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培養當代學生理性積極的社會心態？
如何培養當代學生理性積極的社會心態？
摘 要：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加強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高校學生這一青年群體是民族和國家的希望，養成理性積極的社會心態更為重要。從服務當代學生的角度出發，從理論與實踐兩方面，論證運用認知行為療法培養當代學生理性積極的社會心態的可行性和有效性，踐行習近平總書記對高校心理健康工作的期許和指導。
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心理健康服務和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工作，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 “使全體人民在理想信念、價值理念、道德觀念上緊緊團結在一起”。一方面，要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強化教育引導、實踐養成、制度保障，發揮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國民教育、精神文明創建、精神文化產品創作生產傳播的引領作用;另一方面，要加強思想道德建設，廣泛開展理想信念教育，深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宣傳教育，弘揚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深入實施公民道德建設工程，推進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建設。加強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高校要積極推進當代學生心理健康工作，為培育學生理性積極的社會心態貢獻自己的力量。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衛生與健康大會上強調，“要加大心理健康問題基礎性研究”。本文從心理學基礎理論“認知行為療法”出發，探索其對培養當代學生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的應用。
認知行為療法的理論及應用
認知行為療法經過多年的探索，現在發展較為成熟，主要內容有埃利斯(Ellis)的理性情緒理論(REBT)、貝克(Beck)的認知治療理論(CBT)和梅欽鮑姆(Meichenbaum)的認知行為糾正理論(CBM)等。埃利斯認為，人產生情緒困擾不僅是因為發生了負面事件，而且很大程度受個體對這一事件看法的影響，ABC模型是核心理論，A指起因事件;B指個體遇到該事件后產生的信念，如其對該事件的看法、解釋和評價;C是在現實情境中，個體的情緒狀態和行為結果。從該模型中，我們可以看出：事件不是直接導致情緒和結果的原因，個體對事件的看法和評價才是引起情緒和行為的直接原因。信念包括多個維度，如關于事件的假設、個體偏好等。因此，認知行為療法就是從B階段入手，將人們對事件產生的不合理、不積極的非理性信念識別出來，通過技術手段糾正非理性信念，代之以正確的理性信念，并培養合理的思維方式，從短期和長期上解決個體消極情緒和不當行為的問題(文迪等，2010年)。貝克提出的認知治療理論是以認知治療技術為基礎，認知理論和行為治療相互吸納、相互補充形成的心理治療方法，是現在較為有效、影響力較大的心理輔導和治療方法之一。它同樣從認知階段入手，通過掌握改善行為的技能和解決問題的策略，糾正非理性信念，重新構建合理的認知觀念，并傳導為積極正當的行為(許若蘭，2006年)。而梅欽鮑姆提出的CBM理論同樣也是糾正非理性的認知，幫助來訪者形成合理的思維方式，減少非理性信念給人們情緒和行為帶來的消極影響，治療情緒障礙(鄧選梅，2007年)。
信念的含義是什么?非理性信念具體包括哪些?學者們分別有自己的看法。埃利斯把信念分為理性信念(Rational Belief)和非理性信念(Irrational Belief)，其中非理性信念是在對客觀事件的曲解或不合理的推理基礎上產生的，存在絕對化、扭曲性等特點，會使人產生焦慮、憤怒、偏激等負面情緒。貝克認為非理性信念包括具體的自動想法和核心的非理性態度兩點，片面地解釋客觀事件，導致認知活動和結果均具有片面性、歪曲性、消極性。而另一位學者韋斯勒(Wessler)認為非理性信念是一種認知偏差，總結出“絕對化要求、糟糕至極、以偏概全”三個特征。“絕對化要求”最為常見，指人們以自我意愿為中心，認定某一事件必定發生或必定不發生;“以偏概全”指以一概十，片面地思考問題;“糟糕至極”認為某一事件的發生將是非常可怕的，將帶來無法承受的災難。
鄧選梅(2007年)認為認知行為療法可分為四個階段，即心理診斷階段、領悟階段、修通階段、再教育階段，整體的模型可拓展為ABCDE，加入與不合理的信念辯論(Disputing)和最終治療效果(Effects)兩個階段。大量實證研究已證明：認知行為療法是一種針對各種心理疾病、情境和問題的有效療法，可用于大量傳統心理治療背景下的臨床問題，也可用于非臨床問題，如幫助人們解決人際關系、社交技能、職業選擇、壓力管理、自信訓練、正視衰老、控制體重等生活問題(文迪等，2010年)。
當代學生的信念狀態
高校學生是本文的研究對象，因此有必要探究當代大學生的社會心態和非理性信念情況，有不少學者采用問卷調查和實驗法進行了研究。趙文俊、劉宗發(2017年)對長江師范學院394名學生發放《大學生非理性信念問卷》，問卷結果顯示：大學生非理性水平較低，除“以偏概全”維度得分顯著高于常模外，其余維度如“低挫折忍耐、絕對化要求、糟糕至極”得分顯著低于常模，這可能是由于大學生接受了高等教育，理性水平和認知能力相對較高。性別、年級和專業的不同會導致非理性信念出現差異，女生的“低挫折忍耐”得分顯著高于男生，大二學生非理性總分和“糟糕至極”維度得分顯著低于高年級學生，文史類學生在非理性總分及“低挫折忍耐”和“糟糕至極”維度上，得分顯著高于理工類學生。趙謙(2009年)將非理性信念分為“自我定向的絕對完美的訴求、他人或事物定向的絕對完美的訴求、自我定向的以偏概全的認知、他人或事物定向的以偏概全的認知、自我定向的主觀貶低的評價、他人或事物定向的主觀貶低的評價”六個維度，通過問卷調查發現：大學生非理性信念的整體狀況較為樂觀,信念的非理性程度處于中等偏下水平，在“自我定向的絕對完美的訴求”維度上的得分最高，其次是“他人或事物定向的絕對完美的訴求”,這表明“絕對完美的訴求”是當前大學生存在的最主要的非理性信念。王麗紅(2016年)將目標人群縮小為大學畢業生，面向北京科技大學2014屆畢業生發放973份問卷，發現大學生在擇業過程中主要受到“低挫折忍受度”“自我缺乏肯定”“追求完美”“固化思維”四類非理性信念的影響，對高校學生的職業決策和未來發展產生阻礙。
尹秀艷(2005年)總結出當代大學生主要有六點不合理認知：一是絕對化要求。由于現代社會競爭激烈，大學生對自己要求過高或過嚴，產生較大的學習壓力，在生活中遭遇挫折時，容易擴大消極情緒，追求絕對公平，容易產生極端行為。二是以偏概全。往往不能全面客觀地看待現實，只看到符合個人意愿的方面，對人際關系和自我評價產生偏差。三是瞎猜測。把想象與主觀推測當事實。四是情緒推理。較為感性，無法理性分析問題。五是人格化。無根據地將外在客觀事件與個人聯系起來，如找替罪羊。六是虛擬陳述、隱藏的假定。人在利用已有的知識經驗對外在刺激作出解釋時，受到固有思維模式的影響，產生強迫性思維。
我們可以看出當代大學生理性水平較好，非理性信念整體處于中下水平，但“以偏概全、絕對完美的訴求、人格化”等非理性信念還是存在于大學生群體中，應當引起重視。
認知行為療法在當代學生理性心態培養中的應用
近年來，人們越來越關注認知行為療法在高校心理健康工作中的應用。前文我們已經介紹了認知行為療法和當代大學生的非理性信念，而這兩者是如何聯系起來的，認知行為療法如何用于糾正大學生非理性信念，培養理性積極的社會心態?認知行為療法真的可以培養理性的社會心態嗎?
從理論層面，可形成“認知失調—非理性信念—心理問題出現—糾正認知—理性信念—心理問題緩解—心理健康水平上升”的鏈條。劉元興等(2007年)以貴州師范大學、臨沂師范學院400多名大學生為研究對象，運用大學生認知失調調查問卷與癥狀自評量表(Sympton Check-list 90)，發現在運用癥狀自評量表檢出的54名存在心理問題的個體中有51人存在認知失調，另外3人在測試中存在輕微的認知失調。蔣利平(2005年)也從大學生心理問題的現狀及相關調查和其多年心理咨詢經驗中，總結出多數大學生的不健康心理源于不合理的信念和認知結構。許若蘭(2006年)通過對存在心理問題的大學生進行認知失調問卷調查，發現認知正常的比例僅為35.11%，而認知失調和嚴重失調的達到了22.80%。從結果看出：當今大學生的心理困惑、情感問題及人格障礙的產生，大多與大學生獨特的認知心理有著密切的關系，其中認知失調的影響力最大。而認知失調和心理問題之間的環節正是非理性信念，因此糾正認知行為，培養理性信念，從理論層面上是可以緩解心理問題的，有利于培育健康積極的理性社會心態。
從實踐層面，近年來，中國高校越來越重視采用認知行為療法對大學生進行心理輔導，并且不少實踐已經取得了良好的效果。2005年，成都理工大學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在心理危機與防御干預工作中，充分運用認知行為開展對學生的團體心理輔導，在提升認知水平、緩解情緒障礙、促進認知功能完善等方面都取得了良好效果。2007年，文山師范高等專科學校社科部運用合理情緒療法對有輕度抑郁癥的學生進行輔導，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幫助學生走出抑郁，重拾信心。俞光華(2014年)選擇了在學習、人際關系、情感及發展問題方面存在明顯非理性認知的若干名實驗對象，運用認知行為療法進行干預，結果表明：該療法可以應用于大學生的思想教育中，且對在短期(1周～6周)內改變大學生非理性認知、改善不良情緒和行為、解決大學生思想問題的作用明顯。因此，從實踐層面，認知行為療法不僅針對外在行為和情緒，而且還深入分析來訪者的思維活動和認知模式，幫助來訪者了解自己的認知結構，找出認知錯誤，并通過布置家庭作業、創設情境、對比法、引用典故法等專門技術方法，糾正學生的認知錯誤，從而重建合理認知，將非理性信念轉為理性信念，最終實現對行為和情緒的改變。認知行為療法具有可觀測性、短期性、可操作性，有明確具體的治療目標(張帆，2011年)，而且中國人本身具有重現實、重說理的特點，大學生本身也受過高等教育，邏輯思維基礎較好，領悟能力也較強，為認知行為療法在高校的應用和推廣創造了一定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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