學國家級重點學科研究中心……

在中國法律史上，張晉藩做的是“但開風氣”的工作，卻自謙“不為先”。“不自滿、不偷懶”是他做學問的座右銘。

張晉藩“人民教育家”個人事跡范文（精選篇4）

張晉藩認為中國古代法律維護家庭本位的社會結構,確認家長制度;這不僅是國家穩定的基礎,也是封建自然經濟存在與發展的要求。同時還將父權引入行政與法律領域,鼓吹皇帝上為天之子,下為黎庶父母,是全國父權的化身。地方州縣官也被稱為“父母官”,借以強化皇權和行政權。

在倫理立法中最核心的內容是親情義務法律化與尊卑同罪異罰。至于調整家族關系的家法族規,在封建法律體系中雖居于從屬地位,卻是國法的重要補充。凡屬違反國法的行為必定為家法所嚴禁,而抗拒家法的族屬成員也必定為國法所不容;這種以國法為后盾、具有廣泛調整功能的家法的存在,是中國古代所獨有的。

以家族為本位,而有族誅之法;重倫理親情,而有侵犯親權加重之刑。特別是悠久的宗法制度為家族本位的倫理法治提供了深厚的土壤。此外,儒家的禮學教條為家族本位的倫理法制奠定了理論依據;專制主義的政治制度又向父權家長制提出了特殊的要求;這種家國相通以及由服制所表現出的法定的權利義務關系,也是中華法制文明所特有的。

張晉藩“人民教育家”個人事跡范文（精選篇5）

張晉藩研究表明《尚書》有云：“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尚書·呂刑》)要求根據變化的時勢調整刑罰的強度，亦即立法需要適時而變，不得拘滯而強求“齊”，只有與時俱進，才能得其倫要。《周禮》亦云：“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周禮·秋官·大司寇》)同樣強調要根據現實情況有針對性地立法。《尚書》《周禮》均為儒家正統思想的淵藪，適時而變的立法思想，也就成為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一大思想精華。而塑造中國傳統法律思想的另一個法家學派，盡管在諸多方面與儒家思想有所區別，但在這一點上與儒家殊無二致。《商君書》有云：“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商君書·更法》)《韓非子》也說：“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韓非子·心度》)，說得都是同樣的道理。

為透徹表明此理，韓非子在他的著作中還創作了許多如今家喻戶曉的寓言故事，如刻舟求劍、守株待兔，并借此諷刺思想僵化之徒。不惟儒法二家均主張立法要因時制宜，社會上有識之士也均作如是觀。如道家學派的莊子就提出要“安時而處順”(《莊子·養生主》)，《戰國策》同樣闡明：“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戰國策·趙策二》)可見，適時而變、與時俱進的立法思想，很早就植根于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土壤。用這樣的思想來指導中國傳統立法實踐，就意味著傳統立法既代代相傳又時有變革，中華法制文明也由此而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